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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社会主义运动: 从“棉花起义”到“制服革命”

来源:admin  浏览量:  发布时间:2017-01-08 16:18:06

比利时社会主义运动: 从“棉花起义”到“制服革命”

邓 超

[内容提要]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比利时社会主义运动起步较早,拥有较为深厚的社会主义思想传统。比利时从建国初期到今天的社会主义运动史呈现出革命与改良两种策略。比利时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当改良还有缓和社会矛盾的空间之时,革命不会成为民众首选的抗争手段。从最新的局势来看,比利时社会改良的空间日益缩小,而产生一种新型革命的氛围却在与日俱增。社会主义者能否抓住这一时机,提出解决当前矛盾的创新政策,关系到比利时社会主义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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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低地小国。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德国、法国、英国和荷兰环伺四周,西欧各大强势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因此素有“西欧的十字路口”之称。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和活动家在本国遭到迫害或驱逐之时,经常在避难过程中选择途经比利时,或在那里短暂停留。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经在布鲁塞尔生活过一段时间,著名的《共产党宣言》就是在布鲁塞尔写作完成。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许多重要会议也曾在布鲁塞尔举行,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苏联共产党的前身) 1903 年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前半部分也是在那里召开。比利时的社会主义运 动起 步较早,拥有较为深厚的社会主义思想传统,但由于是小国,很难成为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者,所以常常被研究者忽视。

比利时的社会抗争传统相当悠久,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比利时的历史始于 1830 年。当年爆发了一场革命,比利时因而得以脱离荷兰联合王国获得独立。比利时的大工业出现于奥地利统治末期,在法国和荷兰统治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使其成为当时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大工业化国家。立国之初,比利时政府就决定兴建铁路网,这在当时的欧洲大陆尚属首次,这一举措使之成为西欧铁路运输中心。铁路以及随后的新运河建设,极大地刺激了比利时工商业的发展,工人阶级的人数也开始迅速增长。1841 年,比利时仅煤矿工人就有 3.8 万人,1851年增长到了 4.8 万人,1860 年则为 7.8 万人。由于比利时的人口在欧洲最为稠密,劳动力既充足又廉价,所以工人所遭受的剥削相当深重。在1850 年之前,工厂工人的生活状况极其悲惨。

统治阶级的财富在增长,可是比利时的工人并没有从中得到相应的好处。玻璃厂的工人每天要在熊熊燃烧的炉火前工作 12 个小时,中间只能休息半小时。纺织厂的工人值白班时需要工作12. 5 小时,而值夜班时也需要工作 9 个小时。绳索厂的工人每天则需要工作长达 14 个小时。1870 年前,比利时国内还没有一个能够有效捍卫工人权益的工会组织。沉重的剥削激起了越来越多的反抗。当时的比利时工人大量集中在根特、安特卫普、沙勒罗瓦、列日等工业城市,这些地方遂成为工人阶级反抗活动的中心。从那时起,比利时的工人阶级斗争持续不断,工人的革命情绪较高,尤其是在采煤和冶金行业。

比利时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起始于一些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与技术工人。这些人大都曾参与比利时的独立革命,但是革命的结果令人失望。19世纪 30 年代,布鲁塞尔各个大学涌现出一大批年轻且富有理想主义气质的民主主义者。他们建立民主协会,组织反抗活动,在集会上发表演讲,批评保守政府,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为了扩大政治基础,他们还与下层阶级建立联系,给贫苦工人提供经济支持。然而,这些人与群众的接触相当有限,他们的意识形态是各种理想的大杂烩。一些人是批评私有制和社会剥削的圣西门的追随者,另一些人是主张极端平等主义的弗朗索瓦·巴贝夫( Francois Babeuf) 及其意大利门徒菲利普·邦纳罗蒂( Philippe Buonarroti) 的支持者,还有相当多的人拥护傅立叶的“和谐制度”。

当时工人阶级的斗争不是由这些民主主义者领导的,而是由技术工人承担的。大约在 1840 年前后,家庭手工业开始没落。农村人口过剩,大批人口涌进城市。但是,这种情形除了使就业竞争更为激烈之外,并无助于阶级意识的产生。因为这些背井离乡的人没有机会上学,加上刚刚从农业地区进入最原始的工业环境,还指望政府提供一点公共服务,所以他们容易变成温顺的劳动力。即便如此,资产阶级还是对这些非熟练工人充满了恐惧。他们制定了严格的反结社法,禁止工厂工人组织起来捍卫权益。相比之下,技术工人就有很多优势。资产阶级允许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组织起来,因为他们的威胁远非那么大。他们受过训练,其中许多人还读过书。他们还可以利用行会的互助传统,以特殊资金充当社会福利,从而有效地替代了行会的作用,这对当时的反结社法也是一种突破。

18341840 年,比利时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是雅各布·卡茨( Jacob Kats) 。他的父亲是一位荷兰共和派军官,他在荷兰统治时期曾是一名小学教师,后来成了织布工。1839 年,比利时的纺织行业经历了一场危机。在纺织中心根特召开的一次会议演变成了一场暴动,比利时政府出动军队进行镇压,卡茨和一些领导人被捕入狱,史称“棉花起义”。其他人接过了卡茨的旗帜,开始宣传更加激进的新思想。1843 年,人民协会在布鲁塞尔和弗拉芒地区的一些市镇成立。虽然卡茨曾经拒绝使用暴力,但是新领导人准备采取更激烈的行动。1846 4 月,人民协会号召工人群众在布鲁塞尔举行游行,以抗议使工人阶级陷入贫穷的经济危机。由于消息提前泄露,警察有了足够的时间扼杀抗议活动,这场行动终告失败。这个结果表明,比利时工人阶级还没有能力撼动统治集团。因此,当 1848 年革命席卷欧洲时,比利时却是风平浪静。

1851 年后,一批法国流亡者来到比利时,增强了抗议活动的力量。激进的知识分子发展了一些大学生参加他们的会议,其中包括塞扎尔·德巴普( César de Paepe) 。他们主要传播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强调生产和消费合作。一些技术工人进行了生产合作方面的实验,但是由于资金短缺最终失败了。于是,一些人就认为应该把工人的革命力量用在社会反抗方面; 另一些人则认为,应该建立强大的工人组织,通过内部合作在短期内改善生活。后者的策略逐渐获得了更多的支持。1857 年,根特的纺纱工人和织布工人分别成立了各自的工会组织,并在工厂无产阶级中吸纳新会员。1861 年,政治协商组织“人民”( ThePeople) 在布鲁塞尔成立,该组织后来成为第一国际比利时分部最初的中坚力量。

比利时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传统值得一提。早期的社会主义先驱有卡茨、柯林斯男爵( BaronJean Hipplytede Colins) 和纳波里昂·德·凯色尔( Napoleon de Keyser) 。卡茨早在 19 世纪 30 年代就呼吁成立“劳动组织”,要求普及免费教育和普选制以及充分的信仰和政治自由。柯林斯更是构建了庞大的“理性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比利时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学说对德巴普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亦有少量的追随者。德·凯色尔是卡茨的密切合作者,他的著作不多,1854 年出版的《自然的支配》是其代表作。他对社会主义思潮作出了一定贡献,例如对所谓的“双重封建主义”的抨击、主张革命是建立新秩序的必要手段和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遭遇等论述。《社会主义思想史》的作者柯尔认为,这些贡 献都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国际翻开了比利时工人运动的新篇章。国际加强了比利时工人组织和知识分子团体之间的合作。知识分子很快就发现,矿工和工厂下层工人中蕴含着极大的革命潜能。他们组织会议、募集资金、发动罢工,并且派律师为被捕的罢工领导人无偿辩护。到 1870 年,第一国际在比利时有大约六万名成员,在重要的工业中心还有地区性支部。在根特、安特卫普和列日,一些工人组织先后加入国际,并积极支持国际的工作。第一国际还在比利时灌输阶级意识,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一些蒲鲁东主义者开始转而支持马克思主义,信奉集体主义理论。19 世纪 60 年代,比利时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家是德巴普。他在第一国际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参加了 1865 年伦敦代表大会和 1867 年洛桑代表大会。在第一国际讨论工业社会化和控制问题时,他作出了特殊贡献。德巴普的思想在第一国际时期发生了一些转变,主张对国家的土地、矿山、港口和铁路实行集体化。尽管如此,蒲鲁东主义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仍然在比利时占据主导地位,在 19 世纪 70 年代曾盛极一时。

第一国际比利时支部在 1872 年走向衰落。主要原因是支部所执行的路线没有效果,从而引起失望与不信任情绪。大多数成员不缴纳会费,支部逐渐失去影响力。另外,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内部的斗争和巴黎公社遭到的残酷镇压使国际一蹶不振,这对比利时的工人运动也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在 1873 年经济危机期间,比利时支部的组织解体了。在混乱和失望的氛围中,改革派抓住了时机,开始填补真空。改革运动迅速推进,尤其是在弗拉芒和布拉班特省。这股力量开始与自由主义政党的进步派合作,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

19 世纪 80 年代的比利时工人运动同时利用革命和社会民主主义两种策略。主张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在阿尔弗雷德 · 德费索 ( AlfredDefuisseaux) 领导下,组织了席卷瓦隆工业地区的大规模激烈罢工活动。1886 3 月,罢工始于列日的钢铁厂,迅速扩散至埃诺省工业区。暴力行为与破坏活动遭到严酷镇压,政府甚至出动了军队。数百名工人被判刑,几位领导人受到迫害。第二年,富有战斗精神的埃诺工人再次罢工,并提出了普选权的诉求,但罢工最终失败。

这一时期,改革派领导人在具有悠久工人运动传统的城市为建立社会主义政党而积极准备。1877 年,弗拉芒社会党成立。1878 年,布拉班特社会党在布鲁塞尔成立。1885 4 月,在社会主义领导人特别是德巴普的影响下,几股力量集中起来成立了比利时工人党。其中最大的一支力量是受德国社会民主党影响在根特建立的工人运动组织,另一支力量属于具有斗争传统的无政府主义组织。除一些口头宣言外,工人党的所有活动都围绕两大目标展开: 第一是领导和团结瓦隆工人,第二是争取普选权。该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主义政党有些距离,但分歧并不太大,因为该党与其他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政党有密切合作。1887 年,上过小学或者通过选举测试的工人获得了在市政选举中投票的权利。这是一次重大的突破,为工人联合会和选举联盟的建立打开了大门。

1886 年罢工期间,由于担心卷入暴力冲突和招致毁灭,新成立的工人党一致反对大规模工人行动,甚至为此开除了德费索。不过,比利时工人党几年后又重新接纳了他。1890 年,革命派和改革派在争取普选权的大罢工中达成妥协,进行了密切合作。比利时工人运动实现了重新统一,比利时历史学家认为,这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

比利时工人党先后领导了三次重要的大罢工,即 1893 年、1902 年 和 1913 年大罢工。在1893 年的总罢工之后,比利时工人取得了选举权,但是改革极其有限。成年男子获得选举权(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妇女才获得选举权) ,同时有广泛的多选区投票的机会。这次改革的直接结果是,30 名社会主义者进入了众议院。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因为比利时工人党第一次拥有了利用议会的手段,从而变成了一个议会政党。工人党宣布了“布鲁塞尔纲领”,宣称其目标是“集体占有”,强调集体占有的目的在于“为人人获得最大可能的自由感和幸福感”,还提到“个人或集体”有权利享受共同遗产。比利时社会主义者提出了道德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作用。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向“集体主义”转变的同时,“道德必须有相应的转变,必须发展利他主义的精神和实行团结的原则”。这种诉诸利他主义的做法同科学社会主义是格格不入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的一厢情愿。从比利时社会主义先驱者开始,道德改革和人类团结或友爱的思想就在社会主义宣传中起了很大作用。1894 3月,比利时工人党提出了《卡尔尼翁纲领》( Chartede Quaregnon) ,该文件是各派妥协的结果。纲领强调非暴力,追求普选权、义务和免费教育以及社会立法。纲领表明,比利时工人运动已经转变为改革运动。这份纲领对比利时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深远,它所确立的原则一直延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比利时工人党从建党之初就表现出对理论问题缺乏兴趣的倾向。在第二国际时期,这一点曾受到考茨基等许多著名社会主义者的嘲讽。比利时学者认为,无论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还是二战之后,工人党的这种倾向都无法否认。该党的一位领导人热夫·朗斯后来回忆说,“在宣传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中间,很少有人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即使最著名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也是如此,所以我说,马克思著作的直接影响是相当小的。我认为,他们读的著作很少超出《共 产党宣言》的范围。”

数年之内,议会道路很快从比利时工人党的一般策略变为主要目标。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比利时产业工人的数量和生活水平都得到很大提高。产业工人的数量从 1896 年的 93.4 万人增长到 1910 年的 117.6 万人,实际收入从 1896年到 1910 年增长了 4% 。比利时工人党认为,通过议会斗争,可以在比利时社会中为被压迫者争取权益。而夺取政权这样重大的议题没有或极少受到重视。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争取普选权的目标并未实现,但是工人党在融入比利时政治生活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1914 年,工人党领袖埃米尔·王德威尔得( Emile Vandervelde) 加入政府,出任国防部长。该党发表宣言,号召全体党员支持国防事业。德军入侵之后,比利时在法国勒哈弗尔建立了流亡政府。1917 年王德威尔得访问俄国后,对布尔什维主义持激烈的反对态度。

一战结束后,比利时政府进行了改组,王德威尔得在新内阁中任司法部长,另有其他几位工人党的领导人也进入内阁。这一届政府制订了一系列进步的社会法。在 1919 年的选举中,比利时工人党赢得了 70 个席位,比一战前增加了 36 个。同年,“八小时工作制”得以确立,比利时政府实施了养老金制度,改革了税制,征收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但是,党内反对继续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声音日渐增多,这些反对者最终脱党,组成了比利时共产党( 以下简称“比共”) 。在强大的压力下,社会党人在 1921 年退出政府。在随后的几年内,天主教党和自由党的联合政府削减了失业津贴,修改了养老金法,并批评 1919 年给予工会的权利。这样一来,反而提高了工人党的地位,在1925 年的大选中,工人党在下院的席位增加到了78 席,第一次成为比利时第一大党。但是由于同资产阶级政党在兵役问题上的冲突,工人党于1927 年再次退出了政府。一直到 1935 年,工人党都保持了反对党的地位。柯尔认为: “总的说来,比利时社会党在战后是一个稳健的合法政党,愿意与各资产阶级政党合作从事艰巨的民族复兴工作,并深知除了在建成福利国家方面取得有限进展之外,他们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完成任何建设性的社会主义计划。他们接受凡此种种限制的立场使他们经常遭受左翼的批评,但是他们总是设法使绝大多数比利时社会党人继续拥护他们。”

1921 年,比共由两个组织合并正式成立。虽然比共一直积极开展活动,但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之前,并未获得很多支持。因为一战后,比利时国内需要为经济复兴共同努力,革命活动很难获得普遍响应,加之比共内部四分五裂,所以党的活动并没有多大起色。只是到了 20 年代后期,由于失业严重,比共得到的支持逐渐增多。这一时期,比共对工会实行“钻心”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1925 年,比共参加大选并取得突破,开始进入议会。1928 年,党内发生了与托洛茨基派的严重冲突,后者随后被清除出党。在 1929 年的大选中,比共只获得两个席位,表明比共在政治上仍然缺乏影响力。实际上,直到 30 年代的经济危机之前,比共基本上都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在整个 20 世纪 20 年代,比利时社会主义运动处于社会党人的领导之下。王德威尔得仍然是公认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不过亨利·德·曼( Henri de Man) 已经脱颖而出。德·曼出生于一个说法语的弗拉芒家庭,一战之前是马克思主义派的代表,但是一战的爆发影响了他的思想。他曾在德国留学,德国思想对他的影响很大。1926年,他在德国出版了《超越马克思主义》( BeyondMarxism) 一书,称自己只是从个人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他否定资本主义制度下中上层阶级的政治、经济压迫导致阶级斗争的思想。他还反驳了根据经济标准和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区分阶级的观点。

20 世纪 30 年代,德·曼已经成为新一代理论界的领导人物。1933 年,由于经济萧条,他提出了著名的《劳工计划》( Working Plan) ,并说服工人党接受了这一计划。该计划具有双重意义: 赋予国家新的职能; 作为一项动员手段以消除比共日益增大的影响力。许多社会主义的支持者担心,工人党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走向阶级合作,从而损害对工人阶级的影响。虽然工人党此后并未付出传统追随者众叛亲离的代价,但是工人阶级分别忠诚于工人党和天主教党的僵局并未打破,并且一直延续到当代。1939 年,王德威尔得去世,德·曼接任比利时工人党主席。1940 年,德军侵占比利时,德·曼宣布工人党解散。

20 世纪 30 年代之后,比共的影响力逐步增强,尤其是在德国占领时期,共产党赢得了比利时人民相当多的尊重与同情。二战期间,比共是独立阵线的成员。他们不仅为盟军提供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消灭敌人、看管战俘,而且一度在比利时政府军需要重新集结和补充装备之时,帮助夺取武器。共产党员在抵抗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许多党员甚至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比利时在二战中所受的破坏并不严重,工业设备较好地保存下来。加之战争快要结束时,大批盟军部队驻扎在比利时,因此,比利时的经济在二战后不仅迅速恢复,而且进入了一个变化和繁荣的阶段。正是在这段时期,比利时一改往昔低收入、低生活水平的旧貌,一跃而成为一个高收入、高生活水平的国家,它的经济基础由重工业向服务和技术行业转变,工业重心由瓦隆地区转移到弗拉芒地区。在这种背景下,比利时国内的政治生活变得日趋紧张。从二战后初期开始,国王问题、中产阶级问题、农民抗议、工人大罢工、弗拉芒人与瓦隆人的不和以及非洲事件不断引发社会冲突。

比共在二战后经历了逐步被边缘化的过程。二战后初期,比共的影响力达到历史顶峰,在1946 2 月的大选中获得了 12.7% 的选票,取代自由党成为第三大党。尽管如此,比共与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比起来还是非常弱小的。比共在大选之后一度进入内阁,参加联合政府,但很快就于 1947 3 月退出了。比共在 1949 年的选举中仅得到了 7% 的选票,影响力明显削弱。在二战后比利时社会中,“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正统马克思主义话语开始对群众失去吸引力。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极力遏止共产主义,实行马歇尔计划和冷战造成的政治生态对比共大为不利。加之其他党特别是社会党一直在进行强有力的竞争,美国的利益集团也乐于支持比利时社会党的反共行动。此外,瓦隆工业区的没落,也使比共进一步遭到削弱。在整个 50 年代,比共的力量和影响急剧下降。比共虽然作出了很大努力,修改了党章,但是收效甚微。20 世纪 60 年代末,由于苏联在东欧采取的镇压行动,比共在国内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1985 年,比共在大选中失利,从此再也未能进入议会。比共衰落之后,比利时劳动党成为国内最大的共产主义政党,该党在比利时工人运动中有一定影响力,但是一直未能进入主流政党的行列。

比利时工人党重建于 1945 5 月,不过党的名称改为比利时社会党,旨在表明党不仅仅是关注工人利益的政党,而且也是所有要求社会改革者的政党。新党宣称,从资本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转变只能通过渐进的过程实现,明确宣示其改良主义观点。美国学者指出,虽然该党到二战后很长时间仍然坚定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它的活动却总是改良主义的。二战以后,社会党致力于推动福利国家的建立。1958 年社会党大选失利之后,领导层受到左翼批评,于是它制订了一项结构改革计划,重点发展经济民主。1974 11 月,社会党为了重新定位而召开了意识形态会议。此时比利时正处于经济增长的顶峰,会议决定进一步扩大经济民主。这次会议标志着社会党向左转变。

1970 年以后,比利时由一个单一制国家转变为联邦制国家。这一转变的根源,是说荷语的弗拉芒人对于法语在比利时长期占据优势地位不满。弗拉芒人民族意识的高涨和维护自我的行为,激起了说法语的瓦隆族人的强烈反弹,两者之间的恩怨在二战以后日趋尖锐。在战后初期,瓦隆人暂时占据优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人口比例还是经济状况都朝着有利于弗拉芒人的方向发展。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瓦隆地区的煤矿就接连关闭,大量煤矿工人失业。瓦隆地区的钢铁和纺织工业也迅速衰落。相比之下,弗拉芒地区经济却因为外国投资与新工业的不断扩张而开始迅猛增长。于是,比利时两大地区的经济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翻转。这一变化进一步推动了瓦隆人民族情绪的高涨。1961 年大选后,弗拉芒基督教民主党人与瓦隆社会主义者组成了联合政府,以应对弗拉芒人和瓦隆人之间的紧张趋势。联合政府通过立法来照顾两个民族各自的诉求。1962 年,一项有关语言边界的法律获得通过,厄诺、列日、卢森堡和纳慕尔四个省划归法语范围,而安特卫普、东法兰德斯、林堡和西法兰德斯划归荷语范围,布拉班特省被分割为两个语区,布鲁塞尔则定为双语区。政府为语言划界的举措本来是为了终止争议,不料结果却更加强化了两者之间的分歧与怨恨。这一由语言而导致的族群冲突到1968 年上升到了新高度。先是天主教鲁汶大学一分为二,后是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一分为二,接着,这股浪潮波及到了政党。基督教民主党和自由党分别于 1968 年和 1972 年分裂,社会党则于1978 年最终分裂为两个新党: 法语社会党( PS) 和荷语社会党( SP) 。从此以后,比利时再也没有全国性的政党了。1981 年,法语社会党选举失利之后,居伊·斯皮塔埃尔( Guy Spitaels) 成为新党首,此时重新评估八年前的计划显得尤为迫切。1982年,法语社会党召开以“创新和行动”为主题的意识形态大会,表明了应对经济危机的决心。此前的计划被搁置,选择性通货再膨 胀 ( selectivereflation) 受到该党青睐而计划经济被抛弃,选择性通货再膨胀成为当时普遍的选择,标志着法语社会党向中间转变。同时,荷语社会党在主席卡雷尔·范·米耶特( Karel Van Miert) 的领导下,向基督教工人运动全面开放。1990 年,斯皮塔埃尔发起了一个论坛,讨论社会民主主义身份问题。论坛的中心议题包括政党的功能、社会主义的作用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等。会上还讨论了建设生态社会、应对新社会运动的必要性以及改革比利时工人运动的某些经济构成等问题。此外,斯皮塔埃尔批评了意识形态过时论和社会主义运动无用论。为了使社会民主主义恢复活力,他们还探讨了可能采取的手段,但是这些改革措施在现实中未能实施。

冷战结束以后,比利时的两大社会党都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光。两党不仅要面对“迪特鲁丑闻”所带来的挑战,而且还卷入了几起秘密基金案,几位重要人物卷入贪腐丑闻。此后两党的命运走向了不同的方向。法语社会党在 2010 6月的大选中获胜,党主席埃利奥·迪吕波( Elio Diupo) 2011 12 6 日出任首相,从而结束了比利时长达 540 天无正式政府的状态。荷语社会党在大选败北后,一直未能在弗拉芒地区恢复活力和吸引力。不仅如此,其党主席斯蒂夫·斯特瓦特( Steve Stevaert) 涉嫌性侵案件遭起诉后于 2015 4 3 日溺水自杀。总体而言,冷战后比利时两大社会党无论是在思想和实践方面都缺乏重大创新和突破,疲于应付各种挑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虚弱。最新的选举结果表明,两大社会党已经退出了政治生活的中心,目前政府首相一职由法语革新运动党主席夏尔·米歇尔( Charles Michel)担任,执政联盟由法语革新运动党与新弗拉芒联盟党、荷语基督教民主党及荷语开放自由党组成。

最近几年,在欧洲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左翼力量日益活跃,比利时也不例外。米歇尔新政府成立之后,发布了一系列“新政”,其中包括延长退休年龄到 67 岁、减少公共部门工资总额 10% 、取消工资上涨并且削减社会保障福利等。2014 年下半年,比利时三大主要工会就宣布将陆续组织全国范围的游行示威和大罢工。11 6 日,约十万人参加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示威游行,抗议联邦政府近期宣布的紧缩政策,全国性大罢工拉开了帷幕。比利时前首相迪吕波也加入了游行队伍,他指出,新一届政府的紧缩政策显然有失公平,因为牺牲了普通职工的利益。2015 4 22日,比利时社会主义工会发起全国公共部门 24 小时大罢工,继续抗议政府财政紧缩政策。10 7日,首都布鲁塞尔发生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据警方统计,参加此次抗议活动的人数达到约 8. 1万人,来自全国各地不同行业,当日布鲁塞尔市区公共交通系统几乎瘫痪。10 9 日,布鲁塞尔的铁路员工又发起了大罢工。比利时社会联盟当天要求公共铁路公司进行改革,削减开支并完善其员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这一系列的抗议活动中,抗议者身着统一的工会服装,因而被媒体称为“制服革命”。但是,比利时政府改革高福利制度实属无奈,因为高福利政策不仅制约经济发展,而且很难持续下去。加上近年来经济增长乏力,人口老龄化加剧,失业率不断攀升,迫使比利时政府痛下决心实施新政。紧缩政策的背后,还有经济发达的弗拉芒区与经济相对落后的瓦隆区之间的民族矛盾,而这一点涉及两大民族的历史恩怨,并关系到比利时国家的存亡,短期内解决实非易事。由此可见,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冲突在一定时期内很难逆转,比利时的“制服革命”仍将延续。

革命与改良是 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两大主题。比利时因为处于德国、法国思想交流的要冲,其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颇具代表性,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扇观察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变化的窗口。比利时在国际社会主义组织的发展中也曾发挥特殊作用,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贡献过很多有价值的思想、经验和教训。尤其是作为改良主义的实际践行者,比利时的实践表明,只要还有通过改良缓和社会矛盾的空间,革命不会成为民众首选的抗争手段。比利时是最早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家之一,目前已经进入了高度发达的阶段,同时也具备了丰富的物质基础。虽然今天的比利时已经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也不大可能发生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但是从最新的事态演进来看,改良的空间日益缩小,而产生一种新型革命的氛围却在与日俱增。社会主义者能否抓住时机,明确社会发展目标,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战略,乃至有竞争力的创新政策,关系到比利时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景。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双月刊) 2016 年第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