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发展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几个重要战略思想

                                  聂运麟

【摘要】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战略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的主要理论贡献是：倡导新时期的国际主义，反对“国际共运中心论”；制定“向前看”的总方针，妥善解决国际共运史上的遗留问题；确立新型政党关系的准则，反对父子党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积极面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变革与转型；冷静应对运动的低潮时期，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充满信心。邓小平有关新时期发展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战略思想，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总结，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战略思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设计师，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战略也有着深刻的思考，他发表的许多精辟见解,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邓小平生于1904年，几乎经历了整个20世纪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他于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经受过十月革命后欧洲工人运动从高潮到低潮的战斗洗礼。1924年邓小平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亲身体验了苏俄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的巨大转变。1927年邓小平回国，经过革命战争的严峻考验，他逐步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干部。20世纪50年代，邓小平进入中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代“领导核心之中”[1]，他在参与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同时，还参与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大事件的处理。改革开放以后，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为世界各国的政府领导人、共产党领导人及社会活动家争相晤谈的对象。邓小平关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与策略，正是建立在他丰富的政治阅历和长期领导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的基础之上，因而经受住了社会实践的严峻考验。

  一、倡导新时期的国际主义，反对“国际共运中心论”

    1956年6月和10月,相继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波匈两国各有10多万群众走上街头，要求提高生活水平，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波匈事件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苏联和苏共并没有从波匈事件中吸取教训、改弦更张，反而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鼓吹所谓“国际共运中心论”和“社会主义大家庭论”，继续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内部事务，妄图控制兄弟国家和兄弟党，谋求世界霸权。这就背离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坚决反对，并最终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分裂。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鉴于苏联在推行霸权主义的道路上愈走愈远，邓小平严厉批评了它们的霸权主义政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有义务援助其他国家，但不能欺负别的国家甚至谋求霸权，不能损害别国的独立自主。1979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时指出：“我们相信，凡是谋求霸权，凡是一国欺负、控制另一个国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主张国际主义，认为有义务援助其他国家，却无权控制别的国家，干涉别国内政，剥削别的国家。”[2]

   1986年11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进一步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反对所谓“国际共运中心论”和“社会主义大家庭论”。他指出：“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3]

  邓小平在批评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的同时,高度赞扬了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198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埃里希·昂纳克时，回忆起自己在 1925年离开巴黎去莫斯科途经柏林时的情景，热情赞扬了德国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帮助。他深情地说：在德国“住了一个星期，受到德国党非常热情的照顾。二十几个同志分住在德国同志家里。当时德国工人生活很困难，德国同志夫妇只有一个房间，让我们睡床上，他们睡地板，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吃，真是共产主义者、国际主义者。除了参观，还专门请我们看了红色赤卫队的训练。所以，我对德国共产党不生疏。那个时候我们从接触中了解到，德国党对中国革命抱有很大的热情。”[4]

  对于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做出过贡献的众多国际友人, 邓小平怀着深深的敬意，高度赞扬了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1977年12月2日，他在出席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为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八十寿辰举行的宴会上祝酒时说：“为中国革命事业尽力的国际朋友有千千万万，像艾黎同志那样五十年如一日，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我们创业的时期，在我们胜利以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5]

  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初步的成就以后，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有人认为中国应该像苏联那样出手帮助各国共产党，以推动世界社会运动运动的发展。对此，邓小平有着更深更远的思考。早在苏东剧变前的1988年10月17日，他在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时就指出：“总的来看，没有执政的共产党正在衰弱，它们的影响也在缩小。执政的共产党又不能帮助它们。”[6]明确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不能苟同上述主张的原则立场。

  为什么执政的共产党”不能帮助”非执政的共产党？早在1980年4月29日，邓小平在同卢森堡电视台制片主任鲍利等人就中国对外政策及其与各国共产党关系的谈话中就涉及了这个问题。首先，邓小平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道义上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就清楚地表明，所谓“不能帮助”非执政的共产党，并不包括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支持和帮助，而仅仅是指除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支持以外的物质性的帮助。其次，邓小平指出：“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即要靠这个国家革命条件的成熟，要靠这个国家共产党的理论和策略的正确，并能够得到本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因此邓小平强调，“革命是不能像商品那样随意输出或输入的。”[7]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义是一个自然发展的历史过程，任何外来的强制和包办代替都会适得其反，向别国输出革命的政策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策，也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政策，它只能使别国的革命事业受到挫折和失败。第三，邓小平指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对外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处理同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8]。这就是说，如果中国“出手”帮助非执政的共产党去反对现政府及现存社会制度，这就违背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特别是违背了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在此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可能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就不可能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甚至会为帝国主义的入侵提供口实，使社会主义国家时时处在危险的境地，这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

  邓小平认为，在当前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贡献，就是要把自己国家的生产力搞上去，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实实在在地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共产党领导人时，曾经多次谈到社会主义国家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做出贡献的问题。邓小平认为，中国要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做出重大贡献，并不是要对兄弟党指手划脚。1983年11月6日他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时指出：“对兄弟党，不要指手划脚，否则是很危险的。”[9]。同时他强调：“如果中国要对国际共运、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话，关键是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仅表现在国际上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比重的增加，而且要体现在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10]“1988年10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时又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不仅要在物质文明上，而且还要在精神文明等各面全面超越资本主义。他强调：”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11]当然，要证明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不是短时间可以做到的，这需要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所以邓小平继续指出：“在较短的时间里不可能证明这一点，也难于证明这一点，我们中国要用本世纪末期的二十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五十年，共七十年的时间，努力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12]

  综上所述，邓小平对新时期国际主义思想的主要阐发是：第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也不搞社会主义大家庭；第二，社会主义国家有义务援助其他国家，但不能损害别国的独立自主，不能欺负别的国家甚至谋求霸权；第三，社会主义国家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第四，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直接出手去帮助未执政的各国共产党；第五，社会主义国家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贡献，就是要把自己国家的生产力搞上去，并使社会获得全面的发展，从而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

  邓小平对新时期国际主义思想的新阐发，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是一个自然历史发展过程的基本思想，符合和平、发展与合作的国际大趋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内涵，对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发展，对变革与转型时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推进，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制定”向前看”的总方针，妥善解决国际共运史上的遗留问题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分歧而发生大论战，几乎所有国家的共产党都被卷入到这场大论战之中，最终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分裂。因此，如何认识和处理这场历史上发生的大论战及其遗留问题，就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与各国共产党之间的正常关系、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向前发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拦路石。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和长远的战略眼光，制定了“向前看”的总方针，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第一，深刻地分析了引发中苏两党大论战的深层次原因。

  中国共产党要发展与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关键在于发展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即在中苏两党间解决大论战的历史遗留问题。对此，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分析了中苏两党大论战发生的原因。他深刻地指出，引起中苏两党大论战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某个问题的是非，而是在于苏联和苏共长期以来所推行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政策。1989年8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时就直截了当地指出：引发中苏大论战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邓小平对中苏大论战起因的深刻分析，明确了苏联的大国主义和苏共的大党主义是引发这场大论战的深层次原因.。同时，邓小平也表达了对这场国际共运大论战的方式和内容的不认可态度。他指出：“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13]邓小平高瞻远瞩的一系列深刻分析，对解开中苏两党关系的纽结无疑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第二，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检讨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运大论战中的错误。

  首先，邓小平在多次谈话中，公开承认中国共产党在论战中也有错误。1980年4月17日，邓小平会见了以恩里克·贝林格为团长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代表团，他在谈到中意两党的关系时指出：“当时有些问题我们看得不清楚，甚至有错误”[14]。1980年5月31日，他在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时又明确指出：“我们在处理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时，总的来说是清醒的。但是回过头看看，我们过去也不都是对的。不久前我同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同志谈话时说，过去我们对意共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他也说，正确的并不都在他们方面。”[15] 1980年11月24日，他在会见圣地亚哥·卡里略率领的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团时又明确指出：“现在回过头看，我们过去并不都是对的，错误也不少。”[16]三年后，邓小平又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运大论战中的主要错误之所在。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中的主要错误，并不在于某个观点或某个问题的是与非，而在于用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检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是非。1983年11月6日，他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时指出：“大论战我们发表了九篇文章，这些工作我都参加了。从现在的观点看，好多观点是不对的。我们的错误不在个别观点，个别观点上谁对谁错很难讲，应该说，我们的许多观点现在看还是正确的。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辨证法的原则。主要是这个问题。至于这个观点、那个观点，都可以争论。”[17]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在大论战中主要错误的分析，使人们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看到了问题的关键之所在，从而把人们对这场大论战的认识提高到新的历史高度。

  第三，用战略家的大手笔,粗线条地分清了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共产党在国际共运大论战中各自应负的历史责任。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共产党除了与苏共的大论战之外，还与某些国家共产党发生过一些小的论战，也存在一个恢复关系的问题，因而也应该大体分清各自应承担的责任。这大致有三种情形：

  一是中国共产党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关系。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苏联共产党领导了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批判运动，并将南斯拉夫共产党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除出去。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的前后，中国共产党正忙于自己的国内事务，对南斯拉夫的情况并不真正了解，也不可能去做详细的了解工作，更多的是受苏联共产党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影响，参与了批判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运动，因而对中南两党关系的恶化负有很大的责任。之后，在中苏两党的大论战中，中国共产又捎带着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进行了批判，这显然也是不正确的。1980年11月7日，邓小平会见了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韦·久拉诺维奇，在谈到中南两党关系时，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有分歧，铁托同志来时，我们把问题都谈清楚了。我们在这方面是有很大责任的。当然，也并不是南斯拉夫过去一切都对，但是这件事已经了结了。南斯拉夫有很多好经验，我们正在研究、学习，我们要参考这些经验。”[18]在这里，邓小平以实事求的科学态度，代表中国共产党主动承担了在中南两党关系恶化中的“很大责任”，并赞扬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二是中国共产党与中欧、东南欧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与中欧、东南欧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关系与中南两党的关系有所不同。由于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或自觉或被迫跟随苏共批评中国(罗马尼亚共产党除外)，中国共产党也随之进行了反击，因此双方都有自己应负的责任。198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埃里希·昂纳克时指出：“在处理共产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我们过去有正确的方面，也有失误的方面。”[19]明确认定在两党关系的恶化中，双方都有自己的责任。

  三是中国共产党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关系，也与中南两党的关系不一样。由于欧美国家共产党的绝大多数或自觉或被迫跟随苏联共产党批评中国，中国共产党也对它们进行了反击，所以双方都有自己应负的责任。1980年4月17日，邓小平会见了以恩里克·贝林格为团长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代表团，在谈到中意两党的关系时指出：“过去许多争论，并不是我们讲的都是对的。我想你们认为自己讲的也不一定都对。把问题说清楚，就能加深了解。[20]明确认定在两党关系的恶化中，双方都有自己的责任。

  第四，主张过去的矛盾和问题一风吹，团结一致向前看。

  在论述历史遗留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各自应付的责任以外，邓小平更多的是谈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应有的态度，这就是“向前看” 的总方针。

  1980年4月17日，邓小平对以恩里克·贝林格为团长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时指出：“把问题说清楚，就能加深了解。我要说三句话：一是过去的一切一风吹；二是当时有些问题我们看得不清楚，甚至有错误；三是我们双方统统向前看。”[21]

  198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与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埃里希·昂纳克谈话时也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总结了建国以来的经验和教训，也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在国内政策、国际政策和党与党的关系问题上，都有一些新的做法、新的观点。概括成一句话，就是要向前看。国内政策是向前看，国际事务也要向前看。”[22]

  1989年8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时指出：“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过去就结束了，这也是这次会晤取得的一个成果。在今后发展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23]

  过去的问题一风吹，并不是问题没有了是非，而是因为社会的发展还没有为判定某些问题的是非提供必要的条件，在此情况下的再争论也不会有好的结果，更不会有正确的答案，因此，不如不争论，待历史实践对问题做出结论。1980年4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以恩里克·贝林格为团长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时强调指出：”过去吵架没关系，有不同意见不要紧，总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双方都把问题讲清楚，有些问题通过实践加以检验。”[24]“事物总是通过实践来检验的。”[25]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所谓“向前看”的总方针是有其积极内涵的：其一，在整体上，双方要用长远的战略眼光来看待和处理历史上的遗留问题，着眼于事物未来的长远的发展；其二，不要再纠缠于历史旧账，把问题说清楚了就行了，问题的是非由曲直由历史的实践做出结论；其三，各方要以向前看的姿态，着重于未来的团结与合作，重新发展党与党之间的相互关系。

       三、确立新型政党关系的准则，反对父子党关系

  重新发展各国共产党之间的相互关系，除要正确处理历史遗留的问题之外，关键是不能再走过去党际关系的老路，而必须构筑新型的党际关系，为此就必须确立新型党际关系的准则。对此邓小平作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党与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

  第一，建立新型党际关系，必须反对旧的父子党关系，确立党际关系的独立自的原则。1980年11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圣地亚哥·卡里略率领的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有两条原则一定要坚持。第一条原则是，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是兄弟党关系，不是父子党关系；第二条原则是任何国家的事情只能由那个国家的马列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自己去判断，犯错误也是他们自己犯，他们自己去纠正，不要拿我们的观点、模式强加于人。”[26]他强调“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27]

  第二，建立新型党际关系必须反对旧的父子党关系，坚持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时指出：“我们一直反对苏共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并强调指出：“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28]

  第三，建立新型党际关系必须反对旧的父子党关系，确立完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1987年1月15日，邓小平在会见阿尔沃·阿尔托为团长的芬兰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我们党总结了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确立了一点，就是我们党历来反对党与党关系中的不平等状况是正确的。所有的党，不管大小和历史长短，都应当平等，相互尊重。”并指出：“我们两党关系的恢复是在一种新的基础上，即平等的、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我们党根据同样的原则，处理和发展跟苏联党、东欧党、西欧党以及世界上所有党的关系。”[29]

  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斯特凡·科罗舍茨时，再次强调了党与党之间相互尊重和原则，他指出：“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划脚。对执政党是这样，对没有执政的党也应该是这样。如果他们犯了错误，由他们自己去纠正。同样，他们对我们也应该如此，允许我们犯错误，有了错误以后，由我们自己来纠正。”[30]

  在邓小平上述思想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与外国共产党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这就是“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31]其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基础；完全平等原则是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关键；互相尊重是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前提；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是发展新型党际关系的保证。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将中国共产党与外国共产党关系的基本原则，进一步拓展为中国共产与外国其他政党关系的基本原则，指出，中国共产党将“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32]

  邓小平有关新型党际关系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关系理论在新时期的新发展，它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相互关系的健康的发展，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低潮时期的复兴也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四、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积极面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变革与转型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特别是苏东剧变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并实现了新的历史性转型。它已经从过去由一个国际中心指导、走唯一革命道路、建设唯一社会主义模式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转变成为由本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走符合本国国情的革命发展道路，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转型的重要特征是：它已经从处在资本主义体制之外的运动，转变成为处在资本主义体制之内的运动；从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运动，转变成为通过和平民主方式对资本主义实行革命性变革的运动；从先进分子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发展成大多数人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从哲学的意义上讲，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本质未变，但却发生了部分质变。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的同时，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向，这就是它的多样性发展趋向、渐进性发展趋向和大众性发展趋向。多样性、渐进性和大众性的发展趋向表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进入到一个与以往有很大不同的新的发展时期。

  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变革、转型及其发展新趋向，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对其采取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积极面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发展和新变化。邓小平的主要思想观点是：

  第一，条件已经发生变化，革命的策略也必然要发生变化。

  作为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高度关注当今世界的发展变化。他在1988年9月5 日与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会见时就指出：“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33]同年10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时，又明确表示，由于条件的变化，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有必要改变自己的革命策略，他指出：“我们走的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其他国家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难了，因为条件不一样。没有执政的共产党正在寻找其他的、新的途径，但还没有找到一个成熟的观点、成功的办法。”[34]

  邓小平的上述谈话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

  第一个观点是, “其他国家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难了，因为条件不一样了” [35]。所谓条件不一样：主要是指“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36]在高新科技革命和生产力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均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就使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革命的外部条件也和过去不一样了。

  造成其他国家”再走十月革命道路就难了”的原因，除条件已经发生变化以外，还有一个国情不同的问题。不同国情的国家，应该采取不同的革命策略。早在1982年4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齐奥塞斯库时就指出：“每个国家情况不同，甚至一个很小的国家，也有自己的特点。”[37]因此，“毛主席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是合适的，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但对一个小国，即使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就不一定合适，更不用说对发达国家了。”[38]

  总之，一方面由于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条件不一样了；另一方面各国的国情又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难了，各国共产党理所当然地应该制定新的革命策略。

  第二个观点是，人们应该正确对待没有执政的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新探索，承认“没有执政的共产党正在寻找其他的、新的途径，”而不能随意对其扣上一个“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的帽子。尽管这些新探索“还没有找到一个成熟的观点、成功的办法” [39]，也就是说尽管这些新探索还没有一个成功的范例。

  早在1980年4月17日，邓小平在回答贝林格率领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有关对“欧洲共产主义”的看法时，就非常谦逊和非常客观地指出：“这是一个在探索中的问题，欧洲的共产党也在探索中。我们处于亚洲，同欧洲相隔万里，了解不够。我们很有兴趣对新事物进行探索。事物总是通过实践来检验的。”[40]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与此前苏联共产党对“欧洲共产主义”的批判和打压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

  1985年10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亚历山德罗·纳塔时又指出：“我们两党都在搞试验，你们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是在执政条件下探索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应该说，我们两党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勇于探索。”[41]这就进一步肯定意大利共产党对“欧洲社会主义”探索的意义，并将其提高到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比肩的重要地位。

  在三年后的1988年，邓小平在对齐奥塞斯库的谈话中，再次肯定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倡导的“欧洲共产主义”是对社会主义的一个新探索，是“没有执政的共产党正在寻找其他的、新的途径”。

  在邓小平的上述深邃思想的表达中，充分体现了一个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其一是直面现实，承认现在的条件不一样了，各国的国情又极不相同,其他国家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难了，必须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其二是坚持战略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认为在革命的方式和方法问题上应该采取灵活的态度，根据不同国情和不同社会历史条件制定新的革命策略，探索不同于十月革命道路的其他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第二，尊重各国党和各国人民自己解决问题的权利，这是一条重要原则。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因此，邓小平特别强调指出：“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并强调“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42]。这表明，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各国共产党有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理论和策略的权利，我们应该尊重这一基本权利。

  同时，邓小平还总结了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认识论的视角，分析了尊重各国党独立自主的重要性。他深刻地指出：“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和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人民的觉悟有高有低，国内阶级关系的状况、阶级力量的对比又很不一样，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怎么行呢？就算你用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也难免犯错误。”[43]

  最后，邓小平还用中国革命的经验，论证了尊重各国党独立自主地制定理论与策略的重要意义，强调“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模式。当然，也不能要求这些国家采取俄国模式。”[44]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邓小平在这里对人们比较混淆的两个不同的概念，即十月革命道路与十月革命模式进行了科学的区分。所谓十月革命道路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指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其二是指十月革命的武装斗争策略。十月革命模式或俄国模式主要是指十月革命采取武装斗争策略的具体方式或方法。十月革命采取的是首先进行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夺取国家政权，然后将革命由城市推向农村，进而取得全国的革命胜利的模式。中国虽然也采取了十月革命的武装斗争策略，但并没有采取十月革命武装斗争的具体模式，而是首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然后由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从而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这是一个斩新的革命模式。

  第三，实践是检验各国党的理论和策略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

  在过去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唯上、唯书”的风气盛行，权威的发言、书中写就的观点、某国的成功经验等等，都成为了判断其他国家共产党理论和策略是否正确的标准，甚至因此而致该党于死地，这就严重阻碍了世界各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邓小平对这种反常的状况进行了拨乱反正，提出社会实践才是检验各国党的理论和策略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的谈话中谈到对“欧洲共产主义”的评价时强调指出：“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因此，“欧洲共产主义是对还是错，也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45]。在这里，邓小平把一个国家的党和人民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选择的是与非、对与错，归结到一个深刻的哲学的命题，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

        五、冷静应对运动的低潮时期，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充满信心

  这里要指出的是，当今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时期并非从90年代苏联东欧剧变时开始。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即在高新科技革命和生产力革命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蓬勃兴起的时候，苏联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就显露出不能完全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一面，从而陷入了体制性的危机。与此同时，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上的分歧发展成为大论战，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分裂。此后，体制性危机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均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也一直未能弥合，这不仅使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严重受阻，而且也影响到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的发展，并使其陷入了困难的境地。种种事实表明，二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发展时期业已结束，并已逐步步入低潮发展时期。

  然而，由于“左”的思想的束缚，人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愿承认社会主义存在体制性危机，不愿承认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已经遇了严重困难，仍然高唱“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击”、“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赞歌。因此，如何认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态势，就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邓小平在1988年10月17日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时，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进入严重困难的时期。他说：“总的来看，没有执政的共产党正在衰弱，它们的影响也在缩小。”[46]邓小平做出这一实事求是的论断，正值苏东剧变前的三年。

     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剧变，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打击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它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低潮跌入了谷底，进入其发展的艰难时期。在此情况下，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党员大量退党；前中欧、东欧地区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大的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先后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改行民主社会主义，并先后加入社会党国际；有些国家的共产党则干脆解散，从此销声匿迹。

  面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低谷时期和不少国家共产党的混乱状态，国内外都有人提出了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邓小平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此做了回答，表达了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

  在苏东剧变后的第二年，即1992年的1-2月间，邓小平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他在与各地党政领导人和群众的谈话中强调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47]

  在这个有关苏东剧变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前途的重要谈话中，邓小平强调了三点：第一，社会主义经过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第二，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曲折的，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第三，苏联东欧国家复辟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暂时是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使社会主义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邓小平讲话的三个要点，为我们展示了三类规律：一类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这是社会发展的总的趋势，是管总的；一类是在走向社会主义的历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某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的“规律性现象”，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规律性现象”虽然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它不能改变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一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再一类是坏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成好事，即“矛盾着的事物互相转化”[48]的规律。由此可见，邓小平对未来社会主义必胜的坚定信念，并非只是出自个人对社会主义的深厚感情，而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难以完全避免的某些规律性现象以及对立着的事物互相转化规律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的。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充满信心，不仅有其科学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有其坚实的现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成功。1991年10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时指出： “中国是大国，也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垮，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垮不了。”[49]这就是邓小平对低潮时期社会主义充满自信的现实基础。

  在苏东剧变后的艰难时期，邓小平不仅多次表达了社会主义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同时他还多次强调，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发展，还有待于各国共产党和各国人民的艰苦奋斗。邓小平总结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提出了健康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两个基本条件：

  第一，搞社会主义，老祖宗不能丢。

  针对苏东剧变后出现的一股否定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思潮，邓小平总结了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强调搞社会主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1991年8月20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中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50]？同年10月5日，邓小平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时又指出：“东欧、苏联的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坏事变成了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再把这样的好事变成传统，永远丢不得祖宗，这个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51]

  什么是不丢祖宗？什么是坚持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强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还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新的思想和观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早在苏东剧变前夕的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时就指出：“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的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52]可惜戈尔巴乔夫没有领会也不可能领会到邓小平讲话的要义。

  第二，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都必须找出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邓小平认为，由于“每个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的情况都是千差万别的”，因此，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都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努力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即找到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新的途径”和“成功的办法”[53]。1983年4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南布迪里巴德率领的印度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时强调指出，对于一个国家的革命来说，“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各国共产党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54]。1989年5月16日他在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时又进一步指出，即使在在革命成功之后，各国仍然“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55]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找到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是160多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低潮时期社会主义运动复兴的关键之所在。

  由此可见，,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是个科学的信念，它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基础之上，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成功实践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各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成功实践的基础之上。

   邓小平有关新时期发展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战略思想，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宝贵财富，它既反映了新时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客观要求，又反映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发展潮流的客观需要，因而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