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共产主义者的“特殊任务”与中国共产党

 聂运麟

【摘要】马克思列宁曾经预见东方国家无产阶级将面临与西方国家无产阶级不同的历史任务，这就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开辟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任务的解决是任何共产主义的书本上所没有的，也是欧美国家的革命经验不可能提示的，因而是一项“困难而特殊的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过了94年的战斗历程，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成功道路，积累了丰富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并为继续完成自己“困难而特殊的”历史使命而努力奋斗。

【关键词】东方共产主义者  困难而特殊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列宁曾经预见东方共产主义者将面临与西方共产主义者不同的“困难而特殊的任务”。本文将从理论、历史和现实的三个维度，阐明中国共产党对这一“困难而特殊的任务”的完成及其历史经验。        

  一、东方共产主义者的“困难而特殊的任务”

  19世纪中叶，当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将首先在几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并取得胜利的时候，德国还相当落后，小生产占绝对的优势。因此，马克思对德国的革命作了专门研究，他在1856年4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指出: “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①]。恩格斯也强调指出，德国工人阶级只有找到这支人数众多的同盟者，才能改变私人占有制，解放自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俄国的情况时还特别指出,处在较低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在西欧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可以“大大缩短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他们认为”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②]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结成联盟，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构想。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他指出，由于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特别突出，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的整个链条有可能在其薄弱的环节首先被突破，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可能不是在那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而有可能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落后国家首先取得胜利。

  十月革命后，列宁总结了俄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提出了东方共产主义者的特殊革命任务。他在1919年底指出，东方共产主义者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③]他还指出：“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④]

    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着重讨论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列宁在大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⑤]列宁参加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还阐明了以下几个思想：（1）全世界已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势在必然。（2）这种民族解放运动，带有资产阶级的性质。（3）共产党人可以支持殖民地附属国资产阶级的民族解放运动，只要这种运动具有真正的革命性；但并不反对共产党人用革命精神去组织、教育农民和被剥削群众。要用建立“劳动者苏维埃”等方法，把苏维埃制度的基本原则，应用到资本主义前社会形态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去。（4）落后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前途可不必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可以由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建立苏维埃政府，等等。由此可见，列宁通过共产国际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事实上对东方落后国家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等重大问题，都提出了原则性意见。是指导东方国家（包括中国）革命的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⑥]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正在努力完成着东方共产主义者的“困难而特殊的任务”。

  二、中国共产党完成“困难而特殊的任务”的艰难历程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完成东方共产主义者“困难而特殊的任务”，走过了十分艰难曲折的道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前后可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争取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而斗争（1921——1949）

  从1921年到1949年，是我们党为争取民主革命胜利而斗争的时期。然而，这28年的革命道路十分坎坷，我们是在经历了两次大错误、大挫折后，才走上正确革命道路的。

  其一是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的错误。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和政策，这一决策推动了1925—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的发展。但是，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却错误地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很“幼稚”，“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因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统率”，工人阶级只能充当资产阶级的助手；只有等民主革命胜利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后，再考虑社会主义革命的事。[⑦]这就是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的“二次革命论”。

    虽然陈独秀的错误观点遭到党内强烈的批评和驳斥。但是，直到20世纪的30年代初，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仍然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

其二是“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使大革命遭到失败后，三次“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发展起来。最严重的是第三次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特点是教条主义，它打着马列主义旗号，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蒙蔽了不少革命同志，所以很快就取得了中央的领导权。其主要错误是:鼓吹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侵入全部经济生活；主张打倒一切中间派；认为“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党应采取“进攻路线”；坚持“城市中心”的革命道路，要求红军配合城市工作；反对所谓“游击主义”，主张红军采取阵地战的战术等。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我们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1930年10月至1935年月)，使白区党组织几乎损失百分之百，红军损失百分之九十，从30万人减到3万人左右，党员从30万人减到4 万人，给革命带来巨大灾难。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

  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党领导了全国各地的一百多次武装起义。其中一部分队伍总结了革命斗争经验，走上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到1934年，全国先后建立了十五块革命根据地，范围遍布十多个省，红军发展到30万人。

  毛泽东总结了井冈山和各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丰富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新型革命道路：这就是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占领城市并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这是一条不同于俄国城市武装起义的革命道路。

    在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基础上，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进一步总结出完整的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即无产阶级领导权；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实现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以及保证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前途，等等。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 1949年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第二个时期：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探索与实践（1949——2014）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七年，我们的事业发展得比较顺利：

  其一是国民经济恢复取得巨大成就。经过三年的努力，我们基本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到1953年工农业生产已经达到和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其二是社会主义改造取得成功。从1953年到1956年，是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们党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其主要特点是：1、将中国资本主义划分为官僚垄断资本和民族资本两大类，对前者予以没收，将后者引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2、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采用剥夺的方法，而是采用和平的方法。3、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从低级到高级的一系列过渡形式。4、对经济制度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同时并举。由于我们采取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办法和步骤，因而能够在几亿人口的大国实现了自然而然的过渡（对农民和手工业者），和无重大阻力的过渡（对资本家），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其三，是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成功探索。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大会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得出了许多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结论，主要有以下三点：

  1、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社会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大众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2、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的可靠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大会确立了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3、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既要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又要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补充；既要以计划生产为主，又要有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做补充，等等。

    遗憾的是，上述正确认识并没有被党的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深刻领会和把握。因此，在党的“八大”以后，我们又犯了两次大错误，经历了两次大挫折。

一是1958至1960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我们党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对工农业生产提出了许多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当时认为，只要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大搞群众运动，就可以几倍、几十倍地增加产量，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这就背离了客观经济规律和“八大”的稳步发展方针。

  同时大搞“人民公社化”运动，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越大、越公、越好，不断地扩大集体经济的规模，提高公有化的程度。1956年刚刚建立了农业高级合作社，1958就在几个月内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生产关系严重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由于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还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撕毁全部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撤走经济技术专家，我国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人民普遍吃不饱。经过了很大的努力，直到1965年底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才得以完成。

  然而，由于我们党的领导没有从指导思想上解决“左”的错误，而是掩盖“左”错误，继续批判所谓右倾，以至后来又发生了更大的“左”的错误。

  二是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中，我们党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大灾难。它的主要错误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搞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违背了“八大”对阶级关系的正确估计，离开了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文革”大批“唯生产力论”，使工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大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造成我国教育倒退，科学落后，社会风气败坏；搞所谓的“大民主”，使民主与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十年“文革”使国民经济走到崩溃的边沿，人民蒙受深重的灾难，党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此后，我们吸取了这次刻骨铭心的教训，才开始走上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征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以邓小平为核心党中央开辟的。1976年10月，我们党和人民坚决粉碎了“四人帮”， 1987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一次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历史性会议，它使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来的艰难探索与实践，我们已将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大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我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们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伟大成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三、完成 “困难而特殊的任务”的主要历史经验

   我们党能够取得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成功，胜利地完成着东方共产主义者的“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实践相结合。在结合的过程中我们着重解决二个基本问题：一是论证中国社会选择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理想的根据，包括必要性、必然性、合理性、可能性和历史条件等；二是阐明现实中国社会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正确道路，包括历史起点、必经历史阶段以及正确的战略和策略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实践相结合方面，我们有以下主要经验：

   第一，必须树立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

   中国共产党是对共产主义理想具有坚定信念的党。如果没有一大批具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的党员，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我们今天的发展进步。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斗了77年，他政治上三落三起，“文革”中儿子被打成高位截瘫，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使他能够从容面对生与死的考验、从容面对荣与辱的考验，使他能够全面深刻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二、坚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我们需要全面系统地学习它，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它。只有完整、准确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把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支言片语地搬用马克思主义，使我们党一次又一次地犯错误；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并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实践，才使我们取得了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胜利。

  三、坚持系统、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就必须全面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实际。要了解中国的实际，就必须迈开步子，到实践中去，到群众中去，进行系统而不是零碎的、深入而不是肤浅的调查研究。没有全党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我们就不可能全面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国情，也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不可能产生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两个伟大理论成果。

  四、坚持从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中吸取思想营养。

  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是依靠千千万万人民群众自觉创造的。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进程，离不开群众的创造。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关于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并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对广大红军干部、战士和工农群众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在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始终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或者是“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⑧]

  五、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党并不总是一开始就走上了正确道路的，而往往是在大挫折、大失败后走上了正确道路的。重要的问题是要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并不断提高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是正确的理论，就是因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既能够总结以往的好经验、好思想，继承下来加以发扬光大；又深刻而不是肤浅地，全面而不是片面地总结了以往犯错误的经验，吸取教训，纠正错误，从而得出正确的理论和策略。

  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之中，不仅能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更能使这种社会主义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等等，都已经有机地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之中。我们党一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中就包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

  七、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相融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与时代同进步，努力吸收当代世界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我们党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和政策，如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民主与法制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都是吸收了当代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产物。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其中就包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的优秀文明成果相融合。

  八、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就是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是产生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两大理论成果的思想保证；同时也是战胜“左倾”和右倾思想的干扰，使正确理论与策略得以贯彻执行的思想保证。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走向胜利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努力完成东方共产主义者“困难而特殊的任务”的过程。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未来的目标更宏伟，前进的道路更艰巨，中国共产党有决心、有信心、有力量、有智慧为继续完成好东方共产主义者的“困难而特殊的任务”而不懈奋斗。

 主要参考书目：

1、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3月版。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4、《思想的历程》创作组编：《思想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的百年传播》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

5、陈汉楚编著：《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