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南部非洲的现代发展演进历程中，坦桑尼亚等六国的左翼执政党将社会主义理念与本国的民族解放、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以联合自强的方式在非洲稳定构筑了独特的左翼政治力量跨国矩阵，有力推动了非洲在实现区域一体化和国家现代化等方面的独立探索，为社会主义在非洲复兴提供了前提条件。以历史发展为轴线，从政治、经济、安全、对外关系等多个维度梳理六姊妹党联合自强的特点与意义，有助于从具象化与实证研究的视角，解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非洲左翼政治力量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关键词】非洲社会主义 中非命运共同体 新质生产力 认知战 全球南方

在当前非洲掀起去西方化转型发展浪潮的背景下，日益活跃的左翼政治力量成为推动非洲突破新自由主义范式束缚、开展新一轮独立发展道路探索的生力军。作为非洲左翼政治力量的突出代表，坦桑尼亚革命党（以下简称“革命党”）、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以下简称“非国大”）、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以下简称“安人运”）、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以下简称“莫解卫”）、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以下简称“人组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以下简称“津民盟-爱阵”）等六个执政党以联合自强的方式，构筑了以抵御新自由主义在非洲泛滥、捍卫非洲自主发展权、探索社会主义在非洲时代价值为主要特征的跨国政治矩阵，被誉为南部非洲六姊妹党。

一、六姊妹党联合自强是南部非洲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统一

六姊妹党的形成与发展，是历经国际风云变幻的南部非洲左翼执政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集体探索民族解放和国家治理之路的必然结果。

（一）对革命友谊的集体继承奠定了联合自强的基础

在发轫于20世纪中期的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浪潮中，南部非洲因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制约，实现民族解放的进程带有明显的滞后性、曲折性、复杂性。从时间维度来看，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虽然完全同步于非洲其他次区域，但最终取得成功的时间却大相径庭。相较于在20世纪60年代获得政治独立的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同时期的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正处于最艰难、最凶险的阶段，至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葡语非洲国家独立才出现形势转机，最终到1994年新南非成立才实现全域解放。从任务角度来看，不同于非洲其他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以殖民主义为唯一斗争对象，南部非洲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除面临葡萄牙殖民者顽固拒绝非殖民化的困局之外，还存在南非种族隔离统治、罗德西亚（津巴布韦）白人政权片面独立、南非对西南非洲（纳米比亚）非法吞并等问题，加之美国暗中干涉安哥拉、莫桑比克内战，域内的民族解放运动实质上沿着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及三者间勾连的多重逻辑主线展开。在30多年的艰苦斗争中，各殖民地（国）的民族解放运动领导力量彼此支持、相互配合，形成了牢不可破的革命友谊，拉开了六姊妹党携手登上非洲政治舞台的历史帷幕。

第一，在泛非主义推动下构建唇齿相依的党际关系，是六姊妹党革命友谊的突出特征。坦桑尼亚作为六国中最先独立的一方，革命党（坦盟）1961年坦噶尼喀独立时，尼雷尔领导的左翼执政党名为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1964年，坦噶尼喀、桑给巴尔两国联合组建坦桑尼亚后，坦盟继续维持全国（除桑给巴尔之外）执政党地位。1977年，坦盟与桑给巴尔执政党非洲-设拉子党合并后改称革命党，至今一直维持执政地位。将尼雷尔（Julius Nyerere）提出的“乌贾马”作为阐述泛非主义的具象化概念，并在理论上将其从坦桑尼亚国内建设的范畴推广至非洲解放的层面，主张所有非洲国家同属一个“乌贾马”大家庭，其中任何一个成员都要对其他成员的自由与福祉承担义务，非洲各地都获解放才是非洲的解放。在此理念的指引下，坦桑尼亚成为支持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桥头堡，尼雷尔长期担任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主席、前线国家首脑会议主席等职务，革命党（坦盟）竭尽全力为其他五个政党的斗争提供财力物力支持与国际空间，粉碎了南非、葡萄牙对民族解放力量的联合绞杀。在此历史进程中，“乌贾马”理论也对安东尼奥·内图（António Neto）、萨莫拉·马谢尔（Samora Machel）、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萨姆·努乔马（Samuel Nujoma）、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等领袖的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他们领导下的各党纷纷与革命党（坦盟）形成以荣辱与共为特征的命运共同体。作为上述机制的受益者，安人运、莫解阵、津民盟津巴布韦于1980年独立，左翼执政党名称为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至1987年合并反对党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后，才正式改为现名称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根据历史时期的差异，本文分别使用津民盟、津民盟-爱阵两个名称。成为执政党后，也第一时间带领各自国家加入，配合革命党（坦盟）继续支持人组党、非国大的斗争直至最终胜利。

第二，在社会主义理念引领下毫不妥协地推进斗争，是六姊妹党革命友谊的显著优势。除革命党（坦盟）之外，其他五个政党分别因为领导发动民族解放运动，而被所在国（殖民地）当局列为“非法组织”，彻底阻断了各党曾经抱有的以和平方式走向独立的设想。受非洲社会主义运动高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各党逐步形成共识，南部非洲民族解放力量与反动势力的生死斗争，本质上是西方资本主义与非洲传统文化中集体主义等价值观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从1961年安人运打响反对葡萄牙“第一枪”、非国大成立“民族之矛”秘密武装，到1966年人组党发动反南非游击战，五个政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共同走上了暴力推翻反动统治的革命道路。尼雷尔领导下的革命党（坦盟）原本推崇通过恢复非洲传统实现社会主义的和平解放道路，但在遭遇1964年南非支持下的未遂政变后，开始转而支持其他五个政党武装颠覆反动统治，强调放弃幻想与妥协是实现非洲完全解放的必要前提。此后，坦桑尼亚开始在境内巴加莫约等地设立自由战士训练营，为其他五个政党的人员提供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军事技能培训，有效支持了其各自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六姊妹党在笃信与追求社会主义中实现与资本主义的彻底切割，为南部非洲的完全解放提供了坚强保证。

六姊妹党间的革命友谊本质上是六国民族解放运动在有机融合与一体推进中凝聚的政治共识，它不仅夯实了六姊妹党始终在思想、行动、价值观等方面保持同频共振的基础，也勾勒出全新的南部非洲发展的逻辑主线。

（二）对新自由主义泛滥的集体抵制筑牢了联合自强的防线

冷战结束对世界形势的影响深刻重塑了非洲发展的轨迹，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东西方两大集团两极均势格局的消失，非洲的自主发展探索空间开始面临所谓“华盛顿共识”的极限挤压。为最大限度地在非洲收割利益，美西方凭借政治经济霸权，强迫非洲接受发展转轨。在经济上接受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所谓结构调整计划，推进私有化、自由化改造，在政治上拥抱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建立以竞争性多党选举为核心的西式民主，接受西方的“普世价值观”，被列为非洲重新发展与西方关系的基本前提。受此影响，非洲绝大多数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都被迫妥协，但与非洲人民的期望相反，泛滥的新自由主义不仅没能助力非洲走出20世纪70年代末石油危机对其经济的冲击，反而加剧了非洲面临的发展困局，让非洲整体陷入了自独立以来最混乱的时期。反思和抵制新自由主义的泛滥，成为这一时期非洲左翼执政党集体发力的焦点。

一方面，非洲发展对新自由主义表现出的剧烈排异反应，为非洲左翼执政党反思西方发展模式提供了生动素材。新自由主义在非洲发展实践中表现出的无用性，本质上是非洲落后的经济基础与强行被嫁接的西方资本主义上层建筑间的结构性矛盾的体现。在政治层面，以族群为代表的尚未得到有效整合的社会文化性群体及其身份认同，在多党选举中实现政治化的同时也走向了极化，衍生出诸多无序对抗的政治力量，在加剧社会撕裂的过程中销蚀了政治稳定的根基；在经济层面，非洲人民努力30多年建立起的以进口替代为主要特征的初级工业化成果被西方跨国企业一扫而光，大量发展援助实际流向西方支持的非洲买办阶层的个人腰包，民众失业率激增，贫困发生率大幅度反弹，城乡间、地区间、阶级间贫富差距扩大，国内市场进一步走向碎片化；在社会文化领域，西方后现代主义价值体系在西化精英和年轻群体中快速蔓延，挑战传统、解构权威、质疑历史的反叛情绪正在快速演变成为对非洲自主发展探索的批判，甚至是对国家主义叙事的否定；在安全领域，以索马里内战、卢旺达大屠杀、两次刚果战争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人道主义危机的接连爆发，让非洲进一步陷入和平赤字与发展赤字构成的恶性循环。因此，非洲在转轨中脱轨的上述事实表明，新自由主义泛滥实质是西方冷战后在非洲大肆收割利益的意识形态遮羞布，只有紧握自主发展探索权，左翼执政党才能真正捍卫本国民族解放的果实。

另一方面，赞比亚局势突变及老牌左翼执政党的结局，为其他非洲左翼执政党思考变局中的领导权问题敲响了警钟。在卡翁达（Kenneth Kaunda）及其领导的联合民族独立党的带领下，赞比亚加入了推动南部非洲民族解放的所有国际合作机制，对南部非洲实现完全解放的贡献仅次于坦桑尼亚。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作为南部非洲唯一获得解放以及所有独立非洲国家中最靠南的国家，赞比亚利用与多个待解放地区接壤的地缘优势，通过为五个政党提供大量支持来践行卡翁达和联民党的人道社会主义思想，也因此成为各种反动势力发动跨境武装袭击的重灾区。因此，南部非洲的解放进程原本是六姊妹党与联民党组成的“七姊妹党”革命友谊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但由于联民党在1991年赞比亚改行多党制后的首次大选中败北，革命时代的佳话未能续写至发展建设时期。卡翁达及联民党的败选有多方面原因，但归根结底是党的领导层存在政治幼稚的问题，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断贷施压，美国卡特中心、全国民主基金会对反对党的资助，英联邦观察小组拉偏架式监督等西方“软干涉”准备不足。在1996年大选中遭遇翻盘失败后，卡翁达和联民党于20世纪末最终被西化后的赞比亚政坛完全边缘化。相继执政的多党民主运动、爱国阵线在经济上迅速推进国有铜矿开采企业的私有化进程，导致大量工人失业，在政治上主打西式民主掩盖下的民粹主义，引发本巴族、通加族、洛齐族无序政治竞争加剧。西式改革不仅没有让铜矿资源丰富的赞比亚摘掉重债穷国的帽子，而且在若干年后使之成为非洲第一个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赞比亚的情况表明，左翼执政党放弃对西方的盲从与幻想，从长远来看是维护本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

南部非洲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新自由主义泛滥的影响，除了在20世纪90年代解放的纳米比亚、南非直接采取多党制外，其他四国也都在同一时期为转型多党选举制作出了相应的宪制安排。但基于对新自由主义之于非洲特别是赞比亚影响的反思，六姊妹党牢牢掌控本国改革与发展的主导权，在坚持左翼执政特色中有效抵御了西方政治经济攻势对南部非洲的冲击。在政治方面，多党制下的六姊妹党仍然维持系统的指导思想与完善的党组织，强调对农民、工人等群体的代表性，没有退变为实质为社会团体的选举型政党，且连选连胜，稳定长期执政；在经济方面，公有制占主导，特别是涉及国计民生的行业牢牢掌握在国有经济手中，西方资本在国家管控下有序进入部分行业。此外，每当六国中任何一方进入大选或改革的关键时间节点，其他五国（党）都会派出人员前来交流和支持，持续筑牢抵御新自由主义泛滥的统一战线。也正是得益于六姊妹党的领导，南部非洲成为冷战后非洲大陆上唯一长期保持和平与发展的次区域。

（三）对治理挑战的集体反思增强了联合自强的生命力

21世纪初，随着冷战两极格局解体对非洲的冲击日渐平缓，六姊妹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开始从外部转向内部，即由对外破局新自由主义的直接进攻，转变为对内领导本国实现高质量发展。能否适应上述变化，直接决定了各党是否与时俱进地拥有科学领导力。具体来看，六姊妹党在转型变化中，主要面临以下两类挑战。

其一，在党的中心任务从争取民族解放、争取执政地位向国内发展和建设转变的过程中，部分执政党存在准备不足的问题。身份角色转变带来的最大变化，是要求执政党在处理国家改革与发展问题时，需谨慎使用革命阶段疾风骤雨式的行动模式，应在结合本国实际的基础上探索出稳健的解决方案，避免因休克疗法超出社会实际承受能力而引发治理困局。作为长期承受白人种族主义压迫的受害者，津巴布韦、南非实施的激进的黑人赋权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遭遇了类似的挑战。在津巴布韦，成为执政党后的津民盟-爱阵为彻底消除白人种族主义剥削的经济基础，大力推行旨在确保黑人民众“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计划。但相较于执政初期以赎买白人农场主土地为主要手段的温和改革，津民盟-爱阵为加快黑人经济解放，于2000年掀起“快车道”土改，直接没收白人农场主的土地资源分配给无地黑人居民。这种激进的改革固然快速根除了白人剥削，但其超出了黑人居民的接收能力，大量不具备耕种能力的黑人居民接管土地导致全国农业生产出现波动。同时，大量白人农场主的出逃也为西方实施制裁提供了口实。南非的情况与之类似，执政后的非国大为在最短时间内消除种族隔离的表现和影响，一方面让大量准备尚不充分的黑人居民接管国家的各行各业，另一方面放松对南部非洲其他国家黑人居民前往南非的管制。这些政策初衷的积极意义毋庸置疑，但其在实践层面导致的公共服务部门效率下降、人口膨胀、基础设施人均占有率不足等问题在多个中心城市引发社会治安恶化、民众示威抗议，成为反对党在大选中攻击非国大的焦点。

其二，长期掌权滋生的体制僵化和部分党员腐败等问题，侵蚀了执政党的群众基础。一党长期执政在确保政治稳定的同时，也带来了部分党员沦为特权阶层，党组织臃肿、封闭、效率下降等问题。特别是在冷战后新自由主义冲击以及各党指导思想发生局部调整的背景下，出现思想混乱的部分党员推崇实用利己主义，沦为公权的蛀虫，严重败坏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在坦桑尼亚，革命党于20世纪90年代初放开党政官员经商禁令后，不少身居要职的党员成为赚得盆满钵满的腐败分子。党代表工人、农民的形象正在受到政商联合体泛滥的冲击，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与地位开始出现滑坡。受此影响，进入21世纪之后，革命党的政治优势逐步丧失，至2015年大选时得票率仅勉强过半，创下改行多党制以来的历史新低。安哥拉的形势也不容乐观，石油经济腾飞后特别是内战结束后，安逸的环境让长期执政的安人运党内出现一大批靠油吃油的特权阶层。日益固化的党内利益群体的存在以及石油行业、协会崛起对党组织的虚化，令安人运面临日益脱离人民群众的风险。在进入21世纪后的历届大选中，反对执政党和政府腐败正在成为反对党招徕选票的核心叙事，而安人运与反对党的支持率差距也在逐渐缩小。

为应对在世纪交替阶段出现的治理困局，六姊妹党在此阶段持续加强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集体探索旨在巩固长期执政地位的应对之策。无论是在津巴布韦的土改推进，还是在南非国内社会形势的议题上，其他四国都以双边或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机制下的多边形式予以建设性参与，协助两国执政党化解治理危机。此外，南非国家行政学院也与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安哥拉等国的相关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推动各国的党政人员实现跨国互访、联合培养，在领导力提升、惩治腐败、夯实思想与组织建设等方面互学互鉴、集体探索。持续提升的政治合作黏性度，为六姊妹党的联合自强持续注入了丰富的内涵。

二、六姊妹党联合自强是支撑当前非洲自主发展探索的重要根基

六姊妹党在领导民族革命与国家建设时取得的诸多成就，为非洲当下探索实现以区域一体化、现代化为目标的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左翼执政党的集体智慧。

（一）共同斗争塑造非洲区域一体化的示范标杆

在非洲现代政治的语境下，泛非主义提出了通过推进由非洲主权国家自主参与的区域一体化，来加速实现非洲实现安定与繁荣的具体任务。一体化驱动现代化不仅是非洲自身发展的突出特征，也是非洲参与世界治理的重要着力点，被包括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在内的各类非洲自主发展愿景列为首要目标。六姊妹党发轫于民族解放运动时期的革命友谊，塑造了南部非洲以长期稳定的跨国合作为特征的地缘政治特征，为非洲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一方面，六姊妹党联合是南部非洲真正实现自主一体化的保证。自独立以来，非洲虽涌现出各类一体化机制，但却普遍面临两类问题：其一，殖民统治痕迹明显，带有解放不彻底的局限性。如主要由非洲法语国家参加的西非经济货币联盟、中部非洲国家经济与货币共同体，本质上就是原法属西非、法属赤道非洲两大殖民地联邦的翻版延续，各国依托法国开展的一体化合作，继续沦为法国新殖民主义裹挟非洲的牺牲品；其二，国家间差异巨大，难以构成同质性联合。如肯尼亚与坦桑尼亚有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之争，导致第一代东非共同体解体第一代东非共同体成立于1967年，成员包括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三国，后因采取社会主义制度的坦桑尼亚与采取资本主义的肯尼亚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等多个方面存在冲突，最终导致该组织于1977年解体。，而尼日利亚、加纳等英语国家与塞内加尔、科特迪瓦等法语国家的竞争，也成为常常导致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陷入决策僵局的症结。相较之下，六姊妹党从共同价值理念出发，不仅破除了外来干涉的影响，而且超越了彼此在历史和语言上的差异，通过将矛头指向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反动联合，将集体的政治觉醒打造为各国联合发展的基础。在革命党（坦盟）长期支援其他五党解放斗争的基础上，六姊妹党中已获解放的各方联合发起南部非洲协调会议，旨在通过推动各国间政治经济合作的制度化，继续遏制南非种族主义在域内的影响力。为适应形势变化，1992年该机制改组为功能更加完备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以下简称“南共体”），并先后吸收解放后的纳米比亚、南非参加，至此最终建成以政党联合为基础的区域一体化模式。

另一方面，六姊妹党联合是南部非洲一体化快速推进的强劲动力。得益于相似的执政理念、政治体制，南非的制造业基础、安哥拉与纳米比亚的资源禀赋、莫桑比克的便利区位、坦桑尼亚的人口红利、津巴布韦的农业优势在南共体机制下充分聚合，让各执政党的交流互鉴、各国经济社会的稳健发展、南部非洲一体化加速推进实现同频共振。当前，在《南共体2050年愿景》和《南共体区域指示性战略发展规划》的推动下，南部非洲已实现以和平与善治为基础，工业发展与市场一体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人力资本开发三驾马车拉动的一体化格局，成为非洲区域一体化成果最显著的地区，为当前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建设积蓄了动能。此外，作为其突出特征和显著优势，党际交流与一体化发展的相得益彰，也为非洲其他次区域的一体化以及非洲在国际事务中构筑统一立场、发出统一声音的努力，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南部非洲经验探索。

（二）共同发展奠定中非携手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桥头堡

在中非现代关系的演进历程中，六姊妹党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各国对华交流合作全景展现和系统诠释了中非友谊历久弥坚的逻辑主线。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中国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全面对接、持续赋能六党六国共同发展，南部非洲正在成为中国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落地非洲的中坚力量，持续厚植中非共筑高水平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第一，中国对六国共同发展的长期支持，为中非合作行稳致远保驾护航。自中非双方正式开启外交关系以来，南部非洲一直是培育和践行中非友谊的前沿阵地。在民族解放运动时期，中国积极支持六姊妹党领导的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抗击反动势力的斗争。作为引领中非合作的重要标杆，中国和坦桑尼亚的合作一方面建成了以友谊纺织厂为代表的产业项目，推动坦桑尼亚国内的乌贾马社会主义建设，持续夯实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后方大本营建设，另一方面助力坦桑尼亚对其他五党解放斗争的支持，通过建设被誉为“自由之路”的坦赞铁路，打破了反动势力在经济、军事上扼杀南部非洲解放运动的企图，从而在理念、路径、内容等多个方面奠定了中非“全天候”友谊形成与发展的基础。此外，中国还通过反对美国干涉安哥拉、莫桑比克内战，支持津巴布韦、纳米比亚独立，呼吁释放曼德拉等多重途径支持五国人民的斗争，五国在实现解放后也迅速将对华合作列为对外关系的优先着力点，双方友好传统友谊被持续注入新的动能。进入新时代以来，在元首外交的引领下，中国与六国的交流合作持续迈向新的高度，助力中非关系高水平发展。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当选国家最高领导人后，将首次访非之行的首站选择在坦桑尼亚，并在尼雷尔会议中心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出“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为新时代中非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2015年12月，习近平主席赴南非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与时任南非总统祖马（Jacob Zuma）以及时任非盟轮值主席国、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共同推动中非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了新时代中非合作的战略地位。2018年9月，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与到访南非总统拉马福萨（Matamela Ramaphosa）共同掀起中非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帷幕，明确了新时代中非合作的战略目标。在双边合作关系上，随着2024年3月安哥拉总统洛伦索与习近平主席共同见证中安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诞生，至此六国全部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23年8月，中国与南非正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至2024年3月，中国与其他五国全部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成为与中国建立高层级双边合作关系国家数量最密集的非洲次区域。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六国成为“三网一化”建设与中非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示范国，中国的双循环发展、双碳经济振兴、新质生产力培育等成就，系统转化为支持各国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拥抱工业4.0、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强大动能，助力南部非洲成为落实非盟《2063年议程》发展愿景的前沿地带。

第二，中国共产党助力六姊妹党共同发展，凸显了自主发展探索赋能中非合作的巨大优势。破除西方范式的束缚，独立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成功的关键，也是支持六姊妹党联合自强的重要着力点。在民族解放运动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诸多成果与经验，成为六党领导和发动非洲人民的重要参考。革命党（坦盟）在《阿鲁沙宣言》中充分借鉴了中国的三大改造、五年计划等成就以及中国共产党八大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部署了以乌贾马村建设为支撑的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津民盟等政党充分学习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理论，一方面最大程度地发动人民群众，另一方面在敌后开辟根据地和发动游击战，最终纷纷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取得了胜利。六姊妹党成为执政党之后，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与六姊妹党的交流合作取得新的辉煌。从交流方式来看，双方的联系日益制度化、系统化。中国共产党不仅连续派出高级代表分别参加六姊妹党的全国党代会，而且定期邀请六姊妹党领袖、骨干来华交流，党际交往日益成为引领中国与六国双边关系发展的中心议题。从合作议题来看，中国共产党与六姊妹党交流的深度与质量稳步提升。加强领导力、党组织建设，强化执政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增进人民福祉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六姊妹党的坚定共识，在党的自我革命与自主探索现代化等领域推进合作，勾勒出双方共同回答时代之问的逻辑主线。为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中国支持六国在坦桑尼亚滨海省合作建立尼雷尔领导力学院，搭建六姊妹党与中国共产党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多边合作平台。自2022年正式投用以来，尼雷尔领导力学院在习近平主席回信和六国领袖的相关要求的鼓舞下，在课程设置上重点突出六姊妹党加强合作、中非交流互鉴等主题，一方面强化了六姊妹党的理念交流和中青年干部培养，为六姊妹党联合自强在新时代的延续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与组织建设，另一方面为六姊妹党当前领导的自主发展与改革，提供了以新发展理念、全过程人民民主、“三大全球倡议”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经验参考，推动南部非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助力非洲自主发展探索的高地。尼雷尔领导力学院院长马塞琳娜·奇日加（Marcelina Chijoriga）表示，通过与中国共产党开展培训交流，南部非洲六姊妹党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中获益良多，希望未来与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促进非洲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三）共同变革塑造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中坚力量

冷战后的国际变局曾让非洲社会主义运动一度跌入低谷。但在非洲当前掀起的以反思和批判新自由主义普适性为特征的转型发展中，社会主义之于非洲弘扬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的时代价值，正在被越来越多的非洲有识之士所重新认可。作为与社会主义在非洲发展具有密切关联的左翼执政党，六姊妹党在当前的发展与改革进程中，正在积极尝试将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施政探索，作为领导非洲人民实现第二次解放非洲左翼政治力量认为，20世纪中期的独立浪潮实现了非洲国家的政治独立，是非洲的第一次解放。当前，非洲在非盟《2063年议程》引领下掀起的新一轮自主发展探索被称为非洲的第二次解放，力图在去西方化转型发展中真正实现非洲的经济独立、文化自主。的重要着力点2023年6月，笔者在坦桑尼亚参加尼雷尔领导力学院2023年南部非洲六姊妹党中青年干部研修班，在与非洲学员交流中，六党代表普遍表示，社会主义理念对于非洲人民实现第二次解放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为推动社会主义在非洲复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首先，六姊妹党的稳定长期执政，构筑了社会主义在非洲复兴的制度支撑。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在南部非洲的实践，本质上是各国实现民族解放和自主发展的底层逻辑。冷战结束后，尽管社会主义在六党的政治叙事中的色彩被相应淡化，但与六国发展实践的密切联系却并未被破坏。在执政党层面，六姊妹党在组织架构、人员构成、奋斗目标等多个方面都较冷战结束之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国家层面，有计划的发展和强大的国有经济依然保持强大韧性。因此，在对新自由主义泛滥的集体防御中，六姊妹党实质上并没有被迫与社会主义实现全面切割，而是继续整体保留了推行社会主义的相应制度安排，为社会主义的复兴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其次，六姊妹党与国际左翼政治力量的密切联系，厚植了社会主义在非洲复兴的民意基础。特别是近几年来，面对乌克兰危机叠加气候变化等挑战加剧非洲发展与和平赤字的形势，六姊妹党与其他非洲左翼政党共同发出反对西方干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呼声，推动左翼力量联合成为塑造非洲发出统一声音的支柱。六姊妹党还提出在非洲捍卫和平、多边主义、社会党国际身份及价值观的倡议，获得非洲社会各界的广泛称赞，提升了非洲民众对于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重要意义的理解与认可。

最后，六姊妹党推进的国家政治经济改革，为社会主义在非洲复兴提供了路径探索。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六国逐步将借用或恢复前辈领导人的社会主义理念或实践作为破解执政危机或治理困局的主导方向。从革命党高举复兴尼雷尔乌贾马思想旗帜，推动实施马古富力改革，到津民盟-爱阵实施姆南加古瓦新政，反思和调整激进的土改政策和经济发展策略；从非国大联合南非共产党、南非工会大会组成执政联盟，坚持左翼政治纲领对国家改革的引领地位，到安人运实施洛伦索改革，狠抓党建、严惩腐败，为强化国家对石油经济的自主领导权而带领安哥拉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社会主义理念之于非洲发展与改革的功效性在六国的改革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为其他非洲国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路径。

三、六姊妹党联合自强的行稳致远仍面临潜在风险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六姊妹党联合发展的稳定性、可持续性仍将受到非洲及国际形势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制约。

（一）国情差异成为六姊妹党同步发展面临的内部挑战

受南部非洲六国各自历史与现实国情差异的影响，尽管六姊妹党目前都长期维持了执政党地位，但其稳固程度不尽相同。换言之，在党的中心任务和身份角色的转变过程中 ，六党因处于不同的成长阶段，面临的生存环境不尽相同，承担的治理重任也存在差异。这些因素将为日后六姊妹党发展的不均衡、不同步埋下潜在隐患。

第一，各党当前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执政压力。坦桑尼亚、安哥拉、莫桑比克三国原为经济落后的殖民地，革命党、安人运、莫解阵三党分别执政后，实质上从“零起点”开始谋划国家现代化建设，在薄弱基础上另起炉灶谋划发展的阻力和风险相对较小。处于白人种族主义统治下的津巴布韦、纳米比亚经济结构单一，人口总量较小，津民盟-爱阵、人组党分别推进渐进式改革，便可带领国家实现稳健的转轨发展。相较之下，实现多种族大选之前的南非一直是非洲第一大经济体，依托种族隔离制度建立起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完整的社会分工体系。这就意味着执政后的非国大需要在此成熟且固化的发展模式上大规模植入种族平等的元素。毋庸置疑，无论是对白人群体既得利益的冲击，还是难以满足有色人种群体过高的期望，非国大推动的生产资料与社会财富再分配政策面临巨大的阻力，国家发展给予的容错空间和社会舆论给予的宽容度相对有限。特别是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后，全球经济增长疲软、地缘政治冲突风险提升、国际保守主义势力抬头等外部风险的内化，令非国大先前改革与探索的红利被美西方渗透、民粹主义泛滥等问题快速吞噬，致使该党的执政压力激增。自2019年大选开始，非国大成为六姊妹党中唯一以竞选联盟维持执政地位的政党。在2024年大选中，该党虽然继续胜选维持执政党地位，但成为六姊妹党中唯一失去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未来，非国大需要较其他五党付出更大的改革决心和努力，才能彻底摆脱近年来突现的执政危机。

第二，部分政党面临治理政策如何适应经济基础变化的难题。安哥拉原为经济落后的葡语非洲国家之一，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卡宾达地区油气资源的大规模开发，特别是21世纪初内战结束后，该国一跃成为仅次于尼日利亚的非洲第二大产油国，是六姊妹党执政的各国中唯一经历经济总量、增速、人均收入在非洲排名极速上升的国家。伴随石油经济腾飞而出现的执政党腐败和获利群体固化，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安人运的社会治理能力改革滞后于经济基础变化的问题，成为反对党集体围攻的焦点。尽管通过洛伦索改革，安哥拉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执政党贪腐、社会财富流失等问题，但其经济高增速与社会发展包容性不足之间的基本矛盾仍有待进一步优化。特别是近来受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红海航道危机等因素影响，2024年上半年全球油价飙升至七年来最高，再次暴增的石油美元收入将成为检验洛伦索改革成效持续性的新一轮大考。考虑到同为葡语非洲国家的莫桑比克当前正在北部德尔加杜角地区大规模开发油气资源，石油经济的崛起带来的双刃剑是否会让莫解阵同样陷入安人运面临的治理难题，依然值得密切关注。

（二）美西方地缘政治围堵对六姊妹党团结协作构成外部威胁

受全球形势变化影响，美西方为巩固传统霸权，对抗世界多极化，将加大对非洲的“拉拢”与“改造”力度作为遏制中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全球影响力的主抓手，企图通过以所谓价值观共识引领的政治对话和所谓以开放透明为特征的经济合作，在非洲构建以美西方为核心的“小院高墙”，对冲非洲一体化以及非洲与外部世界开展的南南合作。作为共同推动非洲自主发展联合的左翼政治力量矩阵，六姊妹党自然成为美西方为染指非洲而必须拿掉的绊脚石。

从政治层面看，以左翼执政特色为靶标发动认知战争，成为美西方在非洲煽动孤立六姊妹党的主要手段。从坚持加大与中国、俄罗斯的经济、安全合作，到在乌克兰危机中拒绝盲目追随西方表态，近年来南部非洲六国的团结协作与独立发展，正在成为阻滞美西方战略冲击非洲的前沿防波堤。换言之，在美西方看来，作为在20世纪末新自由主义浪潮中的“漏网之鱼”，六国的存在不仅将继续挤压西方势力介入南部非洲地缘政治的空间，而且可能在非洲范围内发挥示范效应并引发连锁反应。为此，拜登政府自上台以来，将提升六国发展的“民主化与透明化”作为在非洲兜售所谓价值观外交的重要着力点。2022年8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访南非，施压南非在俄乌冲突、与中俄关系、应对气候变化等议题上与西方保持一致。同期，白宫发布《美国撒哈拉以南非洲战略》，引入开放性、开放社会等概念，强调对非输送民主与安全红利的目标，对抗非洲的所谓的“威权主义回潮”，抵御中俄在非洲实施的“有害活动”。毋庸置疑，在上述充满冷战思维的二分法中，南非等六国实质上被划入与非洲民主建设背道而驰的所谓威权主义阵营，被贴上了认知作战对象的标签。除借助肯尼亚2022年大选等实践鼓吹所谓西式民主、开放性在非洲的普适性与韧性之外，美西方的认知战重点指向六国内部，暗中支持反对党煽动民众瓦解左翼执政党的合法性。例如，作为美西方掌控下国际自由联盟的成员，民主联盟已成为南非最大反对党，在民众中鼓吹新自由主义与执政党左翼改革的认知对立，攻击中南合作，成为美西方抹黑、挑战非国大的本土意识形态工具。同理，在安哥拉，美西方支持下的最大反对党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通过鼓吹独裁与民主、黑暗与透明的认知对立，收获了大量青年居民的选票支持，给安人运的执政地位带来潜在威胁。综上，借助舆论霸权发动认知战，美西方在竭力压制六国政治影响力的同时，寄希望于亲西方反对势力上台，企图通过复刻冷战结束后的和平演变，实现对六国彻底的政治“改造”。

从经济层面看，近年来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构中分化瓦解六姊妹党团结协作的物质基础，成为美西方涉足南部非洲事务的切入点。一方面，美西方尝试将具有显著经济价值的国家纳入自身主导的经济发展轨道。美国除联合英国、欧盟国家在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上承诺提供85亿美元支持南非的公正能源转型伙伴计划，在推动工业4.0加速落地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拉拢南非的同时，还谋求投融资23亿美元支持安哥拉洛比托走廊建设，将其打造成为“重建美好世界”倡议及“全球门户”战略在非洲的样板项目，满足安哥拉实现产业升级和发展转型的目标。在上述项目中，美西方强调以所谓资金的透明性、材料的绿色环保性、项目的有效性来支持与南非和安哥拉的合作，实质上企图通过炮制一套能够全面遮断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南部非洲推进的西式标准，吸引和拉拢两国采取换道发展，进而实现控制南非国内市场、安哥拉石油资源以及严重依赖两国港口出口的刚果（金）南部、赞比亚的关键性矿产资源的战略目标。在实践层面，西方给左翼执政党经济“甜头”的政策总是与其通过支持反对党来反向政治施压相互配合，成为其当下强推新自由主义的典型特征。另一方面，美西方竭力将经济价值较低且不愿妥协的国家推向极端孤立。由于激进土改触及白人农场主利益，津巴布韦自21世纪初开始遭受美西方全面经济制裁，成为六国中经济发展面临挑战最为严峻的国家。姆南加古瓦（Emmerson Mnangagwa）接替穆加贝担任总统并开展改革后，美西方的全面经济制裁并没有松动的趋势。2024年3月，美国以“滥用职权”“侵犯人权”为理由向全世界宣布对包括姆纳加古瓦总统在内的多名高层党政官员的全面制裁，不仅向津民盟-爱阵的执政地位发起了新一轮极限压制与孤立，而且向其他五国贩卖所谓民主赤字引发治理困局的焦虑。总之，美西方企图通过在经济领域实施“胡萝卜+大棒”政策，推动六国在国家利益诉求和发展水平上的差异超出六姊妹党集体管控的能力范围，由此带来的潜在风险不容忽视。

近70年来，六姊妹党在南部非洲的解放与发展实践中踔厉奋发、携手共进，以破除西方中心主义范式对非洲的束缚与干扰为导向，推动非洲自主探索实现区域一体化和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为民族主义的非洲化和泛非主义的时代化注入强劲动能。六姊妹党的友谊历经国际风云变幻，在从革命同志到发展伙伴的历史跨越中，持续丰富联合的理论内涵，积极探索自强的实践路径，彰显左翼执政党为非洲振兴与进步作出的卓越贡献，推动了社会主义在非洲的复兴。诚然，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六姊妹党的团结与合作仍面临内外多重挑战的掣肘，但在新自由主义颓势尽显，非洲去西方化转型发展方兴未艾的时代之势下，理念优势与制度优势必将推动各党在以本国人民为核心的自我革命中走出困境，助力非洲左翼执政党的联合自强乘风破浪。当前，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非洲正在成为具有全球影响的重要一极，历久弥新的六姊妹党传统友谊必将在承载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助力非洲团结与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与示范作用，让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强音持续夯实构建全球南方的基石。

【作者简介】：邓延庭，中国非洲研究院安全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中国亚非学会副秘书长

【文章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