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历程、特点及启示

聂运麟

内容提要：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分为的两个历史时期，具有其鲜明的历史特点：西方国家的工人运动始终处于分裂的状态；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取得的胜利，建设的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20世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主要思想理论武器；“左”倾教条主义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长期的、巨大的危害；社会主义的体制危机为社会主义的改革与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这些历史特点，深深地影响着20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思考。

20世纪是社会主义获得巨大发展的世纪，它波澜壮阔，又跌宕起伏；它成就辉煌，又失误连连。20世纪社会主义给我们留下的记忆是丰富多彩的，又是复杂苦涩的：我们曾经有过社会主义胜利与发展的自豪，也经历过危机与探索的艰辛；还直面过重大挫折和局部倒退的严峻考验，更有过在开拓与创新中燃起的希望。正因为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所具有的曲折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因而它具有是极其丰富的内涵，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思考。

一、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进程

纵观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呈现出一个马鞍型的发展走势，大致有两个波峰，三个波谷,甚为曲折和复杂。尽管如此，20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仍然表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两个时期：凯歌行进时期与艰难探索时期。

在20纪60年代以前的半个多世纪里，社会主义运动兴起过两次革命高潮，一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兴起的革命高潮，一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革命高潮。在第一次革命高潮中产生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它打破了帝国主义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普遍高涨，在工人运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基础上，产生了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各国的共产党；与此同时，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下蓬勃兴起。东西方革命运动的结合，震撼并动摇了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在第二次革命高潮中，产生了中国及欧亚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体系，组成了在地域上相互毗邻的社会主义阵营，并促进了亚、非、拉美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全面高涨，原有的殖民地附属国纷纷独立，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全面崩溃。总的来看，十月革命后的40多年是社会主义凯歌行进的时期，运动主要是向横广方面发展。

20世纪60年代后，社会主义进入了艰难探索的时期。一方面由于传统体制的弊病日益严重地制约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执政的各国共产党一时还未能探索到改革传统体制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并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从而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逐步进入低潮。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10个社会主义国家顷刻瓦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而跌入低谷。但与此同时，中国却在探索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勃勃生机与活力。越南、古巴等国也在探索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取得了进展，并获得显著的成就。在资本主义世界，大多数的共产党经受住了苏东剧变带来的严峻考验，进一步走上了独立自主地探索各自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从而使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繁荣局面。由此可见，尽管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的发展遇到了巨大困难并产生了严重的危机，但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却在致力于探索创新的发展道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表现出向纵深发展的态势，运动的质量有了新的提高。

社会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质的提高是量的扩展的合乎规律的发展，同时又是未来更高阶段上量的扩展的基础。

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是否定之否定的辨证发展规律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生动体现。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决定性的环节。人类社会经历的所有社会形态的产生、发展和完善，无一不证明了否定之否定的辨证发展规律的普遍意义。就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首先，是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其后，是中国跨世纪的宏伟实验工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则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否定。恩格斯曾经指出：“真正的、自然的、历史的和辨证的否定正是一切发展的推动力”[1]，十月革命，中国、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改革，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为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进行的变革实践，就是这种辨证的否定；而“恶劣的、没有结果的否定”[2]，如将社会主义蜕变为资本主义、将共产党蜕变为社会民主党，则会把事情搞糟或造成历史的倒退。

尽管20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充满曲折和艰辛，但它却保持了螺旋式向上发展的良好态势，因为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每一次否定，都是一次“扬弃”，它不仅舍弃了以前发展阶段中过时的消极的东西，而且还保持和发扬了其中积极的成分，并创造出具有生命力的新成果，从而将社会主义运动推向到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并为运动的下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恩格斯在谈到这种辨证的否定结果时指出：“对立的斗争和解决，在这里（历史上是部分地，思维中是完全地），在既得经验的基础上，重新达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但这是在更高阶段上达到的。”[3]

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社会主义的发展是波浪式的，它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是量的扩展与质的提高的统一,是人的自觉因素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的统一。所以，社会主义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脱离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轨道。

二、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特点

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既不同于19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将与2 1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相区别，表现出明显的特点。认识这些历史特点，有助我们更好地吸取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更好地面对21 世纪的未来。

一、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始终处于分裂的状态

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作为现代社会主义发源地的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自始至终都处于分裂的状态之中。这是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局极为不利，它是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中起步的。19世纪最后30年，自由资本主义完成了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使资本主义出现了许多新的特征。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在工人运动内部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派别。1898年，伯恩斯坦发表了《社会主义的前途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两大阶级的斗争和最后决战的结果，而是工人阶级在现存政治经济体制下通过合法的、渐进的改良而求得的一种社会进步。伯恩斯坦的机会主义思想受到倍倍尔、卢森堡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与此同时，出现了“法国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首领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事件，这一事件被看成是伯恩斯坦主义的实践。1990年10月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会上，各国代表围绕着米勒兰入阁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分裂为三派：以盖得为首的左派坚决主张对米勒兰的叛变行为予以断然的制裁；以饶勒斯为首的右派赞扬米勒兰的行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对问题采取了调和主义的立场，声称米勒兰入阁不是原则问题，而是策略问题，勿须由大会作出决定。大会最后通过了考茨基的“橡皮性”决议。对米勒兰事件的争论一直持续到1904年召开的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这表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左、中、右三派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此后，第二国际就帝国主义与战争问题连续召开了1907年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七大）、1910年的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八大）和1912年的巴塞尔代表大会（九大）。三次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争论表明，各国社会党人在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保卫祖国”与世界无产阶级利益的问题上已经出现了无法愈合的裂痕。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国际的大多数党都践踏了自己通过的决议，投票支持本国政府的军事预算，倒向了帝国主义的怀抱，这标志着第二国际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已经破产，欧洲社会主义运动长达10余年的策略与原则的争论最后以公开分裂而告终。

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19年3月，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成立大会；1920年7月社会主义民主党右派在日内瓦展开了第二国际第十次代表大会，正式恢复了第二国际。这就标志着国际工人运动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都分裂成为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互相对立的两大派。

共产党和社会党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同属左翼政党，但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他们又分属于左右两翼。在共产党和社会党以后共存的80多年的时间里，由于在斗争的目标和手段上的分歧，由于各所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背景上的差异，以及由于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等复杂的原因，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既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又存在着一定的协商与合作，但从总体上看，两者相互之间的敌视和斗争是其关系中的主导方面。由于共产党和社会党在党的起源、社会基础和理论纲领等方面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因此在彼此的相互斗争中，不仅存在着对立和斗争的关系，而且还存在着彼此相互转化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社会党中分裂出左翼，并最终建立了共产党，这是社会党的“共产党化”；二战以后，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和社会党进行了合并，实质上是这些国家的社会党的“共产党化”；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和意大利、英国的共产党纷纷改变名称和标志，修改党纲、党章，转化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民主党，这是共产党的“社会党化”。[4]

    社会主义是以工人阶级为其主要阶级基础的社会运动，而作为社会主义发源地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却长期处于分裂的状态，这对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取得的胜利，建设的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当社会主义没有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候，社会主义却在东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获得了重大的发展，建设起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是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的特点。

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没有按马恩所预想的那样，在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发生并取得胜利；而是在资本主义的边缘地区，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国家首先突破资本主义战线，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就是1917年发生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在欧洲和亚洲的建立。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在帝国主义时代特别加剧起来，从而造成了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即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集合点。正是在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里，逐步形成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观的条件和客观条件。

由于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发生，而这类国家相互之间的发展又是极不平衡的，这就决定了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像马恩所预计的那样会同时发生，而只能是如同列宁所分析的那样将首先在一国或数国发生，并取得胜利。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革命之所以能在强大的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压迫下获得胜利，是因为这些国家的革命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了武装斗争；坚持了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坚持了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的统一。这是20世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发展的一般规律。

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20世纪建设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它“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5]因而“它在其发展的长时间内将是一种落后的社会主义”[6]，“事实上不够格”的社会主义[7]。因为东方国家虽然建立起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跨越了社会发展的阶段，但它却不能跨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阶段，而必须从现有的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出发去建设社会主义，还必须完成原本应该由资本主义制度去完成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任务。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这就使得东方国家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存在着比马恩的预计还要多得多的旧社会的“痕迹”或“胎记”。而要克服这些“痕迹”或“胎记”，进到社会主义的发达阶段，则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历史发展过程。当然，如果西方发达国家能率先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一长期而艰难的历史发展过程也许会相对缩短一些，相对容易一些。

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20世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主要思想理论武器

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左”倾教条主义只能用对马克思主义的背诵来代替严肃认真的理论思考，而不能解决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任何问题。只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才为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的特点。

自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来，他们留下的宝贵历史遗产——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曲折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曾经获得了三次创造性的发展，我们称之为三次飞跃。

第一次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列宁是根据俄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和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他根据20世纪初年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新发展，以及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新变化，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新经济政策理论，等等，成功地“在各方面”把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推向前进”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第一次飞跃。

列宁的历史性贡献主要在于，他突破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的历史判断，论证了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在一国或几国首先胜利的可能性，并成功地领导了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将不存在商品和市场的论断，根据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的实际，提出了新经济政策理论，在过渡时期的历史教条下，第一次探索了将计划经济与商品、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

第二次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仅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成功，而且还以自己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20世纪发展的第二次飞跃。

毛泽东的历史性贡献主要在于，他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如何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如何将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第三次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20世纪7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各国的体制危机进一步发展和深化，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也正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既反对继续走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绝路，也反对走资本主义的死路，而是坚定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带领党和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邓小平的历史贡献主要在于，他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课题，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根本改变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实现了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向现代社会主义体制的根本性转变。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20世纪的第三次飞跃。

四、“左”倾教条主义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长期的、巨大的危害

当20世纪社会主义凯歌行进的时候，极端革命的“左”倾教条主义也在不断扩大自己的阵地，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长时期的、巨大的危害。这是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的特点。

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到1991年苏联东欧剧变，总共74年，正是在这74年中演绎了20世纪社会主义制度从兴起、发展、壮大到危机、重创的大起、大落的基本历史过程。回顾这段历史，人们不禁要问：在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大发展的时期，是什么使它蒙上了“大清洗”的耻辱？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是什么使它蒙上了“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为什么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或先或后地、不约而同地犯有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错误？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体制危机日益发展和深重的时候，社会主义的改革却步履维艰，承受巨大的压力和风险，并导致不少国家改革的失败？造成这些历史性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但其中一个共性的原因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片面理解和教条主义的运用，这是一种“左”倾教条主义。“左”倾教条主义在革命年代表现为左倾冒险主义，它不顾革命发展处于低潮的实际，盲目进行革命发动，造成先锋队脱离广大群众，给革命事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左”倾教条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表现是推行极左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路线：其一，是夸大社会主义时期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用这种夸大的阶级斗争来冲击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其二，是严重脱离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社会主义，妄图建立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造成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其三，是不加分析地盲目地反对资本主义，否认社会主义是在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文明成果的基础建设起来的，用姓“社”姓“资”的思维方式禁锢人们的思想，阻扰和破坏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和理论创新。当然，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右倾思潮也曾经对社会主义造成过严重的危害。但是相比之下，极左思潮和路线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更隐蔽、更长期、造成的危害也更大，是阻碍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主要祸害。

五、社会主义的体制危机为社会主义的改革与创新开辟道路

20世纪的60年代，由于第三次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的革命性发展，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并日益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不断加深的社会主义的体制危机。

社会主义的体制性的危机包括两个部分：内部体制的危机，即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危机；外部体制的危机，即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危机，或称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危机。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体制危机与外部体制危机是互为表里，互相联系，相互作用的。

早在1948年发生的苏南冲突，就是社会主义体制危机发生的征兆。战后社会主义的体制性危机大致可分为三次：第一次危机是50至60年代中叶，其标志是波、匈事件和中苏论战，最后导致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第二次危机是60年代下半叶至80年代中，其标志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最后导致社会主义体制改革陷入困境；第三次危机是80年代中叶至90年代初，其标志是苏联东欧的剧变，最后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坠入发展的低谷。危机产生了严重的后果，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同时它又促使人们去思考，去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去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创新道路。正是在克服社会主义体制危机的过程中，产生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最后取得成功的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模式，匈牙利的改革模式，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模式；正是在克服社会主义体制危机的过程中还产生了已经取得巨大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以及越南、古巴、朝鲜、老挝等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再次证明了恩格斯的下述名言：“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8]诚然，20世纪下半叶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新探索，是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产物，有其必然性的一面，但是，社会主义的体制危机对这一探索的发展无疑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并为这一探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首先，危机有利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促使人们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或模式；其次，危机本身就积累了深刻的教训，为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参照，特别是它集中地暴露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病和难以解脱的矛盾，为社会变革提供了比较明确的重点和突破口；再次，危机为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的创新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方法，因为解决社会矛盾的物质手段，并不是存在于社会生活之外，而是存在于社会生活的矛盾之中，危机发展的愈深刻，社会为解决矛盾提供的物质手段也就愈成熟；最后，危机可以打破历史上形成的某种隶属关系的束缚，为理论和制度的创新提供比较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

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探索是否定之否定的事物辨证发展规律的体现。社会主义革命是对资本主义旧制度的否定，由社会主义的体制危机推动的对社会主义的新探索，则是对过时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或模式的否定。这第二次否定克服了第一次否定的主观的、脱离实际的、空想的成分，即克服了它的片面性，并从第一次否定的经验和教训出发，提出了解决矛盾的新的思路和方法，这就比第一次否定要更加接近事物发展的本来面目，更加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从而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更加光明的前景。

三、深刻的启示

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种种历史特点，深深地影响着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与停滞，前进与倒退，胜利与挫折。因此，这些特点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思考：

第一，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团结就是生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团结，是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和壮大的力量源泉。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各进步阶级和阶层的联盟，是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重要保证。

第二，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是常青的。只有社会主义的实践才能回答社会主义将怎样发生和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将怎样建设和应该建设成什么样子（模式）；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不是背诵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是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于现时代的社会主义实践，回答时代提出的课题，解决社会需要解决的迫切历史任务。

第三，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对于从初级阶段起步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来说，这个自然历史发展过程将具有更长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在这里，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急躁冒进等等极左的一套是毫无益处的，是非常有害的。

第四，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变革的历史过程。在社会主义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经常发生的，失去警觉或处置不当，还会形成社会主义的体制危机并引发社会主义的全面危机。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不是去粉饰社会主义的太平，而是要做一个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及时发现矛盾、问题或危机，实事求是地承认矛盾、问题或危机；要做一个勇敢的马克思主义者，及时解决矛盾、问题和危机，在社会需要变革时，适时地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勇于开拓创新；要做一个有智慧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并吸收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全部文明成果，将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

第五，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因此，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庄严历史责任。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与工作能否始终做到与时俱进，并善于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社会实践，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