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

——访克雷格·卡尔霍恩教授

●克雷格·卡尔霍恩    ▲许文星

【摘要】  诞生于 19 世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曾经影响了 20 世纪工人运动和革命的兴起，催生了新中国的诞生，从而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相比 20 世纪的经济政治情况，世界已经发生了诸多巨大的改变，但马克思主义依然影响着世界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思想和联系的观点，在现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中，依然不可替代。克雷格·卡尔霍恩教授从社会学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应用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国家治理的发展具有参考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世界主义；民族主义；中国未来

导语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世界和中国的未来发展是备受瞩目的话题。诞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曾经改变中国和世界命运，而如今它将会对此产生怎样的影响？2016年8月，作者对克雷格·卡尔霍恩教授进行了专访，就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进行了探讨。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问题

▲  阶级理论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和建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基础之一，也是马克思的重要理论贡献之一。但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较为缓和；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治理方式也有共通之处；通过阶级来区分不同人群越来越困难。这是否体现了世界主义的走向？

●我认为，阶级理论存在的问题是：尽管仍然存在着阶级的不平等现象，但是否还能用这一理论来划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定义“劳动”，是不确定的。从马克思的时代开始，公司制度已经有很大的发展。在公司中没有独立的资产阶级，所有人都是大公司里的雇员，但有些人持有股票、收入很高。时至今日，不平等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并不完全采取19世纪两个阶级之间激烈对抗的那种形式来解决不平等问题。在西方的经合组织（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国家和发达国家中，传统理论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解释力更弱了。这确实是一个重大变化，并且改变了阶级的性质。这些变化使阶级划分更模糊了。我认为，150年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界限更清晰，现在很模糊，已经不能再简单地说“无产阶级就是穷人”。

其次，我认为要区分不同的地域来看这个问题：是分析英国、美国还是中国？比如，中国有一段历史时期曾努力地、且非常成功地消除了城市中不同职 业之间的阶 级 差 别，但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因此，中国这样的无阶级社会内部仍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但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阶级差别。从1992年以来的20多年里，中国不断地发展、扩张和变化着。这种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也逐渐成为了一个严重而广泛的社会问题。这并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问题，但却是一个有巨大挑战的不平等问题。同时，中国也产生了类似传统的阶 级问题，即在贫穷的工人与合资、外资企业家之间的区别。但这与马克思所描述的阶级关系，即整个社会分裂为两大阶级的情况并不相同。尤其是，我认为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中，有的地方像阶级差别，有的地方不像。城市居民可以送自己的孩子到城市上学，农村居民却不行。城乡差异源自法律规定上的区别，但是，城乡差别不应由国家法律来规定，甚至成为一种阶级差别。我们不应忽视、轻视马克思的思想，而应该尊重它。马克思认为这种差别会消失，因为这只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斗争的一部分。马克斯·韦伯和汤普森都曾讨论这一问题。但我们也看到，一定程度上，其他种类的不平等已经使情况更复杂了，这使得革命的可能性更小了。

▲  韦伯提出的“社会分层”也是分析不同人 群之间差异的一种理论。阶级差别的模糊化是否表明阶级矛盾正在逐渐消失，或者阶级理论将被社会分层理论所取代？

●  社会分层和阶级划分是同时存在的，这很复杂。你可以说，阶层的不平等不是阶级不平等。因为阶级差别更加明确、清晰、尖锐，永远存在很多斗争。有人说，世界与马克思所说的不一样了，马克思错了。但我并不这样认为。我认为现在仍然存在很尖锐的冲突和斗争，阶 级矛盾不会完全被消除，它和社会分层（这种新的不平等可能被称作“分层”）是同时存在的。当然，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在社会中都有新的衍生形式，二者不再有完全清晰的区分。中国目前既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也有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结合了多种经济关系。与此同时，政府，包括每一个人的性质并不是完全由局部的经济关系所限定的。事实上，很多现代国家都是如此，都结合了一些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要素。与马克思所描述的时代相比，很多欧洲国家具有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征。它们关注工人的福利、社会保障和健康状况。在这些福利国家中，工人的福利待遇比任何其他地区和马克思时代的工人都更好。但这些国家仍不是彻底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只是资本主义的变种，是以经济利益为核心来进行决策的。展望世界，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社会都有某种混合性，但混合的领域和方式不同，这给传统的学术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全球经济发展所催生的一种世界主义也给研究造成了问题。世界主义的内涵和外延不清，它可以是对世界的一种态度，也可以是实际的全球经济。全球经济的运行更加接近于马克思所设想的模式化的国际经济。当中国重新要与世界资本融合时，不可避免要引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欧洲社会中，这两类状态都有，但它们说：“如果我们不参与全球资本主义，我们就不能支撑福利国家的运行。”在国际层面上运行的资本主义经济有更加纯粹的形式，而国内经济关系的复杂性也使阶级分析更加困难。

▲ 关于巴黎公社一直有很多争论。有些人认为它是民主的奇迹、共产主义社会的模型；还有些人认为它在性质上甚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无论是从组成的人员、领导人，还是治理的规则上都受到了蒲鲁东派和雅各宾派的很大影响。作为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激进政治运动，您是否认为这个运动反映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如何衡量它对现代民主的价值和贡献？

●  巴黎公社是很有价值、让人兴奋的，但它不能被理想化，因为它只存续了两个月。这与其它政权不同，因为当我们讨论一个国家的成功时，是要看其长期表现的。所以，我不认为它是一个民主的模型，因为它没有面临过换届问题，这是民主的基本问题。前任领导人能否顺利离开，继任领导人能否和平地接任，这对于任何民主政府都是重大问题。巴黎 公社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比如对工人和个人权利的思考，对合作工厂的设立，等等。这些思想很有用，可以成为现代民主的孵化器。但从社会运动的传统来看它，比作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来看，更为重要。如果你观察在运动中市政的形成，可以看出三四十年以后、甚至现在，仍是那样。那些有点狂热的城市企业家在经济危机期间，试图寻找替代性的生产体制，以减少金钱损失，降低信用贷款。这些跟巴黎 公社期间的情况有很多共同点，他们从巴黎 公社中学到很多，并且保持了当时民主的地方化特征。马克思曾批判巴黎 公社有些方面不是社会主义，因为这种社会主义虽然有很多好的想法，但不能“扩大”，只能在规模很小的共同体中实现。这是首要的问题。它不是在一个城市、更也不是在全法国实行的。在巴黎公社之后，马克思主义者有时会纪念这一运动，认为参与者是巴黎公社的英雄。但他们也批判巴黎公社，因为它无法在一个大的地区实现。此后，所有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认为应当在民族国家的层次上建构制度。如果我们无法在这种大的层面上组织社会主义，那么我们就无法使社会主义成为一种政治组织模式。这就打破了巴黎 公社的神话。也许第一个公社给了我们很多关于共产主义的启发，但这些想法却无法在更大的层面上运行。尽管这种组织结构在小范围内运行的很好，但在不同的背景下结果会不同。

二、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的变化

▲  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是现代社会中两个很重要的现象和思潮。它们的关系和变化既复杂又微妙，就像在英国脱欧中所体现的。2016 年 7 月 30 日的 BBC 报道评论道，从脱欧可以看出，英国是一个分裂的社会。在全球和民族国家内部，您认为世界主义将会分裂还是团结民众？

●  我认为这完全是民族主义因素导致的，是对国际联盟的一种反抗，因为国际联盟没有帮助人们在全球化中获利。英国近三十年来在经济上做得很好，但有些人完全被遗忘了，英国的两党领导人都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帮助他们从落后中走出来。这就是反抗的来源。有些反抗者是领导人，但大部分是来自民众的。相当多的人觉得他们没有获益，这就是脱欧的原因。在伦敦，很多人认为他们在全球化中获益很多，忘记了英国其他地区的利益。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发生过。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仅在经济上，中国几乎所有发展都集中在南部和东部，其他地区的农村对此感到不公平。实际上，大一统国家一直都存在这个问题，总担心一些地区的团结问题。中国政府确实为保证西北地区的发展机会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在西北经营一些产业，尽管盈利不多；投资一些学校，尽管岗位的需求量不大。

问题在于中国在国际经济中实现了发展繁荣，相比经济繁荣之前，国内各阶层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却加剧了。这是最大的问题。老百姓可以相信“先富带动后富”的逻辑，但如果没能带动后富，先富的合法性就不存在了。这种情况可以调整，政府可以向贫困地区投资，使他们不觉得不平等。

实际上，所有的中国领导人都担心国家在某种程度上的分裂。全球化带来了中国的迅速繁荣。除了经济上的变化，这是否会带来版图上的变化呢？这种担心是有原因的。历史上，中国的版图曾有很多变化，比如三国鼎立、战国时期。我认为，中国正在努力寻找解决内部团结问题的新途径。对于中国领导人 来说，首要的目标永远是团结。但不同的人 对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有不同的观点。习近平和邓小平的共同点是，认为即使让经济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发展，仍然可以找到实现团结的新方法。

总体而言，我认为中国正努力确保每个人都能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获益，尽管有时候这很困难，是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地区不平等是一个重要问题，而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解决得很好，因为马克思主义关注国际发展和国内发展的关系。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种阶级理论，更是关于不平等和一国之内、国与国之间平等发展的理论。

▲  马克思曾预测世界主义将会加速工人的联合和全球的社会主义运动。近来，解决环境问题、经济危机以及难民问题，都越来越需要在全球和民族国家内部达成共识。您认为是否需要一个处于民族国家之上的全球力量？这是否可能？

●  我认为这不能由任何经济力量保证。很多人想要实现全球联合。但这要采取哪种组织机构呢？全球经济如同国家内部的经济一样，是某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这是一种进步。“全球力量”听起来很好，但我并不认为这会发生。相反，我更多地看到民族国家内部的力量，政府试图为纯粹的市场经济提供一些补救和保护。中国这些年正努力地这样做。在中国，尤其在城市里，很多过去的社会福利体系被打破或削弱了，比如“单位”体制。取消“单位”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如何照顾老年人，如何建构新的福利体制，如何处理教育问题，等等。政府确实努力地通过政策试点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采用商业保险制度，就像西方国家借助私人保险来提供服务；创立一些新的机构来代替单位，通过工作、劳动合同或直接的国家措施来实现。世界上不存在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它会破坏和毁灭一切稳定和人民的支持。资本主义当然也需要人民的支持。马克思认为，这将导致社会方面的革命。例如，在西方和欧洲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混合了福利国家制度，很多慈善事业是由慈善团体、教堂或有钱的个人支撑的。比如，比尔·盖茨捐了很多钱来对抗疾病。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方法，而不是政府的方法或彻底的市场解决方法。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方法，既包括各阶级联合的方法，也有地方层面的、人与人互助的社会方法。解决这些问题有不同的方法可供选择，不同的国家需要根据自身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比如瑞典采取政府解决的方法，美国则用了一种更市场化的方法。

三、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的未来

▲  我认为，中国的政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和司法制度都是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的制度很多方面也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儒家思想可以说是中国人民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您是否认为马克思主义也是中国国家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确实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但正如你所说，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理论实践，有苏联式的，也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从前苏联借鉴了一些制度结构，但苏联的制度也不是完全来自马克思。所以我们在谈论马克思主义时必须要小心，人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结果产生了什么。很多人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中国的传统。我会说，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了中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当我们观察中国的现在和传统时，马克思主义就是其中一部分，其中包括马克思以及毛泽东的思想。这些思想在中国都得到了发展，而且对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在发展。毛泽东开创了把马克思的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式道路，这种灵活运用又引起了新的创造。邓小平则创新得更多。这不是说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但他确实改变了很多传统。任何传统都可以再创新，儒家思想也是如此。人们总是在谈论如何使儒家思想更适应现代社会。所以每一种传统，包括马克思主义、儒家思想，等等，都在潜移默化地被不同年代的人重新解读，并与时代融合。当你说儒家思想是中国的国际文化标签时，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的，但必须谨慎。因为几百年来，中国文化已经不是纯粹的某一种文化，而是混合了佛教、道教和西方思想的文化。在西学东渐中，梁启超和康有为等人就将一部分西方思想的精髓与儒家思想相结合，试图提供一个时代的解答，最终演变成“中体西用”的思想。但我不确定这能否实现，问题在于能否准确地区分“体”和“用”。以马克思主义为例，我认为，试图要把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只会造成灾难，而创造出与中国相融合的马克思主义会好得多。

▲  有些学者，比如麦克法夸尔，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正在衰退。您怎么看马克思的思想在中国乃至世界治理中的作用？它会衰退吗？

●  我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正在衰退。它的影响确实比以前要弱，但我不认为领导人仅仅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工具。一定程度上，这是一种惯性思维，一种工具性的思考方式。关键的考验在于下一代领导人。现在的领导人仍然是成长在20世纪70年代的共产主义思想下，下一代领导将会是从未体验过毛泽东时代生活的人。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一个现存的传统，仍在塑造新的话 语，这确实如此。十年之前，在中国曾有一些“新左派”，曾是很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但他们试图反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导致学派的观点过于独特而无法广为接受。我想表明的是，很多思想争论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理论，争论的双方都在引用马克思主义，所争论的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双方却选择了从不同的理论方面进行解读。中国正在发展自己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不是建立在彻底的直接选举上的，而西方从未有过这样的制度。在中国，对于如何选择一个真正的国家领导人，共产党不仅吸收了马克思的思想，也吸收了儒家思想：你必须有经验、年过半百并且尝试过很多种职务。所以，候选人会被派去经历不同的考验。比如，必须在农村、城市和中央政府都曾任职，必须受过良好的教育，经验丰富，行事有计划，并且证明是有益人民的。我认为这种理想的领导人，是很儒家化的。所以为何老在马克思主义还是儒家之间选择呢？这不是个问题。儒家思想能够存续的部分原因就是其兼容并包的强大特征，能在历史发展中与其他优秀思想成果相融合。同时，减少马克思主义的成分，减少中国特色的成分，仅仅是纯粹的儒家思想，这是无法运行的。如果中国能够做到很好地融合不同思想，就很有可能成功。

回到世界主义，如果世界主义意味 着能够最 好地实现思想融合，那么世界主义就是一个有益人类的思想。如果世界主义只意味着西方思想的广泛传播，那我认为这会很糟糕。很多人曾把世界主义当作法制主义或西方式的自由主义，并向全世界推行。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世界主义是不会成功的。如果它意味着，每一个国家都有机会选择全球思想中的有益成果，每个国家都能形成自己独特的有效运行的制度，这种世界主义则更好。

▲  您能否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 展和研究提些建议？

●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中国和世界都很重要。对于中国面临的很多问题，马克思的理论是最好的分析工具。比如，民族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就需要用马克思的理论来理解，中国发展需要了解世界体系。相比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需要更多创造性的理论突破，需要越来越国际化。我们尊重马克思，因为他的思想中很多是对国际体系的分析，并且把“世界”作为一个基本的理念。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是非常政治化的。

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上看，马克思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留下的理论基础比较弱，而政治宣传则主要是关注这一点。所以，大多数中国传统的政治宣传都是来源于苏联的政治宣传和20世纪早期的政治营销思想，但这在信息化的当代是不适用的。中国在这个领域还存在问题。我自己认为，不依赖竞选式民主的中国，通过儒家思想和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大众化上可以做得更好。在现代社会，如果有公开讨论以及其他信息传播方式，会比简单地命令大众更有效，理论的大众化会更成功。带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欧洲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理论中产生了一些有关公众和民主理论的重要著作，因为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与民主和解，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如果对公众讨论民主等问题太过敏感，其实处理起来反倒更加困难。因此这个问题亟需解决，因为民众的理解和沟通是社会的基础，社会也有教育公众的责任。中国正处于变化中，经济基础提高更快，为了有更高的生产力、实现经济上的成功，中国不得不培养更多受过教育的工人，使他们从事设计等更复杂的生产。这意味着，公民政治教育、大众化不能再被简单化。因此，应当在公共领域里进行更加开放的思想交流。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令人兴 奋的课题。目前中国关于“大众化”、什么是“大众化”的理论研究和理解还比较弱，需要加强。这不是说 强大的社会组织或议会就是大众，它需要在不同背景下对普遍权利诉求的思考。如何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大众”概念，在中国仍需要一系列的工作。这是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一部分是涉及民主的。如果要通过民主来形成一个公共话 语领域，这就是一个国家问题。通过很多自由和公开的辩论来进行公共决策，我认为这很有帮助。在党内，已经有一些公开的讨论，但从范围和程度上，这还不够。即使是在不同的制度中，公共讨论对于公民教育和促进改革都很有益。

另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按照学科划分来组织的，比如经济思想、社会思想，而是结合在一起的。这对于整体性思考很重要。我建议，在思考问题时要将一个事件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不同因素联系起来。马克思的思想超越其他思想的优势之一，就是他的相互联系的原理。很多流行的西方学术著作都把不同事物区分开来，政治、经济、社会是完全分离的。但事实上它们是相互联系的。经济对政治活动起着基础性作用，这并不是简单化为经济决定论，但经济条件可以形成或削弱政治，当然这是有条件的。经济是受政府影响或限制的，等等。马克思主义在分析相互联系上很擅长。我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的积极贡献，可以平衡西方分离这些因素的趋势。

中国将要面对很多重要的挑战，比如腐败问题、新型大国外交等问题。这确实需要放在国际层面来思考。中国想要参与到一个更好的世界中来，必须找到与世界联系的新方式和参与国际组织的新方式，以及对世界的新理 解。事实上，以习近平为领导的本届政府已经试图创造新的外交方式，建立一种不同的外交版图。现在，中国已经迅速成为了一个世界力量，但还没来得及把人民训练为世界公民。马克思的思想不仅对思考中国国内的问题很重要，对思考中国在世界领域的问题也很重要。因为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背景，资本主义在变化，但我没有看到它在消失或崩溃。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力量并想要成为全球领袖，中国也向世界宣称：“我们要选择一种不同的发展方式”。在资本主义的影响形式最纯粹的地方，中国如何适应变化的全球资本，是值得思考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可以对理解资本主义世界和当前资本的变化有所贡献。很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仅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以民族和国家为主体来思考的模式。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对中国都意味着什么？如果这个世界不是资本主义的，这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我认为，这种思考是有用的、重要的。在中国历史上，闭关自守是发展的阻碍，但中国现在已经向国际化迈出了强有力的一步，成为了全球世界的一部分。而这就是未来马克思思想的一个问题，即你是否能够更好地理解世界，就像理解具体的中国政策一样。你也许要问，什么是全球图景？中国已经占据了近20年来中产阶级增长中的大部分，中国消费者已经成为世界市场的重要购买力，中国的公司正改变全球的经济版图。不考虑中国的国际化，能够理解中国吗？我想也不能。我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一个最有用的工具就是将地方和地区内部与国际或全球联系起来。随着全球资本的发展，各行业中的不平等问题将会加剧。中国政府在使用计划和试验来尝试不同的政策，解决社会问题，向人民提供稳定的生活。这非常有智慧。但计划和试验不仅仅是四处观察。我们是否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治理中的问题？这是一个潜在的研究空间。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认为没有一个国家是孤立存在的，这一点也贯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始终。停止或者试图拒绝这一点，就是前苏联失败的原因。停止国际化，自给自足，就能建立共产主义？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看到这是错误的。因为在经济上一个国家是不能这样发展的。马克思的思想实际上是国际化的，正如它想要实现全世界工人的大联合。如果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关于社会财富的共享，而不是个人财产的分割，我们就必须先要有全球资本体系的巨大成功，然后才能在打破资本体系后创建一个共享体系。但首先我们需要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我认为，从邓小平开始，到中国当前的发展，可以证明这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作者简介】  克雷格·卡尔霍恩（1952—）（Craig  Calhoun），教授，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曾任美国社会学研究委员会主席、纽约大学社会学研究院主席及公共知识研究所主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校长，现任美国博格鲁恩研究院院长，著有《民族事务：文化、历史与世界主义梦想》（Nations Matter: Culture, Histor y, and the Cosmopolitan Dream）、《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Does Capitalism Have  a  Future?）、《激进主义探源：传统、公共领域与19世纪初的社会运动》(The  Roots  of Radicalism:  Tradition,  the  Public  Sphere  and  Early  19th  Centur y  Social  Movements)、《 阶级斗争问题：工业革命期间激进主义盛行的社会基础》（The  Question  of  Class  Struggle: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pular Radicalism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等；许文星（1986—），女，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研究。

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