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 21 世纪的社会主义?

迈克尔·A． 莱博维奇 著 陈凤姣 高卓群 译

［内容提要］21 世纪的社会主义注重人的全面发展，注重每个个体通过民主参与来发展自身个性和创造性潜能的权利。与资本主义生产出畸形发展的人相反，21 世纪的社会主义为全面发展人的自身能力创造了条件。本文援引马克思的“富有的人”这一概念，强调了人类发展与实践之间的关键联系，以及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改变之间的内在一致性，指出了真正的财富并非物质财富的积聚，而是人类能力的充分发展。文章认为，21 世纪的社会主义并非彻底的变革，而是革命性地回归到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上，即: 每个人都有权分享社会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产品; 每个人都有权在劳动场所和共同体中通过民主参与的方式来全面发展自己的潜力和能力; 每个人都有权生活在一个能使人类和自然都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之中。

［关键词］21 世纪的社会主义 人类发展 实践 民主参与

通常，尝试去了解一件事物的最佳方式是思考它不是什么。21 世纪的社会主义不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人们出售工作能力，并听命于旨在牟利而非满足人类需求的上级;它也不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生产资料所有者通过分裂工人与共同体来逐利，其目的是压低工资和提高劳动强度，通过强化剥削来追逐暴利。简言之，21 世纪的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

它也不是集权社会，在那里，决策自上而下，一切动议的提出都是国家公职人员的特权。21 世纪的社会主义反对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并“像蟒蛇似的把活生生的市民社会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21 世纪的社会主义也不是民粹主义。如果一个社会的民众指望国家为其提供资源和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那么这样的社会只会让其民众在任何事情上都依赖国家及其承诺一切的领导者。

此外，21 世纪的社会主义不是极权主义，在那里，国家要求生产活动、消费选择或生活方式的整齐划一。具体来说，21 世纪的社会主义不会主宰个人信仰( 例如，通过国家宗教或国家无神论)。21 世纪的社会主义同样不会崇拜技术和生产力，在苏联，这种迷信曾经以巨型工厂、矿井和集体农场的形式去追求计划好的规模经济，结果破坏了我们共同的家园——地球。

人类发展与实践之间的关键联系

为了更深刻地理解“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我们需要回顾马克思对人类发展的重视。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论述了“富有的人”这一概念——他是这样的人，其自身的才能和能力都发展到一定水平，足以让他在“多方面得到享受”，并且“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富有的人和人的丰富的需要代替了国民经济学上的富有和贫困”。

简而言之，真正的财富并非物质财富的积聚，而是人类能力的发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因此，他强调:“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这就是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创造一个消除了妨碍人充分发展的一切障碍的社会。他在《资本论》中继续坚持这一立场，与工人为满足资本增长需求而存在的社会相反，马克思再次明确指出:“物质财富为工人的发展需要而存在。”

那么，工人自身发展的需求究竟是什么呢? 马克思认为它是指每个个体都能全面发展自己的潜力，即“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这些都是人类的生产力，“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 流”。“富有的人”正是这种情形存在的前提和结果。

但是，“富有的人”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又该如何保证每个人都有全面发展其潜能的机会? 这一切并非来自社会上层的恩赐。马克思对此态度明确，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坚持认为，人不能仅仅通过改变环境来改变自身——例如，通过建立新的组织或新的团体。相反，他指出，是真实存在的人类在改变环境，并且在此过程中也在改变自己。这是“革命的实践”——“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方式或自我改变的一致”。

以“富有的人”为目标，“通过实践来实现人类发展”这一核心理念出现在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评论黑格尔对活动(仅仅是理念的活动)的关注时多次强调，人类活动是真正的、具体的人创造其自身的一种方式，而且他明确将“真正的人”描述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环境的改变与自我的改变相一致，这一观念成为贯穿马克思著作的一条主线。比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正是在生产活动中，“生产者也改变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革命实践与人类发展之间的关键联系在工人反抗资本的斗争中同样显而易见。这种联系改变了“环境和人类”，并使工人得以创造一个新世界。因此，恩格斯强调，经过这种斗争，工人“就和从前不一样了;整个工人阶级经过了这种宣传，就在力量、知识和组织方面比起初强过百倍”。马克思同样认为，工人争取工资的斗争“使他们不致变成一些冷漠的、没有思想的、可以马马虎虎吃饱肚子的生产工具”;的确，如果没有这些斗争，工人们将成为“精神萎靡、智力落后、内心空虚的、任人宰割的群众”。

总之，正是我们的所作所为塑造了我们的生活——这是马克思关于人类发展与实践之间的关键联系的论点。我们依然可以被旧观念所主宰，也可以继续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我们可以通过积极的参与将自己塑造为新人。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第二类产品

一旦我们领会了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发展与实践之间的关键联系，便会明白每一种人类活动都会产生两种产品——环境的改变和自我的改变，即劳动对象的改变和劳动者本身的改变。也就是说，人类活动除了生产物质产品之外，还生产第二类产品——人。不幸的是，第二类产品经常被忽略。

于是，我们需要提出一个很少有人问及的问题:在劳动者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劳动场所会塑造出什么样的人? 答案取决于生产过程中各种关系的本质。在适当的条件下，第二类产品可以产生积极的意义。但是，正如马克思在讨论工人斗争的失败时所理解的那样，第二类产品也会产生消极的意义。

那么，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究竟会发生什么呢? 在资本主义的劳动场所，人们服从于他们身外之物的强大意志，这个身外之物的目的控制着他们的活动。而且，对资本的依附摧残着工人，使之畸形发展。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描述了这种残害工人身心、剥削工人和使工人贫困的手段——工人的手脚被完全捆绑在单一的专业化操作上。这种情形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特有的劳动分工之中。但是，机器的发展真的拯救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工人吗? 马克思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它完成了“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简言之，它完成了对身体和精神的剥削。

马克思还解释说，在这种情况下，智力与体力分离开来并相互冲突，夺去了“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马克思接着指出:“发展生产的所有途径都经历了辩证的颠倒”，“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

简而言之，资本主义“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残缺的人”，而不是使其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生产要求的是对工人的“完全剥削”以及“全面异化”，而不是创造“富有的人”。资本主义生产出来的第二类产品是受到损害的、残缺的、贫困的人，这些人的乐趣仅仅在于对物质产品的占有和消费。

将资本主义的颠倒倒置过来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会颠倒一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点就是:“不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关于这种颠倒，马克思还用另一种方式指出:“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在这种颠倒中，准确地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所固有的并成为其特征的这种颠倒，死劳动和活劳动、价值和创造价值的力之间的关系的倒置”中，主体变为客体，手段变为目的。马克思总结道，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发展生产的所有途径都经历着辩证的颠倒，因此它们成为生产者进行控制和剥削的手段。

马克思设想将这种颠倒重新倒置过来，使发展生产的方式不再成为控制和剥削的手段。他指出，为了构建一个以“工人的发展需求”为导向的社会，我们必须将这种资本主义的颠倒重新倒置过来，必须终结“资本主义生产所固有的并成为其特征的这种颠倒”。这一过程将结束对生产者的剥削和摧残，并创造出生产者得以发展自身能力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生产活动的第二类产品就是“富有的人”。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者将自身工作的社会性——为了共同目标而与他人合作——视为是一种异己的力量，然而，随着对资本主义颠倒的倒置( 否定之否定)，合作生产者充分意识到自己是单一的社会生产力。在这种倒置的情形下，劳动者没有受到剥削，而是发展了自己的能力:“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

对马克思来说，对资本主义劳动分工进行重新倒置——对残害劳动者身体和头脑并使其从“劳动过程的智力潜能”中异化出来的“辩证的颠倒”进行重新倒置——是绝对必要的。经过这种倒置，有充分自我意识的生产者们共同计划，并终结了理论与实践的分离状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毫无疑问，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工人的经济关系，是同这种变革酵母及其目的——消灭旧分工——直接矛盾的。”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认为，“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作为第二类产品的人就不会沦为畸形的、残缺的人，而会成为“富有的人”。终结理论与实践的分离状态，是马克思强调将教育引进劳动场所之重要性的原因:这不仅被视为“提高生产效率”的一种方式，也被看作“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这表明，打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很有必要。

社会主义的三个基本要素

民众的民主参与是实现个人和集体参与以保证其全面发展的必要方式，也是 21世纪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要素。显然，人们发展自身能力的活动不应局限于资本主义生产领域。我们通过自身的所有活动生产出自我——不仅在公认的劳动场所中，而且在家庭和社会中。因此，每一项重视人类发展( 尤其是那些直接鼓励人类发展)的活动都应被理解为生产的一个方面，而且必须提出能够指导生产的理念。人们需要参与到在每一个相关层面(如作为整体的居民区、社区及整个社会) 都对他们有影响的决策之中，只有通过这一过程，指导生产活动的目标才能被视为人类自身的目标。

然而，在劳动场所和社会中创造使人得以发展自身能力的条件，只是 21 世纪社会主义的一个方面。如果资本家掌握着我们的社会遗产(社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产品)，也就是说，如果社会劳动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以资本增殖为目标的那些人所垄断，那么劳动者自身的发展需求如何才能得到满足呢? 如果我们与他人建立联系只是为了把他人当作满足私人物质利益的手段，或是当作市场上的竞争者及对手，那么我们又如何才能发展自身的潜能呢? 社会主义被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一个再生产的系统，不仅包含由劳动者组织起来的社会生产，而且还包括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以及用以满足公共需求和公共目标的产品。

简而言之，满足劳动者发展需求的这种倒置形成了一个有机系统，一个再生产体系，一个涉及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特殊联合体。乌戈·查韦斯于 2007 年提出的“社会主义的基本三角”(the elementary trian-gle of socialism) ——即社会所有权、社会生产和满足社会需求——正是朝着这一制度理念迈出的一步。社会所有权的重要性在于确保公共生产力以所有人的自由发展为导向，而不是以资本家、生产者群体或国家官僚的私利为导向;社会生产的重要性在于，它在生产者中建立了新的合作和团结关系，使其得以发展自身的能力;此外，满足社会需求的重要性在于，我们因此得以发挥自己作为社会成员的作用，而不是作为孤立、冷漠的个体相互影响，并且我们是基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共识。

“社会主义的基本三角”的这三个方面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有机体”。这三方面相互依存，每个部分都要依靠其他两部分的存在而实现。没有以满足社会需求为目标的生产，就没有真正的社会所有权;没有社会所有权，劳动者的决策就不会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没有劳动者的决策，人民及其需求就不会改变。这三个方面都不可或缺，任何一个方面的缺失都会影响到整体。因此，这个特殊的有机系统通过制度和实践再生产出自己的前提，而人民则通过各种机构和实践在这三个方面去发展自身的能力。

这些机构指的是工人委员会和社区委员会以及在纵向和横向上使它们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方式。这些机构对确保为公共需求和公共目标而进行的生产过程很有必要;在这个过程中，在劳动场所和社会中的民主参与又确保了这是由生产者组织起来的社会生产，他们构建了国家—一个特殊类型的国家，一个自下而上的国家，一个公社型国家。马克思将这样的国家描述为“生产者的自治”，这是 21 世纪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核心内容，也是查韦斯将委内瑞拉的公共委员会(communal councils)描述为“一个新型社会主义国家的细胞”时把握的一个要点。

使旧社会从属于新社会

然而，一个新体制并非凭空而来，也从来都不是一开始就生产出自己的前提。更确切地说，它在萌芽时必定传承了旧体制的前提。因此，每一个新体制出现之初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缺陷:“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于是，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有机体制的发展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

由于社会主义继承了旧社会的某些缺陷，因此，如果它要生产出自己的生存条件，就必须使那些缺陷“从属于自己”。然而，这一过程将受到很多变量的影响，因为每个社会都有其特殊性(特殊的历史、特殊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内部力量的相互关系)，并且面临特殊的外部形势。由于出发点各异，实现目标的道路也将各不相同。正如列宁在 1923 年所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迂腐至极”的观念就是坚持认为只有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然而，要积聚新社会的要素，每条特殊的道路都有至关重要的一步:控制并变革国家。要结束资本的统治，就必须让国家远离资本，也就是说，要终结资本使用警察、法官、军队、立法机关的能力，以及它用以强制执行统治的其他压迫机构。只有废除资本主义统治中存在的国家权力，才能摧毁资本的每一个真正威胁。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这样，工人“就能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然而，20世纪已经证明，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不是简单地通过赢得选举或夺取国家政权而实现的，真正的民主斗争包括建立能让其社会成员通过民主参与发展自身能力的机构。

当然，这个过程的完成绝非旦夕之功，实际上有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马克思认为，我们必须马上去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缺陷。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通过指出将社会总产品作为消费资料分配给个体生产者之前的两项特定的“扣除”对此做了明确阐述。第一项扣除的是“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即与国家行政管理相关的费用。马克思在明确阐述这一点时毫不含糊:“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一开始就会极为显著地缩减，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

但是，这部分成本为何会立即缩减，又如何能成为衡量新社会发展的尺度呢? 我们必须把马克思的论点放到他早年从巴黎公社中得到的启示中加以理解。他解释说，那些成本“极为显著地缩减”，是因为国家很快将不再是为了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公共力量。在公社时期发起运动的工人阶级“从一开始”就将国家职能“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马克思还指出，斗争的成功将意味着“全法国都将组织起独立工作的、自治的公社”，替换旧的中央集权政府。结果将是:“国家职能被简化为为了保障国家总体利益而存在的几个职能。”简言之，随着新社会的发展，国家将发生越来越多的变化，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话来说，“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

实行“系统性和等级性劳动分工”的旧国家又会发生什么呢? 在这里，国家管理和国家统治被视为“神秘的事物，具有超越性的功能，只能委托给训练有素的社会阶层，比如国家的寄生虫、报酬丰厚的奉承者以及担任闲职的人”。而新社会要在此基础上创造它所缺乏的新器官——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那些独立自治的共同体。马克思宣称，巴黎公社的经验揭示了“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第二项扣除指出了新社会中社会总产品分配的转变，即:“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马克思指出，与第一项扣除大不相同的是:“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一开始就会显著地增加，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长。”随即，越来越多这部分的社会总产品为满足共同需求提供使用价值;越来越多这部分的产出是从个人索取的劳动力所有权回报中扣除的。然而，马克思指出:“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利益。”随着新社会的发展，按劳分配这种旧社会遗留的“权利”观被替换，取而代之的是这样一种新型分配关系:在这种新型关系中，我们对社会产出的索取内容逐渐变成要成为社会成员。衡量新社会发展的尺度是公共资源的扩展。

然而，新的分配关系需要得到落实。不应把“公平的”分配观强加于生产者。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因此，引进新的分配关系需要新的生产关系。那些“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的个体所有者，那些要求与其个人活动等价的东西，因而就出现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用以代替旧的生产关系。新的分配关系所需的条件是，生产者要有意识地行使其作为共同体成员应尽的职责。

为了使以个人所有权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权利从属于自己，合作生产者们必须建立新的机构，以确保在“由公共需求和公共目标来决定的活动”中能够自觉合作。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描述的，在这种合作生产者的关系中，共同生产或集体性被预设为生产的基础。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共同生产，作为生产的基础的共同性是前提。单个人的劳动一开始就被设定为社会 劳动。

这就是新社会在自身的基础上发展、进而生产出自己的前提的方式。它日渐使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要素处于从属地位，并创造出对社会的劳动分配进行集体性计划的新器官，以满足劳动者的发展需要。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用以完全从属于社会的民主制度为基础的新国家——即那些使人得以发展所有潜能(全面而丰富的个性)的“独立自治的共同体”——逐渐替代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旧国家。

如果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置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及后来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的背景下加以理解，就可以发现它包含着 21 世纪社会主义的要素——尤其是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和制度创新，以培育对“个人与集体的全面发展”都很有必要的积极参与意识。马克思意识到，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确定了通过在生产者中建立新型关系来克服旧社会遗留的缺陷的相应进程。“从一开始”并且“随着新社会的发展”，每一步都必须使工人阶级的能力得以提升。

为什么是 21 世纪的社会主义?

那么，为什么我们论述的是“21 世纪的社会主义”而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呢? 道理很简单，因为二者是有差异的。马克思对人类发展的批判性强调在 20 世纪的社会主义实验中消失殆尽。消失的部分主要是人类发展与实践之间的关键联系———集中体现为环境改变与自我改变的一致性。并且，由于未能对第二类产品进行具体的思考，产生于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人的本质问题也不复存在。

在 20 世纪，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的背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理论上将社会主义解释为区别于“共产主义”的一个独立阶段，而非一个过程;其次，在实践中体现为“现实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20 世纪对马克思观点的这两个背离不仅影响了民众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而且这两个背离相互作用，互相支持。

正如我们所见，马克思强调社会主义是一个过程，这促使我们思考新社会必须克服的旧社会的要素，并开始重视人类(“个体与集体”)全面发展的过程。然而，“社会主义是一个特殊阶段”的观点在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权力之争过程中应运而生，并导致了对生产力发展的中心地位的强调。有人指责布尔什维克党是不切实际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这种背景下，列宁于1917 年的《论我国革命》中解释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初期形成的共产主义社会“较低阶段”与依靠自身基础形成的“较高阶段”之间的差异，认为这种差异表明了社会主义阶段与或许只有在“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之后才能实现的共产主义最终阶段之间的区别。马克思对新社会通过生产出自己的前提而向前发展的这一过程的两个阶段做了区分，这种区分由此被固化为两种体制之间的差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二者在分配关系上有着明显的不同。

如前所述，在新社会刚刚诞生时，“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之一是:劳动者仍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的所有者，并因此认为自己有权通过自己的活动去获取等价物。然而，20 世纪的社会主义方案并未致力于发展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经济结构)，以便创造条件去除旧社会的痕迹，而是通过坚持一种所谓的按需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来进行自我定位，并以此为基础。如果这个阶段的人民本质上是自主的，那么根据这一逻辑，重中之重就是要确保必要的经济激励，以引导他们努力工作。

尽管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强调，一种不同的分配原则“从一开始”以及“随着新社会的发展”将越来越盛行;尽管他不同意按生产活动进行分配的权利，认为这是“不平等的权利”，是对生产者的片面认识，“把他们只当作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作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尽管他宣称，“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然而，20 世纪社会主义的阐释者们从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得出的结论仍然是:在社会主义阶段必须实行按贡献进行分配。

但是，为了到达共产主义的更高阶段，这种“社会主义原则”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了“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呢? 如果“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那么在不改变生产者经济关系的前提下，还有可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吗? 20 世纪给出的答案是:在社会主义阶段，由物质激励推动的生产力发展会创造出富裕的条件。在共产主义这一富裕的体制中，人民的“劳动生产率已经极大地提高，以致于他们能够自愿地尽其所能来劳动”，并且这种富裕使人们可以“按其所需”自由领取。总之，新人类将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涓滴效应”。

“现实社会主义”: 苏联模式

认识到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的理论偏离至关重要，对于那些想要理解马克思主义遗产中的变化之处的人来说，尤其如此。而 20 世纪社会主义实验的具体经验对于形成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社会主义观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现实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出现在 1970 年代的苏联和东欧，借鉴了当时被称为“成功建成社会主义(或正在建设社会主义) 国家的丰富经验”，但其主要目的是要将上述国家当时存在的体制与社会主义的理论或抽象概念区分开来。因此，“现实社会主义”指的是苏联以及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苏联模式的国家。

这一模式最初显得很有吸引力(尤其对贫穷国家)，因为苏联成功地将庞大的农村人口与国家主导的投资结合起来，建成了工业基地，实现了生活水平的大幅增长——而这些都是在面临敌对的外部环境的情况下完成的。然而，到了 1960 年代早期，这一模式的弊端日益显现，以至于切·格瓦拉预言，资本主义将在苏联复辟。

当然，苏联模式明确反对资本主义——尤其反对其滋生失业、不平等和安全无保障等问题的内在倾向。因此，“现实社会主义”的特征是强调充分就业( 以及确保劳动者不会被解雇)、补助生活必需品、稳定物价以及承诺在将来提高生活水平。这些内容给工人带来了明显的利益，但这只是“社会契约”的一部分——作为交换，工人默许政党和国家统领劳动场所和社会。

尽管这种社会契约使劳动者获得了利益(在复辟资本主义的国家中，这成为怀旧情感的源头)，但阻碍了“富有的人”的发展。“现实社会主义”模式的特点是政党或国家拥有如下信念: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只有他们自己能窥其全貌，因此他们必须处于领导地位。

如此一来，在劳动场所，决策者并非劳动者。更确切地说，决定如何生产及其生产什么的是“工人身外的一个存在物的强大意志”。而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个体对资本主义分工的服从也永无止境;“现实社会主义”无法提高劳动者的才能，只能生产出“残缺的人”——这样的人被贬抑，与“劳动过程中的智力潜能”相异化。而且，能使环境和自我同时发生改变的民主参与在劳动场所和社会中受到了冲击。政党或国家通过正式的社会组织机构向下传达决策(并使这些范围以外的社会活动边缘化)，从而使工人阶级失去了“犯错并在历史辩证中学习”(罗莎·卢森堡语)的机会。

当然，这正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反对的，他指出，那些认为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人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那么，“现实社会主义”究竟缺少了什么呢? 1964 年，格瓦拉在评论古巴时曾明确指出了苏联模式所缺少的东西:“我们在世界上首创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体制，这就等同于(或大致等同于)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体制，关心个体，关注人及其在革命中作为关键因素的重要性。”

设想一下，如果马克思关于人类发展与实践之间的关键联系的观点(即“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方式或自我改变的一致”)被遗忘，会发生什么呢? “现实社会主义”缺失的是工人阶级的民主参与——劳动场所中的民主参与、社区中的民主参与、社会中的民主参与。结果不难预料:劳动场所中的异化、低生产率、对不属于自己的劳动产品的渴望。最终，劳动者成了“冷漠的、没有思想的、可以马马虎虎吃饱肚子的生产工具”。“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不仅在于没能生产出“富有的人”，而且在于作为第二类产品的工人阶级既没有意志也没有力量阻挡资本主义的复辟。因此，“现实社会主义”之路是一条死胡同。

“21 世纪的社会主义”: 改造还是复归?

“21 世纪的社会主义”是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 2005 年 1 月提出的，他坚持与“现实社会主义”的模式决裂，认为苏联实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因此他明确拒绝接受苏联经验。他宣称，“我们必须彻底改造社会主义”，并明确呼吁要建设“21 世纪的社会主义”。他坚称:“我们必须重新把社会主义作为一个论题、一项事业和一条道路，这种社会主义是新型的社会主义，是以人为本的、将人而不是机器或国家放在最重要位置的社会主义。”

查韦斯强调重视人类发展与实践之间的关键联系，这是其 21 世纪的社会主义观的核心。他在 2007 年解释说:“必须造就社会主义者。革命不仅要生产食物、商品和服务，还要生产新人类，这比所有的事情都重要。”查韦斯同意格瓦拉关于同时发展生产力和社会主义人类之必要性的观点，他坚持认为实践是唯一的道路:“我们必须实践社会主义;换个说法，必须着手在实践中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实践将创造出我们、我们自己，将改变我们。”

 正因为查韦斯明白革命实践的重要性，所以他强调要发展能使人们改变环境及其自身的“公共委员会”，并认为这种委员会是新型社会主义国家的细胞。他一直坚持建立公社的绝对必要性，并指出，对劳动实行固定的等级社会分工的资本主义工厂应该由能使合作生产者充分参与、并有合适的调节方式的工作场所取而代之。

对查韦斯而言，这条道路就是参与式

民主——在劳动场所和共同体中通过实践来改造人。然而，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21 世纪的社会主义”并非一种彻底的改造，确切地说，它是一种革命性的复归——回到了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对这一复归的构想(体现在“社会主义的基本三角”之中) 再次将人类发展以及人的潜力的充分发挥放在了核心位置。它坚持以下三点:(1) 为了能够全面发展自身的潜力，每个人都有权分享人类的社会遗产——拥有平等的权利去享用社会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产品。(2)每个人都有权在劳动场所和共同体中通过民主参与的方式来全面发展自己的潜力和能力——在这一过程中，活动主体可以利用他们在健康和教育方面的优势紧紧抓住这一机会。(3)每个人都有权生活在一个能使人类和自然都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之中——在合作和团结的基础上全面发展自身的潜力。

［迈克尔·A． 莱博维奇( Michael A． Leb-owitz) : 加拿大西蒙 · 弗雷泽大学; 陈凤姣、高卓群: 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6 年第 1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