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

聂运麟

【摘要】“理论基石”的研究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大的意义，但并非所有重要理论都可看作是其理论的基石。作为基石的理论，它应该是和前人的理论直接对立的理论，这就要求作为基石的理论具有创新性；是提供解决最复杂的问题的钥匙的理论，这就要求作为基石的理论具有关键性；是使整个学说发生变革的理论，这就要求作为基石的理论具有影响的全局性。构成理论基石的这三个方面条件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互为条件的，是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石，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石研究，是科学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不少专家、学者对此已经提出了值得思考的诸多见解，本文拟对此谈一点看法，以期得到学界的指正。

一、关于理论基石的内涵

 “理论基石”这个概念被引入科学社会主义的范畴之中，是与恩格斯有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论述密切关联的。今天我们沿用“理论基石”这个概念，正确理解其内涵，有必要回顾恩格斯的相关论述。

1877年，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指出：“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于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这里我们只能谈两点。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马克思的第二个重要发现，就是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揭示了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恩格斯接着指出：“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两个重要事实为依据的。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这两个发现以及有关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其他同样重要的科学发现，将得到进一步的阐述，从而政治经济学中那些在第一卷还没有涉及到的方面，也会发生根本变革。”[1]

1880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2]

1885年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又指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好象晴天霹雳震动了一切文明国家”，然而，“在马克思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确定我们现在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的存在，同样也有人已经多少明确地说过，这部分价值是由什么构成的，也就是说，是由占有者不付等价物的那种劳动的产品构成的。但是到这里人们就止步不前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至多只研究了劳动产品在工人和生产资料占有者之间分配的数量比例；社会主义者则发现这种分配不公平，并寻求乌托邦的手段来消除这种不公平现象。这两种人都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于是，马克思发表意见了。他的意见是和所有他的前人直接对立的。”恩格斯认为，剩余价值学说的提出，“不是在于要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事实”，“而是在于这样一种事实，这种事实必定要使整个经济学发生变革，并且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3]

在恩格斯发表了上述论断以后，科学社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有关论著和教科书，才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概括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两大理论基石。

恩格斯确认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两大理论基石是有其一定条件的：条件之一是和前人的理论直接对立。只有与前人的理论直接对立，才可能在有别与传统理论的创新理论的基础上，构筑出创新的理论体系。条件之二是提供了解决最复杂的问题的钥匙。只有提供解决最复杂的问题的钥匙，才能解开前人无法破解的难题，从而提供解决复杂问题的新的理论与策略。条件之三是使整个学说发生变革。只有使整个学说发生变革的理论，才能因其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而在整个理论体系中处于理论基石的重要地位。

和前人的理论直接对立，这是要求作为基石的理论具有创新性；提供解决最复杂的问题的钥匙，这是要求作为基石的理论具有关键性；使整个学说发生变革，这是要求作为基石的理论具有影响的全局性。构成理论基石的这三个方面条件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互为条件的，是统一的。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一块理论基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其理论基础，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众多理论领域，探索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新时期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概括，它集中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精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一块理论基石。

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所盛行的“唯上、唯书”的“左”的思想和路线根本对立的，是理论上的一个伟大的创造。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为党所制定的思想路线。然而，自50年代中期以后，党内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左”的思想逐步发展起来，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某些过头作法，发展到反右派斗争，以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运动和随后的反右倾，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和文革后的“两个凡是”。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或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长期徘徊不前，或是在“左”的路线的直接指导下开历史倒车，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长期处于危机的状态而不能获得正常的发展。这种“左”的思想和路线的主要表现是“唯上、唯书”，就是不“唯实”，它完全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而步入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泥潭。

同时，这种“唯上、唯书”，就是不“唯实”的“左”的思想和路线还笼罩着50年代以后的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苏联东欧国家在社会主义的体制危机面前的无所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在新的形势面前长期打不开局面，究其思想政治根源，则是“左”的教条主义思想在作祟，他们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与时俱进地制定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使社会主义事业长期陷入的困难境地。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针对上述左的思想路线提出的，它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理论上的一个伟大创造，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从实践上来说，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在当时实为一件力挽狂澜、扭转乾坤的大事。因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立，就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党内盛行的“唯上、唯书”的“左”的思想和路线，重新恢复和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地位，重新恢复和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从理论上来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提出，是对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丰富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创新，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首次确立了“实事求是”在毛泽东思想中的精髓地位。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把“实事求是”概括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和精髓，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都是第一次[4]。（2）系统地阐明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思想路线的内容：一切从实际出发，使思想符合实际，主观符合客观，是“实事求是”的基本内涵；理论联系实际，是“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事求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基本环节；找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来指导革命和建设，是“实事求是”的根本目的。（3）精辟论述了“解放思想”的基本内容：强调 “解放思想”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4）把“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联系起来，揭示了两者的辨证关系：一方面，“解放思想”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前提，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做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指南和根本目的。因此，思想愈解放，就愈能坚持实事求是，愈坚持实事求是，就愈能解放思想。[5]所有这一切，都是对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

2、“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千头万绪，从何作手？邓小平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连连受挫，主要问题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的思想路线上，因此，必须从思想路线上着手，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着手。邓小平指出：“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6]只有树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首先，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打破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的一统天下，使人们从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轨道上来。从而砸碎“左”的精神枷锁，摆脱对僵化的传统体制的迷信，去掉抱残守缺、不求进取的精神状态，使人们的思想来一次大的解放，这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就不可能重新回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来，就根本不可能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其次，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即正确区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与个别结论的界限，坚持其被实践反复证明是正确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把握其精髓与活的灵魂，并在实践中予以创造性地运用；同时又敢于正视并舍弃其中被实践证明是过时的或原本就不确切的个别结论，真正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再次，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如实地将马克思主义看成是深深扎根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理论体系，从而在实践中创造性地予以运用。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不断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发展战略、党的建设、国际战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得出创造性的科学结论，全面回答时代提出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世纪难题，创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3、“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它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它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渗透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各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每一个重大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每一个重大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每一个新理论领域的开辟和拓展，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在实践中具体运用的产物，都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导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所有内容都闪耀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光辉，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全局性影响的重要理论。

综上所述，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具有创新性、关键性和影响的全局性的重要理论，因而，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一块理论基石。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才能胜利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才能获得新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创立和发展起来。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二块理论基石

 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和思想路线运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便产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1992年春天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和同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最终确立。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与传统理论直接对立的，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创新。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是一直困扰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未在其著作中明确提出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存在商品和市场，相反他们明确地主张新社会应该实行没有商品和市场的计划经济。

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就遇到了俄国这个中等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经历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失败以后，列宁在晚年改变了他关于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的观点，开始把社会主义同商品经济结合起来。列宁认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工农之间的交换，“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社会主义的基础。”[7]他要求苏维埃政权成为一个精明的批发商，使全体居民个个参加合作社的买卖，学会做文明商人的本领；他还要求社会的基本产品采取商品形式，企业实行经济核算，按商业原则办事，等等。与此同时，列宁还改变了将社会主义与市场对立起来的观点，开始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认为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工作“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8]但是列宁又指出，俄共（布）对市场态度的转变，“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出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要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由此可见，列宁当时仍然固守着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只是实现计划经济的手段和办法的认识。所以列宁主张的是一种有限的商品、市场经济。然而，对于主张尽快消灭商品、市场关系的经典社会主义理论来说，这又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这一突破为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理论在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列宁不愧是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人。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担任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20年代末的“反右倾”和农业集体化运动时期，商品、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被否定，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不久，斯大林就采取了相应措施来纠正“左”的错误。1934年，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七大上重新肯定了商品货币关系，指出，苏维埃经济活跃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扩展的商品流转”，同时，货币将在苏联长期存在，“一直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完成的时候为止。”[9]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指出，由于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的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在苏联“仍是必要的东西”[10]，但这只限于生活资料的范围，而“生产资料却失去了商品的属性，不再是商品，并且脱出了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仅仅保持着商品的外壳（计价等等）。”[11]斯大林主张“一步一步地缩小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而扩大产品交换的活动范围。”[12]以便向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还认为，“价值规律在我国的制度下不能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13]显然，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相比较，斯大林的思想是后退了。

与斯大林同时代的布哈林的观点却有所不同，他认为市场关系的存在是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市场关系的存在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计划具有相对性，因此必须保存和发展市场关系，并使之与计划经济结合起来。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列宁逝世后的第二年（1925年），他就在《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一文中，提出了“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14]的全新的科学命题。布哈林的“市场关系”是指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所谓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是指俄国这样一个小生产大量存在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不能超越社会经济发展的商品生产阶段，而必须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这无疑是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并被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所证实。

新中国成立的最初七年，国民经济获得了恢复和迅猛的发展，但此后不久就发生了忽视生产发展客观规律，忽视商品市场关系的错误。在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教训之后，毛泽东为纠正“左”的错误而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谈话。1958年10月，他在《在华北华东九省农业协作会议的指示》中写道：“交换是永远的，一万年之后还有交换”，“应当利用商品交换来团结几亿农民”[15]。同年11月，他又在郑州会议上指出：“现在还是要等价交换，将来共产主义的产品交换，现在还办不到”。又说：“我们的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进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同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16]1959年2、3月间，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指出：应该“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办事”，“这是客观规律，客观法则，违反它，要整得头破血流。”[17]可惜，由于传统体制的束缚和“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毛泽东的上述重要思想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和始终如一的贯彻。“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其后期对商品货币关系的批判表明，毛泽东并没有走出将社会主义与商品、市场关系对立起来的理论误区，虽然不得不承认它的存在和作用，但念念不忘的却是要尽快地消灭它。

社会主义国家在商品市场问题上的频频失误，阻碍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并从50年代末开始，逐步发展成为日益严重的经济、政治、思想和社会的危机，迫使各国社会主义主义者在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加快了探索的步伐。先后出现了兰格模式、布鲁斯模式、锡克模式，以及考斯塔、科尔奈和列尔什等人的理论和计划，都是为解决社会主义与商品、市场的关系，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进行的理论设计。他们共同的长处是以市场经济作为改革发展的价值取向；其共同的不足是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思想的束缚，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的结合中，或不能保证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作用，或不能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因此，其理论付诸实践的结果均以失败而告终。

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继承和发展了列宁和毛泽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创造性地解决了商品、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1991年冬和1992年春，邓小平两次重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不搞市场经济，连信息都没有，是自甘落后。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决定，这就是它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强调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十四大理论的贡献在于：首先，它明确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配置资源的手段和调节经济的方式，这就打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肯定市场经济能够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其次，它明确指出了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宏观调控地位和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并强调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宏观调控地位的不可或缺性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不可或缺性，从而科学地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怎样相互结合的问题，以及解决了计划与市场怎样结合的问题[18]。最后，它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表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是要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作枝节性的修补、改良，而是一场根本性的变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新型经济体制[19]。所有这些都是与传统理论直接对立的，是崭新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创新。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理论支柱，它在实践中使社会主义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最主要的理论支持：它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取向，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个历史进程，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发展的各个方面，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主要理论支柱[20]。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要求我们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结合起来，这就形成一种崭新的经济运行体制，并创造了新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最终确认经济体制改革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这就标志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产品生产，同产品直接分配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模式，将被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同以商品的社会交换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模式所取代。社会主义经济领域的这一巨大变革，不可避免地将引起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相应变革。正如列宁在论述“新经济政策”时所说，我们丝毫也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的本质，但却根本改变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正是由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的根本改变，才创造出了新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从而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和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事业开辟了现实的道路。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理论支柱，引起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深刻变革，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即苏联模式）的主要之点，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关键性和标志性的重要理论。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并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恩格斯曾经指出：“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它们“都有多半是各自的特殊的规律”。“但是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21]经典社会主义理论的巨大历史功绩是科学地分析了未来”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强调社会生产的决定作用，提出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实行的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调节等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然而，由于当时商品、市场远未达到充分发展的阶段，因而经典社会主义理论对“经济曲线的纵坐标”的论述是不够完备的。有些结论与现实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例如当时就认为交换环节可以用产品的直接分配来取代等。然而，当代社会主义的实践不断显示出生产和交换这两个“经济曲线”的相互作用，显示出交换对生产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的巨大影响，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从而暴露出经典社会主义理论在绘制“经济曲线的纵坐标”上的弱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了完善社会主义“经济曲线的纵坐标”的工作，斯大林、毛泽东和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都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都没有从根本上克服经典社会主义理论的不足，只承认在计划经济体制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程度不同地容许商品、市场的存在，没有认识到应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社会资源的配制起基础性作用，因而也就没有能最终确立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应有的地位。社会主义建设70余年的实践经验，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最终确立准备了条件。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全面考察了社会主义生产和交换的关系，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从根本上肯定了商品、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应有地位。这就为克服了经典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局限性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从而使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并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理论。

综上所述，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所具有的创新性、关键性和影响的全局性，就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二块理论基石。它不仅影响社会主义改革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而且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四、结论

 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一块基石，它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新的历史征程。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立，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根本改变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使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从而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开辟了现实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二块理论基石。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不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科学社会主义从经典理论到当代理论的历史性发展也作出了重大贡献。正是由于有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和思想路线的确立，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理论才能真正与当代世界各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正是由于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从而开辟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正是由于有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两块理论基石，才使经典社会主义理论最终发展成为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点的当代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一个完整、系统和成熟的理论表现，它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经典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