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恩格斯晚年历史合力论的根本问题

左亚文、李栋

【摘要】在恩格斯晚年历史合力论中，经济的决定作用与无数单个意志的交互作用以及社会诸要素的相互作用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决定作用与相互作用可以统一起来？其统一的内在机制是怎样的？这是贯穿于其历史合力论的一个根本问题。恩格斯从作为历史主体的单个意志及其合力出发，从人的本性和本质上解答了历史主体的创造性与基于经济因素决定作用的历史规律的辩证关系，为深化和完善唯物主义历史观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恩格斯 单个意志 决定性因素 相互作用

单个的意志、决定性因素与相互作用，是恩格斯晚年历史合力论的几个关键词，它们代表了贯穿于该理论的一个最为基本的问题，这就是经济的决定作用与无数单个意志的交互作用以及社会诸要素的相互作用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决定作用与相互作用可以统一起来？其统一的内在机制是怎样的？这是历史合力论的一个根本点，也是其难点，因而需要对其作出更为深入的专门研究。

01、单个意志与历史的创造活动

在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中，所谓“单个的意志”所表征的是历史的主体及其本质属性。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致思的重点在于经济的决定作用，“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1](P726)但是，这样做的时候也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未能给予“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1](P698)而且也“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或歪曲，保尔·巴尔特就是个明显的例子”。[1](P726)保尔·巴尔特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他在其《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一书中，将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称为“经济技术历史观”或“经济唯物主义”，认为这种历史观只是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工艺过程、技术发展”进行了考察，并把人归结为物质的机器。他还指责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把人看作是受经济摆布的机器，把思想看作是纯粹消极的形式和外衣，而从未提及过意识形态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与巴尔特同时的路· 布伦坦诺、尤· 沃尔弗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否定了社会发展中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的积极作用，贬低和轻视人的活动，将历史变成了僵死的宿命论的公式。

除此之外，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也出现了一股所谓“青年派”的思潮。这些人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且作了极为错误的理解。如“青年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保·恩斯特、保·康普夫麦尔、汉·弥勒、布·维勒等人，他们以党的领导者和理论家自居，由于受保尔·巴尔特“经济唯物主义”和康德主义的影响，对唯物史观作了歪曲的解释。他们说什么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是完全自动地形成的，丝毫没有人的参与，而经济关系就像玩弄棋子一样地玩弄人。

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的扩大，一些德国人特别是大学生开始热心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他们在学习中也碰到了如何理解经济因素在历史中的决定作用的问题。1890年9月3日，柏林大学的大学生约瑟夫·布洛赫致信恩格斯，请他帮助解答使其感到困惑的理论问题。他在信中说:“按照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看法，实际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在历史上是决定性因素。应当怎样理解这个原理？是否可以对它做如下理解：只有经济关系才是决定性因素，或者它们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所有其他关系的恒定不变的基础，而这些关系本身在此种场合下也能产生影响？政治利益、王朝利益和纯粹个人利益在历史进程中难道不也经常起一定作用吗？当然，如果它们没有物质基础，它们就起不到这种作用，然而毕竟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从经济必然性中产生的……这里我想请教您，从唯物主义历史观来看，是否只有经济关系到处直接地、完全不依赖于个人地作为一种自然规律在起作用，或者其他关系即归根到底也依赖于经济条件的关系（起作用），而且这种关系从自己方面能够加速或者延缓历史发展的进程。”

约瑟夫·布洛赫的这封信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它一方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其传播的过程中遭到了资产阶级思想家有意的歪曲和攻击，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唯物史观本身也存在一些需要加强和完善的薄弱环节。正是在这样背景条件下，恩格斯在其晚年的著作以及一系列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着重对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单个意志”之间交互作用、历史诸要素的“合力”以及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等作了深入的阐述，而且这种阐述是从“单个意志”的活动开始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早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其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了最为具体和系统的论证。在这里，“现实的个人”是作为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而出场的。“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2](P66-67)他们还在这本著作中指出：“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2](P73)应该说，把“现实的个人”作为历史观的前提，这不仅表明了马克思、恩格斯“新唯物主义”历史观不同于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哲学和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独特之处，而且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P295)然而，由于理论批判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现实的个人”的论述，主要着眼于“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线、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进行“物质生产的”人，其视域范围在于人的经济生产活动，目的在于剖析人改造自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基本矛盾运动，而对于人的意志包括人的需要、热情 、兴趣、本能、私利、欲望、目的、个性、才能等关乎人性和人的本质的东西，以及这些单个意志之间的矛盾关系则甚少涉及。这是早期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所留下的一个缺憾。

对于任何一种历史观来说，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本质、人性都是其研究的前提性问题。历史是人的本质的对象性，是人性的化物，人的本质、人性在人类历史中只不过是以扩大化的和改装的形式存在而已，从总体看，人的一切本质属性在社会的机体中几乎不多不少地通过一定的方式呈现出来。如果说单个的人的本质和人性决定着人的活动的话，那么，人的“类本质”和“类特性”则决定着历史的活动。因此，考察人的本质和人性，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说，也是其立论的基本前提和根据。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现实的个人”的需要、利益、目的、意识、活动等也都提及了，但是都未能得到具体展开。这一方面是因理论斗争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不打算像黑格尔一样构建一个历史哲学的理论体系。这就使得“现实的个人”在历史活动的“出场”中并未全面展示出自己的本质特征，而只是作为生产力的一个要素而寓于物质的生产体系之中。

到了19世纪90年代，即唯物史观创立40多年后，其所“忽略”的这一薄弱点开始暴露出来，特别是当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据此而发起攻击之后，恩格斯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在其晚年的著作和书信中专门就此进行了集中的论述，其中关于“单个意志”的分析是其最大的亮点，也是其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深化和完善所作出的最大贡献。

无疑，“单个意志”是指“现实的个人”的意志。在哲学上，“意志”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范畴。《说文》：“意，志也。”《增韵·志韵》：“意，心所向也。”可见，在汉语中，“意”一般指志向、志愿、向慕、期望、专一等。《辞海》：“意志是决定达到某种目的而产生的心理状态，往往由语言和行动表现出来。意志是人的意识能动性作用的表现。”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专门对“意志”进行了论述。他指出，普遍的精神要在历史中实现自己，就必须诉诸“第二个因素，那就是实行、实现；这个因素的原则便是‘意志’——最广义的人类的活动”。[4](P60-61)而“意志”又包含了诸多要素于自身之内，如个人的需要、兴趣、自私的欲望、目的、利益、本能、热情、意见、主观、个性、才能等，这些要素都以相互扬弃的形式有机统一于意志。抽象的人是不存在的，所存在的是一个个具有特殊意志并在这一特殊意志驱使下从事活动的人。

人类对于私人利益、特殊目的、个人利己企图的“热情”与“人类意志”息息相通。由于有了意志，才有了为实现自己的目的不惜牺牲一切的力量，“热情”之火才不会熄灭。“热情”是意志的主观方面，意志却包含了客观对象之目的的方面。因此，意志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是主观热情和客观活动的统一，是特殊的需求和其指向的对象的统一。从其构成看，意志的内涵包括利益的需求、主观热情、实现目的活动等三个基本环节，其中，利益的需求是意志发动的前提，主观热情是对于利益需求的关心程度在情感上的集中反映，实现目的活动是意志通过改造对象使自己需求得到实现的客观化表现。在这三个要素中，利益的需求作为主观的目的既是人的意志得以产生的最初动因，也是所有人类活动赖以发生的终极根源。“假如主角方面没有利害关系，什么事情都不能成功”。[4](P62)因此，人类的意志中首先必须“贯彻我的目的，得到满足”，[4](P61)离开个人对利益的关心及其切身的利害关系来谈的人的意志及其活动是没有意义的。

作为第二因素的“热情”是由个人利益激发起来的一种强烈的主观情感。人是知、情、意的统一，人类知与意没有“情”作为中介是调动不起来的。人们对于个人利益的追求，必然通过作为情感表征的“热情”显现出来。所谓热情，是指一个人将其“整个意志倾注于一个对象，集中它的一切欲望和力量于这个对象，——我们简直可以断然声称，假如没有热情，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4](P62)一个人有了执着追求某一目的的热情，就能在精神上全神贯注于这一目的的实现，而且会迸发出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毅力。当一个人有了这样的热情——既专心致志于这一事业，又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目的，从而获得成功。

意志的第三个因素是“实现目的活动”。前两个因素属于内在的主观意识和情感的范畴，第三个因素属于外在的客观对象和感性活动。意志最终要归结为改造对象世界的实践活动，并通过这种实践改造活动将原来的主观目的转化为客观的现实，于是，一个具体的意志活动就完成了。

可见，意志活动的过程表现为一个“三段式”：利益需求目的——主观热情——实现目的活动。第一阶段是目的确立，为“三段式”的起点；第二阶段是目的在主观情感的反映，为“三段式”的中介；第三阶段是内在意识和情感向外在感性活动的转化，为“三段式”的结尾。人类的意志活动就表现为这样一种“三段式”不断推移和递进的永无止境的过程。

在历史领域中，考察人的意志活动，并将其作为历史观的起点范畴，是从黑格尔开始的。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在思辨唯心主义的框架内，对单个人意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作了具体的论证。他认为，精神观念要在历史中实现自己的“最后目的”，必须通过人的活动这个手段，而从事历史活动的是具体的个人，“个人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不是一般的人类，正因为这样，所以人类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一个个特殊的人”。[4](P62)在历史活动的领域，这一个个特殊的人，主要表现为“人类意志”。因为“这种特殊的内容和人类意志息息相通，决定了它全部的特性而和它不可分离。因此，这种内容就是意志之所以为意志”。[4](P62)这种人类的意志就构成一切历史活动赖以发生和发展的终极源泉。“我们对历史最初的一瞥，便使我们深信人类的行动都发生于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兴趣、他们的个性和才能；当然，这类的需要、热情和兴趣，便是一切行动的唯一的源泉——在这种活动的场面上主要有力的因素。”[4](P58-59)应该说，黑格尔关于“人类意志”是历史活动的终极原因的思想是十分深刻的，如果撇开其唯心思辨的神秘外壳的话。

如果说由于斗争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在建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时候，将其致思的重点放在物质生产活动和经济关系在历史发展中的基础作用的话，那么，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观的著述则着重阐述了作为历史主体，人的本质在创造历史活动中是如何通过“人类意志”而表现出来的。无疑，恩格斯继承和吸取了黑格尔的思想，但对其思辨的唯心主义作了批判性的改造。

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指出：“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因此，问题也在于，这许多单个的人所预期的是什么。愿望是由激情或思虑来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想。”[1](P248)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人的“愿望”“预期”“目的”“激情”“思虑”“动机”等，都属于“意志”的范畴，他在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就明确将其统称为“单个的意志”。尽管这些“意志”所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1](P697)这是驱使人们从事历史活动的直接的原动力。

在此基础上，恩格斯揭示了历史创造活动是如何展开的内在机制。历史是无数个体交互作用的产物，其中每个人的意志包括其利益、意愿、目的、兴趣等都不一样，他们各自按照自己的特定的线路在活动。这就必然造成许多单个意志之间的相互矛盾和相互冲突，于是，“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1](P697)

恩格斯这一著名历史合力论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在坚持早期唯物主义历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思想的基础上，从人的本质特性出发，对其创造历史的本体根源、最初动因及其内在机理作了深入的探析，从而深化和完善了其所建构的唯物史观理论。

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早期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也谈到人的利益、需求、生存等，但由于历史原因未能具体展开，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的本质及其创造活动在历史中的作用。而恩格斯晚年的历史合力论就是在正视这一问题的基础上，对人创造历史活动的本体动因及其历史形成的一般规律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从而发展了唯物史观理论，有力回应了资产阶级思想家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攻击，并解答了党内青年派和大学生在历史观理论上的疑难和困扰。

02、社会诸要素的相互作用及其历史合力

人类历史若从历史主体的本质及其创造性活动的维度看，它是无数单个意志交互作用而生成的合力的产物。这个合力所造成的总的“历史结果”超出了每个人的愿望，最后出现事物是谁也没有料想到的。“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1](P697)因此，所谓历史，并不是与人无关或先在于人类的一种独立的人格主体，恰恰相反，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但是，这里“人”是以扬弃的形式包含了无数个体的历史主体，“人的本质”也是以扬弃的形式包含了无数个体本质的历史主体的本性。单个人的历史活动构成不了历史，单个人的本质也实现不了历史的对象化，这种对象化的内在逻辑和机理就是单个意志在相互交错的矛盾冲突中所形成的历史合力，而历史合力又产生出一定的历史结果。

但是，在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所产生的历史合力和历史结果，又会受到历史条件所构成的诸要素的影响，离开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人及其单个意志是不存在的。因此，在历史合力里面，又必然会有许多社会的要素参与其中，最后形成一个总的历史合力。例如，一个社会的生产要素、经济关系、技术装备、市场体制、政治法律制度、教育状况和社会管理、道德风尚、文学艺术、哲学和宗教、生态环境、国际关系等，都会作为一个社会构成要素参与历史合力之中，从而形成一个由诸多要素耦合互动而形成的既相互矛盾、相互冲突又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社会有机体。正是这个总的社会有机体的运作不断地生成历史的合力从而产生出历史的结果。这就是人类历史运行的总的面貌。

在理解恩格斯晚年历史合力论的时候，我们往往只着眼于单个意志之间的交互作用，而置其他社会诸要素于理论视野之外，这既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也有违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原意。1890年9月21日，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1](P696)恩格斯在这里谈到了经济状况以及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等各种要素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尽管它们的地位不完全相同，但如果缺少某一种或某几种要素则历史活动就无法展开。“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1](P696)而“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这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1](P705)

可见，恩格斯晚年的历史合力论主要不是狭隘的单个意志间的合力论，而是作为社会有机整体的历史合力论。

综观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其在不同的场合具有不同的含义，因而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在论述单个意志相互间的关系时，所提出的历史合力属于狭义的。他说：“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1](P697)显然，这里“合力”就仅仅指个体的意志，因而是狭义的。

但是，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提出了广义的历史合力论的概念。他说：“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1](P248)这里“合力”，不仅包含了个人的愿望，还包括了“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要素，因而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实际上，作为狭义概念的历史合力具有抽象的意义，它仅仅从理论上分析无数单个意志间相互作用，而将单个意志所赖以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其他历史条件给舍弃了。而作为广义概念的历史合力则反映了社会现实。在其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P60)因而纯粹的“单个意志”是不存在的，所存在的是作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现实的人”的意志。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认为，恩格斯晚年历史合力论是作为社会整体的广义的历史合力论，那种相对于单个意志的“合力”是在特定的语境下提出来的，因而具有狭义性，其只有被置于整体的广义的历史合力论中，才有其存在的价值。

03、决定作用与相互作用的矛盾结合

然而，对历史的考察不能停留在相互作用的无限循环中，我们需要透过这种无穷无尽的相互作用进一步揭示其更为深层的内在本质规律。在恩格斯那里，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基于这样的本体追问：“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单个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而它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1](P248)但这里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在这些直接的动机背后隐藏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在历史行动者那里以动机形式出现的历史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

恩格斯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无所作为和陷入唯心主义的错误。“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1](P248)在这里，恩格斯却肯定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深刻之处：“相反，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1](P248)黑格尔历史哲学的错误在于，“它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1](P248-249)

实际上，这个问题关涉的是关于人类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问题。因为人们的一切历史活动不免带有偶然的性质，个体的行为总是从自身狭隘的利益出发，但整个历史过程有其自身的固有规律，个人的行为必然受其制约。例如，商品交换的价值规律不仅支配着人们的交换活动，而且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对社会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使社会的经济活动能得以持续正常地运行。这是发生在经济领域里的一般规律，这一规律就超出了个人的利益和动机的范畴。

然而，即便是历史领域的规律也只是指明了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大致方向，不会也不可能规定其运行的具体线路。历史是一个不断生成、进化和开放的过程，其演进的路径是由各种必然和偶然、内在和外在、历史和现实等多种条件决定的，因而仍然带有很大的随机性和概然性，人们永远无法加以完全破解。因此，即使人们掌握了历史的发展规律，也不可能完全知晓历史发展的终极奥秘，更不可能从此摆脱历史的偶然性。

那么，那种超越历史特殊规律的一般规律是什么呢？诚然，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致思维度来研索这种规律，例如从精神的、制度的、经济的维度等等，这都是可以而且应该的，那种认为只能从一个维度而不能从其他维度来考察历史规律的观点，本身就是有违历史辩证法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致思重心在精神、观念、理性。在他看来，“‘理性’是世界的主宰”，“‘理性’是万物的无限的内容，是万物的精华和真相”；[4](P47)“就像灵魂的指导者水星之神，‘观念’真是各民族和世界的领袖；而‘精神’，就是那位指导者的理性的和必要的意志，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世界历史各大事变的推动者”。[4](P46)这种观点尽管包裹在唯心主义的神秘思辨之中，但其作为一种历史观维度是有存在的合理性的。

恩格斯在充分肯定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深刻性和合理性的同时，也指明了其仅仅局限在思想意识领域的问题所在。在其历史哲学中，黑格尔也接触了市民社会，但却未能深入进去。马克思、恩格斯的贡献在于以黑格尔研究的终点为起点，借助于政治经济学对市民社会的内在结构进行剖析，以人的物质生产活动这一历史的发源地为前提，对其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展开了深入的考察，从而阐明了社会运行的内在机制和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

由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确立，作为历史主体的单个意志背后的“动力的动力”就得到了破解。这里所谓“动力的动力”，就是指历史发展最一般的本质规律，我们把握住了这样的规律，也就找到了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恩格斯的晚年著作对此作了十分明确的论证。他强调：“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1](P695-696)在社会的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1](P732)

那么，经济因素的这种决定作用与单个意志的相互作用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无疑，此处的“决定作用”与“相互作用”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又是如何统一起来的呢？

首先，决定作用存在于相互作用之中并通过相互作用表现出来，而不是自外于或自异于相互作用。换言之，在一个由众多要素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动态的社会系统中，“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1](P705)但是它本身也受到其他要素作用，只是“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1](P705)因此，在总体上，相互作用是基础，决定作用只是相互作用中一种表现，离开相互作用，这种力度更强的决定作用就不存在。

其次，经济的决定作用也具有相对性，决不能将其绝对化。“这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1](P705)恩格斯一再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是从“归根到底”的意义讲的，但一接触到具体的事件，就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加以判定，而不能将这种决定性固定化和公式化。恩格斯举例说，要从经济上来说明当时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过去和现在，或者从经济上说明把苏台德山脉至陶努斯山所形成的地理划分扩大成为贯穿全德意志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的起源，那么，很难不闹笑话来。对此，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明确提出：“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5](P325-326)可见，在现实的历史过程中，决定作用和被决定作用常常会发生相互转化，这恰恰是合乎历史的辩证法。

再次，在一个社会系统中，任何要素对其他要素之间既有决定性的一面也有被决定性的一面。当一个要素作用于他者的时候，它是决定性的一方；当其被他者反作用的时候，它是被决定的一方面。在这里，无论决定性的一方还是被决定性的一方，当其彼此之间发生作用时，双方同时存在着决定和被决定的二重性。以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为例，当其与政治权力发生关系时，它一方面决定后者的实行和变化，另一方面又受到后者的制约和支配。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亦是如此。因此，将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作单向化、单义化的理解，也是有违辩证法的。

最后，在总体上，单个意志的相互作用与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之间构成一种辩证的圆圈。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曾就哲学史中每一具体形态和整个哲学史过程的关系，提出了辩证圆圈的观点。他指出：“哲学的每一部分都是一个哲学全体，一个自身完整的圆圈”，“全体便有如许多圆圈所构成的大圆圈”。[6](P56)这是就哲学史的全体与个别、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言的。人类历史中单个意志与经济因素的关系也是如此。一方面，作为历史主体的单个意志活动具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其自身就是一个小圆圈；但另一方面，以经济因素为基础的整个社会系统运行作为一个大圆圈，又有其自身的一般逻辑；单个的小圆圈包含在整个社会系统的大圆圈之中，前者的单个活动必须服从后者的整体运行，而后者的整体运行又给前者的单个活动保留了相对自由的空间。这就是单个意志的相互作用与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二者之间辩证互动的生动写照。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

[5]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德]黑格尔.小逻辑[M]. 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作者简介]：左亚文，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李栋，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