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晨光: 社会主义的未来

在今天，社会主义是否拥有未来似乎已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实际上就连对社会主义本身是什么，也依然充满争议。然而，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所出现的迷惘和错乱，可能恰恰源于不再相信社会主义还有未来。对于启蒙现代性之弊病的正常反思，甚至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无视现代文明所取得的实质进步，丢弃人类经历数千年艰辛、付出极惨痛代价才取得的可怜而珍贵的思想突破，对于人类集体依靠自身的智慧与才德改善生存处境、创造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失去希望，并一概斥之为 “乌托邦”。

五百年前，当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用拉丁语发表 《乌托邦》 这一里程碑式的著作时，人类在物质上仍处于长久以来再寻常不过的贫乏状态，即便在书中设想的 “共产主义”社会，也仍保持着极为朴素的物质生活，奢靡与浪费堪称罪恶，而有识之士却满怀希望，前仆后继地探索改善生存条件、提升人类身心的方案。五百年来，资本主义从萌芽到发展再到兴盛以至全球化，在新的更大范围内造成不可计量的罪恶与苦难，同时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海量财富，极大地改善了人类在物质和精神上所处的一般状态，然而在社会主义运动退潮转型后的 21 世纪初，对于通过勤劳发家致富、通过教育改变命运、通过合作创造未来的信心，也同样地大大消退了。

人类的可悲莫过于，甚至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也都无法用自己的行动来反驳轴心时代大思想家们对人类天性与命运的思考判断。人类是生活在时间之流中的能够记忆却也善于遗忘的动物，历史的基本功能就是提供教训，而这一功能却正是基于人类总是不能真正吸取教训。人类的缺点和惯性造就了历史，如果人类足够完美，历史根本就不会存在。所谓 “永恒复返” 的意思不过如此，人类在整体上没有足够的光亮打破历史的无明，即便可能存在少数足够智慧有能力的人，也根本无法左右历史 “不以尧存，不以桀亡”的浩荡变迁。对这一切，释迦牟尼、孔子、柏拉图、耶稣，那些最伟大的人都再清楚不过，然而如果仅仅如此便使其陷入彻底的悲观绝望，他们就不是人类永恒的导师和典范了。

毫无例外，他们不约而同地诉诸教育，并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提高人类的精神品质，才是人类的根本希望。释迦牟尼称之为 “觉悟” 与 “慈悲 ”， 孔子称之为“道 ” 与“仁”，柏拉图称之为 “智慧” 与 “德性”，耶稣称之为 “信望爱”。在人类依据出身和财产划分为不同等级或阶级的社会，能够以此精神标准来评判人之优劣高低，无疑是极大的进步，实际上是立下了万世不易之法。这些伟大的导师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教无类，极具包容化育之能，当然弟子门徒中还是以年轻人为主。孔子和柏拉图都是积极投身过政治之人，但最终都认为，与其教育在位的统治者，不如教育潜在的统治者，实际上是对现实政治不再抱不切实际的希望，而把希望寄托在传道于未来。释迦牟尼本就是王子之身，视权位如敝履，所追求尊奉者为出世间而不离世间的佛法; 耶稣出身卑贱，在 “天上的国”作王，把获得拯救之道和天堂的门向所有悔罪自新的人打开。

有人会说，这些伟大的导师或教主与社会主义何干? 首先，他们对于人类过上优良的共同生活所需要的精神品质的关注，对于个体理性与道德的培育之于人类进步的重要性的强调，值得社会主义者深思。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中长期存在一种教条化、庸俗化的经济主义倾向，经济决定论、甚至经济万能论至今仍不缺乏信奉者，对人性需要的认识、对生命幸福的理解狭隘至极。再者，他们往往在一种师徒共同体中尝试一种类社会主义的集体生活，这种尝试在历史中不绝如缕，后世的种种社会主义生活实验亦与其有莫大关联，而 “社会主义”的本义如果不是通过更具社会性的、甚至集体主义的合作共建来打造更加优良的共同体生活，又是什么呢?在这方面，他们的思考与尝试也不无启发。

当然，启蒙之后的社会主义业已具有不同于古典的新品格。亚里士多德式古典共和主义所说的人天性是政治的动物，不再被认为理所当然，相反，现代社会主义只能是在个体主义的伦理沙漠中重建共同体生活，其艰难程度可以想象，而在一个仍具传统特征甚至不乏封建色彩的社会中建设社会主义，已有的经验证明，其结果更可能是发生扭曲。压抑个体性、甚至消灭个体性的社会主义绝不是正确的方向，只有在自由平等的个体基础之上才可能建设起 “自由人联合体” 的恢宏大厦。这里触及的乃是启蒙之为启蒙的核心，也触及许多人因对人性失望从而对社会主义灰心丧气的根源。

组织人类生活的基本原则从 “不平等”转为 “平等”，是真正的古今之变。正如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说，这是 “上帝”的旨意，谁都无法阻拦。自由、民主、法治、共和，很早以来就在小范围内存在了，正如美貌、财富、智慧、高贵一样，问题在于如果它们是建立在人与人不平等，甚至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基础之上，那就失去了正义的起码依据。所谓启蒙，所谓现代，所谓社会主义，不过是要让那些人类公认的美好事物、共同尊奉的价值理想，在更为普遍的范围内扩展开来。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是智慧与德性之光。如果人人都是柏拉图，那么人类就不用遭受柏拉图在 《理想国》中的无情讽刺了; 如果人人都是孔夫子，那么孔夫子也就不用在乱世中栖栖遑遑若丧家之犬了。

“上帝”更愿把好东西广泛普施给世人，而不愿其仅为少数人享有。历史的发展便是如此。战争，人世间最大的必然性，不管是阶级之间的内战，还是国家之间的外战，往往都是违背 “上帝”此一旨意的结果。而现代社会的主要进步，就是遵循了这一方向，在经济与文化、物质与道德上都极大地改善了人类大多数人的状况，更大程度地使人类摆脱贫困、饥饿、疾病、愚昧等必然性的压迫，进而有可能去接近和分享那些更加美好、更加有益于人性完善的东西，推动了人类整体从 “必然王国” 向 “自由王国” 的前进。对资本主义之进步性的认可，对资本主义之有限性的超越，对社会主义之优越性的追求，也都是基于这一 “上帝”视角。

这一进步过程注定是无比漫长乃至没有止尽的，甚至还会不时地出现挫败和倒退，而当下人类的社会主义事业也仍面临巨大的挑战。

首先，一个最基本的现实是，世界仍是按照不同的民族与国家进行划分，不同人群与民众之间仍有很深的隔阂，仇恨与战争的可能性从来没有消失过，根本谈不上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建设。

其次，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仍是教训多于经验，至今还没有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从 “制度社会主义” 转向 “价值社会主义” 的探索，固然有其可取性，但那更多是战后实行 “民主社会主义” 的欧洲国家的自我托词，或许有助于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进行调和，但如何把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化为丰富而有效的制度实践，仍是社会主义国家要解决的真正大课题。

再者，在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中，探索民主化的体制机制建设尤为根本。“民主化”实际上是 “平等化”的题中之义，是建立在对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的高度尊重的基础上，特别是相信人类能够通过集体合作进行自我治理，推动各项共同事业的进步。对此，马克思在评论巴黎公社时，列宁在反思战时共产主义体制时，都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苏联的实践彻底失败，中国的探索也曾遭遇重大挫折。在西方资本主义选举民主的挑战面前，社会主义国家更应该在曾经跌倒的地方站起，用事实证明人民民主的优越。

最后，社会主义建设的终极旨趣应当是致力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特别是人的理性与德性的提升。“各尽其能，各取所需”( “按需分配”是误译) 的目标不仅预设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同样预设了人类道德情操和思想觉悟的可完善。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汲取那些最伟大的人类导师所提供的不朽教诲，把教育与文化事业摆在更加崇高的位置。

社会主义是否还有未来，严格来讲并非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但就像社会主义本身乃是对人类尊严的捍卫一样，如果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实际上也就是对人类自身失去了信心，一切行动也就可能是盲目的，无法成为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探索。正如人是由身体和心灵构成的有机整体，社会主义至少也包括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的建设，物质高度发展和精神极大提升都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而要把这两方面都搞好，那就需要一种具有引领作用的自觉自信的政治文明建设，其中首要的就是恢复对社会主义、对人性善端、对集体合作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