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评长征在启动越南社会主义革新中的重要作用

郭春生、武氏秋轩

长征(1907年2月9日-1988年9月30日),出生于越南南定省著名知识分子家庭，原名邓春区，后因仰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改名。1945年1月28日，他在《解放旗》报上开始以长征为笔名发表文章。青年时代，长征为胡志明领导的革命运动所吸引，参加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并开始接触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投身于工人阶级运动和爱国运动之中。1929年，他参与组织成立北部的印度支那共产党。1930年2月越南共产党成立后，他成为越南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在整个革命和建设生涯中，长征多次担任越共重要领导职务，如担任印度支那共产党总书记、越南劳动党总书记、越南共产党总书记以及长期担任越南政府和国会的首脑，是越南共产党领导层中颇有影响力的成员。

1975年南北统一之后，越南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阶段。由于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70年代末80年代初，越南经济、社会陷入严重危机，越南共产党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巨大困难，有效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种境况下，长征在多年思考和探索的基础上，努力启动了越南的革新事业，从而开创了越南历史发展的新阶段。那么，为什么他曾经被视为保守派，在1968年末对永福省的农业生产承包进行过激烈批评，而在十几年之后他却坚持启动越南的革新开放，并对革新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长征革新思维的形成

在与长征接触和一起工作过的许多人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原则性很强、态度保守的人。20世纪60年代末，在永福省实行农业生产承包制的时候，他在《学习》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严厉批评这种现象的文章，当时被视为正统道路的代表。直到80年代初，当越南陷入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时，作为国务委员会主席，长征的办公室每天都收到无数来自全国各地的意见信，这使他深感焦虑，促使他深入思考并寻找走出危机的道路。他开始意识到，一味地保持旧的思维、旧的生产方式，越南经济社会的危机和困难只能越来越严重，因此他认为越南共产党必须顺应时局，除旧布新，走社会主义革新的道路。但是，启动革新首先要掌握先进的理论知识和准确把握现实状况。因此，1982年11月末，长征坚定地做成了两件迫在眉睫的事情：一是成立了一个思想理论研究小组，主要由一些具有新思维、新观点的同志组成，目的是通过研究越南当时面临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为越南未来发展的新道路提供理论依据；二是长征比任何人更加理解“实践高于理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真理，因此，他从1983年起组织了多次实地考察，从现实情况中去了解和总结党的领导过程中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失败的，从而总结和归纳经验教训，以此作为新思维方式的实践基础。

任何重大历史事变的启动，都离不开思想理论上的创新。1982年12月末，在长征的领导下，由8位研究员组成的研究小组成立，其中包括黎春松(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陈德元、黎文院、阮绍(中央经济部)、武大陆、杨福协(越南社会科学学院)和何业、陈仁(长征办公室)。自小组成立到1986年12月越共六大召开期间，长征经常与他们会面，共同思考和讨论，客观研究和分析越南的经济危机，探索摆脱危机的出路。这个小组的研究工作在理论上帮助长征解答了一系列重要问题，其中主要包括：重新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研究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以及根据越南的实际情况来运用其政策；重新认识社会主义、越南社会主义道路以及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等若干问题。研究小组的许多新观点被长征采纳，陆续被他列入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会议发表的讲话之中，从而也逐步帮助长征勾勒出了革新思想的基本脉络。

理论联系实际是共产党人的优良品格。在长征看来，仅仅进行理论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深入社会实践、了解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状况，这是每个领导者理应履行的重要职责，尤其是在探索新的生产方式过程中，调查研究工作更为重要。1983年至1985年，他在越南全国近20个城市进行了许多实地考察活动。1983年7月，他与范文同去林同省考察，同时在此听取了胡志明市领导人有关当地经济社会问题的报告。通过此次考察，他更清楚地认识到基层人民群众中蕴含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为他的革新思维奠定了越来越坚实的实践基础。从1981年开始，越共中央允许一些省份进行价格体制革新试点，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隆安省实施按协议价格进行商品交易的政策，国家经营单位按合同价格购买人民生产的产品，在省内废除以票证购买商品的制度。这些措施在当时都取得了积极有效的成果，受到全国人民的普遍关注。1984年1月，长征在隆安省进行考察，研究了当地流行的生产方式，这些新方式、新做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他巩固新思维提供了有说服力的实践基础。1985年初，他又陆续在胡志明市、隆安、安江、铜塔和芹苴5个南部城市进行考察。在这些城市的考察对他思维的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1985年6月14日，长征在越共五届八中全会上作了“关于价格-工资-财政-货币”的报告，其中他以隆安省的价格革新试点作为案例，提出“在这四年里，隆安省已经实施价格协议，最近也对一些国营企业进行了成本核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促进了生产，而且人民生活也得到了稳定，在保证劳动人民对生产和分配当家作主的同时，国家也能够控制好商品、货币及市场管理，限制价格的波动”。他还在海防、青华、义静等越南北部和中部省市陆续进行考察。就是在这些考察的基础上，长征深刻认识到当时经济改革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集中、官僚、包给制等，是导致经济、社会陷入危机的关键原因。在1986年5月召开的越共五届十中全会上，越南领导人深刻地分析了过去五年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以长征为代表的越共高层领导人越来越形成共识，必须实行更彻底的革新措施才能真正摆脱危机。

成立研究小组和组织实地考察极大地促进了长征革新思维的形成。首先，组建研究小组是为了帮助他研究和澄清一系列普遍性的理论问题。他认为，如果不能理解普遍性的问题就不能解决实际的具体问题。其次，他进行实地考察是为了研究实际问题，而实践成果表明许多新观念、新做法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并符合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原则。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实践基础的理论只能沦为空谈，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则是盲目的，很难找到实际出路。在这一过程中，长征进行了大量理论的、方法论的和实践的准备工作，总结了经验教训，从而提出了新的观点、新的思维。有人曾经问他为何以前强烈地批评永福省的农业生产承包制，他坦然承认，那是因为那时他的认识没有跟上客观实际的快速变化，更主要的是各地方政府向他报告的都不是真实情况，使他掌握的信息也不够准确。在此，作为高层领导人的长征勇于承认错误并进行自我批评的精神特别可贵，尤其是他还透彻地认识到官场流行的官僚主义欺上瞒下的不良习气，这促使他更重视亲身接触社会实际，进行社会实践和调查研究，同时，他也致力于将克服官僚主义列入越南革新的清单之中。

一般认为，越南的革新事业是从越共六大开始的，其实越共六大只是提出革新事业的一个最重要的历史节点，革新成为潮流以及革新理论思维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而长征就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已经年近80岁的长征，克服了身体的病痛，与旧的教条主义及盛行的集中、官僚、包给制进行了坚韧勇敢的斗争，并与越南共产党中央的多数人形成共识，酝酿了全面的革新思维，从而确立了越南社会主义革新的道路。

二、长征革新思维的主要内容

长征的革新思维是全方位的，既包括对时局及革新迫切性的认识，又包括具体的革新策略和措施。

(一)革新是关系越南社会主义生存死亡的大问题，是国家和时代的迫切要求

首先，长征将革新的任务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河内党部第十届代表大会上的演讲中，长征就明确指出：“这个世界正在迅速变革，社会主义国家也需要不断奋斗来证明其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革新是满足时代的要求，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正当需求；而对越南来说，革新是至关重要的，是关系本国生死存亡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告诫越南党和人民，要不要进行革新，是越南党和人民必须进行的生与死的选择。进行革新，也就顺应了越南国内的现实要求，顺应了时代变革的大方向，也就是说，革新是源于本国国内现实与时代需要的双重要求。

其次，革新的目的是巩固和发扬革命所取得的成果，修正以前所犯下的错误，发挥民族的力量，以保卫国家的独立与主权，走向社会主义道路。长征多次强调，越南的革新事业是客观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越南人民经过千难万险的革命斗争，打败了法、日、美等帝国主义的侵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革命和建设中，也出现了曲折和错误，需要以社会主义革新之路，巩固成果，纠正错误，使国家越来越强大。

再次，长征认为：“革新实际上是一个以发展生产力来解放个人和社会的过程，是精神解放、思想自由、实行社会全面民主化的过程；革新、解放和发展将展示和放大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的潜在力量。”长征革新思维的核心逻辑就是解放，是生产力解放和精神解放。只有实现这两个方面的解放，才能解决当时面临的经济社会危机，给越南带来新的力量。他认为革新就是解放人的创造潜力、解放人民的思考能力，进而解放生产力；把人放在社会发展的中心，把人的解放视为衡量一切的尺度。长征的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越南化的生动体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阐述了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思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更作出这样的概括：“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是人的解放学。”长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的思想应用到越南社会主义革新的实践之中，阐明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实现人的解放的过程。这也是长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越南实际相结合的重要贡献。

最后，长征表示，加强国家力量的需求强烈地呼唤革新，而革新就需要把国内的生产力解放与对外开放战略相结合，必须有效利用国外的优秀成果来加强国家的力量。此外，长征还提出了所有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都需要以国内局势稳定为基础，革新是越南历史特点的反映等观点。

(二)思想理论的革新即思维革新是社会主义革新的前提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越南开始了对革新的理论探讨。在与研究小组讨论的时候，长征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我们的理论思维仍然比实际落后得多，很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比如工业化建设、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成分、经济结构和管理机制以及商品、货币、计划和市场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都没有得到及时研究。革命已经进入了新的时代，但是我们的思想工作和理论工作却跟不上新形势，还保留许多旧的观点、形式、思维，没有进行任何改造。因此，这导致我们制定出了不正确、互相矛盾的政策，影响到我党的统一思想和行动。”长征认为，理论工作的落后不仅因为思想上的重重束缚，而且因为越共中央对理论研究的限制，越南共产党没有深入认识到越南已经从战争时期转变到和平建设新时期，不懂得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加强理论研究工作。他认为面对生活的迫切要求，党的领导工作必须进行改革，从根本上改变旧的观念、思想，由此改变党的领导方式，尤其是最薄弱却最重要的经济领域中的领导方式。

长征指出，为了进行思维革新，首先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不断吸纳人类的新思维、新知识、新社会科学成就。其次，需要通过总结越南革命的实际经验来巩固新的知识、观点及理论，特别是经济思维。经济思维需要与实践保持一致，反映现实客观规律，并按照客观规律进行经济建设，这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他表示，多年以来越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和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存在偏差，不仅落后于我们的生活，而且对其基本原理也有很多错误的解释，所以不能将这些原理正确地运用于越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因此，他提出革新思维先要从重新正确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和越南的社会主义道路开始。他要求研究小组设立一个长期研究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项目，深刻分析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条件。理论工作还需要弄清楚过去做过的哪些事情是正确的，但是由于环境的变化这些正确的东西也许已经不适应当今的现实，因此，需要调整，不断进行实践总结，从而补充和完善理论框架，推陈出新。经过对越南本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经验的总结，他得出结论：“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以小生产作为普遍性的经济制度的国家仍然可以不需要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走上社会主义，但不能绕过国民经济计划中商品—货币生产的发展。”

长征多次表示，革新事业首先需要从思维革新开启，因为没有思维革新作为前提就不可能有任何其他变革。他强调，第六次代表大会的重大任务就是在思维革新的基础上坚决转向新的经济结构、新的管理机制，从而解放现有的生产力，挖掘和发挥国家的一切潜力。

(三)经济思维革新是革新的首要任务

长征认为，经济思维革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越南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然要求，也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和越南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思维革新需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的，使生产关系符合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并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应该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长期的、持续的任务。这是越南共产党经济思维革新中最重要的转变。长征认为，思维革新，尤其是经济思维革新，意味着将经济发展始终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这对于跳过资本主义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越南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

经济革新应该从哪里开始、如何开始?这也是一直困扰着长征并令他深入思考的大问题。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经济发展模式和管理机制问题。长征早就认识到，长期以来，越南的经济发展模式只不过是建立在产品经济的基础上，不仅否定了商品生产、市场经济及价值规律的作用，同时不可避免地抑制了生产力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模式相配套，经济管理机制也是从上到下的绝对化集中管理机制，从而催生了在国家机构、经济组织中的官僚主义。长征承认，这种集中制经济模式在战争时期曾经发挥了重大作用，动员了所有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保证了战争胜利；但是，战争结束、和平恢复之后，在国家建设和保卫祖国的战略任务下依然保持旧的模式、旧的机制，这就对国家的发展起阻碍作用而不是促进作用。这也成为越南在20世纪80年代陷入严峻的经济社会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改变旧的习惯、旧的风俗已经是很困难的事，更何况对整个旧的模式、旧的机制进行革新。但是，自越共五届六中全会到六大的这几年，长征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革新的意志和决心，坚持要克服集中、官僚、包给制带来的弊端。在六中全会上他提出：“我国目前的经济领域需要有一套具有活力以及能够克服集中、官僚、保守、包给制弊端的机制来正确地实行民主集中制。过去多年实行包给制体制使我国的经济情况已经变得不真实了。”到七中全会时长征又指出：“为了使经济情况发生积极转变，并为第六次代表大会做出充分准备，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尽快下定决心克服集中、官僚、包给制体制，尽快把全部经济领域转为社会主义经营核算机制。”为了准备中央八中全会，越共中央政治局在1985年5月30日和31日举办了会议。在会上，长征再一次表示，“我提议这次我们坚决地改革，不管面临多少困难也要坚定地走下去，如果我们再犹豫的话就会更加远离现实，同时会更加被动”。自1985年6月11日到17日，越共中央召开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彻底废除官僚包给制以及解决价格-工资-货币的紧迫问题》的决议，长征对此决议作出了重要评价：“通过这次中央会议的决议，我们将彻底地结束以通过行政命令为主来进行经济管理的集中官僚包给制，转向正确地运用客观规律，通过计划与经济核算、社会主义经营相结合来执行经济管理。这是我们党和人民在经济领域中有标志性的一步。”八中全会结束之后，根据中央文件精神，一些地方进行了积极的改变，特别是南方的各省市取得了积极有效的成果，但是，还远远没有实现全国范围的转变。与此同时，在执行决议的过程中，越南各地出现了一些混乱，导致一部分干部对八中全会的决议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越南应该继续保留集中包给制。面对这样的声音，长征马上回应道：“我们必须坚决反对所有的动摇现象，同时坚决地捍卫八中全会决议的正确性、科学性和革命性。”“中央八中全会的精神和内容仍然是正确的，具有深刻的革命意义。这是我们党在认识和思维方面做出的重大改变，在经济领域中将继续进行经济管理机制的革新。”在长征的坚决维护下，中央八中全会决议的正确政策被继续执行下去，对一年后召开的六大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自1982年到1986年，在多次中央会议上，长征都以现实为依据坚决与旧的观念、思想、行为方式进行斗争。他肯定，“回到集中官僚包给制就是回到我们多年以来一直被关在其中的没有出路的死胡同。废除集中官僚包给制并进行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就是我们唯一的正确出路，没有别的了”。他很清楚地认识到废除集中、官僚、包给制是新与旧、进步与落后、革新与保守之间的坚决斗争。在斗争过程中，有时候被别人怀疑、批评，甚至还有人认为他是跟随市场社会主义、抄袭外国、右倾机会主义等，但他却毫不动摇。面对这样的舆论，他曾在会议上表明自己的立场：“在思维革新特别是经济思维革新过程中，我们不能不使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不能不关心商品、货币、价格、市场等问题。这些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总结的经验，为什么我们不能使用，不能将它们视为经济理论的普遍内容呢?最重要的是这些经济观点是符合我国具体情况的，是反映我国客观经济规律的，并非抄袭国外观点。”

长征的革新思维全面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从提出革新问题到转向革新思维，尤其是革新经济思维，再从革新经济思维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并意识到为了能够转向新模式、新体制，最重要的就是要对旧的体制、旧的模式进行革新。他表示，这个过程的逻辑就是要尊重和运用好客观规律。

三、长征与越南社会主义革新的正式启动

人们的一般共识是，1986年越南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是越南社会主义革新正式启动的标志。而长征为越共六大的顺利召开和胜利闭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在长征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他曾三次担任越南共产党总书记，其中的两次任职都是在越南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时期。第一次是1941年，他与越共党中央确定进行战略调整，领导越南人民进行后来的八月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第二次是越南再一次进行战略调整，全面开展革新事业。

越南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从1984年开始准备的。1986年5月底6月初，越共五届十中全会召开，讨论并第一次通过政治报告。1986年7月10日，在六大即将召开的时候，越共总书记黎笋去世。当时身为国务委员会主席的长征被党中央选为总书记。在新的岗位上，他明确表示：“越南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在思维、尤其是经济思维、工作风格、组织和干部等多方面进行革新，而这些革新需要在党的文件里，尤其是政治报告和人事安排方面体现出来。”作为党的总书记，他当时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准备好六大的政治报告。然而，政治报告起草稿并没有使他满意，他认为起草稿还没有真正地反映出前几次中央会议的决议精神，特别是五届八中全会的决议，还没有明确地提出革新观点，经济思维还保留着许多保守的观念和旧的经济模式，还没有将旧的集中、官僚、包给制转为新的经营核算机制。1986年7月，他与研究小组进行讨论，并认为当务之急就是重新编写政治报告起草稿，需要在其中强调党的革新精神和新的经济观点。他建议研究小组和政治报告编辑小组一起进行讨论，之后总结、说明每一种不同的经济观点，提供给党中央作为参考。同年8月末，根据两组提供的研究报告，长征和党中央围绕许多新的经济观点进行讨论，并迅速达成一致意见。会议结束之后，长征委托编辑小组继续补充、完善会议讨论的内容，以便在另一次会议上继续进行讨论。

同年9月底，越共中央政治局举行讨论六大政治报告的会议，长征在会议上发表了“党的经济观点的若干问题”的重要报告，其中提出了关于经济结构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以及社会主义改造、巩固新生产关系、新经济体制等问题。政治局在长征的报告基础上进行讨论，并正式得出了包括三大经济观点的结论。该结论反映了党的最高领导层对国家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的一致观点。这是越共对经济思维革新做出的重大改变，为新的管理机制、经济机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完成六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提供了重要基础。

自7月到10月，长征还利用其他会议或场合，不断阐明他的革新观点。长征的许多新观点被列入六大政治报告中，并在六大上被通过，成为正式文件。在越共六大上，长征由于年事已高、体弱多病而自愿退出越共最高领导岗位，另一位革新派代表人物——阮文灵被选为越南共产党总书记。这是长征对越南革新事业的又一个重大贡献。阮文灵领导越共沿着长征等人开辟的革新道路继续前进，才有了举世瞩目的革新成就。

越共六大之后，作为党中央顾问，长征特别关注六大决议的执行情况。越共六届二中全会对分配、流通问题进行讨论时，长征表示，“在实行分配、流通的过程中，所有的经验教训都使我们必须加强革新的决心，绝不会因为目前的一些困难而让步。因此，此会议只能对六大的精神和内容进行补充、完善，而不能退让”。在长征的监督和指导下，六大的革新思想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完善。除此之外，长征对七大纲领的起草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了尽快编写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纲领，越共政治局成立了纲领和战略编辑部，分成纲领小组和战略小组，长征亲自担任纲领小组的组长。他把人生中最后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纲领起草中。1988年4月的政治局会议上，长征提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作为全党、全民的指导方针，这一点被党的七大采纳，在七大上正式成为党的纲领的组成部分。遗憾的是，七大还没有召开，长征就于1988年9月30日离世。去世当天，在他的办公桌上还放着纲领的第四遍稿子。

四、长征对革新事业的贡献

面临越南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作为越共的最高领导人之一，长征经过多年的实践考察和经验总结，提出了越南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新理论。越共六大提出全面地开展革新事业，使越南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这条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的情况下，也始终没有改变。迄今为止，越南的革新事业已经走过了35个年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也充分表明革新事业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对长征等越共领导人开辟的革新事业的充分肯定。长征作为越南革新事业的倡导者和创始者之一，他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近现代历史上的重大事变，无不以思想理论上的酝酿为前提，诸如启蒙运动酝酿而成法国大革命，真理标准讨论酝酿而成中国的改革开放，等等。具有丰富革命和建设经验的长征深谙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在20世纪80年代初面对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时，从思想理论上寻找危机的根源和冲破危机的办法。他主持成立的研究小组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与现实中寻找思想灵感，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创新，冲破了旧的观念，提出了新的思想，实际上为越南社会主义革新时代的到来奠定了思想基础。如果没有越共六大前的一系列思想突破和创新，在越共六大上形成革新的共识则是难以想象的。

在80年代初的一系列考察实践活动中，长征等人逐渐发现了越南经济社会危机的症结，即盛行的集中、官僚、包给制造成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问题。以解决这些问题为出发点，长征等越共领导人规划了越南社会主义革新的路线图，并在越共六大上使之成为社会主义革新的纲领。在社会主义革新路线形成的轨迹中，时时都离不开长征坚毅的身影。

作为越南走上社会主义革新道路的关键节点，越南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载入了越南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史册。这次代表大会不仅制定了社会主义革新的纲领，而且为之后的革新道路创造了全方位的有利条件。在这些有利条件中，必须要指出的是长征在越南最高领导人更替制度建设中的重要贡献。苏联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始终没有解决好最高领导人的更替问题，事实上的终身制导致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老人政治和病夫治国，以致80年代前半期在国际舞台上演出了葬礼外交的丑剧和闹剧。越南虽移植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但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谨慎处理了这一重大问题。1986年7月黎笋在总书记的任上去世，作为继任者的长征没有贪恋权力，而是在1986年12月召开的越共六大上“全力隐退，并推举具有改革精神的原胡志明市市委书记阮文灵为越共中央总书记”。毫无疑问，长征此举不仅是解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痼疾的有益尝试，也为之后的革新事业做好了最重要的组织人事安排。由此，在长征、阮文灵、武文杰等越共领导人的努力下，越南社会主义革新事业得以顺利开辟和推进。越共六大之后，长征仍然是老骥伏枥，为保证越南沿着社会主义革新道路前进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1年第1期。

[作者简介]：郭春生，1965年生，河北肃宁人，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特聘教授，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苏联历史。武氏秋轩（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越南二区政治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