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对杜林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批判

Г.Д.切斯诺科夫著；张静译

【提要】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过程，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自我意识不断发展的过程。在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的《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批驳了杜林在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上的伪科学性，指出乌托邦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相脱节，而且也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衰退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 乌托邦社会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 恩格斯 杜林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第三编（“社会主义”）从篇幅上看不及前两篇（“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但是如果没有这一编的内容，就无法全面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的主要任务是批驳卡尔·欧根·杜林在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上的伪科学性，指出杜林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毫无共同之处。不了解这一点，任何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都将失去意义。

一、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

社会主义不仅是贫苦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希望，而且应当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与此相反，宗教植根于人的虚幻世界，许诺人所希望的一切，承诺上帝将会改善人的生存条件，迫使人接受现实。如果现实已经真正超越了自身，那么用黑格尔的话来说，现实在某些时候就是不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不是沉浸于那些表面的空洞幻想。杜林也不认为幻想可以解释历史的进程，而是在幻想的消极意义上理解这个词。幻想使人脱离日常现实，或者使人仅仅在感性中理解他所看到的事实。

在一切剥削社会中，为什么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社会阶层的生活特别艰辛？难道他们的辛勤劳动不应该从社会中得到相应的回报吗？毋庸置疑，无论是在奴隶社会，还是在封建社会，甚至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这样的情况。杜林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而是用压制劳动者的政治暴力来解释剥削社会的不公。根据杜林的观点，暴力是绝对的恶，但是它最终将消失，正义必然胜利。实际上，暴力不是必然的。杜林没有在社会内部找到暴力产生的原因，因此不得不求助于人的思想的“首恶”，也就是把宗教作为解释社会之“恶”存在的原因。杜林自称为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但却用宗教来解释那些无法得到合理解释的事实。

社会主义思想首先产生于被压迫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确切地说，是对人应该得到的生活的向往。人们都希望过上比以往更好的生活，这一愿望不仅仅需要改变“不合理的”现实。科学需要清楚地说明：在社会财富增长的同时，为什么会相应地伴随着贫穷的增长？空想社会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没有正确地回答社会不平等产生的原因。

二、《共产党宣言》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了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学说。这两位杰出的思想家对建立一个公平社会的可能性进行了科学论证，他们正确地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将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在资本积累与财富增长的矛盾背后隐藏着更加深刻的劳动与资本的矛盾，而这一矛盾很少被马克思之前的研究者提及。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被压迫阶级认识到自身的利益与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不相容的，因此应该与资产阶级秩序的代言人和辩护士进行不可妥协的阶级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过程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自我意识不断发展的过程。因此，社会主义学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压迫阶级对自身的历史使命的认识，即消灭那些依靠剥削他人劳动而生活的阶级。与工人阶级相比，资本主义社会中其他阶级和阶层的社会主义观都不是科学的，因为他们的阶级利益要求他们倒退到那个在历史上已经过时的社会。他们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达成这样或那样的妥协，而无产阶级从来也不会妥协。

《共产党宣言》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各种封建的、反动的社会主义学说，它们的代表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封建阶级。封建阶级之所以拒绝资本主义，是为了回到资本主义革命之前被资产阶级剥夺的过去，即重新拥有以前的财富和权力。旧剥削阶级的“反动的社会主义”是“封建的社会主义”。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则是两大主要的社会主义形式之间的竞争：一方是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它不断遭到大资本的压迫，成为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力量；另一方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它试图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而消灭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代替它，这个社会不再存在剥削的生产方式，不再允许少数人强迫大多数人为他们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清楚阐明了这两种社会主义形式的对立：“这种社会主义（即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非常透彻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经济学家的虚伪的粉饰。它确凿地证明了机器和分工的破坏作用、资本和地产的积累、生产过剩、危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必然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不平均、各民族之间的毁灭性的工业战争，以及旧风尚、旧家庭关系和旧民族性的解体。”“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

在谈到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和消极方面时，马克思恩格斯曾富有远见地提醒社会主义的真正战士，那些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消极方面相关的因素在不远的将来会不断扩大。他们断言：“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所以，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这些信徒无视无产阶级的历史进展，还是死守着老师们的旧观点。因此，他们一贯企图削弱阶级斗争，调和对立。”《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段话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

恩格斯对德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杜林的批判，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1870年代末维护科学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卷土重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重要理论家之一爱德华·伯恩施坦第一次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称为“乌托邦”。作为一种全新的理论思潮，伯恩施坦主义既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不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是渗入到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队伍中的错误思潮。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们并没有像恩格斯在1870年代末用《反杜林论》一书批判当时的乌托邦主义者杜林那样，对这一思潮予以坚决的回击。一开始，只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具有这种机会主义的倾向，遗憾的是，这种倾向后来蔓延到欧洲其他社会民主党。19世纪末，伯恩施坦发表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演讲；十几年后，第二国际分崩离析。这正是西欧社会民主党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决裂的结果。

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衰退的重要原因，它还导致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崩溃和苏联解体。这再次证明了《共产党宣言》的两位作者的远见卓识，他们早就指出，欧文和傅立叶的追随者们最终必然会放弃劳动群众反对资本权力的斗争。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后继者们“不得不呼吁资产阶级发善心和慷慨解囊，他们逐渐地堕落到上述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伙中去了，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更加系统地卖弄学问，狂热地迷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的奇功异效”。这就是他们激烈地反对工人的政治运动的原因。

三、恩格斯对19世纪初期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评价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三编中阐明了社会主义思想在欧洲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及其重要意义。该编的研究重点是三位最突出的早期社会主义创始人——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从整体上看，第三编是恩格斯运用唯物主义分析欧洲资本主义产生过程的光辉典范，正是欧洲资本主义在19世纪前30年引发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这一制度的批判。我们认为，第三编的内容对于在世界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是极其重要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结论是：世界历史进程不可能终结于资本主义社会。

现代文明时代的标志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主要国家的胜利，其特点表现为广大民众在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革命。资产阶级思想家唤醒了人民群众，并代表了所有参加革命的民众的利益。他们指出，旧的封建社会的最高阶层（贵族和僧侣）不仅是资产阶级的敌人，而且是整个社会的敌人。只要宗教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意识形态基础，资产阶级就必须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来对付它。18世纪的革命资产阶级用这一武器宣告了人类的理性。资产阶级思想家宣称，所有宗教教义都是无知的产物，而启蒙运动是使社会摆脱无知的方式。

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在实践中实现了自己的口号，但却没有达到他们想要的结果。为此，恩格斯得出了下述结论：“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

由于欧洲绝对主义的衰落，资产阶级在欧洲国家的公众面前开始以丑陋的面目出现，于是，空想社会主义应运而生。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曾经呼吁人民与腐朽的封建制度做斗争，但是，根据他们的设想“所建立的世界”实际上并没有达到他们想要看到的结果。空想社会主义的创立者把资产阶级革命归结为启蒙哲学家理性的结果。然而，这种理性无法理解人的本性的真正含义。根据他们的观点，人类社会应该符合人类的真正本性，否则人类无法找到通往理性王国的道路，但是人类在找到这条道路之前应该清楚，根据绝对理性的原则建立的社会不会把人划分为富人与穷人，因为人的本性无疑是平等的。那么，在这些资本主义秩序的批判者看来，应当如何消除现有的不平等呢？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唯一的方法是从私人所有者手中夺取生产资料，并把它们交给社会来管理。

那么，我们又要提出一个问题：早期的社会主义者代表了谁的利益？他们并没有认识到，他们应当捍卫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的生产阶级的利益，这个阶级就是工业无产阶级的前身。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三编中解释说：“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比其他人更早地认识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所建立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矛盾。他们反对用人类的抽象理性来判断现有的社会体系，反对在人类理性的进步中寻找对社会进步之进程的理解。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对于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的理论有着明显的误解，虽然他们没有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但却为发现新唯物主义历史观做了准备。圣西门曾提出“人人应当劳动”的观点，他比其他人更早地指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统治仅仅是无财产的阶级的短暂统治。恩格斯高度评价了圣西门的深刻思想：“认识到法国革命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后来，在1816年，圣西门进一步宣称，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尤其预言政治将完全融化在经济中。

如果我们在圣西门那里发现了天才的远大眼光，那么在另一位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那里则“看到了他对现存社会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国人的风趣的、但并不因此就显得不深刻的批判”。根据恩格斯的观点，傅立叶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深刻理解。傅立叶认为历史进程是渐进的，并把社会历史分为四个阶段：愚蒙、野蛮、宗法和文明。根据傅立叶的分类，最后一个历史阶段就相当于现在的资产阶级社会。傅立叶断言，资产阶级文明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的，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与它希望达到的完全相反：“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正如恩格斯公正地指出的，傅立叶像他的同时代人康德和黑格尔一样熟练地掌握了辩证法。他“反对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谈，而同样辩证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时期，而且他还把这种考察方法运用于整个人类的未来。正如康德把地球将来会走向灭亡的思想引入自然科学一样，傅立叶把人类将来会走向灭亡的思想引入历史研究”

恩格斯详细阐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三位杰出代表、英国人欧文的观点。欧文是富有的工厂主，十分熟悉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他得出的唯物主义结论是：劳动者的劳动成果直接取决于他们的劳动条件。欧文曾经在英国苏格兰的新拉纳克棉纺厂致力于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他的竞争者强迫工人每天劳动13—14个小时，而在欧文的工厂，工人每天劳动10.5个小时。虽然棉纺织业危机使得欧文的工厂被迫停工了四个月，但是其工人仍继续领取全部工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企业的利润因此增加了一倍多。恩格斯向读者解释说，欧文的共产主义是通过纯粹的商业计算实施的。他在汉普郡移民区建立了示范性公社（和谐大厦），所有参与者按照共产主义原则——即平均分配的原则——组织生产，实施集体劳动。欧文的实验最终失败的原因并非偶然，因为他是在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运行的社会中进行实验的，这一规律与和谐大厦所建立的物质秩序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是，恩格斯认为这一实验的失败丝毫无损于其行为本身的意义——欧文希望通过实践的方式证明社会劳动的集体组织形式优于私人企业组织。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杜林不了解法国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的著作，自然也不了解欧文的共产主义实验。恩格斯在关于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这一章节的结尾处写道：“他（即杜林）把伟大的空想主义者称为‘社会炼金术士’。”恩格斯反驳了杜林的这些论调：“就算是这样吧，炼金术在当时还是必要的。但是从那时以来，大工业已经把潜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发展为如此明显的对立，以致这种生产方式的日益迫近的崩溃可说是用手就可以触摸到了。”杜林的乌托邦主义与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相比是毫无价值的。恩格斯嘲讽地说：“如果说杜林先生现在不是根据现有的经济材料，而是从自己至上的脑袋中硬造出一种新的空想的社会制度，那么，他就不仅仅是在从事简单的‘社会炼金术’了。他的行为倒像是这样一种人，这种人在现代化学的各种规律被发现和确立以后，还想恢复旧的炼金术，并想利用原子量、分子式、原子价、晶体学、光谱分析，其唯一的目的是要发现——哲人之石。”

杜林的乌托邦主义从哲学唯心主义出发并以此为基础，因此他的思想不是来自现实，而是直接来自他的头脑。杜林忽视了马克思最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而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之前的创造性发现。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成为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后继者，但是费尔巴哈哲学促使他们更快地摆脱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黑格尔一方面高度评价了人类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把现实世界消解在根本不存在的绝对理性中。正如恩格斯正确指出的，费尔巴哈抛弃了黑格尔的绝对理性这一空洞的抽象，但却把“孩子”（即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唯物主义改造后创建了辩证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最终被驱赶出历史领域。

四、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到科学

通过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最终超越了唯心主义哲学，走向了唯物主义哲学。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认识到从前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即人的意识在这种唯物主义中还没有清楚地显现出来。运用唯物主义阐释历史发展进程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为前提。

马克思比他同时代的人更加全面和深刻地理解与重视黑格尔的辩证法。与马克思一样，恩格斯在1840年代初期就已经掌握了非常丰富的历史哲学和最新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比19世纪中期的任何职业经济学家都更加了解欧洲资本主义先进企业的劳动组织体系。两位天才的百科全书式思想家联合起来，共同实现了社会意识的革命性变革，这个社会意识就是唯物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领域发展的唯物主义是他们在自己的理论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通过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他们完成了用唯物主义解释历史发展的任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如何理解这段关于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到科学的著名论述呢？我们并不是偶然地提出这个问题的。从伯恩施坦开始，所有的修正主义者都在竭力论证：倘若在19世纪末之前还没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那么科学社会主义在原则上就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只是作为理想的社会制度存在于人的头脑中，而不是现实的。与伯恩施坦等不同，恩格斯的这段话应该这样理解：社会主义不仅是对历史上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而且资本主义在消亡之前将通过发展现有的生产力为新社会的建立创造条件。

恩格斯这样描述现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制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它已经不能把这大批生产资料全部变成资本；生产资料闲置起来，因此，产业后备军也不得不闲置起来。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可供支配的工人——生产和一般财富的一切因素，都过剩了。但是，‘过剩成了贫困和匮乏的源泉’（傅立叶），因为正是这种过剩阻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变为资本，变为剥削人的劳动力的工具，就不能发挥作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属性的必然性，像幽灵一样横在这些资料和工人之间。唯独这个必然性阻碍着生产的物的杠杆和人的杠杆的结合；唯独它不允许生产资料发挥作用，不允许工人劳动和生活。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它没有能力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完全消除生产力与劳动产品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但是它会竭尽全力地试图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这个矛盾，例如，成立股份公司，由国家掌握一部分生产资料，控制邮政、电报和铁路等重要机构。但是，所有这些临时措施都表明，资产阶级无法完成管理社会生产的职能。此后，恩格斯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观点：“资本家除了拿红利、持有剪息票、在各种资本家相互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进行投机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活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初排挤工人，现在却在排挤资本家了，完全像对待工人那样把他们赶到过剩人口中去，虽然暂时还没有把他们赶到产业后备军中去。”

恩格斯坚定地反对那些与唯物主义辩证法相矛盾的理论观点，这些观点错误地认为，通过股份公司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部分国有化，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发展为社会主义。恩格斯断定：“但是最近，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某些奴才气，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比利时国家出于纯粹日常的政治和财政方面的考虑而自己修建国家的铁路干线，俾斯麦并非考虑经济上的必要，而只是为了使铁路能够更好地适用于战时，只是为了把铁路官员训练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为了取得一种不依赖于议会决定的新的收入来源而把普鲁士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无论如何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然而，把国家所有制与社会所有制视为同一种所有制是极其危险的。社会所有制的实质在于所有成员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而国家所有制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已经存在，只是它的存在根本不影响这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无论国家所有制是第一位的，还是第二位的，或者是第三位的，都可以对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奴隶所有制、封建所有制和资本主义所有制——进行补充。

那么，资本主义国家是否可以剥夺资产阶级所占有的生产资料？当然不可以，因为国家是代表和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有可能成为新社会的统治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新的统治阶级夺取政权后，将通过无产阶级国家实现对社会生产的管理。恩格斯坚信，国家从这一刻起就丧失了自己的主要职能——对社会的暴力统治。他指出：“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

[作者简介]：Г.Д.切斯诺科夫（Г. Д.Чесноков），俄罗斯莫斯科市立师范学院；编译：张静，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章来源]：全文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