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欧左翼政党发展30年：回顾与展望
姬文刚

【摘要】中东欧左翼政党是集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共产主义政党为主要组织类型的政党族群。自1989年开始,左翼政党开始以新的政党组织形态正式登上各国政治舞台,成为很长一段时间里唯一与右翼政党相抗衡的政治派别。在30年的发展过程中,左翼政党经历了组织危机、制度适应、左右轮换与总体低迷的阶段,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与政策主张。受社会主义历史遗产等因素影响,在当前整个欧洲左翼颓势明显,民粹主义、极右翼等极端性、反建制政党普遍崛起的背景下,中东欧左翼必然会维持相当长时期的低迷状态,处于一种党内分歧、党外多变的复杂环境中。左翼政党未来的复兴之路取决于它们能否通过改革适应新的政治社会环境

【关键词】中东欧 左翼政党 社会主义 社会民主党 共产主义政党

左翼政党是中东欧政党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共产主义政党组成的政党族群。无论是从意识形态、组织类型、历史传统,还是从党章党纲、施政方案、党际交往来看,它都具有独特的转型特征与鲜明的地域特色。中东欧地区的左翼政党所涉数量之众多、实力之悬殊乃至细分之复杂,在世界上其他地区绝无仅有。

一、左翼政党的发展阶段与选举表现

中东欧左翼政党从剧变一开始就以议会党的姿态与其他政党展开了竞争,在长期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呈现出以下几个阶段性特点。

(一)组织危机与身份重塑阶段

这一阶段从1989年东欧剧变开始至1992年,中东欧左翼政党总体处于非常态化、被压制、被边缘的状态。1989年发生的东欧国家剧变与社会制度转型重创了原社会主义执政党的组织基础。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原执政党不得不仓促举行大选,以纾解政治危机。于是,波兰率先引入了“半自由式”议会选举,开启了整个中东欧地区竞争式多党选举体制。紧接着,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各个共和国、阿尔巴尼亚等国家纷纷效仿举行议会选举。在此情景下,中东欧各国执政党与反对派力量进行了第一次公开政治博弈,结果后者以极大的选票优势压倒了前者。在选举结果无法逆转以及整体去共化的不利政治环境下,各国执政党改旗易帜,大多数共产党以社会民主党化的方式实现了组织转型。自此,左翼政党开始以新的政党组织形态正式登上各国政治舞台,成为很长一段时间里唯一与右翼政党相抗衡的政治派别。这一时期的左翼表现出三个特点:一是急于甩掉历史包袱,重塑形象;二是各类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水火不容、各自为战;三是左翼党派来源复杂、派别众多。因此,处于组织危机的左翼政党不可能在短期内有大的政治作为,而只能采取“先生存、后发展”的保守策略。

(二)制度适应与左翼复兴阶段

到1992年12月底,中东欧各国在宪法和法律上全部确立了多党制,也相继完成了首次议会选举,政党政治的制度化框架基本建立。因此,在经历短暂的组织重建与制度适应期后,左翼政党从1992年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陆续重返中东欧各国的权力中心。1992年的塞尔维亚社会党、罗马尼亚民主救国阵线,1993年的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以下简称“波兰共和国社民党”),1994年的匈牙利社会党、保加利亚社会党、马其顿联盟,1996年的塞尔维亚社会党及左翼联盟,1997年的阿尔巴尼亚社会党,1998年的捷克社会民主党等左翼政党或者政党联盟相继在各国议会大选中胜出,一改此前右翼政党在该地区占有绝对优势的局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波兰。民主左翼联盟(以下简称“民左联”)在1993年议会选举中拿下了众议院171个席位,优势较为明显。1995年3月,政府改组后,波兰共和国社民党主席奥莱克西出任总理。1995年总统选举中,波兰共和国社民党原主席克瓦希涅夫斯基当选总统。至此,波兰的议会、政府、总统均由左翼政党或者左翼政治家控制。这一时期,“左翼复兴”“左翼回归”被用来形象地概括左翼政党在中东欧政党竞争中的地位与态势。这是由于左翼政党逐渐适应变化了的新制度,其力量恢复的速度远超预期,相对右翼政党的比较优势也更加明显。右翼政党的政治经验欠缺与左翼政党的政治经验丰富形成鲜明的反差,而左翼政党的地方组织机构虽已弱化,但并没有被完全取缔,党员人数减少但并没有消失殆尽,其领导层的精英构成、选举组织技巧、社会统战能力都是前官僚机构的政治遗产,政党机器运转的优越性显而易见。因此,左翼政党在适应新制度后转而出现复兴现象,既得益于左翼政党具有相对优质的政治遗产,也是多党制运转的基本规律使然。

(三)左右轮换与常规发展阶段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新千年起始,所有的中东欧国家都已完成了四至五次议会选举,大多数左翼政党都有过两次执政经历,其中不乏三次或者蝉联执政的左翼政党,比如罗马尼亚的救国阵线、民主救国阵线、社会民主党分别在1990、1992、2000年先后执政,尽管政党名称有所变化,但是作为同宗同源同性的左翼本质并没有变化。在这一时期,左翼政党与右翼政党相比较,其党员规模、选举实力、社会影响力、组织稳定性都体现出传统老党的优越性,但是在党内代际传承、后备力量培养、党员监督约束、执政效能低下等治党理政方面也暴露出一定的问题,因而左翼政党或者政党政府因为腐败问题缠身、社会危机处置不当、党员人数下降等原因而受到右翼政党攻讦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成为左翼政党败选的主要原因。比如波兰民左联因在1997年的水灾中效率低下而痛失当年的大选。匈牙利1996年的“托奇克丑闻”导致左翼政府执政后期极为被动,接着在1998年的选举中又不敌右翼政党而失去政权。总之,从90年代后期开始,“自由选举依规举行,选举结果被左右翼所尊重,败选者一方能够和平式地移交权力给胜选者一方,各派政治家们懂得如何节制权力,也懂得如何尊重司法和应付媒体的批评之声”。左翼政党步入了左右轮换、常规发展的新阶段。

(四)总体低迷与两极分化的阶段

从2005年开始,一方面,中东欧左翼出现了总体低迷的趋向,具体表现在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的左翼政党与此前几个阶段相比,得票率和席位数不断下降、执政机会大大减少、分化组合的频次有所增加等;另一方面,左翼政党在不同的国家出现了不均衡发展状况,如在被视为转型“优等生”的波兰、匈牙利、捷克三国,左翼的衰退迹象最为明显,而在转型“一般”的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家却出现了左翼逆势上扬的状况。在波兰,从2005年至今,以民左联为首的左翼政党在2007、2011、2015年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不断下滑,甚至跌出8%的政党联盟门槛而无缘议会。2019年议会选举中,尽管其获得11.17%的选票,具备进入议会的资格,但是与排名前两位的右翼政党近70%的总得票率差距悬殊。在匈牙利,社会党在2010、2014、2018年的三次议会选举中得票率分别是19.3%、25.57%、11.91%,席位数量分别为59、29、17。无论单纯地从选举数据来看,还是与执政党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以下简称“青民盟”)在议会中的超级多数进行对比,社会党的衰退迹象都是非常明显的。在捷克,社会民主党在2006、2010、2013、2017年的四次选举中的议席排名分列第二、一、一、六位,但大多数时候是反对党或者执政联盟成员之一,尤其在2017年的议会选举中创造了其历次选举中最差的成绩。2018年的地方议会选举和参议院选举中,社民党丢失了所有的布拉格议员资格,其他地方议员也有过多半人数被选下,在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则以零席位的成绩黯然退出欧洲议会。捷克的另外一支左翼——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以下简称“捷摩共”)——从剧变至今在议会中一直充当反对党的角色,在这一时期也不例外。在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人士党则在2008、2011、2014、2018年的四次选举中作为参政党或者反对党,得票率甚至在最近的两次选举中不足10%。在波兰、匈牙利、捷克的左翼整体衰落情况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的左翼却是另一番情景。斯洛伐克方向—社会民主党在2006、2010、2012、2016年的四次议会选举中得票率和席位数一直名列第一。阿尔巴尼亚社会党在2005和2009年的议会选举后成为反对党,2013年议会选举后进入联合政府,2017年甚至以48.34%的得票率赢得议会绝大多数并单独组阁。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则在2008、2012、2016年的议会选举中与多党组成多种选举联盟,如“社会民主党+保守党”联盟、社会自由联盟、自由与民主联盟等,成功连续赢得三次大选并组建联合政府。

二、左翼政党的意识形态与政策主张

左翼政党在长期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与政策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独具特点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观

对待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一个定性问题,是衡量左翼政党意识形态的价值尺度与身份标识。首先,中东欧左翼政党大多承认、同情并支持社会主义的多元探索,在价值认同上倾向于民主社会主义。这方面以匈牙利社会党和波兰民左联最为典型。匈牙利社会党在1989年第一届党代会上发布的《当前的纲领》中明确提出了社会党奋斗的三大目标:民主社会主义、混合经济下的私有财产的保护、政党的自由竞争;在1990年第二届党代会上,匈牙利社会党认为它是融合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基本价值观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应该摒弃教条式马克思主义,建立社会民主主义的左翼政党,在议会中要做建设性反对派,“不能为了反对而反对”。 2011年,匈牙利社会党大会通过的《匈牙利社会党基本章程》提出:“匈牙利社会党作为社会民主党,是匈牙利人历史上积淀的民族价值、左派价值和社会目标的继承者和体现者。党的行动遵循匈牙利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永恒原则。” 1999年,波兰民左联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波兰民主左翼联盟基本纲领》也明确指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富足的、积极的、现代的波兰,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波兰。”其次,个别左翼政党仍然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底色,公开宣称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替代,这类政党以捷摩共为典型。捷摩共的意识形态集中体现在1992年的纲领、1999年的《复兴纲领》与《新千年前夕的共产党》三大基础性纲领中,明确提出捷摩共的中长期目标是建立现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时,捷摩共将自身定位为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反资本主义政党。进入 21 世纪后,捷摩共一直保持传统共产主义政党的特色,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坚定地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捷摩共认为,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但在方式上要避免剧烈的社会冲突,应该采用非暴力民主的手段达成。在2011年雅典举行的第13届共产党与工人党国际会议上,捷摩共主席沃伊杰赫·菲利普曾直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垂死挣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当前全球危机面前取得了显著的胜利。”由此可见,中东欧左翼政党并不完全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正确性,只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实现形式上更加取向民主社会主义,奉行以和平、温和的手段来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二)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赞成社会市场经济

中东欧左翼政党的经济政策以保护中下层弱势群体利益为出发点,极力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主张国家与市场的有机结合,强调政府对市场的严格监管,支持产权形式多元化,但在重要的经济领域要求国家独享产权,主张对国家财富重新分配,反对任何形式的剥削,建立更加公平的、全覆盖的社会福利体系等。例如,《波兰民主左翼联盟基本纲领》明确提出:“我们要通过政治更好地保护弱势群体,我们代表那些在就业、教育、财富、价值观念及表达个人利益诉求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人。”1997年,民左联的选举纲领直接向选民呼吁:“我们更关注那些很少得益于经济增长、却忍受着转型代价的人们的问题。在我们的实践中,我们直接关注社会公正的原则和保护弱势群体的团结原则。”《保加利亚社会党纲领》明确指出:“社会党反对资本主义的目的就是建立社会市场经济,反对市场压制社会。”捷摩共甚至认为,国家GDP的75%—80%应该由集体所有制企业所创造。《捷克社会民主党的价值观、目标和原则》中则提出了“捍卫和发展民主的福利国家”的宏伟目标。同样,在其他左翼政党的党纲、选举纲领或者政党领导人公开的讲话中也能发现类似的声明。显然,左翼政党的这一政策主张涵盖了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多重属性,是统筹考量选举政治要求与选民支持基础的必然举措。

(三)支持欧洲一体化

中东欧大多数左翼政党奉行亲欧盟政策,理论上广泛认可欧洲一体化在增进欧洲团结、促进经济发展、共享社会欧洲福祉以及密切文化交流上的重要作用,实践中积极支持、参与并推动欧洲一体化建设,全力支持所在国加入欧盟,肯定欧盟的价值理念、经济地位以及在欧洲和全球秩序中的地位。首先在各左翼政党党纲中都对欧盟的价值理念予以充分的肯定。《阿尔巴尼亚社会党纲领》中特别强调“欧洲的阿尔巴尼亚”这一身份属性,主张“在阿尔巴尼亚建设欧洲和欧洲价值观,以获得入盟候选国地位和尽快开启入盟谈判,推进阿尔巴尼亚回归欧洲进程。阿尔巴尼亚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对国家发展、民主化和社会欧洲式转型具有根本的不可替代的意义”。《捷克社会民主党的价值观、目标和原则》认为:“欧盟是一个独立的、自主的、社会民主的、不断争取和平与经济繁荣的欧洲国家组织。”《斯洛伐克方向—社会民主党2012—2016年计划方案的重点》中特别指出:“欧盟是决定斯洛伐克及其公民的日常现实的组织。斯洛伐克将尽其所能,使欧盟成为一个充满竞争的、知识型的和社会化的组织。同时,积极支持欧盟成为一个真正的重要的全球政治的参与者。”其次,来自各个政党领袖对欧洲一体化的坚定支持。波兰共和国社民党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克瓦希涅夫斯基、莱舍克·米莱尔、奥莱克西都是典型的亲欧派政治家。米莱尔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在支持欧洲一体化问题上,再没有比社民党更合适的政党了。因此,亲欧盟政策是社民党改变自身形象与寻求国际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支持的一种手段。总之,在该地区所有的社会民主党都是亲欧派,这些政党即便是处于反对派也是坚定支持欧盟的。

(四)主张国际左翼组织的联合与团结

所有的中东欧左翼政党都加入了与其意识形态相近的国际左翼政党联盟组织,如欧洲社会党、社会党国际、进步联盟,共产党与工人党国际会议成员党中几乎实现了对中东欧左翼政党的全覆盖。为了更好地协调政党间的政策立场,某些左翼政党甚至同时加入了多个组织,比如捷克社会民主党、匈牙利社会党、塞尔维亚民主党、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斯洛伐克方向—社会民主党同时加入了欧洲社会党、社会党国际、进步联盟。一方面促进了左翼党际交流、情报分享与立场统一,另一方面在涉及全球和欧洲重要议题上携手应对,尤其是在欧洲议会中以议会党团的形式影响各自国家内政。《捷克社会民主党的价值观、目标和原则》中提出,捷克社会民主党将努力加强与欧洲社会党和社会党国际的交往和合作,建立联合智囊机构,密切欧洲社会民主党间的合作。在《捷摩共长期纲领——新千年之际的“捷摩共”》中,捷摩共意识到有必要联合起来反对超级集团、跨国垄断组织的侵犯,成立一个全球性的联合左翼。加强真正的左翼、工人、共产党之间的相互联系是格外重要的,包括与欧洲议会的左翼集团的合作。显然,左翼政党对传统的左翼国际联合思想有所继承与发扬,是在新的全球左翼大变动、大调整情况下的一种国际应对之策。

三、影响中东欧左翼政党发展的因素

影响中东欧左翼政党的因素很多,从历史与现实、内部与外部、动态与静态层面来考虑,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社会主义历史遗产的“双刃剑”

在当今中东欧政治语境中,社会主义历史遗产被赋予了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甚至文化上的多重含义。无论是左翼政党的意识形态、纲领主张及实际行动,还是右翼政党刻意标签化、符号化甚至歪曲化左翼政党,社会主义的历史遗产成为左翼政党组织重建、形象重塑与转型发展中难以逾越的问题,也是影响左翼政党发展的“双刃剑”。对此,中东欧左翼采取的应对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主动与过去划清界限,强调新的政治身份,但以选举为主要目的。这其中以改建社会民主党最为典型。改建的社会民主党通过借鉴西欧中左翼政党的民主和改良社会主义模式来达到与过去共产主义历史决裂的目的。这些政党动辄强烈批评共产党的统治,并且从转型一开始就树立起民主改革者的形象。(比如,波兰共和国社民党在1993年转型为民左联不久就立刻声明自己为19世纪波兰社会党的传承者。米莱尔也曾说,民左联植根于“民主的和多元化的欧洲,一定程度上也保护了该党在转型一开始所遭受的右翼专制的打压”。二是从组织上、思想上彻底断绝与过去的一切联系,在实际运行中不妥协。比如,1992年成立的波兰劳动联盟在其纲领中宣称要“尝试着忽略前共产主义者和反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差异,建立一个超越历史分歧的政党”,并主张左派力量应尽快联合起来,但公开宣布坚决不与社民党合作。波兰的劳动联盟在1997年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只有4.7%,未能达到进入议会所需的5%得票率门槛,这意味着“其打造一个与此前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关联的波兰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宏大计划以失败而告终”。2001年,劳动联盟加入民左联,意味着该政党作为独立政治组织的结束。三是承认社会主义历史的积极性,坚决不改变共产主义政党的组织和思想。这方面最典型的是捷摩共。作为剧变后中东欧地区唯一未改名的共产党,也是唯一未放弃反资本主义、反自由主义和反西方政治立场的共产党,该党坚持马列主义的政治文化认同,是捷克党员人数最多、联邦议会议员数量第三、地方议会议员数量第二的政党。同时,该党在组织上、话语上以及行动上与其他左派政党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捷摩共从剧变至今在议会中一直充当反对党的角色,唯一转机出现在2018年的巴比什政府不信任投票中,捷摩共在换取政府承诺后投了信任票,也就成为议会内的非正式支持者。在这三种方式中,第一种曾经取得过短暂的复兴,在组织上也最为强大,但目前处于消沉低落的状态;第二种则被实践证明完全是失败的;第三种则是在长期受打压的状态下的隐忍与坚持,目前的境况有向好的趋势。

(二)党员组织机构与社会支持基础

中东欧左翼政党大多不是新制度的产物,而是前制度的遗留物,因此,左翼政党在转型伊始首先是传统的群众型政党,有着稳定的群众基础和健全的党组织机构。一个强大的政党组织有助于稳固左翼政党的选民支持基础,甚至在政策逆转情况下也能够获取选民的支持。一开始,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与匈牙利社会党仍然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群众型政党,其党员众多、资金充裕、物资丰富、组织健全等诸多特征都在后社会主义环境中显得弥足珍贵。因此,在波兰和匈牙利这两个国家,与右翼政党分化组合过多过频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左翼政党很早就体现出其组织稳定性,对选民的定位也较为明确。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捷克,建立一个强大的组织不仅使捷克社会民主党从边缘型政党发展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政党,而且从危机走向复苏,也使捷摩共在极端敌视的环境中存续下来并发展壮大。实际上,所有倾力打造与维持强大组织的政党都成为捷克政治中的关键角色,而那些对组织建设重视不够的政党后来都难以存续。与其他右翼政党不同,左翼政党由于继承了前执政党或多或少的政治资源,包括地方行政组织机构、党员、资金以及社会组织等,因此它们做的只是精简而非重建党的行政管理机构,以向着更加灵活务实的形象转变。因此,左翼政党最大的优势仍然是相对完善的组织机构与广泛而稳定的社会支持基础,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一优势。

(三)政党立场的稳定性与选民偏好的易变性之间的矛盾

政党立场与选民偏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选举研究领域,有学者称之为“动态性代议制”,即政党精英必须系统性地回应选民偏好上的多样性。但现实的情况则往往事与愿违。选民对不同问题的优先性考虑在每次选举中都不一样,这导致动态的选民偏好与稳定的政党立场必然会发生矛盾。比如在匈牙利选民看来,匈牙利社会党一直以来具有建制派政党与“保守主义势力”的双重标签。一方面,社会党因为过去的历史备受社会指责,被认为改旗易帜只是“换汤不换药”,只不过是以不太极端的方式来透支过去的历史;另一方面,人们又指责1919年库恩·贝拉领导传承的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已在社会党身上消失殆尽,社会党总是重视中产阶级的支持。显然,匈牙利社会党的政策供给与选民需求之间的对接必然会出现阶段性“错位”,因此,社会党的核心选民既会将其推向执政也会将其推下“舞台”。比如,2002—2010年,匈牙利社会党在经历八年两届蝉联执政生涯之后,以损失140万选民支持和执政伙伴自由民主联盟随之解散的代价而跌下政坛。一般来讲,左翼政党对政治立场的坚守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左翼政党在历史上比其他政党更重视意识形态,它们诞生于19世纪的劳工运动,即使今天已经放弃了革命理想,仍然信守社会改良。二是社会民主党与工联社会运动关系紧密,反而限制了其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弹性,即使过去这些年这种关系在弱化。因此,中东欧左翼由于历史与现实原因,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政党立场,意识形态与政策主张的调整空间相对有限,这造成了对手党、部分选民对该党抱有一定程度的偏见,影响着选民对该党的持续性支持。

(四)全方位型政党的转向与执政政策右倾化导致核心选民的流失

在转型30年发展的过程中,赢得选举进而执政成为左翼政党的首要目标。在新的体制环境和选举制度下,为了施展政党的纲领政策与主张,大部分左翼政党逐渐从群众型政党转向选举型政党。这样的战略转向意味着左翼将尽可能赢得更广范围的选民,而不是吸引特定的、社会经济意义上的选区选民,“全方位型政党”和“职业选举型政党”模式成为中东欧左翼深入转型的产物。波兰社民党领导人宣称:“社民党将是一个典型的选举性政党。” “我们赞同议会民主。因此,党必须成为赢得选举的有效工具,其纲领要打动潜在的选民。”波兰社民党在1993年选举纲领中强调“我们不是一个阶级或社会阶层的政党”,而在1997年纲领中则强调其不仅仅寻求阶级意义上的社会经济选民的支持,而且积极寻求正在兴起的波兰“中产阶级”的支持。另一方面,执政政策右倾化在中东欧国家普遍出现。中东欧左翼以削减政府支出而出现右倾化的现象已被不同国家的不同左翼政府的执政实践所佐证。在波兰和匈牙利,左翼政府在90年代中期执政期间推行私有化、削减政府开支、改革福利体制、加入北约和欧盟方面比右翼政党还要激进。比如,1990—1994年,匈牙利保守的右翼联合政府在许多战略行业保留着大量的国有企业,1994年匈牙利社会党执政后很快将其全部私有化。长此以往的结果是,左翼政党的核心选民对其执政立场极为不满,而右翼政党的部分选民反而投票支持前者,形成了“选票反转”的现象。比如在斯洛文尼亚,当社会民主人士党自我定位为左翼政党时,它的选举支持率在下降,当该党采取非常右的政策时反而赢得了选举支持。

四、结语

在当前整个欧洲左翼颓势明显,民粹主义、极右翼等政党普遍崛起或者强势进取的大背景下,中东欧左翼必然会维持相当长时期的低迷,其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完全大于机遇。

第一,反共产主义、去共化仍然是这些国家政党政治生活中的显著特征,也是影响左翼政党生存与发展的主要因素。与苏东剧变初期非理性的政治氛围不同,今天的中东欧政治环境虽已格外宽松,但右翼政党总是借此打压左翼政党。其中波兰最为典型。比如,今天仍在通用的1997年波兰宪法第13条规定,禁止设立以极权主义手段为纲领或者以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为活动方式的政党和其他组织。将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等极端思想相提并论,由此可见波兰的反共态度与法律基础。不仅如此,新宪法颁布近20年后,波兰右翼政党仍然对左翼进行极限施压。2016年,波兰议会通过一项去共产主义法案,要求各地方政府在一年之内清除掉公共空间所有与共产主义有关的标志,如雕塑、墓地、街道名称及其他建筑物等。除了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时不时也出现明令禁止共产主义政党的一切活动甚至逮捕共产主义政党领导人的现象,这也反映出左翼政党在历史问题上的长期被动与合法性困境,并且这种状况不会随着政局的变迁而发生实质性改变。

第二,左翼政党也面临着碎片化趋势加剧的挑战。在剧变初期,左翼政党以稳定性著称,但发展到今天,左翼政党的分化组合不断出现。或者另立左翼政党,或者加入左翼选举联盟,但影响力大不如从前。以波兰共和国社民党为例,该党自从成立民左联以来,先后加入左翼与民主者党、统一左翼、左翼党等选举联盟,但收效甚微。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境况尚且如此,共产主义政党则大多继续以抗议性政党在议会外围活动。比如匈牙利左翼共产主义政党碎片化比较严重,现在其他的左翼政党主要有“政治可以不同”、民主联盟、匈牙利社会运动、爱国主义与进步基金会,还有一些游走在议会外的左翼政党,包括匈牙利工人党、欧洲左翼—工人党2006、左翼党派、4K党。其中像匈牙利工人党这样的左翼政党只能通过公共集会的方式凸显其存在感。

第三,中东欧左翼政党的竞争对手不限于右翼政党。在2008年之前,左翼政党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右翼政党,但在2008年之后则出现新的变化。2008年经济危机在欧洲的广泛蔓延与持续发酵,触发了连锁性的经济、政治与社会问题,包括失业率高企、财政紧缩政策长时间持续、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剧、政治不信任陡增等。这些新问题反过来影响着政党政治的生态格局,导致了反建制政党在中东欧地区的蓬勃兴起。现存的和有影响力的民粹主义、极右翼等政党大多具备反建制特征,这使左翼政党遭遇多重“挤压”,其选民基础进一步被分化。“反建制政党不仅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涉及范围广泛,而且还抢占了中间派的很多领地。”以匈牙利为例,从2004年起,青民盟把原本支持匈牙利社会党的大量选民吸引到自己的阵营中;而匈牙利社会党不但没有争取到更广泛的支持者,反而失掉了原本核心的选民基础。根据益普索(IPSOS)的调查显示,从2010年起,一些原匈牙利社会党支持者逐渐抛弃社会党,转投青民盟;这些人主要是社会底层人员和学历较低者。因此,中东欧左翼政党如何同时应对新的竞争对手是未来相当大的一个挑战。

总之,自东欧剧变以来,中东欧左翼政党在推进国家制度转型与发展中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其意识形态、纲领主张以及发展演进深刻反映了该党是不可替代的一种政党类型。尤其是2008年以来,左翼政党在尚未完全解决诸如党员老龄化严重、党组织冗余而涣散、自身定位模糊、施政“趋中化”等老问题的情况下,政党政治碎片化、民粹化以及极化政治等新问题又在该地区相继涌现。在此情况下,左翼政党的选民支持基础进一步被分散,在议会赢得选举的概率也在不断下降。这使得左翼政党处于一种党内分歧、党外多变的复杂环境中,未来的复兴之路仍然取决于自身的改革能否适应变化了的新政治社会环境。

[作者简介]：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波兰研究中心主任姬文刚教授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9年 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