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世界革命理论的发展演进及其意义

杨泰龙

【内容提要】十月革命后，列宁对世界革命的认识有其发展过程。最初他认为只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帮助俄国苏维埃坚持下去，并顺带解放殖民地半殖民地。随着欧洲革命浪潮回落，列宁断定落后国家尤其东方国家劳动群众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体，西方革命需要其支持才能成功。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列宁认为俄国苏维埃可以独立存在、发展，摆脱了世界革命和苏维埃政权依赖西方的理论窠臼，开始以人民群众大多数的支持作为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决定因素。列宁世界革命理论的发展演进，不仅构成苏维埃俄国内外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共产国际政策方针的理论根源，更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有重要且深远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列宁；世界革命理论；无产阶级革命；苏维埃；

十月革命胜利后，根据苏维埃俄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和任务，列宁对世界革命的观点、主张、理论，对西方、东方革命运动的态度等呈现出明显不同的三个阶段。列宁有关世界革命主张的发展演进，在实践上保证了俄国苏维埃政权的稳定和巩固，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革命理论，并开始将东方各民族纳入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之中。可以说，列宁世界革命理论的发展演进是十月革命后列宁思想发展的基本主线，也是研究列宁思想的最佳切入点之一。

一、“世界历史的新时代”

十月革命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首先会在西方发达国家取得胜利的观点，引起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围绕推动西方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和保住苏维埃政权优先性问题展开争论。主张与德国坚决战斗以催生德国革命的观点盛极一时，列宁与“莫斯科派”在应否为国际革命利益“作好丧失苏维埃政权的准备”问题上互相辩难，《共产主义者报》也刊载大量文章坚决反对列宁争取和平以建设苏维埃的“喘息论”。

与其他反对者片面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革命首先会在西方爆发的预言不同，一方面，列宁承认俄国十月革命能够取得胜利不乏机缘巧合，并始终坚持不管是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还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都依赖于以西方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为主要形式和内容的世界革命。如1918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上便阐述了十月革命胜利的原因和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出路，其中称帝国主义原本“会像火车辗碎独轮车那样把我们辗得粉碎”，（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但两大帝国主义“强盗集团”的战争使各交战国都“陷入绝境”，十月革命利用了国际帝国主义的这一“暂时故障”才能够取得胜利。但从长远来看，如果俄国苏维埃始终孤立无援，那么前途是“没有希望的”，能够拯救俄国的是“全欧洲的革命”。“唤起国际革命”，从“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也因此被列宁定位为“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历史课题”。另一方面，列宁反对以“根本无法估计”什么时候能爆发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尤其德国革命牺牲已经存在的俄国苏维埃政权。列宁承认且反复强调，一战各交战国的革命“不可避免”，帝国主义肚子里正“成长着一个新的巨人”，“他一定会来援助我们”，“对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的一切希望”都以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一定会到来”的“信心和科学预见为基础”。“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欧洲社会主义的胜利上”更是“毋庸争辩的、哲学的历史的真理”，“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的真理”和“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意见”。同时，列宁也明确指出，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否认，“社会主义的利益高于民族自决权的利益”，“保存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更高的利益”，所以在与德国签订停战协议问题上，列宁坚决声称，保存俄国苏维埃共和国是“高于一切的”，除非确定拒绝和谈会使“运动”在德国马上发展起来，能够成就一个力量更大的苏维埃共和国，否则就不应牺牲俄国苏维埃。

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革命，西方国家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但俄国苏维埃政权对西方国家革命也非常重要：俄国苏维埃将作为“榜样”“火炬”“范例”，鼓舞和推动身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千百万人民。所以除非确定能使西方发达国家产生比俄国更为强大的苏维埃，否则就不应轻言放弃俄国苏维埃政权。

在理论上，列宁用“新时代”这一概念，充分说明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功绩和苏维埃政权的“火炬”作用。（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列宁指出，十月革命是对国际革命有“巨大意义的转折”，开启了世界革命的新时代。1917年12月，列宁在《为了面包与和平》一文中指出，“在俄国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仅仅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1918年1月，列宁在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词中高度评价了会议的意义，认为会议“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1919年4月，列宁在评价第三国际及其历史地位的文章中再次强调，“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开始了”。

这一新时代，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见开始实现的时代”，对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而言是“一个幸福的时代”，是资产阶级“得势”行将结束的时代，是“在全世界展开进攻的时代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时代”。这一时代的特点是“大崩溃、动辄诉诸武力、充满危机”，“暴力将构成世界历史的一个时期”，“各式各样战争”将充斥于这个时代。为此，列宁要求改写党纲，在其中“增加对帝国主义和已经开始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论述”。

在这一时代实现世界革命的具体途径方面，列宁根据一战后的形势，重申了1914年11月布尔什维克提出的使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的主张。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6月，列宁在阐发共产国际的任务时着重批判了“伯尔尼国际”的政治理论与实践，认为不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一切先进国家内变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内战的不可避免性”是该国际被资产阶级思想“俘虏”的“最明显的表现”，且“国内战争正在酝酿的情形”已经“毫无例外地在一切先进国家中观察到，感觉到，注意到了”。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此时期列宁对世界革命的思考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革命首先需要在“一切先进国家或者哪怕几个先进大国”胜利才能取得最终胜利的观点为基础，所以他的主要关注点在西方。对于广大落后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虽偶有提及，却并不重视。列宁不仅在变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的问题上仅考虑先进国家，在其他阐述中也多是如此。1918年11月，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讲话时指出，“更先进的国家的工人正挺身奋起同我们并肩奋斗”，（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我们和他们”的共同艰苦斗争下，一定会“最终赢得社会主义”。在1919年2月列宁所拟的《俄共(布)纲领草案》也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要求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彼此充分信任，结成最紧密的兄弟联盟”。1919年9月，列宁在文章中更指出，欧洲只要有“一两个大国发生革命，就会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的全部力量”。这一说法显示列宁对西方先进国家革命的高度关注和优先考虑。

列宁的观点在共产国际中体现得尤为明确。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发布的《共产国际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中即指出，“要解放殖民地，必先解放宗主国的工人阶级”。宣言结尾宣告：“非洲和亚洲殖民地的奴隶们!无产阶级专政在欧洲实现的时刻，也就是你们自己解放的时刻!”[6]278措辞充分体现殖民地的其问题将由世界革命顺带解决的无关紧要的客体地位。

二、“迟缓的”欧洲革命

不管是要求牺牲俄国苏维埃催动世界革命的主张，还是列宁关于世界革命进入“新时代”和国内战争在一切先进国家酝酿的断定，均表明马克思主义者对世界革命的乐观估计。实际上，共产国际仓促成立，马上产生国际苏维埃政权，夺取世界革命胜利的乐观期待，是产生世界革命乐观估计的重要原因。1919年9月，列宁在文章中甚至声称，“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己近在咫尺，伸手可得”。1920年3月，列宁在共产国际成立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回顾了革命初期许多人都“以为帝国主义战争一结束西欧就会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

需要指出的是，在世界革命新时代，列宁对欧洲革命的期待，主要落在德国。随着战后各国的注意力转回国内，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形势渐趋缓和，德国共产党更发生分裂，党员遭到严重迫害，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这促使列宁对世界革命尤其是德国革命的判断逐渐发生变化。1919年10月16日，列宁在讲话中承认，全世界的革命运动虽在不断增长，但“比我们希望的慢”。28日，列宁又在给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11月，列宁发表《十月革命两周年》，文章称，欧洲革命运动“发展比较迟缓”并不使人惊奇，因为“必须克服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较大的压力”。12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也称，“革命的发展在较先进的国家里要缓慢得多、困难得多、复杂得多”。

鉴于此，列宁对德国乃至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很少再进行具体预测，而是坚定地认为，要利用一切机会，这些机会，既可能是帝国主义国家间“哪怕是最小的‘裂痕”’，也可能是国内能“‘冲开缺口’、‘打破坚冰’”的议会危机，或反动军阀“意外的”“小小的”无耻行径，还可能是错综复杂、日益恶化并尖锐的殖民地矛盾。总而言之，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一切国家中都布满了“易燃物和导火线”，尽管无法预知具体时间，但随时可能爆发革命，所以必须时刻准备着，用列宁的话来说即“把四只脚都钉上马掌”，以迎接革命形势的到来。

在西方革命进展缓慢的前提下，列宁对东方的关注与日俱增，落后国家的人民群众和革命运动，开始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1919年11月，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指出，过去东方亿万民族是“帝国主义国际政治的客体”，其存在“只是为了给资本主义文化和文明当肥料”，“完全处于历史的进步之外”。但在20世纪，东方民族不再扮演以往“消极的角色”，因为帝国主义战争“唤醒了东方”，东方各民族“不再仅仅充当别人发财的对象而参与决定世界命运的时期到来了”。不仅如此，列宁在报告中更明确宣称，社会主义革命不再仅仅是“无产者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而“将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和国家、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俄国人开创的事业固然“将由英国、法国或德国的无产阶级来巩固”，但“没有各被压迫殖民地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援助，首先是东方各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援助，他们是不能取得胜利的”。1920年6月，列宁在同日本记者布施胜治的谈话中也强调，共产主义固然只能在西方成功，但西方依靠东方生存，西方在东方“为自己掘好了墓穴”。

不难看出，列宁由之前认为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取得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并顺带解放殖民地半殖民地，转而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生产关系落后，主要居民群众为农民，所以革命行动主要为民族民主革命。列宁对世界革命的构想——从由西方独自完成到由东西方协作才能完成——的转变，意味着世界革命的内涵、动力等发生变化。前者是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外增加了东方民族民主运动，后者则是在西方工人之外增加了落后国家的农民，世界革命的主体变成了主要由被资本主义压迫的工人、被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制度压迫的农民构成的超阶级群体，即“劳动群众”，也即“被压迫群众”。

1920年7月，共产国际二大召开。列宁在大会上作报告时宣称，代表大会将资本主义国家、先进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同东方殖民地国家的被压迫群众团结起来了”，一旦各国被剥削被压迫的工人摆脱各种负面影响，同站在历史之外，被看作“历史客体”的亿万人民联合起来发动革命进攻，“世界帝国主义就一定会灭亡”。列宁为大会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首先便阐述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与资产阶级的原则性区别，主要即要把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加以区分，这也被列宁自己认为是“提纲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提纲初稿不仅具体呼吁“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以至一切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结成尽可能密切的联盟”。还反复强调，战胜资本主义必须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文件结尾更指出，（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没有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无产阶级以至全体劳动群众自愿要求结盟和统一的愿望，战胜资本主义这一事业是不能顺利完成的”。共产国际二大后不久，列宁在莫斯科省的县、乡、村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上也指出，布尔什维主义的旗帜、纲领、行动方式，“已经成为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和一切落后的殖民地国家的农民谋求解放的旗帜”。发达国家工人和落后国家农民开始成为列宁和共产国际关注的重心，东方以至一切落后民族开始被视为推动世界革命和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不稳定的均势”

从整体上看，在战后欧洲革命浪潮逐渐平息的过程中，列宁对西方革命形势的判断基本如一，断定欧洲堆积着大量易燃物，“革命有可能很快爆发”，但同时坚持认为不能把策略建立在革命爆发的可能性上，因为事实证明革命运动没有如期待的一般“直线发展”，也就不可能事先拟定“日程表”。

不过，列宁对欧洲革命的极端期待，根本原因是他认定没有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援助，俄国苏维埃政权必然独木难支。随着俄国苏维埃政权由成立之初的朝不保夕，面临国内反动势力和国外帝国主义的联合绞杀，到镇压国内资本家、地主的武装，挫败国际帝国主义各种阴谋和干涉，俄国苏维埃“三年内不断取得胜利”，政权日益巩固，俄国革命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发生变化，列宁对世界革命也有了新的看法。

1920年11月，列宁在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的讲话中表现出对之前将希望寄托在欧洲革命上的反思。列宁指出，寄希望于国际革命“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但三年来取得了不到一半的胜利，剩下一大半任务是“最困难的、建设性的、创造性的任务”，即“拯救工人和农民，拯救国民经济”。“当时无疑正确”，言下之意当前不合时宜。“剩下的是建设性任务”，表明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建设成为当务之急。随后，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讲话时，再次系统阐述并强调了这一观点。（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列宁对三年前苏维埃成立之初的观点、预计等进行了总结，认为迅速而轻易地得到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支持的“预言没有得到证实”。但“谁也没有想到”，俄国与强大的资本主义列强抗衡了三年之久且出现了“长期僵持”“不分胜负”的局面，俄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争得了独立生存的权利”。即使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推迟爆发，俄国苏维埃“也能够存在下去”。在此前提下，列宁指出，从国际观点即彻底战胜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变革最重要的任务有二：其一，战胜剥削者和捍卫被剥削者的政权；其二，建设，即建立新的经济关系。

此后，列宁多次强调国际形势的“均势”和俄国苏维埃经济建设所具有的“世界革命意义”。1920年12月，列宁在报告中指出，俄国转向经济方面，“不再把自己当做像以往那样破坏其他国家经济的利己主义的中心”，而是“从全世界的角度来提出恢复经济的建议”。1921年5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对国际形势进行分析，认为当前已形成一种“暂时的、不稳定的均势”，表现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矛盾重重，殖民地各国施加的压力与日俱增，各帝国主义强国放弃了进攻苏维埃政权的“念头”，苏维埃俄国则开始通过经济政策对“国际革命”施加“主要影响”，全世界范围的斗争转移到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建设方面。6-7月，列宁在共产国际三大上再次强调了国际资产阶级与苏维埃俄国之间“极不稳定”的均势这一“特殊的局面”，肯定社会主义共和国“能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生存下去”，要求利用好均势下的“喘息时机”。

尽管列宁强调这一均势是“暂时的”“不稳定的”，但至少意味着帝国主义国家暂时无力颠覆苏维埃政权，苏维埃俄国存在发展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可能性，俄国苏维埃在世界革命中也就开始具有独立性、开创性、首要性的重要意义。1921年10月，列宁在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的文章中甚至称，重要的是布尔什维克开始的事业打破了坚冰、开通了航路、指明了道路，至于哪一个国家的无产者在什么时候、什么期间将之进行到底，则“并不重要”。这一说法与十月革命刚爆发后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最终胜利依靠西方的观点明显不同，彰显了此时苏维埃俄国的独特意义和重要价值。

以建设任务为基础，在对外方针上，列宁明确指出，“我们的任务是保证俄国有恢复经济所必需的工具和资金”。在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上，列宁主张充分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在必要情况下作出妥协。俄国苏维埃中央委员会甚至准备采取向英国作“最大的让步”的政策，包括声明“不做任何损害英国在东方的利益的事情”，以换取同英国签订“贸易协定”，购买恢复运输业、工业，实行电气化所需要的“主要东西”，因为“这一点对我们最重要”。为了同西方各国建立并扩大经济交往，苏维埃俄国派人参加了1922年4月在意大利召开的讨论欧洲经济问题的热那亚会议，列宁将参会的“实际目的”归纳为，“扩大贸易，为最广泛最顺利地发展贸易创造条件”。后来在与记者的问答中列宁更表示，俄国的“贸易利益”迫切需要同英国、法国“建立十分友好的关系”。与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良好的贸易关系是列宁晚年探讨苏维埃建设和准备世界革命的最主要立足点，也是自1920年底开始，苏维埃俄国“始终不渝地执行”的基本外交方针。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和苏维埃俄国在东方取得巨大成绩。布哈拉、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三个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和巩固，证明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和原则在“以农民为基础的国家内”也能迅速得到实现。苏维埃政权可以在以农民为基础的国家内建立、发展的事实，使落后国家民族革命具有了摆脱服务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独立意义。

在此背景下，列宁在被压迫民族问题上同样采取以苏维埃政权为中心的政策。一方面，列宁反复强调俄国苏维埃在被压迫民族和世界革命中的重要意义。列宁认为俄国“不仅是全世界无产者的代表，而且是各被压迫民族的代表”，是“全世界一切被压迫的人民的直接代表”，各族人民“向往的中心”。俄国过去三年的胜利，会使其对外政策“在这一年中取得更大的胜利”，使“那些受帝国主义压迫的资本主义国家聚集在苏维埃共和国的周围”。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一段发言，（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集中体现了他此时的基本观点：“从革命的意义来说，国际形势是围绕着苏维埃俄国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而变化的。巩固苏维埃俄国并使之不可战胜——这是主要的，这与被压迫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斗争是联系着的。”另一方面，列宁着重申明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性，并从世界革命的前途出发，对民族革命的重要性和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进行了深刻阐述。列宁多次强调，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劳动群众已经觉醒，并成为“世界政治的积极因素”和“用革命摧毁帝国主义的积极因素”。被压迫群众的联盟是“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因素之一”，“整个亚洲在沸腾”，印度、中国均在酝酿着革命，依靠殖民地而生活的小部分国家，“像生活在火山上一样”。对于殖民地民族革命重要性问题，1921年7月列宁在共产国际三大上报告俄共策略时指出，殖民地国家的亿万人民，“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独立的、积极的革命因素”，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作用“也许比我们所预期的要大得多”。此时列宁在东西方革命重要性问题上的观点尚未完全转变，“也许”一词凸显犹疑。1923年3月，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列宁采用了确定无疑的表述。他指出，“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个大多数近几年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言外之意，西方国家在世界革命中的首要地位已经动摇，“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成为世界革命成败的决定性因素。

四、列宁世界革命理论的重要意义

列宁世界革命理论的发展演进，是苏维埃俄国成立后一切内外政策方针的出发点，也是共产国际各项政策的出发点，其意义不仅仅对苏维埃俄国本身，对世界革命理论、近代世界历史发展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和重大价值。

1.从苏维埃俄国来看，列宁世界革命理论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奠定了基础

十月革命突破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预设，从而引发争议。俄国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即面临一国能否保住苏维埃政权、能否建设乃至建成社会主义的疑问，且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持否定态度。在面临西方革命浪潮的良好形势下，列宁依然保持了冷静的头脑，清醒地认识到苏维埃政权本身的重要价值，与反对者进行了激烈辩论，拒绝以牺牲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代价换取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更要求充分利用一切喘息时机进行政权建设，这一喘息时机其后更被斯大林发展成为“喘息时期”。抓住一切机会进行恢复和建设，这是俄国苏维埃能在强敌环伺、政局不稳的前提下延续、发展的基础和根本。

更重要的是，列宁关于经过三年多的不断奋斗，西方列强已经暂时无力绞杀乃至进攻苏维埃俄国，国际形势处于短暂的、不稳定的均势的判断，意味着俄国苏维埃政权已经具有基本安全的国际国内环境，有了生存下去的实力保障，具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乃至走向共产主义的可能。（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换句话说，尽管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援助，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发展，自此开始摆脱必须得到西方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支援的理论窠臼。为此，列宁适时归纳了世界革命的两项任务：捍卫苏维埃政权、进行经济建设。将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赋予世界革命的根本性意义，改变了以往致力于在西方发达国家开展革命运动并导致外交关系恶化的困境。与帝国主义列强恢复交往，进行贸易，换取经济建设所需的材料、设备、技术、资金等成为苏维埃俄国外交政策的重点，也是苏维埃政权不断巩固、发展的根本。

2.从世界革命角度来看，列宁世界革命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

马克思在“建构自己的社会历史理论时”，继承了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的合理内核”，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共产主义亦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不过，由于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产物，数量多寡、力量强弱与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成正比，且其他国家和地区多为欧洲各资本主义强国的殖民地，所以西方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主要着眼点和世界革命的根本，这一观点直接影响了包括列宁在内的广大马克思主义者。

在形势不断发展变化，西方革命浪潮逐渐消退的国际环境中，列宁将世界革命的实现途径由西方无产阶级独立进行发展为需要西方与东方合作，极大深化了世界革命的内涵；将以往局限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革命拓展到涵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将革命动力由工人扩大为劳动群众，使落后国家的革命在世界革命蓝图中也具有了新的意义，共产国际对落后国家劳动群众的关注程度也逐渐提升，并积极制定指导落后国家进行革命运动的政策方针。在指导革命的现实需求下，列宁将民族问题纳入世界革命理论范畴之内，并将之发展、升华，从超国家、超民族的“阶级”视野思考民族问题，将以往国家视域、一般意义上的民族问题发展为世界民族问题、阶级化的民族问题，将世界人口划分为压迫民族、被压迫民族，并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形成了民族殖民地理论，构成共产国际应对发达国家、落后国家民族问题的基本指导原则。从根本上说，列宁民族殖民地理论的提出，（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正是其世界革命理论发展演进的产物，也是其对马克思主义世界革命理论的重要突破和创新。正如列宁自己所言，共产国际为东方各民族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从《共产党宣言》的观点来看是不正确的，但从当时政治情况来看则是正确的。这一说法明确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无疑也是正确的。此外，由最初认定只有西方爆发革命，俄国苏维埃政权才能生存，殖民地人民才能解放，到最终认为俄国已经能够独立生存下去，落后国家可以通过“农民苏维埃”形式走向社会主义，列宁在马克思主义世界革命的理论框架内，构建了发达国家、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各自独立的、不同的道路，以及俄国苏维埃发展、建设的独立道路。

3.从世界历史角度来看，列宁世界革命理论提出了落后民族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体

新航路的开辟意味着世界历史进入“崭新的时代”，即“我们依然置身其中并且称之为‘现代’的那个时代”。欧洲人发现了世界，也按照自身立场来书写近现代世界历史，“欧洲中心主义”随之风行，以“欧洲价值观、历史观作为普世性理念”“衡量全人类事物”的趋向一度成为西方学界主流。“欧洲中心论”也即“西方中心论”，内容之一即认为西方是近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也即历史主体，其他地方则是被裹挟在世界发展潮流中的历史客体。马克思学说“创立和发展的时代”，正是“‘西方中心论’在西方社会的思想文化观念中开始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难免受其影响，“东方社会问题”虽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便已“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但其东方社会理论归根结底依然是“依据欧洲的历史经验来观察东方社会”。实际上，尽管马克思“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的观点“把过去被认为没有历史的东方社会首次纳入了人类社会发展序列”，但在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理论视域中，农民始终是“作为历史进程的客体而存在”，而包括东方在内的落后国家最主要的群众便是农民，所以马克思主义者虽未忽视落后国家，却长期将之视为历史客体也是事实。帝国主义阶段殖民地被瓜分完毕后，落后民族沦为附庸，更是既证明也导致其对历史发展作用有限。马克思主义者将世界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西方，认为殖民地国家会随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自然解放，就是具体体现。

在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列宁也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将世界革命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欧洲，认为落后国家和民族无足轻重。但随后，列宁逐渐意识到落后国家蕴藏着巨大的革命能量，对落后国家在世界革命、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也愈益重视。1919年11月，列宁明确指出，东方亿万人民不再扮演“消极的角色”，而是觉醒并开始参与决定世界命运。[5]327东方开始与西方一起，构成近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成为历史主体的组成部分。列宁反复提及并多次批判第二国际和其他论敌始终将东方落后民族视为历史客体的错误观点。不过，此时落后国家的作用，仍被认为是援助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其后，落后国家成立农民苏维埃的实践，证明苏维埃在生产力落后的以农民为基础的国家也可以发生、发展，（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落后国家不再仅仅扮演援助、推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角色，而开始具有独立意义，东方开始成为独立的世界历史主体。从根本上来看，列宁对落后国家和民族不再扮演历史客体角色的判断，奠基于他晚年逐渐以人民群众作为历史主体来衡量世界革命的认识，这也使得列宁彻底摆脱了世界革命必须由西方发达国家首先进行的先入为主的思维困局，从而得出有世界劳动人口绝大多数的支持，社会主义必胜的论断。

五、结语

受马克思主义世界革命理论的影响，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在欧洲催生无产阶级革命几乎被视为解决东方、西方、俄国苏维埃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西方爆发革命并成立苏维埃，则俄国苏维埃就能够坚持下去，落后国家被压迫民族自然获得解放并在西方胜利国帮助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共产主义从而能够取得最终胜利。世界革命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重点和俄国苏维埃内政外交各方面政策的前提。在日新月异的世界革命形势下，列宁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革命理论：将之与俄国苏维埃政权及其经济建设的世界意义联系起来，形成了“喘息论”；将之与世界民族问题、殖民地问题结合起来，形成了民族殖民地理论；（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将之与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相结合，提出了落后民族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提出了东方及其他落后国家、西方发达国家走向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不同的且独立的道路，形成了以劳动人民绝大多数支持与否判断社会主义能否最终胜利的标准。可以说，列宁围绕世界革命的设想的演变，既是俄国苏维埃发展壮大的理论基础，也是共产国际指导世界革命运动的理论基础，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生、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对当今世界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文章来源]：《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

[作者简介]：杨泰龙，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