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个人全面发展”理论的两种思路及其当代释读

余金成

【内容提要】马克思把“个人全面发展”视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标志，并从两种视角予以阐释：从社会关系需要消灭阶级角度，将之作为消除分工岗位限制的前提；从自然关系趋向“自由个性”角度，将之作为劳动能力脑力化的结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两种思路融合在一起，通过政府作用促劣变优，展示了共享社会力资源的前景，创新了通向理想社会的道路。

【关键词】马克思 个人全面发展 消灭阶级 自由个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进一步强调“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中国共产党“人的全面发展”目标与马克思“个人全面发展”理论一脉相承，体现了共产主义事业与人类追求全面发展的一致性。

人类既来自自然界，又受制于自然界，其生命历程归根结底体现为对自身生命自由的追寻，而社会关系平等本质上属于自然关系自由的内在要求。人们获取生命的自由程度与其自身能力相一致。人类整体能力的最大化，取决于每个人能力的最大化；而每个人能力的最大化，需要形成对个人发掘自身潜能的激励机制，该机制常体现为某种程度的社会平等关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资本论》提出，未来社会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全面发展”针对的是因分工限制人们只能“片面发展”的现实，其实质上体现的是个性的自由发展。马克思关于“个人全面发展”的论述，就其本意而言，首先是为了消除分工尤其是脑体分工限制，获得个人劳动自由，实现社会关系平等；其次是为了发掘个人潜能，提高劳动能力，争得自然关系自由。

长期以来，学界没有区别个人全面发展的两种不同意蕴，特别是没有注意到“社会关系平等”与“自然关系自由”的一致性，致使在若干实践领域陷入片面误区：一方面，一味突出个人全面发展的政治路径，侧重强调生产资料公有制对消灭阶级的重要意义，忽略了先进生产力对消灭阶级的更为根本的意义；另一方面，一度只注意到市场经济所导致的两极分化，忽略了竞争压力对劳动者各尽所能的推动意义，无视市场机制对劳动能力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在改革中新创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运用市场机制使竞争模式发挥了激励劳动的作用，运用政府机制使公有资源助力劳动者变强，完整体现了马克思关于“个人全面发展”的思想精髓，展示了直通共同富裕目标的光明前景。

一、个人全面发展将消除分工限制进而消灭阶级存在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从规律意义上认识并实现无产阶级即人类解放的思想体系。无产阶级作为人类最后一个处在弱势地位的阶级，其解放意味着人类的整体解放。恩格斯明确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

（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脑体分工是形成阶级的基础

人类作为群居生物，一开始就形成了分工关系。“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地’形成的分工。”分工关系之所以得到延续，并且很大程度上成为人类发展进步的标志，是因为“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成倍增长的生产力”。在分工劳动中，每个人都专注于特定生产资料，持续下来，不仅能够提高劳动对象的辨识精细度，而且能够提升劳动资料的操作准确度；凡分工均以合作为旨归，源自于理性集中运用所形成的精准成果将为所有参与者共享，由此使生产力倍增。

然而，分工关系越扩大，越是需要规范其中的利益原则。一种以管理职能为特征的分工应运而生。“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物质劳动能力取决于个人身体的自然力，精神劳动能力取决于大脑训练的文化力，双方在生成机制上渐行渐远，逐步呈现出质的差别。

恩格斯分析认为：“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脑力劳动阶级把本应自己承担的那部分物质生产任务转移到体力劳动者身上，“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从来不会错过机会来把越来越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大机器生产资料出现之后，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脑力劳动阶级，变本加厉，采取攫取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方式，残酷剥削压迫雇佣劳动者阶级，严重激化了阶级斗争。由脑体分工所导致的人的片面发展随着资本主义进程不断趋于严重。

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在其工作中失去自身，劳动产品反过来反对人、贬低人、奴役人。他提出了“总体的人”概念，认为“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能够解决存在于人的本质中的固有矛盾。总体的人通过日常生活革命而达到，其日常生活就是总体化的，它使人成其为人。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针对“发达工业社会”提出：“在这一社会中，生产装备趋向于变成极权性的，它不仅决定着社会需要的职业、技能和态度，而且还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愿望。”现代工业社会成功地压制了反对派和反对意见，压制了人们内心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向度，从而使这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社会，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为单向度的人。“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不错，在整个近代，具有生产性和破坏性的国家机器的技术结构及效率，一直是使人们服从已确立的社会分工的主要手段。”

无论恩格斯笔下的“生产必然”还是马尔库塞所谓的“技术极权”，都造成了分工固化局面，无论马克思追求的“全面的人”还是列斐伏尔期望的“总体的人”，都表达了消除分工限制的愿望。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将消除分工限制与消灭阶级联系在一起。

（二）消除分工限制需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自由时间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描绘过消除分工限制后所呈现的社会局面：“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问题当然在于，怎样才能消除分工限制？从逻辑上说，存在两种选项：一是消除分工本身——如前所述，分工关系带来理性成果共享的局面，形成生产力倍增效应，人类不可能放弃这一发展方式；二是解除分工束缚，即人们可以在不同分工岗位之间自由转换，马克思、恩格斯选择了这一目标。他们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运用自由转换分工岗位方式消除分工限制，需要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生产资料这种物的条件相配合，分工劳动就是空话，生产资料公有制使人们能够在不同岗位之间自由流动；二是一定长度的自由时间，马克思说过：“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定长度的自由时间能够使劳动者熟悉新岗位，进而胜任新岗位，缺乏这一时间，人们转换分工岗位就可能付出降低生产力水平的代价。同时，自由时间还意味着人们可以按照个人志趣去选择劳动方式，体现了个性化需要与劳动活动的统一，这是劳动变成“生活第一需要”的标志。“社会是否有时间来实现合乎人性的发展，就取决于时间。马克思明确指出：“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一旦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获得足够的自由时间，个人全面发展将体现为胜任所有分工岗位，在均衡有计划地使用劳动能力的前提下，这同时意味着高水平社会生产力的形成，这是理想社会赖以形成的经济基础。如恩格斯所说：“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

（三）大机器生产资料提供个人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

如果说，通过消除分工限制来消灭阶级，直接条件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足够的自由时间的话，那么，这两个条件任何一项的获得，都必须以稳定存在的先进生产力为前提。换句话说，人们并非任何时候都能够实现消除分工限制的目标，无论生产资料从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还是劳动时间从必要时间转变为自由时间，前提都是不会冲击或破坏生产力水平，导致财富积累能力的下降。要达到这一要求，生产力只有附着于客观载体并呈现出一定的发展水平，才能具备这样稳定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资料就扮演了这一标志性角色。

唯物史观认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那么，构成人们历史联系的这种接续存在的生产力到底是什么呢？马克思的答案很明确：是生产资料。他指出：“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他们借以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全部生产活动的条件，当然依照生产资料的性质而有所不同。” 

以劳动资料技术水平为标志的生产资料是衡量社会生产力的基本尺度。“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人类解放所需要的生产力体现在生存条件“得到充分保证”上，那么，生产资料技术水平发展到什么程度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回答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大机器生产资料。他们指出：“在我们看来，蒸汽机确实是所有那些以它为依靠的巨大生产力的代表，唯有借助于这些生产力，才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这里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 

在马克思看来，大机器生产资料的出现，提供了同时实现公有制和自由时间两个条件的可能性。首先，大机器生产作为可控的客体化生产方式，使“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换言之，它本质上为全社会所用；走向公有制并纳入计划对象适得其所，能够充分发挥其强大的生产潜力。其次，机器对劳动技能要求趋低，工人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这意味着更多人可以进入劳动岗位，从而使人均劳动时间减少，自由时间增加。随着蒸汽机的出现，无论公有制还是自由时间，都具有经济合理性。正是出于这一考量，马克思断言，大机器“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做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可能性，的确是与大机器生产资料联系在一起的。但正如他们已经预料到的：“整个人类历史还多么年轻，硬说我们现在的观点具有某种绝对的意义，那是多么可笑。”事实上，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正处在上升势头，阶级斗争并没有冲垮私有制的基础，而生产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经济危机，被他们在“发展”中消化了。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落后的俄国、中国，因没有条件采取“发展”方式化解帝国主义战争所带来的社会对抗，反而使工农阶级拿到了政治权力，并建立了公有制经济。

马克思从社会关系需要消灭阶级的目标出发，所预设的逻辑是：社会主义革命——生产资料公有制——自由时间增加——自由转换分工岗位，最终通过消除分工岗位限制消灭阶级，展现为“个人全面发展”的政治路径。

二、个人全面发展将推动劳动脑力化进而实现“自由个性”

如果说，从社会关系出发，“个人全面发展”属于消灭分工限制或消灭阶级产物，是作为理想社会的结果出现的话，那么，从自然关系出发，“个人全面发展”构成自由个性“基础”，则是作为理想社会的前提出现的。人的发展可归结为能力发展，体力载体是人体本身，是人类个体与生俱来的能力；职业化脑力以认知和掌控文字为代表的符号系统为前提，只能经过学习训练才能获得。个人全面发展意味着人们将跨越脑力分工和体力分工的界限，所有人都拥有了脑力劳动能力，即实现劳动方式脑力化。

人的全面发展是优化与自然界关系的必然要求，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基本特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支配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人类之所以拥有全面生产的能力，取决于“自由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特性，即理性。马克思引用黑格尔关于理性作用的话讲道：“理性何等强大，就何等狡猾。理性的狡猾总是在于它的起中介作用的活动，这种活动让对象按照它们本身的性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它自己并不直接参与这个过程，而只是实现自己的目的。”理性一旦掌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就能够把其“固有的尺度”用于生产。

人类要拥有全面生产能力，涉及两项条件：一是在“自由有意识”生命活动领域持续进步，形成强大理性；二是每一个人都获得全面发展，形成普遍理性。马克思据此展开了实现关于个人全面发展的经济路径思路。

（一）马克思个人全面发展经济路径需要经历三个阶段

从人类与自然关系角度出发，马克思以“人的生产能力”为主线，设想要达到理想化状态，需要依次经历“人的依赖关系”“人的独立性”和“人的自由个性”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这是人类自然经济时期，在这一阶段，无论人类整体还是个体，生产能力均受制于发展条件的地域性，表现为片面性。

第二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这是人类商品经济时期，在这一阶段，商品作为劳动外化形态，使其劳动者以物的形式进入社会交换关系。商品交换能力越强，劳动主体进入的社会关系越广泛，其劳动能力就越全面。这是人类整体能力呈现全面性的状态，又是个人能力从片面性向全面性持续发展的状态。

第三阶段：“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这是人类后商品经济时期，即所谓产品经济时期。在这里，“个人全面发展”属于“人的独立性”为“自由个性”所创造的条件”之一，另一项条件是，人们“共同的生产能力”和“社会的生产能力”都成为“社会财富”，即实现了共享状态。按照马克思用语，所谓“共同的生产能力”即“科学力”，也称之为“社会一般生产力”；所谓“社会的生产能力”即“集体力”，也称之为“社会劳动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之所以是生产的，因为它“作为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般社会生产力（如科学）的吸收者和占有者”出现，集体力和科学力共同构成社会力，成为资本据为己有的资源。

个人全面发展作为进入“自由个性”阶段的前提，同时也是“人的独立性”阶段发展的结果。这意味着，此处的个人全面发展将经历市场机制过程，个人在竞争中不断提升自身能力，使片面能力逐步向全面能力发展。两种个人全面发展生成机制显然不同。公有制自由时间机制展示的是主体化环境，个人全面发展是在计划安排下自身努力形成的结果；市场机制体现的是客体化环境，个人全面发展是在竞争压力中逐步生成的结果。

（二）个人全面发展经济路径始于人的独立性

一方面，人类始终以个体方式存在，其生命活动归根结底体现为追求个人利益。马克思说：“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另一方面，个体生命活动总是采取社会合作方式，没有某种社会关系就没有个人生命活动，“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个人利益的发展形态取决于社会关系的持续扩大。“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

人类发展或社会发展永远以个人为载体，人的独立性是发展的基础，而个人之间在先天禀赋和后天际遇方面的客观差别，使个人发展成为永恒的话题。这种发展的理想状态不是平等，而是自由，或者说是自由意义上的平等。问题在于，要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需要社会拥有支撑该模式的强大生产力。人类虽然客观上在朝着这一目标迈进，但迄今为止仍然在路上。这意味着，真正的发展自由，或者说能够享有满足发展需要的社会成员仍然是一部分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也来到了这个历史节点，面临着发展资源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解决问题的唯一合理的途径是持续推动社会生产力进步。而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即允许人们在利益实现方面出现差别。按劳分配原则本质上以“人的独立性”为前提，而按劳分配的实现依靠市场机制。

历史地看，市场经济作为个人发展的机制无疑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成果。首先，它以“自由竞争”为先导，劳动者可以自由迁徙以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劳动环境，可以自由择业以选择最利于自己的劳动领域，两种自由体现了对劳动者的最好动员，也是对个体能力的最大释放。其次，自由竞争以共同遵守的法制为前提，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彰显了竞争起点的公平性；劳动成果经由市场机制衡量，所营造的客观尺度彰显了竞争结果的公平性。最后，“优胜劣汰”作为一种持续发生的过程，使任何优劣判断都具有暂时性，由此所形成的常态化压力将使每个人都无法停止提高自身能力的脚步，客观上推动着每个人的发展。

当然，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也具有与生俱来的缺陷。人们源自于客观条件差别所造成的能力不同——马克思称之为“天然特权”，通过积累机制扩大化、固定化了，加上市场机制天然存在嫌贫爱富的“马太效应”，都使所谓“公平竞争”打了折扣，由此衍生出社会两极分化现象。

（三）市场机制提出社会力资源运用新要求

如前所述，社会“共同生产能力”即“科学力”，“社会生产能力”即“集体力”，二者共同组成“社会力”。其中，“科学力”指生产过程对科学技术的运用。马克思说：“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集体力”实质上是由分工关系所带来的生产力，“结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单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科学力和集体力共同构成“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资本论》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最终总是归结为发挥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归结为脑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 “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中的主要因素之一。”

这样一来，就有了两种不同意义的生产要素：一是以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为代表的生产资料资源；二是以科学力和集体力为代表的社会力资源。随之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公有制：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是物质形态的生产要素，具有明确的质与量的规定性，其所有制性质往往需要经由政治权力的选择和确认；二是社会力资源公有制，这是精神形态的生产要素，其存在样态取决于主体的认知水平和实践选择，其使用状况往往与政治管理的理念和举措关联。社会力资源中无论是科学力还是集体力，都是以历史积累为基础的一种客观存在，其主动促进或自觉使用源自于管理理念和管理体制机制，存在着某种可塑性。不难看出，同为生产要素，生产资料与具体的微观的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其存在样态和运用方式取决于特定经济主体；社会力与一般的宏观的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其存在样态和运用方式取决于整体经济主体，后者越来越凸显国家主体的经济作用。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资本家无偿使用了社会力资源，甚至把它们作为剥削压迫雇佣劳动者的方式。今天，人们已经清晰地看到，随着越来越多脑力劳动进入物质生产领域，个人全面发展态势水涨船高，科学力和集体力积累水平迅速提升，正在成为具有独立价值的巨大资源，对其发现和运用越来越成为决定社会生产力的关键因素。

在原生态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为了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一般能够形成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的自觉，而为了扩大自己产品所占市场份额，也一般能够自发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是，在社会层面扩大相关科学技术应用水平，在全球层面加深生产要素合理配置，都超出了特定市场主体的眼界，需要国家作为市场主体承担这一历史使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科学力和集体力体现出集中统一发展样态，带来人类在资源配置方面的重大创新。虽然这一发展模式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但它所展示的方向的正确性却毋庸置疑。既然个人全面发展是人类发展与自然界关系的唯一正确选择，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运用社会力资源方面显然找到了一条正确道路，即政治权力担纲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发展目标，在全面协调过程中解决促劣变优问题，使社会最终走向共同富裕。正如马克思所说：“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政府的作用实现了对社会力资源的充分利用。两项举措共同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正确道路。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借助人的全面发展创新公有制模式

马克思消灭阶级以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政治路径，不仅助推产生了立志解放穷人的政治权力，而且借此形成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资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供了强大助力。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关于个人全面发展的两种思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获得了巧妙的统一。当然，人们必须注意到，马克思事实上通过阐述市场经济的作用，展示了有所不同的个人全面发展路径，也呈现了关于理想社会的不同图景。

（一）个人全面发展政治路径向经济路径转变的历史原因

历史事实使马克思意识到资本主义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既然个人全面发展目标不变，那么，从消灭阶级转变为暂时保留阶级，其意涵就会出现重大变化。马克思的关注对象从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力，就是后一选择的结果。

当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成功抱以期待，认为革命成功将带来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将得以实现，以人们自由转换分工岗位为特征的消灭阶级就能够实现。然而，事情的发展超出了两人的预料。1895年，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写道：“我们关于1848年2月在巴黎所宣布的‘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步骤的观念，带有回忆1789—1830年榜样的浓厚色彩……在当时的情势下，我们不可能有丝毫怀疑：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迅速成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使马克思、恩格斯作出1848年欧洲革命也将具有阶级决战性质的判断。但是，1848年欧洲革命迅速失败，短促的解放梦破产了。“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使德国简直就变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马克思关于个人全面发展对接自由个性目标的第二种思路，正是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充分发展为背景的。

个人全面发展目标并没有因此发生变化，但马克思论述的重心却从自由转换分工岗位调整至“自由个性”。后一目标取决于市场经济提供了两种发展成果：一是个人全面发展，二是社会力资源实现了共享。社会力并非原来意义上的生产资料，无论科学力还是集体力，似乎都不能简单归结为物质形态。就科学力来说，生产资料属于其物化形态之一，此外其还有工艺、制度等外化形态；至于集体力，附着于共同体，随着管理理念和管理原则的调整而呈现或大或小的变化。

马克思没有对社会力共享提出社会革命方案。按照今天的事实来看，政治权力才是社会力最大化的载体。马克思两种思路在历史进程中客观上被黏合在一起。出于消灭阶级需要所设想的无产阶级政治权力以及公有制资源，虽然没有直接完成消灭阶级的任务，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完成该任务的强大助力。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利用公有资源在市场机制中建立了“旁路”，即通过促劣变优对优胜劣汰予以制衡，并借此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现共同富裕目标。可见，个人全面发展的两种思路中政治路径客观上变成经济路径的条件。至于这一历史使命恰好由中国人完成，取决于中华文化固有的社会本位理念张扬了政治权力的作用。

马克思关于个人全面发展两种思路的统一表现在：政治途径没有达到消灭阶级的目的，却借助阶级斗争获得了社会主义政治权力，提供了在市场经济中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条件；经济途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保留阶级存在，却通过合理运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社会力共享制，补足了两极分化自发趋势的短板。显然，面对21世纪的时代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形成了创新性发展道路。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劳动方式脑力化的全面推动

面对充分展开的市场经济，个人全面发展将经历劳动方式脑力化过程。虽然该过程并不需要消除分工限制，但却消除了脑体差别，正如马克思所说，脑体分工是真正的分工，消除脑体差别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分工界限，是更高意义的消除分工限制。如果说，人们在劳动能力方面始终存在一定差别的话，那么，只需在共同具备脑力能力意义上消除脑体劳动者之间的质差，分工岗位就不会带来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社会对抗，而越来越呈现为人们出于自由发展动机的个性化需要。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因此，任何个人全面发展都无法独立进行。显然，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机制无法满足这一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增加了政府作用环节，创建了“全面协调促劣变优”机制，两种机制互动互补，一旦促劣变优达到一定水平，优劣之间的差距就会趋于无限小，优胜劣汰就会被共同富裕所替代，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明确定位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原因。

值得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政府作用”，直接对接了个人全面发展政治路径的两大成果：一是以“解放穷人”为初心、以实现“共同富裕”为使命的社会主义政治权力；二是可观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资源。两相结合，使“全面协调促劣变优”事业风生水起，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政府作用界定为“全面协调促劣变优”，那么，社会力资源肯定是必须启动的，无论科学力还是集体力，都在脱贫攻坚战中得到了体现，还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实是“全面协调促劣变优”的国际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获得较资本主义国家更快的发展速度，重要原因在于能够更好地利用社会力资源。

劳动方式一旦实现脑力化，社会力方面无论是科学力还是集体力，都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局面。呈几何级数上升的精神产品，由于具备了可无限复制的性质，将展示人类共享的前景：一方面，所有劳动者都把自己的劳动产品交给社会；另一方面，每一个人都能够使用社会所拥有的一切劳动产品。这种共产主义既体现最高水平的生产力，又体现每个人自由发展的生产关系。

（三）马克思个人全面发展两种思路的创新运用

马克思关于个人全面发展的两种思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得到了惊人的统一。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是在自然经济时期分道扬镳，根本原因在于双方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不同：西方文化呈现以个体本位为特征的价值观体系，并衍生出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原则；中华文化呈现以社会本位为特征的价值观体系，并衍生出集体主义的经济政治原则。进入商品经济时代，西方文化的个体本位理念极大地促进了科学力的进步，成为当代人类发展的佼佼者；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交往信息化的发展，集体力的运用越来越成为推动生产力进步的重要途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市场作用，吸收了西方文化在科学力发展方面的长处，又通过政府作用，光大了中华文化在集体力发展方面的潜力，客观上成为现代人类最具生机活力的发展方式。

西方忽略了中国发展模式并没有排斥西方文化成果。事实上，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采用个体本位原则，或者如马克思所说，以“人的独立性”为前提。并且，市场机制只能建立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而这种自由也只能在法制体系中实现，合理的法制体系无一不依靠民主政治机制来完成。换句话说，西方政客之所以莫名其妙地频频采用“双标”方式，是因为中国模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视野：中国同样承认个体本位价值观的合理性，同样认同和践行“民主—自由”政治原则，所不同的是，中国同时弘扬社会本位价值观的合理性，同时也认同和践行“集中—统一”政治原则。无论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还是实现经济发展进步，都证明中国模式更胜一筹。

[作者简介]：余金成，天津师范大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