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武装斗争问题浅析

王启帆；丁波文

【内容提要】在拉美国家共产党中，哥伦比亚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具有鲜明特色。该党在较长时间里坚持武装斗争，通过创建游击队组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同政府抗争，以实现夺取国家政权的目标，虽然取得了局部性成果，但却付出了沉重代价。20世纪80年代后，该党与政府签订和平协议，转向议会斗争的道路，但效果还不彰。哥伦比亚共产党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表明，共产党在资本主义国家探索实现社会主义是一个异常艰难曲折的过程，通过何种道路赢得政权并开启社会变革仍是需要继续探索和破解的时代课题与历史难题。

【关键词】哥伦比亚共产党 武装斗争 拉美社会主义

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哥伦比亚共产党（以下简称“哥共”）曾长期通过创建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的方式同政府抗争，展示出一定的政治影响和存在意义。这种斗争方式虽然取得了一些局部性成果，但并未使哥共获得政权。纵观哥共的革命发展史，武装斗争占有重要地位，剖析其开展武装斗争的背景、特点及成效，是了解和把握该党近百年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重要途径。

一、哥共开展武装斗争的背景原因

哥共成立于1930年，由原哥伦比亚革命社会党改建而成。与拉美地区其他共产党一样，哥共一经创建后便投入到争取和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中，对本国的反动势力开展了一系列的武装斗争，这也成为哥共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鲜明特色。事实上，哥共能在较长时期内坚持武装斗争有深刻的背景原因。

（一）基于本国斗争形势发展演进的需要

从内部看，哥伦比亚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的资产阶级力量特别是右翼势力长期占据优势，它们对左翼进步力量采取了高压政策，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从外部看，哥伦比亚紧邻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这种地理区位非常便于美国对哥伦比亚进行全面控制，并实施剥削、压迫和奴役。哥共在成立初期就认识到了斗争形势的严峻性，提出要开展反帝、反垄断、反奴役的革命斗争。二战后，哥伦比亚依然处于“传统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统治下”，“大地主和大资本家同美帝国主义者一起剥削人民，把他们置于无知和贫困之中……用武力强制实行政治霸权”，国家的“重大问题始终无法得到解决”。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后，“政治上独断专行，军事上法西斯化”的反动军人势力采取了更为专横的统治形式，加强了对民主力量的公开镇压。作为“遵循玻利瓦尔路线和拉丁美洲精神并致力于推动哥伦比亚民主革命的先锋队的组织”的哥共，面对严峻的内外斗争形势和激烈的阶级矛盾，仅仅依靠民主手段来实现社会变革是不可能的，必须运用各种斗争形式和方法，并随时准备以革命的暴力回击反革命的暴力。因此，武装斗争成了哥共革命斗争的一种自然选择。

（二）基于领导层对革命道路的认知与判断

哥共在较长时期内推行武装斗争的策略，在党的领导层中是形成了共识的。党的领袖们分别从历史、理论及现实层面对此进行了论述。时任党的总书记的吉尔伯托·维埃拉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对坚持武装斗争的历史原因进行了阐述：斗争方式具有历史性，仅仅通过党的政治决议是创造不出斗争方式的，“哥伦比亚目前存在的武装斗争不是哪一支政治力量安排的，而是由来已久的人民尤其是农民抵抗军人和大庄园主的暴力斗争的结果”。他强调，面对国内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结构性危机，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实现社会主义，这就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民族解放斗争，即反帝、反庄园制、反寡头的人民民主革命。这种性质的革命如果依靠民主斗争是无法实现的，只有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予以推进，因为武装斗争“表达人民的意志，符合群众的愿望”。维埃拉1988年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斗争的目标：“哥共进行武装斗争的目的绝不是让国家回归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是为了建立先进的政治和社会民主，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哥共领导人阿尔瓦罗·德尔加多在20世纪60年代就撰文表示：“我国人民现在进行的武装斗争不是我们造成的”，“这场武装斗争是敌人强加于我们的”，“武装斗争不是一个我们想要或者不想要的问题。事实是我们必须战斗”。党内众多高层人士认为，哥伦比亚要实现社会主义，就要正确运用一切斗争方式——政治的、争取权益的、武装的等，其中，“武装斗争就是一种重要的斗争方式”。1984年和政府当局签署和平协议后，哥共领导层仍坚持进行武装斗争，但其“目的是自卫，是代表哥伦比亚人民对寡头暴力的回击，是为了哥伦比亚的和平而斗争”。90年代后，面对冷战后形势的新变化，哥共不再突出强调武装斗争了。

（三）基于本国政党开展武装斗争历史传统的影响

了解哥伦比亚近现代史后可以发现，武装斗争在该国具有较深厚的历史传统，也是该国大多数政党成立之初首要的政治斗争方式。以游击队为例，它通常被该国各政党视为实现政治目标的重要“政治工具”，就连传统两大政党自由党、保守党也曾组建过。有资料显示，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挂上自由党或保守党招牌的游击队”在哥伦比亚农村造成了巨大破坏。这是因为哥伦比亚现代政治发展得较晚，民主政治制度不成熟、不完善，在党派斗争和阶级矛盾复杂且尖锐的背景下，开展游击运动成为一条更可行的斗争路径。但不得不承认，这种斗争方式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哥伦比亚政治文化传统中的暴力风气，导致国内各方势力习惯于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政治争端。

同时，分散而庞杂的左翼阵营及其内部竞争也促使哥共选择武装斗争的方式。除哥共外，目前哥伦比亚还存在其他八个共产党和左翼政治组织，如哥伦比亚共产党（马列）、哥伦比亚独立革命工人运动、哥伦比亚马列主义联盟、哥伦比亚无产阶级革命组织（马列）、哥伦比亚卡米洛运动（马列），且前两个组织都建立了自己的游击队，分别是哥伦比亚人民解放军、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此外，该国内还有单纯从事武装斗争的组织，如“四·一九运动”。这些组织通过开展游击战争，获得了相当部分中下层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体的支持，哥共如果放弃了这种斗争手段，就会成为这些群众的“尾巴”，被他们抛弃，这并非哥共所希望的。所以，作为哥伦比亚国内最大的左翼组织，哥共唯有顺势而为，并争取成为国内左翼组织的引领者。也就是说，哥共需要抓住武装斗争这面旗帜，才有可能把其他左翼力量团结到自己周围，形成合力共同对抗反动势力，推动社会主义的实现。

（四）基于拉美地区其他国家革命经验的影响

英国学者理查德·戈特认为：“在哥伦比亚可能发生革命游击运动的条件同在拉丁美洲的其他地方是一样的。”拉美地区特别是中南美洲拥有独特的地理和人文条件，这里山脉连绵、河流纵横、语言大体相通、民族习俗诸多相近，这使得拉美地区各国的左翼力量面临着大体相近的斗争形势，并需要承担类似的历史任务。因此，哥共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深受该地区其他国家革命经验的影响，尤其是古巴革命和尼加拉瓜革命的影响。

格瓦拉主义（游击中心主义）来源于古巴革命的经验。古巴革命的领导人切·格瓦拉认为，一个孤立的国家很难取得胜利，而拉美国家具有完整的“美洲国际”式的共同性，起义的旗帜将飘扬于整个美洲大陆；革命的形式应是武装斗争，而武装斗争应从游击战开始，因为“政党就是军队”，“游击队是先锋队的先锋队”，“先锋党可以以游击中心这种形式存在，游击队就是孕育中的党”。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20世纪50年代后，以游击队活动为中心的武装斗争在拉美多国盛行，席卷了委内瑞拉、危地马拉、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多米尼加、巴拉圭甚至巴西、阿根廷等多个国家，它们相互呼应，成为一场跨越国界的革命运动。作为南美洲重要国家的哥伦比亚深受格瓦拉主义的影响，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处于拉美地区游击战的中心。古巴革命和尼加拉瓜革命相继取得革命成功后，更坚定了哥共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心。哥共领导人曾多次赞扬“光荣的古巴革命”，表示“古巴的光辉榜样为我国和拉美大陆各国人民的解放指明了道路”。在1979年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建立革命政权后，哥共在随后的几次党代会中都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声援，严厉谴责了里根政府对尼加拉瓜内政的干涉，并认为可以从尼加拉瓜革命中看到自己的斗争前景。

二、哥共开展武装斗争的基本历程及特点

哥共开展了较长时期的武装斗争，根据斗争情况可分为三个阶段，且每个阶段体现出不同的斗争特点。

（一）斗争初期的基本状况与特点（1930—1964年）

刚刚成立的哥共面临着严峻的革命形势，其对社会主义道路和武装斗争方式的探索呈现出初期阶段典型的特征，具有一定的摸索性、波动性和多样性。

其一，处于对局面的被动性应对阶段，斗争方式存在跳跃性反复。成立初期，关于如何开展斗争和开展什么样的斗争，哥共并无明确的路线。它先是参与或发起了一系列罢工斗争，有的甚至演变成严重的流血事件，但由于遭到政府当局的强力镇压，它不得不转入地下进行斗争。具体说来，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哥共在不利的条件下坚持开展反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工农革命斗争，坚持以群众自卫的方式回击反动派的暴力统治。在白劳德主义的影响下，时任总书记奥古斯托·杜兰于1944年将哥共更名为“哥伦比亚社会民主党”，该党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党的斗争性被削弱，武装斗争的策略一度被取消。1947年，撤换掉杜兰并恢复共产党的名称后，哥共宣布重新采取武装斗争的策略，并开展了一系列武装斗争。但在1953年罗哈斯·皮尼利亚发动军事政变夺得政权后，哥共开始向政府妥协，部分游击队甚至交出了武器。1957年皮尼利亚政权倒台后，新政府与各游击队协商停战，哥共同意停战但不同意交出武器。在成立初期，哥共同政府当局的关系在斗争、妥协中几度回摆，但斗争仍是其政治底色。

其二，斗争方式多样化但缺乏斗争重点。在成立初期，哥共在斗争策略上注重多样化。40年代末50年代初，哥共既参加了以自由党为主力的农村游击斗争，也领导和组织了夺取地方政权的斗争，并相继建立了马克塔利亚、奇基托河、马苏帕斯、阿格里阿里、瓜亚贝罗等独立共和国；50年代中后期，哥共同政府军展开了阵地战；60年代初还发动了总起义。这同时也反映了哥共斗争初期对革命道路的摸索甚至有一些盲目性。

其三，该阶段的武装斗争多以失利告终。60年代中期之前，哥共既缺乏强大的武装力量，也缺乏成熟的斗争策略，并不是国内开展武装斗争的主力。即便如此，资产阶级右翼势力也不能容忍，时常采取强力手段对它进行镇压。1964年上台的莱昂·巴伦西亚政府宣布，要完全摧毁哥共等武装组织建立的独立共和国，并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马克塔利亚战役，哥共等左翼力量不得不撤出这一根据地，哥共也因此遭遇了重大挫折，其对武装斗争道路的探索也由此进入了新阶段。

（二）斗争高峰期的基本状况与特点（1964—1984年）

1964年遭受挫折后，哥共对此前的战略和策略进行了总结反思，开始重视以武装斗争的方式来对付反动势力，并在政治和组织上重新作出了部署，使该阶段的斗争表现出一定的主动性、成熟性和稳定性。

其一，建立由哥共直接领导的武装组织。在遭遇重大挫折后，哥共开始强调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并着手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实行“党指挥枪”。1964年，哥共建立了自己的游击队——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以下简称“哥武”），这标志着哥共的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哥武坚持哥共的领导，表示“我们的政策，都是以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会议决议所表达的党的政策为指导的”。此时的哥共把游击队当做承担政治和军事领导任务的先锋队，认为游击战争不是农民战争，随着人数的增加和经验的丰富，游击队将成为人民军队。从中可以看出哥共的革命思路，即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这也是它在探索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中的一个重要理论突破。

其二，以游击战为主线，暴力反抗反动势力的镇压。在确立了武装斗争路线后，哥共大力发展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甚至暴力袭击来改变自身境遇。一是与政府军展开战斗。哥武同其他游击队协同作战，分别在农村和城市采取行动，主要在瓦耶省北部、梅塔与乌伊拉省之间、施米塔拉等地进行游击战。二是主动发起袭击，一些暴力行为甚至升级为恐怖活动。哥共领导的游击队在70年代袭击了乌拉伊省、桑坦德省、观格达雷省的一些市镇，打死了不少政府军和警察，抢劫了银行、商店和武器库，一些暴力行动不断升级，演变为占领外国使领馆，绑架、暗杀社会名流等，危害了社会安定、损害了国家形象，引发国内外社会强烈反应。在一系列暴力斗争中，哥共的势力不断壮大，到80年代初，哥武从成立时的300人、4条战线发展为5000人、23条战线，且拥有稳固的根据地。

其三，以“两手对两手”的策略同政府周旋。在这一阶段，哥共面临的斗争形势是不断变化的，它也因应时变，灵活地采取了多种策略，表现出一定的斗争主动性。80年代初，保守党人贝利萨利奥·贝坦库尔执政后，把处理游击队问题作为首要治理目标，并一改此前的打压政策，转而采取以安抚为主的和平政策，并颁布大赦令，无条件释放了几千名在押政治犯和游击队员，责成各方组成和平委员会与游击队进行接触，希望通过谈判实现停火。哥共也顺势而为，接过了新政府抛出的橄榄枝，统一了全党认识，促成了哥武于1984年同政府当局签订停火协议。

需要看到，哥共主要坚持合法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两手”策略。1970年，哥共首次参加了省、市议会选举，其参与的反对派联盟“全国人民联盟”赢得了大部分省、市议会的多数席位，尽管哥共自身得票很少，但它一度提出“要把竞选运动放在首位”“一切为了竞选”的口号，同哥伦比亚广泛运动、独立革命工人运动等组建联合选举阵线“全国反对派联盟”，并发布了竞选纲领、推出了总统候选人。但不得不承认，哥共更多是通过合法斗争途径向公众展现哥共的政党形象，取得的效果非常有限。

其四，通过开展各类群众运动扩大党的影响力。哥共在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也组织领导工人、农民、学生运动，并在此过程中积极宣传党的理论和方针。60年代，哥共领导建立了哥伦比亚工人联合会，在波哥大等大中城市组织了一系列和平罢工运动，吸引了一大批工人群体。同期，哥共还在部分农村建立了根据地和基层人民民主政权，开展建设社会主义的试验，并通过哥伦比亚全国农民贷款使用者协会组织农民运动，组织领导全国17个省和地区的数万农户参加了夺地斗争。70年代中期，哥共还组织领导了不少大规模学生运动，如反对美国文化渗透运动、反对学校私立化改革运动，运动波及全国22个省中的13个，仅领导万人以上的学潮就达4次。此外，哥共还积极举办党报节活动、建党50周年的纪念活动，并邀请苏联、波兰、匈牙利、古巴等国的文艺团体参加，鼓舞了党内士气，提高了党的社会形象和影响力。

（三）斗争后期的基本状况与特点（1984年至今）

1984年和平协议的签订是哥共开启政治转型的重大标志，但这一进程并不顺利，期间博弈和冲突不断，体现出曲折性、不可逆性、长期性的特点。

其一，武装斗争策略遭遇重大调整。由于贝坦库尔政府主动放低姿态、释放和平善意，哥共同意和谈，并促成哥武于1983年启动与政府军的停火谈判。在哥共的统筹努力下，1984年3月，哥武首先同政府签署和平协议，8月底，人民解放军、“四·一九运动”等三支游击队同政府签署了和平协议。协议签署后，哥伦比亚数百万群众涌上街头表示庆祝，国际社会也给予了积极评价。哥共同意和谈主要基于三点考虑：一是新政府有进行政治改革的意愿，也表现出民主开放的诚意，继续与政府对峙只会导致反对和谈的右翼势力抬头，不利于左翼力量的发展；二是哥伦比亚各阶层对暴力恐怖活动日益反感，如果继续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只会损害党的声誉；三是哥共领导层清楚地认识到，无论是武装斗争还是和平谈判，都是斗争的策略、方略，并非斗争的目的，同意和谈有利于改善党的形象和扩大党的影响，是有利于党的目的实现的。

和平协议签署后，哥共明确表示要调整斗争方式，采取民主开放的路线，并着手对未来的斗争进行部署。一是筹划建立左翼统一战线。积极推动四支签署和平协议的游击队和11个左派组织成立共同阵线，并将这一临时性的联合组织改造成竞选联盟，备战1986年大选。二是推动哥伦比亚境内所有游击队实现联合。为提高游击队与政府的对话能力、更好地应对右翼势力的反扑，1987年，哥共主导了五支左翼游击队的整合，根据自决、独立和相互尊重的原则，成立了西蒙·玻利瓦尔全国游击队协调委员会，实现了哥伦比亚游击队间的首次联合。三是逐渐与哥武分离。和平协议签署后，哥武逐渐演变为一个独立的政治组织，双方于1993年正式宣布脱离依附关系。

其二，哥共的政治转型面临巨大挑战。和平协议是脆弱的，缺乏对双方的有效约束，执行过程中一再出现反复。一方面，在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下，政府当局并没有真正履行协议中的规定条款，并未如期推动政治改革，也未兑现帮助游击区重建的诺言。哥伦比亚右翼保守势力和军队中的强硬势力始终反对与游击队和谈，力主对其进行武力消灭，因而即使在和平协议签署后，它们依然对游击队采取镇压和暗杀行动。80年代后期，它们对游击队进行了多次清剿，对哥共总部、统一战线组织爱国联盟总部、共青团总部及哥共的部分省总部实施爆炸袭击，导致多人死亡，甚至组织暗杀了包括哥共领导人、爱国联盟主席等在内的数名左翼组织高层人物。1989年开年前六天，就有40名左派人士被杀害。21世纪以来，它们以“反毒”“反恐”为名，持续在农村地区进行清剿，仅2017年一年，至少50名哥共等左翼组织的干部被害。另一方面，尽管与政府签署了停火协议，但哥武并未交出武器，哥共、哥武等也作出了一定的武力回击，重点是对政府军的镇压行动及右翼准军事组织的暗杀等恐怖行为进行报复。例如，2005年2月，哥武第29纵队的数百名游击队员袭击了西南部纳里尼奥省的政府军的一座海军兵营，造成了较多官兵伤亡。

尽管如此，哥武及其他武装力量政治转型的趋势没有改变。例如，“四·一九运动”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改组为“四·一九运动民主联盟”，该联盟决意放弃武装斗争、以政治组织的形式参加政治活动和社会管理。在转型过程中，它战略性地将社会主义与哥伦比亚民族主义相融合，摆脱了武装力量的身份，增强了在城市地区的吸引力，同时还保持着内部凝聚力。这种策略和行动无疑对哥共、哥武产生了一定影响，2002年，哥武创建玻利瓦尔运动党，声称是为了打破自由党、保守党轮流把持政坛的两党制格局，表明了其放弃武装斗争而转向和平斗争的决心。

2016年，桑托斯政府与哥武再次签署了和平协议，标志着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基本宣告结束。哥武也正式放下武器，更名为大众革命替代力量党，正式转型为走议会斗争道路的政治组织，并于次年被认定为合法政党。2022年，佩特罗政府同哥武的反叛组织“中央总参谋部”开启了和谈进程，和平前景最终来临。有学者认为，发生这一转变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武装斗争尤其是游击战争，在哥伦比亚被贴上了国家和人民的对立面的标签，未来前景并不乐观”。在和平成为大势所趋的背景下，哥共所领导的武装斗争也降下帷幕。

其三，致力于开展经济和民主斗争，重走议会道路。作为对武装斗争的重要补充，经济和民主斗争也是哥共的重要内容。哥共领导的工人联合会于1986年重组为“哥伦比亚工人统一工会”，在90年代初发展为哥伦比亚第一大工会组织，会员人数约160万。通过这一组织，哥共组织发起了多次全国性大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冻结物价、抵制货币贬值，反对失业和集体解雇，要求延期偿还债务、抵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干预，以巩固和平与民主化成果。例如在2019年，哥共与其他左翼力量在首都波哥大及多个城市发起了有数十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活动，反对政府削减养老金、要求维持年轻人的最低薪酬，但成效有限。

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哥共的斗争方式逐渐由武装斗争转向议会斗争，期间虽有策略上的反复，但这一趋势反映了哥共政治转型的基本方向。21世纪以来，哥共先后参与创建了多个竞选联盟，但选举结果大都不尽如人意。即使在表现最好的2016年议会选举中，其参加的竞选联盟也仅仅获得参议院十席、众议院九席。2022年，哥共加入左翼竞选联盟“历史联盟”，即使该联盟候选人佩特罗当选为哥伦比亚历史上首位左翼总统,但哥共目前在议会并无席位。这也从侧面说明哥共政治转型的长期性、艰巨性。

三、对哥共武装斗争历史的评析

哥共在较长时期内开展了武装斗争，是该党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一大特色，其经验教训值得加以总结和研究。

首先，武装斗争的道路选择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哥共的影响力。历史地看，哥共开展的武装斗争在本国甚至在整个拉美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极具特色，一度成为一些拉美国家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一面旗帜。哥共领导人曾经表示：“我国的革命武装斗争可以说基本上是共产党人努力工作的结果。”正是哥共及其他左翼力量多年坚持的武装斗争，对反动势力的迫害予以一定的回击和牵制，在某种程度上维护和捍卫了普通劳动者的权益，展现了共产党的斗志与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一定程度上讲，哥共领导并开展的武装斗争使它在中下层群众中树立了威信，保存了党的基本力量，在部分时期也壮大了党、增强了党的实力。从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哥共党员人数基本保持在1万—3万，1988年达到5万，目前则略少一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哥共选择武装斗争的策略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合理性。其次，哥共的武装斗争事实上并未达到预期目标。纵观哥共近百年的武装斗争史，镇压与反镇压的武力对抗使该国长期陷入一种恶性政治生态循环，斗争双方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对于哥共来说，数十年的武装斗争导致了重大的人员伤亡，仅1980—2022年，就有约7000名党员在斗争中牺牲。但客观来看，尽管哥共在一些农村地区建立了根据地、控制着部分基层政权，但它的选举权长期被剥夺，离夺取国家政权、进行社会制度变革的目标依然非常遥远。

再次，和平转型成为当前大多数左翼政党的路线选择。21世纪以来，坚持武装斗争近百年、游击战争半个多世纪的哥共等选择放下武器、走非暴力的议会斗争策略，将对哥伦比亚社会主义运动产生重大影响，是非常值得跟踪研究的。更值得研究的是，曾从事多年武装斗争的佩特罗竟在2022年当选为本国历史上首位左翼总统，这位来自“四·一九运动”的游击队战士胜选后也意味深长地表示：“和平意味着像我这样的人可以担任总统”。当然，转型后的哥共需要进行新的探索，放弃武装斗争而选择民主转型、选择融入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如何更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

最后，应在“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和拉美左翼运动视域下审视哥共的武装斗争史。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实现了政治目标，而未成功的仿效者则很多。20世纪60年代国际共运大论战后，拉美国家共产党内部也出现了分化，一部分共产党主张走和平过渡的议会斗争道路，另一部分共产党则继续强调武装斗争，但后者较少取得过突破性成果。二战后的拉美地区整体处于和平发展时期，尽管部分国家政局动荡，为某些组织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一定空间，但这并不是普遍性的、区域性的趋势。此外，美国因素同样重要，它向来把拉美视为自己的“后院”，自约翰逊政府时就将不允许拉美出现“第二个古巴”定为战略目标，是不可能允许哥共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来夺取国家政权的。21世纪以来，拉美左翼更是呈现出多元化、自主性发展的势头，“21世纪社会主义”对域内包括哥共在内的左翼力量均产生了较大影响。

哥共近百年武装斗争的历史表明，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探索和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必须紧紧结合本国实际，灵活地选择斗争策略，并对其进行及时调整和修正，选择更适合的、更有效的方式走向社会主义。未来，“去武装斗争化”的哥共如何重新定位自己、如何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是拉美社会主义研究领域值得关注的重要话题。

[作者单位]：王启帆，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丁波文，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欧洲学院。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