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 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三重逻辑

谢迪斌

【摘要】 在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的要求下，习近平提出了发展 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命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的历史阶段的重要任务。发展 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推进这一系统工程，应该遵循三重逻辑，即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现实需要的时代逻辑、本土融入的文化逻辑。在三重逻辑的约束下，发展 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才能沿着正确的路径与方向前进。

【关键词】 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就没有正确的行动实践。社会实践不断发展，理论也需要即时创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需要强有力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2015年1月，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会时首次提出：“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016年7月，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一命题的提出，是理论创新的时代要求。在当下和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要在这一框架下展开，丰富和充实这一命题。从理论创新规律来看，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应在三个逻辑维度上实现。

一、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

马克思主义自1848年创立以来，已历经跨越三个世纪的伟大历程。在这三个世纪历史发展中，每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现象、矛盾问题都有着自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同时，在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历史现象与问题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考察这些现象、揭示这些联系的过程中发展创新的。黑格尔说过：“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唯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个合理的过程。”这种联系以历史的时空路径存在与发展。从时间坐标上说，每个历史阶段都存在着特定的主要矛盾，而不同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具 有内在联系的。19世纪人类历史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20世纪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当下21世纪人类社会所共同面对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则是全球化背景下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矛盾。从时间序列上看，三个世纪的矛盾重点不同，但前后呼应，相互贯通。汤因比说：“人生存在于时间的深度上；现在行动的发生不仅预示着未来，而且也依赖于过去。如果你故意忽视、不想或磨灭往事，那么你就会妨碍自己现在采取理智的行动”。从空间坐标上说，人类社会的矛盾呈现出从原点向多维弥散发展态势，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综合纵向速度越快，其主要矛盾横向发展的多样性就越凸现，各个国家与民族 历史阶段上的矛盾表现与问题性质之间的特色就更加明显。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要随着历史发展的时间坐标变化而不断创新自身的理论观点和解决方案，同时也需要在历史发展的空间坐标中，提出更加具有区域色彩和本土特征的解释体系与行动方案。历史已经证明，在这三个世纪中，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时空坐标的统一中，不断创新和发展的。遵循历史发展的时空坐标变化规律，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创新的重要逻辑维度。

（一）发展 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应遵循人类社会的历史逻辑

 马克思主义就是为了探索发现并运用人类社会的运动规律，并在这种规律的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批判的哲学，“这种批判的哲学首先表现了历史的批判”。19世纪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深刻危机和矛盾，用传统的理论框架不能解释其复杂性，更不能提出正确的解决方案。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过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结合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运动的革命实践，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理论观点，形成了系统的解释体系和解决方案。马克思主义理论 形成之后，为世界各民族、各国家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为解决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特别是劳动群众和被压迫民族自身的解放与独立，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支持，其科学性和革命性在世界各地不断被证明。所以，植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把握和运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是马克思主义产生及其科学性与进步性统一的基础性条件和逻辑。当下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也应该直面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程的基本问题，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只有这样，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才会符合人类社会运动规律，才会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正如习近平谈到理论创新时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不仅仅在于它立足过去、当下已有静态的历史事实和社会实践，更在于其能够顺应历史的发展潮流，通过人类社会运动规律方向的研判，提出超前性理论框架和解决方案，人类历史发展和人类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保持其科学性和革命性的最基本前提。马克思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 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恩格斯写道：“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开放动态的理论，它对于人类历史发展新形势开放，它更对人类社会实践的新经验开放。19世纪以资本原始积累为基本特征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事实，以工人运动为核心的人类社会实践，造就了以批判资本主义和指导工人运动为基本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20世纪以垄断和国家资本主义为基本特征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事实，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形成了以列宁的国家、革命理论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今21世纪的新形势下，以和平发展为主要特征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以科 技创新和社会治理为主要方式的人类社会实践呈现出越来强烈的加速趋势。杰里米·里夫金预言：“与此同时，一种改变生活方式的新型经济体制应运而生，它就是‘协同共享’（Collaborative  Commons）”。凯文·凯利认为：“网络是21世纪的图标”7。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特征和新趋势，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内容体系的凝炼，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表达话语的建构，提供了最基本事实材料。新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面对和把握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和人类社会实践的基本经验基础上，提出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命题，并在这一命题下进行理论思考和行动实践。

（二）发展 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应遵循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

作为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行动实践与思维认知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除了随着外部历史条件发展和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之外，这一理论还具有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与路径。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历三个世纪的自我演进，无论其内容本质还是表达方式都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强劲的，自身发展的内在路径轨迹是清晰的。

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最主要内在动力是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趋近的内在差异和张力。这种差异和张力促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创新发展道路上永不停止。与其他社会科学理论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没有把自身的理论看成终极绝对真理，而只是将自身的每一次理论发现都看成是向终极真理前进的重要环节，任何一个阶段性真理都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性就是不完整性，不完整就要向完整方向发展前进，就要在理论 认识和实践行动上继续探索。正是这种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趋近的非平稳性，促使了马克思主义者在三个世纪中，在坚持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观点，不断调整自身的实践方案，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在结构上不断完善，外在功能上不断增强。

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内在路径是稳定与变化的辩证统一。所谓稳定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基本原理的一贯正确性，所谓变化就是某些具体结论和观点的阶段适用性。基本原理需要稳定坚持，具体结论和观点需要变革创新。例如，无论历史现象怎么复杂多样，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实践决定理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等基本的规律不会变。所以何种历史现象，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社会运动的曲折，最终都可以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下去解释。“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虽然在某个短期或者局部的历史时空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力和指导作用有所下降甚至失灵，但 这只是人们认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条件约束或者主观因素故意。如在20世纪末期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变更为主要特征的历史事件，被西方学者称之为“历史的终结”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失效，当时确实影响了一部分人，无论是中国的还是世界上的。怀疑、责难马克思主义理论似乎成为一种理论的时尚，但历史时空稍微延长和放宽，这一思潮的尴尬和窘境就自动暴露出来，历史终结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正如这一理论的始作俑者福山自己后来所说：“当我们去观察广泛的历史潮流时，重要的是不要被短期的发展牵着鼻子走。持久的政治体制的标志是它的长期稳定性，而不是它在特定十年里的表现”。马克思主义不仅需要坚持，也需要变革和创新。

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动力和路径，决定了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起点和创新轨迹：任何创新都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原点上的充实、完善和提高，任何抛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框架而“另起炉灶”的意图和行动，在理论上是行不通的，在实践上也是要失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以来，形色形色的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流派很多，有的在一些特定历史阶段还有较大的影响。但这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理论流派与社会思潮，都没有真正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中，也没有为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做出贡献，而在历史的脚步声中，不断自我弱化甚至消亡。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原理框架和行动准则，以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为目的，最后走上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邪路。苏联的解体是以“新思维”名目开始的，戈尔巴乔夫说：“要改造经济机制，首先得改变思想，抛弃老一套的思维和实践模式”。这里所说的“思维与实践模式”不是一般的观点或者具体方法，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经验教训，在今天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进程中，需要严肃对待和认真吸取的。

（三）发展 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应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运用不到100年，比在西方社会少了近百年的理论传播和实践行动历程。然而，就是在这不长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却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增加了很多中国的元素，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更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丰富多样性色彩更加明显。如在革命道路理论上的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在建立公有制理论中的和平改造理论，在经济理论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理论。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功。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先进分子建立了自己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初步胜利，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逻辑体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是强烈的问题意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就是由解决现实问题的迫切性所推动的。当中国先进的知识分 子用尽了西方各种理论武器，仍然无法解决中国问题之时，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就被介绍到中国来，但并未引起中国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的兴趣，因为当时的理论热点集中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武器上。毛泽东说：“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只是到了辛亥革命失败，中国知识分 子在理论上走投无路之时，才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尝试选择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问题。刚一初步传播，就遇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外交失败问题，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发动劳动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结果取得了五四运动的胜利。从 此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总是在面对一个又一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问题面前，显示出其巨大的威力。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面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史。当然，马克思主义理论 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并不是简单地将理论转化为解决方案，药到病除、立竿见影的过程，而是在把握问题的实质，然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中国化的二次创造，形成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后才得以实现的。毛泽东强调  “如果我们身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却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只能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那末，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成绩就未免太坏了”。

其次是明确的实践导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实践的，这种实践性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则表现得更加突出，成为理论发展的一种实践导向。这是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具 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而决定的，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首要功能所决定的。相对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主要不是一种理论研究的工具，不是知识分子在学院和书斋中进行学术思辨和理论建构的对象和依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主要功能是指导和引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实践。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运用伊始，就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之中。实践的发展，也就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实践导向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自身的实践，并在实践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际，李大钊、陈独秀就将其与工人运动的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兴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潮，也就是在实践中发现，中国工人力量与反动势力的对比悬殊，仅仅依靠工人阶级 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很 难取得胜利的，必须先团结和联合一切进步的势力进行民主革命，实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第一次创新——中国革命两步走的理论观点。二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广大群众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提升，将其上升为理论 形态，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 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萌芽性质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群众在实践中的一种创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将这一实践经验上升为党的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实践，并加以提炼总结，进而在农村实践的基础上，再运用到城市的国有企业中进行实践，然后在国有企业广大干部职工实践的基础上，总结概括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邓小平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再次是有效的纠错机制。马克思主义是基于人类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理论一般，它与中国社会革命的实践个别，既存在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但又有一定的差异性。所以，要将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 运用于中国实践，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就必然要求有一个理论转化和创造的过程。这一过程非常艰巨复杂，其困难程度不亚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本身，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和高超的实践智慧。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转换和创造过程中，出现错误和挫折是可能的，必然会有一个试错过程。为了能够发现错误之后，立即停止错误的理论转换和实践探索，就必须有一种自我调整和纠正的纠错机制，而不至于在错误理论框架下和实践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导致彻底失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道路上，逐渐形成和完善了一套较为有效的纠错机制。毛泽东说：“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纠错机制的思想基础是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特有的思想方法共识，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基本约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基本遵循。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经过实践检验，无论理论上看起来多么正确，也无论理论的主张者多么权威，只要在实践面前经不起检验，给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带来损害，那么这样的理论就是错误的，就必须纠正。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在出现重大理论失误导致实践损失之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能够在实事求是的共识原则下，进行反思和调整，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陈独秀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具有非常高的地位和权威，但当他的理论对中国革命实践产生极大危害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纠错机制就产生了作用，停止了其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地位，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回到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的正确轨道上来。纠错机制的操作原则是有错必纠，避免矫枉过正。从马克思主义发展上看，在有些国家地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中出现一些局部和阶段性失误的时候，也会进行纠正，但没有形成有效的纠错机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全盘否定，矫枉过正，不仅仅是对错误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纠正，而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及其在实践中正确经验，都进行颠覆，从而危及马克思主义在本土发展的基础底线，最终导致马克思主义在本土发展的彻底失败。这在苏联、东欧的改革过程中，体现得特别突出。而在中国，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极左观念和行为进行改革，由于有了有效的纠错机制，只对错误的部分进行纠正，对正确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则继续坚持。在强调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强调要全面理解和坚持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

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探索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出现局部理论上的失误和实践上的挫折，也是可能的。但只要坚持和完善有效的纠错机制，往往能够在一些重要的时刻，果断并恰当转换理论思路，调整实践方向，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化挑战为机遇。

二、现实需要的时代逻辑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不仅仅来自于历史选择的自然延续，也不仅仅是这一理论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历史选择毕竟只是旧有时空条件下的社会主体主观研判和客观行动，并不意味着在当下新时空条件下，社会主体就一定必须继续沿着历史的选择而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认识到：“一个政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马克思主义要在当下和未来继续保持其科学性、革命性、先进性，需要结合当下的社会现实，把握时代主题，创新理论观点，深化实践探索。在今天，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在遵循历史逻辑的同时，更加要遵循时代逻辑。

（一）、发展 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应遵循全球治理的时代逻辑

工业革命、市场经济将民族 历史变成了世界历史。马克思指出:“不断扩大商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其结果是“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代替了物质生产如此, 精神生产也是如此”。这种特征在现代科学技术快速进步的支持下，变得更加明显和深刻，以全球化形态表现出来的各民族之间利益普遍联系越来越紧密，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加深，中国主动融入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全球性问题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与质量。同时，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都会产生积极影响。吉登斯指出：“发生在遥远地区的某种事件 ,无论其是否是经济方面的,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直接、更为迅速地对我们发生着影响。反过来,我们作为个人所作出的种种决定,其后果又往往是全球性的”。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既要关注中国国内的问题，也要关注国际问题，要遵循全球治理的时代逻辑。

首先，要以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为全球治理时代逻辑的起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分化与对立的时代，在国际社会中，利益的矛盾冲突以非对称的形态表现出来，那就是发达的资本帝国主义对落后的殖民地国家的侵略和掠夺，造成了国际社会秩序的严重失衡，违背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道义原则。因此，经典作家提出以革命和战争的手段来改变这种秩序的失衡。这是符合当时国际社会实际情况的，也是一种正确的全球治理理论。但在今天新的国际形势下，需要一种以合作和共赢为基本理念的理论框架和解决方案，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并向国际社会表达了这种理念。习近平特别强调：“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如果说，在19世纪、20世纪的国际社会，还由于国家与国家之间非对称利益格局，而使一部分国家能够将自己的利益建立在损害其他国家利益基础之上的话，在今天热战与冷战都已经结束，国际社会的利益关系已经深度融合纠缠，已经出现利益对称的苗头，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期将自身的利益建立在其他国家利益损害的基础之上，其他国家的利益损害最终还会以各种形式损害到自身的利益，全球已经进入一荣俱荣、一损俱的阶段。如非洲国家的长期贫穷而导致的病毒、瘟疫必然给全球每个国家带来经济上、精神上的损害。正如习近平所指出：“这个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旧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冷战时期的集团对抗不复存在，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再也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

 其次，应该重点关注全球治理的主体建构和技术创新。面对21世纪的全球治理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应该 在一种全新的理念下，重点在理论上思考，在实践上倡导和引领。“全球治理不仅意味着正式的制度和组织 ——国家机构、 政府间合作等——制定  (或不制定)和维持管理世界秩序的规则和规范,而且意味着所有的其他组织和压力团体——从多国公司、跨国社会运动到众多的非政府组织——都追求对跨国规则和权威体系产生影响的目标和对象”。毋庸讳言，当今国际社会的全球治理技术体系是落后于时代要求的，很多技术手段和操作工具还停留在非对称国际关系的框架下，其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效率都存在很多不适应性。例如管控和解决利益分歧、矛盾的技术手段还主要依靠武力为基础的博弈，而没有形成更加低成本和有效的解决机制。这种机制应该包括：“包括用以调节国际关系和规范国际秩序的所有跨国性的原则 、规范 、标准、政策、协议、程序”。从20世纪末以来的几场局部战争，已经充分证明其解决问题效果的极度有限性。但现在仍然还没有一种更加有效的理论框架和操作手段来替代。在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进程中，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和战争理论的基础上，创新国际争端与利益冲突解决理论的框架与操作手段，发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二）发展 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应遵循社会主义实践的时代逻辑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基础，19世纪以来，国际社会主义实践经 历了复杂而曲折的历程，既有伟大胜利和成功的正面经验，也有严重挫折和失败的负面教训。在21世纪的今天，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都站在了新的时代基点上，充满着发展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能不能把握机遇，应对挑战，关键在于居于指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否适应当今社会实践新情况，解决 新问题。因此，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应该遵循当今社会主义发展的时代特征与实践逻辑。

首先，要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存在与发展的内在本质及运行规律的理论阐识与表达。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正确总结和概括基础之上的，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原则规定和方向的引领是科学而正确的，但关于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具体理论观点和操作手段，会因为历史的变化而失去其合理性，不能苛求一百多年前的他们能够对今天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进行精准的预测，从而准确地界定21世纪社会主义的具体内容。这些问题，只能依靠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去面对和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就是一个首要问题，经典作家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一些界定，在今天需要重新审视和调整。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不能回避这样的重大理论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经典作家基于19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征与趋势，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体制、机制的一般性特征与表现。这些基本的原则规定大部分仍然是正确的，需要遵循和坚守。但也有一些规定与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与趋势产生了较大的差异，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重新探索和思考，并概括和提炼出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及其表现形式。如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经典作家提出了全民所有（国有）的形式，苏联实践 发展成为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索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新模式。21世纪的今天，资本流动的方式、产权交易的平台、收益获得的路径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经济主体之间关系日益复杂，公有制已经需要突破现有的三种实现方式，而向更加多元丰富的表现形式上发展。经济学家提出：“在体制转型中，产权改革是突破口，是主线；在发展转型中，产权界定和产权清晰是动力源泉”。

（三）发展 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应遵循中国现实问题解决的时代逻辑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 社会发展一般 规律的世界历史理论，世界历史是由相互联系的国家和民族 历史组 成的。如果说经典作家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时，特别关注资本国际化及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共同问题的话，那么，当今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更加关心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与国家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与个别性问题。因为，经典作家们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较少，而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却日益凸显出来。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如果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不与本民族的现实问题对接，为现实问题解决提供解决方案的话，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就无法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点有着深切的体悟。正如邓小平所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所谓管用就是能够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的现实问题，提出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和基本逻辑就在于此，

首先，创新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现代政治体系在中国的建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经过探索，已经初步建立起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经济体系，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马克思主义语境下具 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系还在思考与探索之中，由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敏感性，其探索过程要比经济体系复杂困难得多。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现代政治体系的建构越来越迫切，“在保证经济持 续增长的情况下，继续保证社会和政治长期稳定，是当前的首要政治任务”。从历史经验与现实问题出发，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政治体系构建应该把握三个方面要素，符合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必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框架下的，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语境，其理论基础上脆弱的，其现实后果也是严重的；二必须是立足于中国政治基础的，无论是政治理念还是运作框架，都只能在现行政治基础上的改良和修正，颠覆性变动的路径是行不通的；三是必须应对现代政治发展的趋势与特征，21世纪的政治理论与实际运作，都出现了很多新特征，中国政治体系的建构，必须能够应对这些潮流和特征，如果忽略现代国际政治的潮流和趋势，将使中国政治体系陷入孤立与隔绝的状态，其理论基础的坚实性和运作结果的有效性都受到影响。按照这三个原则，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从理论上回答，从实践上解决三个重大问题：政党政治与协商民主的兼容问题；公权产生的合法性及其监督的有效问题，政治参与的通畅性与有序性问题。

其次，创新马克思主义语境下效率与公平的双重实现。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社会财富急剧增加的基础上产生的，经典作家设想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建立在这一物质条件之上的。经典作家对于在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社会总财富增加前提下贫富分化、阶级对立问题关注较多，对于发展本身讨论得较少。然而。这两个问题在中国特别是当代中国，显得同样重要，并且相互纠缠和影响。中国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发展的道路还十分漫长，所以，如何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加快发展，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从理论上深化认识，从实践上完善方案的重大问题。在中国发展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的同时，公正问题已经尖锐地暴露出来。在西方社会，这两个问题在时空上是有所分离而分别解决的。当代世界关于公平的理论 认识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已经从一般的收入与财富平等扩展到权利与自由、机会与能力的平等。罗尔斯写道。现代社会公正的标志体现在社会物品的获得上，“这些基本的社会物品在广泛的意义上说就是权利和自由、机会和权力、收入和财富”。阿玛蒂亚·森认为，“在现代社会真正的公正是能力与方法的复合公正”。在21世纪的中国，这两大问题时间上的重合与空间上的叠加，其理论建构的复杂性与现实解决的艰巨性，对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智慧和实践勇气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三、本土融入的文化逻辑

马克思主义在各 个国家和民族传播、运用的时候，必然要结合本民族的文化元素，体现出本土化的文化特征，否则就很难民众所接受。从这个意义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土文化融入，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前提。中国作为一个具 有悠久历史传统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家，马克思主义要实现大众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度融会，显得更为重要。

（一）发展 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应遵循中外融会的文化逻辑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确立与中国民族文化的相互关系，建立自身在民族本土文化中的合法地位问题。在传播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和解构自身文化，降低本土文化的作用与地位，从而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传播大众提供文化空间。陈独秀认为，儒家伦理学说是“孔教之特色”“中国独有之文明”，必须对这文化进行彻底清除之后，域外先进文化才能进入，“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彻底否定之后，才有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真正传播，其原理也就在于此。然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很快就发现，这种绝对贬低自身民族文化，为马克思主义腾挪空间的做 法，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传播规律，更有悖于中国民众的心理习惯，不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提供可持续的支持。毛泽东在肯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历史功绩之后，对于其中的绝对否定民族文化的倾向提出了批评：“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正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了一种试图将二者融会的探索，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当今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全球化背景下多种文化交融激荡的过程中，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并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先进文化相融合，仍然是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文化逻辑：

其一，当代中国文化与域外先进文化主辅共生的结构模式。所谓当代中国文化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创造过程及其成果，其核心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进程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必然要居于核心地位；所谓域外先进文化就是一切其他国家和地区创造的先进文化成果。这既是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必要素材，同时也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参照。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这种中外结合、相互补充与支撑的文化结构，是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习近平强调：“中华文明经历了500 0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

其二，当代中国文化与域外先 进文化体用协进的功能模式。关于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的功能关系，自19世纪以来就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所思考的问题，体用之争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初步解决了这一问题，主张并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中外文化借鉴与吸收的功能模式。在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进程中，这种理念与模式应该继续坚持。但在今天的新形势下，还要站在更高的视角上，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当代中国文化与域外先进文化之间的功能关系。在今天中外文化深度交融和激荡的过程中，在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历史阶段，不能再简单地以体用功能来看待和建构当代中国文化与域外先进文化的关系，而应该从具体问题领域来区分看待中外文化的不同功能，在有些问题领域，例如政治文化、道德规范上，当代中国文化当然要发挥主导作用；但在有些问题领域，域外先进文化也会发挥主导作用，如在科技文化、产业文化等问题领域，域外文化的功能更强一些。正是在这一理念下，习近平倡导新的中外文化关系模式，即“要了解各种文明的真谛，必须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如果居高临下对待一种文明，不仅不能参透这种文明的奥妙，而且会与之格格不入。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在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进程中，应该体现中外文化体用协同转换的功能模式。也就是在不同的问题领域中国文化的体用功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转换，而不再固化体用主次的功能模式。

（二）、发展 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应遵循推陈出新的文化逻辑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虽然在近代社会发展进程中，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不适应性显示出来，一定程度上妨碍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实现。但这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问题，任何前现代的传统文化都不可能对社会现代化发挥直接的指导作用，必须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梳理和转换，以挖掘其中具有超越历史阶段的文化现代性，方能对现代社会产生积极意义。现代西方文化是建立在对中世纪神学文化的批判基础之上的，但这种批判并不是全盘否定，完全抛弃，而是有一个文化（艺）复兴的重要环节，复兴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梳理、改造和继承。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缺少了这样一个重要环节。五四新文化运动只完成了批判的任务，没有完成转换从而也就不可能完成继承的任务。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是断裂的。这是导致当今中国文化结构不全，功能不强的重要原因。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必须先要有一个民族文化的复兴，这种复兴不是内容上的简单重复，更不是形式上的机械照搬，而是批判、转换、继承三个程序的整体完成。没有传统文化的复兴，就不可能有民族的复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一重要问题，习近平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在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进程中，必须遵循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逻辑。这一逻辑从两个维度上体现出来：

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主体和内核，民族传 统文化要实现 结 构上的转换和功能上的重生，就必须融会于这一主体和内核之上，任何游离于主体的文化因素，其功能必然得不到应有的发挥。从内容及其功能上看，二者的融会在很多方面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它们有着共同或者相通的价值取向。如系统的自然观、公平正义的价值观、集体取向的社会观，等等。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虽然在欧洲产生，但社会主义实践在中国取得初步成功，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二者之间的内在融通性。在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进程中，如何更好地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融通，是一个重要的理论任务和实践课题。

二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无论是在理论上与马克思主义的融会，还是在实践上发挥引领作用，民族传统文化都不可能直接套用，必须进行分析和梳理，挖掘其中的现代意义与价值。意义与价值有的是传统文化的文本固有，但大部分 还必须进行建构和赋予。只有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的阐释，意义赋予和价值再现的目的才可能完成。中国传统文化内容非常驳杂、体系也非常庞大，其观点也是线多面广，观点之间有的是相互对立甚至矛盾的。如孔子是一个皇权主义者，对于等级秩序非常执着，但他有时也表现出民本主义的倾向，说过诸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类的话 语。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过程中，要注重对驳杂的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分析与阐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是有一定经验的。有外国学者观察到：“中国共产主义既可以赞同对历史遗产之内容的拒斥，而同时又能要求继承传统。抽象的中国传统必须废弃，而具体的中国传统的存在则应予以赞扬”。在建构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进程中，在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进行融会的时候，就必须对传统经典文本进行现代意义的解读和阐释，赋予传统文本以当代意义和价值，只有在当代意义和价值下，民族传统文化才能与马克思主义在同等的平台上进行融会，为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提供思想源泉。

三、发展 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应遵循民族话语表达的文化逻辑

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在内容上深入研究和实践，形成具 有自身内在本质的理论概念、范畴和体系，同时也需要在表达方式深入研究和实践，形成具有中国气派和时代特征的话语表达体系。话语体系与表达范式的建构，需要多方面的原料和素材。民族传统文化的话 语结构与表达范式，是其中重要的源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已经证明，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用中国社会所能够接受和理解的话语表达出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的目标才能实现。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原理，用中国民族传统话 语“实事求是”表达出来，言简意赅，内涵丰富，推动了社会大众 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解，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传统话语表达的典范。在当下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进程中，如何将深刻的理论内容与民族文化的表达范式结合起来，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任务。

一是要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民族 文化话 语 体系的内在同一性和外在连接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建立在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当代文化又是与传统话 语体系密切联系的，从范式结构和表达习惯上，就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进行民族话语的转换，同时又要将民族话语进行时代与科学的转换，只有在二者相向转换的过程中，才会实现对接。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是以西方话 语结构和表达范式来传播的，要在中国进行广泛传播，还要与社会大众化的思维方式、表达习惯相结合。中国传统话语结构与表达方式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也存在一些不科学、非现代的要素和特征，还很难准确表达和传播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观点，也需要进行科学与现代重构，以承载时代和科学的理论内容。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现代中国与现代西方之间的对话过程中，它的词汇丰富了，但中国文明则保持它的老样子，仍然用它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西方给予中国的是改变了它的语言，而中国给予西方的是丰富了它的语言。”

二是要提高传统话语的叙述力、解释力和传播力。一种语言的国际影响力，与经济的竞争力、政治的操控力、科技的发展力密切相关，因而，语言触角的全球延伸和影响力的广泛辐射，其实既是国家实力的外现，也是国家利益的国际拓展。2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要将这一理论体系包含的观点和故事叙述出来、传播出去，需要很强的话语叙述力和传播力。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话语叙述力和传播应该说是比较强的，但要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在汉语还是国际社会“小语种”的时候，承载叙 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观点的功能，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在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进程中，还需要将传统话 语体系与国际社会的表达习惯进行适当的对接，重点是要增强民族传统话语的边界清晰性，强化传统文化话语体系现代表达的定量特征，减少模糊性与强调意会的非确定性。

总之，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理论建设和创新的重要任务，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中做深入细致的工作，根据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本质规律和内在逻辑，在中国人民广泛实践的基础之上，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提炼和概括出具 有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的观点，用具有中国气派和民族特色的话语体系与表达范式呈现出来，传播出去。

【作者简介】  谢迪斌（1964—），男，湖南慈利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法学博士，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17 年第 1 期 社会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