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与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的逻辑

【摘 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主要包括研究方法的整体性、理论体系的整体性与研究内容的整体性三个方面。莱博维奇认为,《资本论》不具备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基本要件,其研究方法、理论体系与研究内容均存在片面性缺陷。莱博维奇认为,以资本为主体的政治经济学不能构成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性分析;应创建以雇佣工人为主体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提出用人类需要的首要性替代生产力决定论,倡导雇佣工人团结一致与资本家进行阶级斗争,强调只有“超越”《资本论》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莱博维奇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有益尝试,其中也存在着庸俗化或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迈克尔獉A．莱博维奇长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他的著述主要围绕着《资本论》研究、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和“21世纪社会主义”等议题展开。他坚持认为，马克思经济学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但是，《资本论》以资本作为研究主体而忽略了雇佣工人的主体性，其在研究方法、理论体系与研究内容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缺陷，未能实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整体性分析的目标。因此，莱博维奇提出“超越”《资本论》和续写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主张。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视角，根据国内外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内涵的不同解读，对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的逻辑进行简要梳理与评析。

一、莱博维奇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多重解读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整体性研究的成果数量较多，关注的角度各异，理论观点五花八门。这些研究为丰富、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其中也不乏误解、曲解或背离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言论或主张。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涵，是推进整体性研究的重要前提。笔者倾向于从以下三个方面界定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一）从方法论的角度界定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一直高度肯定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认为只有准确理解和全面把握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才有可能正确认识马克思的理论，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直到恩格斯去世前很长一段时间，面对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理论的指责和质疑，恩格斯始终坚持，全面理解与准确把握马克思的文本是批判《资本论》的重要前提。而读懂《资本论》的关键，首先源自对马克思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的正确理解。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创始者，倾向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对现实社会的整体性方法，并对这种整体性方法大加推崇。如卢卡奇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这种方法是总体性的辩证法，正是这种总体性的方法使马克思主义区别于以往的资产阶级科学，“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任何想要克服或者改善总体性的企图只会导致肤浅化、平庸化和折衷主义。科尔施也对马克思的总体性方法持肯定态度，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实践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继卢卡奇、科尔施等人之后，整体性原则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传统。

莱博维奇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方法的理解，与卢卡奇和科尔施等人并不完全相同。他在承认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决定作用和生产关系反作用这一客观经济规律的前提下，更强调主观主义的研究方法。他认为，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宿命之间关系的描述不完整，《资本论》不能合理解释资本主义持续存在的原因。因为“马克思强调只有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再适应生产力发展时，资本主义制度才会灭亡，而资本主义的持续存在只是由于其生产关系还没有达到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莱博维奇指出，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过于注重生产力这一技术层面的因素而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导致在社会制度更替的问题上，人类除了等待生产关系不再适应生产力的那一刻到来，似乎别无选择。因此，他强调人类需要的首要性，强调人类需要的创造与满足促使资本主义产生、发展与繁荣，强调人类无法满足的社会需要，导致资本主义各种矛盾和冲突经历了从萌芽、孕育、成熟到激化的过程，并最终实现资本主义制度被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替代。

（二）从理论体系的角度界定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学界割裂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做法由来已久，其中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是将青年马克思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相对立。如阿尔都塞认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确确实实有一个‘认识论断裂’”，即存在着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分界线的两个马克思：处于人本主义意识形态逻辑框架中的青年马克思与创立了全新科学世界观的成年马克思。他将马克思的著作分为青年时期、成长时期和成熟时期三个不同阶段。有些学者将马克思主义分割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建设的马克思主义两部分，认为前者主要具有意识形态特征，后者则属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早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不久，马克思曾经有针对性地对这类观点予以回击：“巴黎的《实证论者评论》一方面责备我形成上学地研究经济学，另一方面责备我……只限于批判地分析既成事实，而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与上述两种观点形成对比的是，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更加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反对人为割裂马克思思想整体性的做法。如逄锦聚教授呼吁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研究和把握其整体性，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全部理论活动都是为了人类解放这一目标而进行的，其根本宗旨是实现人类解放”。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思想的整体，其产生、发展和演化的逻辑脉络构成一个系统，所谓早期的马克思与成熟期的马克思、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等说法，显然不符合这一整体性特征。

莱博维奇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整体性的解读，研究角度略有不同。他认为，资本主义是由雇佣工人和资本家共同组成的整体，因而雇佣工人和资本家应该共同成为资本主义研究的主体。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既要包括资本的政治经济学，也要包括雇佣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既要研究资本家在增加剩余价值量、提高剩余价值率等方面采取的种种措施，也要研究雇佣工人为了降低剥削程度、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境遇而进行的各种努力。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整体性的这一理解，莱博维奇提出，资本主义整体应该包括资本和雇佣劳动两个方面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存在着资本增殖的需要，也存在着雇佣工人自我发展的需要。因此，雇佣工人为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与资本家进行的阶级斗争，作为资本主义整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三）从研究内容的角度界定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一般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比较重视研究内容的整体性。如卢卡奇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结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内容整体性的关注相对薄弱。长期流行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的论断，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即不同专业或学科背景的研究者，或者将《资本论》作为一部经济学著作，或者将其当作一部哲学著作，或者将其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他们很难从马克思主义研究内容整体性的视角，贯通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资本论》进行整体性解读。

近些年来，有关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的说法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批评者们承认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但并不认同三者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研究内容的整体。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整体，不仅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文艺学、新闻学、军事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甚至还包括天文学、数学等部分自然科学的内容。张雷声教授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她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内容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内容又不能简单对应于这三个组成部分，而是对这三个组成部分中“一以贯之”理论的高度概括。

从研究内容的角度看，莱博维奇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分析相对微观。他主要从《资本论》中若干概念术语或理论原理出发，论证他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理解。如提出雇佣劳动的概念不仅是抽象的，更应该是具体的，在研究雇佣劳动时要充分考虑到他们的年龄、性别、种族、民族、宗教信仰、生活地域等具体差异，因为这些具体特性更能凸显劳动者个人需求的多样性、具体性和差异性。只有通过抽象与具体的结合，雇佣劳动概念才符合整体性特点。再如，他提出财富不仅仅包括生产资料、机器设备等物质的存在形式，人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财富，物与人共同构成整体性的财富范畴。又如，他还提出了整体性再生产的概念，认为再生产既包括资本的再生产，也应该包括人的再生产，这两种含义的再生产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互相促进，彼此制约。莱博维奇进而提出了扩大生产劳动外延，将包括生儿育女在内的所有家务劳动都归属于生产劳动范畴的观点。

二、资本的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缺失

根据上文关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内涵的不同解读，按照莱博维奇的分析思路，能够得出《资本论》在研究方法、理论体系与研究内容三个方面均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原则有所背离的结论。

（一）《资本论》研究方法的非整体性

马克思始终将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作为人类社会产生、发展与演化的逻辑主线。他的《资本论》及其他一些著述，在探索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过程中，一方面强调生产力对社会变革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强调生产关系在社会制度更替过程中的反作用。马克思指出，在一个社会形态中，生产关系如果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说明生产力具有进一步发挥作用的余地和空间，那么这个社会形态就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存续；反之，生产关系如果不再能够适应生产力的状况，一个更高级社会形态的出现就是历史的必然：“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莱博维奇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概括为生产力首要性理论，认为这一理论既不能正确解释社会制度的更替，也不能合理说明资本主义的持续存在。他的论证思路是：根据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决定作用和生产关系反作用的相关论述，当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即使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落后的社会生产关系也不可能主动退出历史舞台，新的社会制度也不可能自发产生。因此，生产力首要性理论忽略了雇佣工人的主体地位及其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忽略了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与演化过程中所发挥的推动作用。莱博维奇指出，正是人类需要的首要性不能获得满足，促使雇佣工人联合起来与资本家展开阶级斗争，进而导致资本主义制度被社会主义制度所替代。他认为，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下，生产关系的内在缺陷与劳动者的社会需要形成对立。只有把雇佣工人当作考察的主体，只有重视他们的社会需要的创造与满足，只有强调人类需要的首要性，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在社会制度更替中的重要作用，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整体性，进而完成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性研究。“《资本论》没有把劳动者作为考察主题，使得生产力首要性理论这种马克思主义观点具有了片面性”。

（二）《资本论》理论体系的非整体性

莱博维奇强调资本与雇佣劳动共同构成资本主义的整体，研究资本主义既不能缺少资本，也不能缺少雇佣劳动；研究资本主义既要以资本为主体，也要以雇佣劳动为主体。如果没有对雇佣劳动的充分研究，将无法讨论资本的发展。但是，他认为《资本论》所描述的雇佣劳动“在资本的超越和成长中是作为障碍呈现的，但却没有作为视资本为其障碍的‘应然’出现”。也就是说，《资本论》虽然对工人有所关涉，但都是以资本为主体来研究工人的生存和斗争的，忽略了雇佣工人的主体地位。

在莱博维奇看来，《资本论》未能以雇佣劳动为主体，而“缺少了对雇佣劳动方面的考察，《资本论》在认识论上就不具有完整性”，其在理论体系上这一非整体性的缺陷，导致《资本论》只能体现资本的趋势而无法体现雇佣劳动的趋势，导致雇佣工人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被忽视，进而会产生一系列认识上的误区，如将技术的进步、大机器的使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等有利于雇佣劳动的一些措施，简单地理解为资本实现自身增殖的必然选择。真实的情况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使用新技术，还是改进生产工具，抑或是提高工资水平以及改善工作环境等有利于雇佣劳动的诸多进展，不仅仅是资本家单方面努力的结果，雇佣工人的阶级斗争同样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不仅仅使资本家受益，雇佣工人同样可以获得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带来的好处；大机器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从表现上看有益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或节约成本，实际上是分化与瓦解雇佣工人，破坏他们实现自身目标的重要举措。莱博维奇认为，如果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不以雇佣劳动为主体进行研究，就会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看成是自发的力量，把技术的进步作为中性的变量，将雇佣工人的阶级斗争虚无化。

（三）《资本论》研究内容的非整体性

莱博维奇在论证《资本论》研究内容的非整体性时，更倾向于指出《资本论》中的一些概念术语或理论原理的所谓片面性缺陷。例如，他认为马克思将雇佣劳动归结为一定阶级关系和物质利益承担者的做法过于抽象，忽略了雇佣劳动的具体存在形式，忽略了不同的民族、种族、宗教、性别、年龄以及生活区域等具体因素对雇佣劳动的影响，忽略了这些雇佣劳动者既可以存在于雇佣状态，也可以存在于非雇佣状态的现实。他提出了作为雇佣工人的雇佣工人与作为非雇佣工人的雇佣工人的概念。再如，他提出马克思关于财富的界定有失完整，认为马克思主要从物质的角度关注财富，忽略了人本身所具有的财富属性。莱博维奇尤其强调作为财富的劳动者本身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强调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力质量的提升比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观点。又如，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重点探讨了资本的生产性劳动，而忽略了生产者的生产性劳动，忽略了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以及生儿育女、打扫卫生等家务劳动的重要性，因此，马克思的生产性劳动概念不能满足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需要。

综上，根据莱博维奇的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无论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研究内容或理论体系上，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基本要求，存在着片面性的缺陷。而导致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创建的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其研究主体是资本而不是雇佣工人。因此，建构以雇佣工人为主体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是“超越”《资本论》、实现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有益尝试。

三、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重建

莱博维奇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试图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考察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和本质特征，揭露“资本主义剥削根植于工人将自身的所有权让渡给资本家这一事实”，与新古典经济学简单地根据表面现象推导结论，竭力掩盖资本主义剥削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资本论》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不容否认。但是，如果从资本主义的替代品即社会主义社会的角度来审视《资本论》，其关于人类的需要和个人全面发展的描述有所欠缺。因而，只有建立以雇佣工人为主体的政治经济学，才能与《资本论》一道完成对资本主义整体性的研究任务。“我们的目的不在于用不同的方式解释资本主义或者去改变它；相反，我们是为了帮助劳动者寻找超越资本的武器。”莱博维奇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突出特点如下。

（一）倡导以人类需要的首要性替代生产力决定论

莱博维奇以工人需要可变性的论证为前提，提出了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即人类需要的首要性理论，并主张以此来替代马克思的生产力首要性理论。莱博维奇指出，马克思始终反对“抽象的人”的概念，反对将工人的需要看作是自然决定的和不变的观点。他认为，人类的需要将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新的需要将不断涌现，雇佣工人的需要与资本家的需要之间的关系将日益密切：一方面，工人的需要与资本家的需要是相对的，伴随着资本的增长，资本家的消费需要不断增加，迫使工人的消费需要呈现上升的趋势；另一方面，资本受到增殖动机的驱动而不断创造新需求的努力，刺激工人的需求在数量、品种等方面的不断攀升。但是，在资本逻辑发挥主导作用的条件下，由于工人的消费能力受到资本的限制，他们的个人需要不可能全部被满足，“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限制，就是他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本家阶级带来利润的时候才能被雇佣”。

莱博维奇认为，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提高的人类需要是决定社会历史变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他的需要的首要性理论认为，“当现行社会结构无法满足在这个社会中形成的人类需要时，就会发生社会变革；当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会发生符合确定人类个体特殊需求的社会变革”。在资本主义社会，应该超越资本的是劳动者自我发展的需要，劳动者贫困化程度越强，他们的不满情绪就越激烈，他们超越资本的可能性就越大。根据莱博维奇的推论，“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增长的人类需要是决定社会历史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雇佣工人社会需要的变化及满足需要程度的提高，导致资本主义不断向前推进，而资本主义灭亡也是雇佣工人的社会需要无法得到满足的结果”。

（二）强调工人联合起来与资本家进行阶级斗争的必要性

莱博维奇认为，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推崇市场竞争规律，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则倡导联合与合作。市场竞争有利于资本的逻辑而不利于雇佣劳动的逻辑，因为竞争只是资本家降低工资、延长工作日、增加劳动强度、分化与瓦解工人等加强对雇佣工人剥削的手段，将严重损害雇佣工人的整体利益。与此相反，联合与合作则是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因为雇佣工人的联合而不是相互竞争能够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能够增强工人的整体力量，能够保证从资本家手中争夺自身的劳动成果，因此，“工人的最佳选择是联合与合作而不是分化与竞争”。

莱博维奇号召雇佣工人以联合与合作为基础与资本主义进行阶级斗争。他认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雇佣工人才能满足自身发展的社会需要，才能消灭个体的孤立，从而蜕变为能够实现自我发展的整体，“反对资本的斗争过程正是一个消除个体孤立的过程；这一过程将工人阶级变成了一个整体……斗争的过程是生产新人类的过程，是赋予工人阶级自身全新概念的过程——工人阶级成为了可以改变他们的世界的主体”。只有通过阶级斗争，雇佣工人才会“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的东西”，从而成为社会的新基础。莱博维奇指出，在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大、对整个世界经济的作用后果越来越严重的社会背景下，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换言之，时下频发的经济危机已经构成社会变革的有利条件，如果辅之以必要的和有效的阶级斗争，就会使资产阶级丧失更多的发展机会，从而为工人阶级成功超越资本创造条件。

莱博维奇比较分析了阶级斗争的具体形式，并将阶级斗争的范围主要限定于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莱博维奇认为，工人阶级在劳动市场上和资本主义生产领域内开展的经济斗争，如围绕着缩短工作日、增加货币工资、改善工作环境、加强学校教育及建设医疗保健设施等，反对的只是单个资本，不能真正满足工人阶级自身发展的需要，不能实现超越资本的最终目标。因此，他号召工人阶级有组织地进行政治斗争，如实现工会组织合法化、制定有利于工人的法律、废除等级制度等。莱博维奇提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不可能保障工人阶级的利益，只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让工人掌握政治权力，建立工人阶级的国家，只有“工人国家的发展”，才能产生“工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崭新一面”。

四、结论与反思

莱博维奇尝试以工人阶级为主体，考察“劳动对资本的异化和外化，无产阶级为其自身和其生存条件之间的矛盾所驱使的愤慨，在资本主义整体中雇佣劳动者作为负面的和破坏性的一方的地位”等问题，试图从研究方法的整体性、研究体系的整体性与研究内容的整体性等方面，探索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新路径，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他通过工人阶级社会需要无法得到满足这一主线，力图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打破资本主义持续性和无产阶级被动性的现状。在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力迅猛发展、经济危机发生的概率较高但无产阶级革命缺失的宏观背景下，莱博维奇的观点有一定的警示意义，不失为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有益尝试。此外，莱博维奇关于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构建，即以需要首要性理论为指导，号召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进行阶级斗争，并通过对阶级斗争的目的、范围和形式的研究，揭示了当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他的主张是对马克思主义消亡论、无产阶级革命取消论、阶级斗争虚无论等主张的有力回击。但是，莱博维奇立足于对马克思主义非整体性的批判，其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瑕疵或争议。

（一）主观主义研究方法背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莱博维奇在批判《资本论》的非整体性以及创建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更加强调主观主义的研究方法。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资本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主体，在不惜一切代价追逐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资本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加速了资本集中的进程。但是，在莱博维奇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实质性进步，无论是技术的改进还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全部都应该归属于雇佣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他甚至提出，资本主义扩张的直接目的不是出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或节约生产成本的需要，而是为了分化与瓦解工人。他的这一看法显然夸大了工人阶级的个人意志，带有主观唯心主义倾向，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形成背离。

莱博维奇认为，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揭示，不能解释资本主义持续存在的原因，也不能合理说明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趋势。马克思的生产力首要性理论已不合时宜，应该用人类需要的首要性理论取而代之。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因为在马克思的研究视野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属客观范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贯穿马克思经济学的主线，而莱博维奇从雇佣劳动个体角度论及的人类需要则属于主观概念。在探讨社会制度更替深层原因的问题上，以主观标准代替客观标准，实质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倒退。莱博维奇从整体性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的设想值得肯定，但是，在指责《资本论》中相关概念、理论或原理的非整体性缺陷时，他的主观主义的研究方法有待商榷。

（二）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具有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

莱博维奇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以需要的首要性理论为指导，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于无产阶级因为社会需求无法被满足而开展的阶级斗争。他的观点面临着如何理解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以及如何分辨真实需求与虚假需求等现实挑战。

国内外理论界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问题有较多探讨。根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统，大多认为在当下的社会条件下，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处于物化状态。如卢卡奇指出，无产阶级“被历史赋予了自觉地改造社会的任务”，他们必须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与资本的斗争中，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在超越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非常重要，这种“阶级意识不是个别无产者的心理意识，或他们全体的群体心理意识，而是变成为意识的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但是，由于现实生活中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分离，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仅出现分裂的迹象，而且还不得不屈从于物化的状态，即“在无产阶级自己的身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尚未被克服的力量”。

另外，真实需求与虚假需求的问题，对于理解莱博维奇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也十分重要。在继承卢卡奇物化思想的基础上，法兰克福学派提出了“虚假需求”的概念，如马尔库塞指出，“人类的需求总是受先决条件制约”，面临着“现行的社会制度和利益”的抑制。人类的需求作为一种历史性的范畴，必须对其真实需求与虚假需求进行区分。马尔库塞认为，什么是真实需求，什么是虚假需求，归根到底应该由每个人自己来回答。但是，在消费异化的社会背景下，由于人类的社会需求受到抑制，由于个人不能实现自治，以及被灌输或被操纵，他们永远不可能提供自己的答案。因此，现实社会的工人需求，无一例外都是被资本家人为制造出来的，属于虚假需求。

综上，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仍然无法摆脱物化状态、工人阶级的需求仍然属于虚假需求的前提下，如何能够指望工人阶级利用虚假需求进行阶级斗争？如何保证阶级斗争具有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性质？如何通过阶级斗争实现人的真正解放？面对上述疑问，莱博维奇的需要首要性理论无法提供合理的解释。因此，其以需要的首要性理论为核心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虽然不断强调工人阶级的需求和阶级斗争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其具体的改革方案，就会发现，他所做的一切努力，不过是在现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框架下寻求社会改良而已。

（三）工人阶级国家无法摆脱乌托邦式的梦想

莱博维奇呼吁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作为一个整体与资本家进行阶级斗争，认为整体的工人“并不是意味着把他们看成是一个人并且像一个人一样行动”，他们仍然是独立的、不同的和异化的个人，只是为了实现他们的需要而相互依赖。笔者认为，他的这一观点有空想的成份，如果雇佣工人面临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冲突的情况，他们利益的一致性与整体性如何保证？

莱博维奇探讨了阶级斗争的两种主要形式即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他对经济领域阶级斗争的关注，重点围绕着实际工资的多少、工作时间的长短、工作条件的好坏等展开，没有涉及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没有涉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改造，不能成为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手段，因为经济斗争“只是在反对结果，而不是在反对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不能体现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不是阶级斗争的唯一有效形式。相比经济领域的斗争，莱博维奇更强调政治领域斗争的重要性，认为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是互相促进彼此制约的关系：一方面，雇佣工人在与资本进行经济斗争的过程中，通过与他人的合作形成“已获得改造的人类”，从而“作为新社会的前提”，产生出政治斗争的新需求；另一方面，莱博维奇强调，从保证雇佣工人自我发展需要的角度看，政治斗争高于经济斗争，“自我发展的内容始终都大于物质生产过程”。莱博维奇在号召雇佣工人进行政治斗争的同时，仍然强调经济斗争，呼吁雇佣工人不能“放弃与资本的斗争并停止反抗工资水平降低的趋势”。但是，关于雇佣工人如何进行经济斗争、如何开展有效的政治斗争，以及如何正确处理好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莱博维奇未能提供更加详尽和具有操作性的分析。

莱博维奇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只有工人阶级的国家，让“工人不再依赖于资本。在工人掌握最高权力的国家里，直到工人不再认为资本是必须的，才能为资本扩大再生产提供便利条件”。他倡导通过政治斗争创建工人阶级的国家，并探讨了工人阶级国家的具体路径，包括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工人自治、施行政府分权、废除等级制度、推行普选制等不同的方案。笔者认为，莱博维奇关于工人阶级国家的设想，缺乏具体和明确的思路，他一方面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已经“被感染”，无法真正实现工人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又强调“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式，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为工人阶级的利益立法”，从而“使国家为雇佣工人的利益服务……成为工人阶级的代表”，他的这一系列主张，既未触动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又存在着自相矛盾、似是而非、远离实际的局限。 

[作者简介]:邰丽华，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栗瑶平，中国政法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