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莎·卢森堡群众罢工理论评析

贾伯鸿 王学东

【内容提要】 “群众罢工”是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为同无政府主义者的“总罢工”相区别而提出的概念。但是这一概念起初没有同革命联系起来。俄国1905年革命爆发后，罗莎·卢森堡及时总结俄国革命经验，提出了同革命密切联系的系统的群众罢工理论，将群众罢工理论提升到了新高度。分析卢森堡的群众罢工理论，可以明晰卢森堡在此问题上的辩证性和历史性思考，有助于理解卢森堡的社会主义思想并更加全面地认识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关键词】卢森堡 群众罢工理论 俄国1905年革命

罗莎·卢森堡是德国和波兰著名的社会主义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其群众罢工理论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深远。长期以来，国内研究者对卢森堡群众罢工理论的研究多从文本出发进行分析，在辨析卢森堡群众罢工理论同无政府主义者的总罢工理论的根本区别方面以及探讨卢森堡群众罢工理论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时代条件方面，都有所欠缺，有将卢森堡现代化、抽象化、西方化的趋势。事实上，卢森堡常常使用的总罢工和政治性群众罢工两个概念，都不是她首先提出的。最早使用总罢工概念的是无政府主义者，而第一个将其引入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亚历山大·洛夫维奇·帕尔乌斯（Alexander Lvovich Parvus）。但恰恰是卢森堡，而非无政府主义者或帕尔乌斯，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得到了历史进程验证的群众罢工理论，而后者的总罢工理论则早已湮灭在了历史长河之中。那么，卢森堡的群众罢工理论同此前出现过的总罢工理论有什么不同？卢森堡为什么能够在1905年革命中提炼出系统的群众罢工理论？本文将尝试阐明卢森堡群众罢工理论的内涵与演进过程，并对其作简要评析。

一、概念辨析：总罢工和政治性群众罢工

总罢工最早是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概念。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国家，因而他们所称的总罢工不是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手段，而是社会革命的手段。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不是通过夺取政权以获得改造社会的工具，而是希冀一举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所谓的“社会清算”。他们幻想通过一次全世界一切工业部门的总罢工就可以使资本主义社会彻底瘫痪，迫使资产阶级向工人投降。无政府主义国际在1873年日内瓦代表大会上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如果所有行业的工作都停止十天，现存的社会秩序就会解体。”恩格斯曾对这种思想进行过透彻的批判。他指出，无政府主义者设想的总罢工必须要有充裕的储金，但是“各国政府，特别是当它们因为工人放弃政治而得意洋洋的时候，决不会让工人的组织或储金达到这种水平；另一方面，政治事件和统治阶级的暴虐，将使工人早在无产阶级建立起这种理想的组织和筹集到这笔巨额的后备基金以前就获得解放。而且，如果无产阶级有了这些，也就无须绕着总罢工的弯路去达到它的目的了”。

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对待无政府主义总罢工的态度基本上是与恩格斯一致的。第二国际从来不否认在一个国家内发动群众罢工的可能性。1893年苏黎世代表大会就承认，“在一定情况下举行群众罢工，不仅在经济斗争而且在政治斗争中都能成为一种极其有效的武器”，但前提是要有“强大的工会组织和政治组织”。事实上，第二国际前期，马克思主义者也经常使用总罢工一词，但他们是在与无政府主义者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的，是将总罢工视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卢森堡指出，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设想的总罢工同无政府主义者所谓的总罢工，“只在名称和表面做法上”具有共同之处，其实“在政治上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前者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形势的产物，作为取得一定的政治效果的手段而在一定的国家或者只在一定的城市和地区举行的”。

为了明确表述这种与无政府主义者不同的罢工指导思想，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提出了政治性群众罢工的概念。1904年，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其中使用了“群众罢工”一词，并对总罢工和群众罢工作了区分，承认群众罢工是无产阶级的斗争手段。代表专门委员会作报告的罕丽达·罗兰-霍尔斯特(Henrieta Rolland Holst)在报告中更加明确地使用了“政治性群众罢工”一词，以区别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根本不同的罢工指导思想。此后，这一用语广泛传播开来，成为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论述罢工时最常用的词汇之一。但是，此时第二国际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只把政治性群众罢工视为服务于议会斗争的手段，而忽视了其重要的革命内核，即便是认可群众罢工是革命手段的考茨基，当时也仅仅将其视为“历史进程必然带来的遥远的未来的革命”，而不是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推动革命发展进程的群众运动。

卢森堡在俄国1905年革命中总结出了系统的政治性群众罢工理论。这一理论将群众罢工同革命关联起来，比第二国际先前的群众罢工思想更进了一步。卢森堡在论述政治性群众罢工时虽然仍在交替使用“总罢工”“群众罢工”“政治性群众罢工”这三个词汇，但是她所说的总罢工即政治性群众罢工，同无政府主义总罢工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手段，是通过群众罢工夺取国家政权进而进行社会改造的思想，而后者则是一举完成社会革命的手段，是所谓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清算”的思想，这是两者最根本的不同。

二、卢森堡群众罢工理论的内涵与演进

早在1902年比利时爆发群众罢工时，卢森堡就在与比利时社会党人埃米尔·王德威尔得（Emile Vandervelde）的争论中提出，“只有议会外的上街行动才能有所成就”，“只有总罢工——实际上开赴战场——才能取得某种成果”。俄国1905年革命爆发后，卢森堡先前的群众罢工思想随着革命的进程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演进，并最终形成了系统的群众罢工理论。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革命初期是理论雏形形成阶段；革命二次高潮到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代表大会是得到全党确认阶段；卢森堡亲赴俄属波兰参加革命之后是理论系统化阶段。

（一）理论雏形形成

在俄国革命爆发的初期，卢森堡通过对革命中的重大事件的分析，得出了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观点，形成了群众罢工理论的雏形。1905年1月下旬，在彼得堡工人罢工的感召下，俄属波兰多地工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总罢工，声援俄国革命。卢森堡随即发表《总罢工》《俄国革命》《在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等几篇文章，初步概括了俄国和波兰工人罢工运动的经验。在这些文章中，卢森堡指出，波兰和俄国爆发的大罢工“是一场人民起义，不是武装起义，而是以罢工的形式发生的起义”，其最重要的特点是“运动是完全自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场运动与党无关。她强调，俄国革命表面上是“没有计划、盲目的起义”，但实则是社会民主工党鼓动的结果。党应该站在罢工的前列“鼓动革命的思想，鼓动公开的街头斗争，鼓动无产阶级起来反对沙皇”。卢森堡深入分析了俄国和波兰群众罢工中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关系，指出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使“形式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变成了有意识的无产阶级革命”，俄国的政治罢工是由经济罢工引发的。

卢森堡高度评价了群众罢工的意义，认为工人阶级发动的罢工是“迄今为止任何现代革命都没有的致命武器”，是无产阶级作为独立阶级战斗的初始阶段。卢森堡批评了波兰社会党试图劝告工人停止罢工的行径，指出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越来越成为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而工人阶级当前的利益就是罢工。卢森堡还初步修正了以往关于总罢工的观点，提出群众罢工既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设想的总罢工，也不是工会领导人设想的示威性罢工，而是“一个阶段，是直接斗争的一个阶段”，是向革命的过渡。卢森堡还指出，俄国并不具备高度发达的工会组织和充足的工会储金，但仍然进行了一场模范的罢工运动。

（二）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确认

1905年初夏，波兰王国的罗兹地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总罢工，掀起了新的革命高潮。同年8月，卢森堡赶赴克拉科夫，领导波兰党的革命活动。当时波兰王国是受沙俄统治的，俄属波兰的革命活动是俄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卢森堡以德国党的理论家、波兰党的领导人和俄国革命的直接参与者的三重身份，细致地观察了俄国革命各方面的情况，对革命初期形成的群众罢工理论雏形进行了总结和理论化。

190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代表大会是在俄国革命如火如荼的背景下召开的。卢森堡代表波兹南等三地区出席代表大会，作了精彩的长篇发言，批驳了修正主义者的谬论，并在群众罢工爆发的原因、党的作用、群众罢工与革命的关系、群众罢工与工会组织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观点。

卢森堡首先驳斥了修正主义者关于党和工会之间关系的谬论，指出他们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卢森堡指出，在党的政策和工会的实践之间确确实实存在着不一致，“这就是那被少数领导人‘修正了的’观点与工人群众健康的革命观点之间的分歧”，修正主义者忽视了俄国革命的伟大经验。

卢森堡接下来着重分析俄国革命问题并论述群众罢工理论。卢森堡强调，修正主义者对总罢工所提出的质疑已经被俄国革命的经验所推翻，群众罢工是“伟大的自发的”，“我们的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见的由演进突变为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但群众罢工不只是自发的运动，其本身更是党长期鼓动的结果。卢森堡指出，赞成群众罢工并不意味着党要放弃组织和教育群众，相反党正在做“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的工作，但是对党来说“组织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教育工作中的革命思想”。同时，并不是有了完备的组织才能发动群众罢工，“认为在斗争之前非得先有强大的组织不可，这完全是一种机械的非辩证的观点”，相反组织将会在斗争中诞生。卢森堡进一步提出，群众罢工是和革命直接相关的。她说，社会民主党人“根本用不着像科隆的工会领导人那样小心谨慎。工会不应当成为目的本身并因而成为工人的活动自由的障碍”。

在卢森堡等人的努力下，耶拿代表大会通过了承认“广泛地运用群众性罢工”是工人阶级行之有效的斗争手段的决议。虽然在卢森堡看来，倍倍尔在大会上提出的决议案还不能“被赋予革命的意义”，但这至少标志着党的领导人站在了左派一边。卢森堡在给友人的信中高兴地说，耶拿代表大会上的讨论说明政治性群众罢工被党视做一种革命群众阶级斗争的形式，大会通过的决议完全实现了左派的意图。

（三）理论系统化

1905年底，卢森堡不顾考茨基等人的劝阻，亲自赶赴华沙领导波兰党的革命工作。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后，沙皇政府加紧了对革命者的逮捕和迫害。1906年3月4日，卢森堡遭沙皇警察逮捕入狱。她在狱中仔细思考了如何更好地从理论上总结俄国革命经验的问题。逃出华沙后，卢森堡完成了在狱中已撰写了一多半篇幅的《群众罢工、党和工会》小册子，系统地阐述了她在耶拿代表大会的发言中论述的群众罢工理论，为德国工人群众解读俄国革命的经验。

卢森堡充分肯定了恩格斯1873年对巴枯宁主义总罢工思想的批判的意义，同时指出：“现在，俄国革命对上述论据作了彻底的修正。它在阶级斗争的历史上第一次壮丽地实现了群众罢工思想以及总罢工本身，从而开始了工人运动发展的一个新时代。”卢森堡强调，俄国革命使社会主义者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罢工的旧的立场作彻底的修正，但“这么做时获得胜利的仍旧只是以新的形式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方法和观点”。

卢森堡阐述了她提出的群众罢工同无政府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设想的总罢工的不同，指出无政府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观点都是立足于“抽象的、非历史的观察”的。她强调，所谓“整个现代工人运动只是一小撮没有良心的‘破坏分子和煽动分子’人为地、随心所欲地搞出来的”的警察理论，无法解释俄国爆发的“真正的群众罢工”。“群众罢工不是人为‘制造’的，不是凭空‘决定’的，不是‘宣传’出来的，它是在一定的时刻以历史的必然性从社会状况中产生出来的历史现象。”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不是从意愿的立场出发对群众罢工作主观判断，而是从历史必然的立场出发对群众罢工的根源进行客观考察”。

卢森堡从四个方面系统论述了群众罢工理论。第一，在群众罢工的定义方面，卢森堡论述了群众罢工的产生和性质。她指出，群众罢工“是自发地产生的”，“是无产阶级群众的运动方式，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斗争的表现形式”，它不是“一次单一行动”，而是“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之久的一整个阶级斗争时期的标志和集合名词”。同时，卢森堡强调，在群众罢工中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是密不可分的，它们“远远不像学究们的模式所主张的那样彼此截然分开”，而是构成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彼此密切相连的两个方面。它们的统一体就是群众罢工”。

第二，在群众罢工和工会组织的关系方面，卢森堡批驳了修正主义者只有组织完备才能发动罢工的观点，指出群众罢工并不像德国的工会领导人所理解的那样必须是工会组织“足够强大”时的产物，“工会领导人的这一理论完全是一种空想”。卢森堡强调，不是工会组织产生群众罢工，而是工会组织“在斗争中才能使自己长期存在下去”。她随后以反社会党人法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越战越强为例论证了这一观点，指出无产阶级的组织“在斗争中经受考验并从斗争中重生”。

第三，在党和群众罢工的关系方面，卢森堡论述了党与群众罢工的内在关联。她指出，虽然“自发性因素”在俄国的群众罢工中起着重要作用，但这只说明“革命不是靠训导可以学会的”，而并不意味着群众罢工同党毫无关系。卢森堡认为，群众罢工是社会民主党多年鼓动的成果，“社会民主党在这以前所做的教育工作愈是强有力，那么这种情况就来得愈是迅速、愈是势不可挡”。在罢工过程中，社会民主党人要站在运动的最前列，领导运动并利用运动本身进行鼓动。她强调，虽然群众罢工是自发的，但党“不能听天由命地……等着那种自发的人民运动从天而降。相反，它永远都应走在事物发展的前面，并且努力去加速这种发展”。

第四，在群众罢工和革命的关系方面，卢森堡论述了二者的相互作用。她指出，俄国革命说明“群众罢工是不能同革命分离开来的”，群众罢工“是以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之间不停的互相影响为基础的，而这种互相影响恰恰又是由革命时期决定的”。卢森堡分析了群众罢工的产生过程，提出“革命首先造成一些社会条件，使经济斗争可以直接转变成政治斗争，这种转变就通过群众罢工表现出来……实际上，不是群众罢工产生革命，而是革命产生群众罢工”。

《群众罢工、党和工会》是卢森堡第一次系统阐述其群众罢工理论的著作，标志着卢森堡群众罢工理论的最终完成，此后她关于群众罢工的论述始终没有超出这本小册子的框架。正如卢森堡的战友保尔·弗勒利希（Paul Frlich）所说，这本小册子“生动地描绘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力量之间的伟大斗争”，“将关于政治罢工的讨论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三、卢森堡群众罢工理论评析

罢工作为工人斗争的一种手段早已有之。最初的罢工基本上都是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经济罢工。此后又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追求某种政治目的的政治罢工，如争取选举权的罢工、反对战争的罢工等。这些罢工都是为了实现有限的政治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例如比利时的工人就通过罢工争得了有限的选举权。无政府主义者的总罢工则既不属于经济罢工也不属于政治罢工，而是幻想一举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清算”的手段。

不论是经济罢工、政治罢工还是无政府主义的总罢工，都未能与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联系。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的目标都是有限的、近期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实现的。而无政府主义的总罢工虽然言辞相当激进，宣称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但终究只是空想。卢森堡提出的群众罢工理论，第一次将政治性群众罢工同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这是卢森堡的群众罢工理论的独到之处。此外，卢森堡的群众罢工理论还有两个重要特征，用她自己的话来归纳，就是这个理论并非“抽象的、非历史的”，而是辩证的、历史的。

（一）卢森堡群众罢工理论的辩证性

与修正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抽象对待群众罢工问题不同，卢森堡始终坚持以唯物辩证的方法来对待群众罢工问题，形成了富有辩证性的群众罢工理论。笔者认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群众罢工急剧性与长期性的关系；群众罢工和日常斗争的关系；自发性与党的领导的关系。

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辩证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内容。卢森堡运用两点论和重点论分析了群众罢工急剧性和长期性的关系。她将俄国1905年1月的罢工比作“电击”“闪电”“暴风骤雨”，承认群众罢工爆发的急剧性，指出“一切迟滞的雾气和缓慢酝酿的停滞蒸汽，都突然被无产阶级的雷雨驱散了”。但是，卢森堡重点强调了群众罢工的长期性。她指出：“只有毫无头脑的人才会期望，只要按照无政府主义的公式仅仅搞一次‘坚持到底的’总罢工就能一举消灭专制主义。”卢森堡详细分析了俄国1905年革命的情况，论证了群众罢工的长期性，指出了群众罢工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联，“如果认为群众罢工只是一次单一行动，那就完全错了。相反，它是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之久的一整个阶级斗争时期的标志和集合名词”。

一分为二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又一重要内容。毛泽东指出：“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无政府主义者只推崇群众罢工而完全否认社会民主党的日常斗争，而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者又将日常斗争推崇为唯一手段，将群众罢工视为为其服务的工具。卢森堡则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这一问题，既强调了日常斗争的重要性，又将群众罢工提升到了应有的高度。她认为，日常斗争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工人阶级的唯一手段，“社会民主党的真理是完整的，它强调要做当前工作及其绝对必要性，同时把重点放在对这种工作进行批评并指出其局限性”。这与修正主义者一味强调日常斗争是截然不同的。同时，与无政府主义者不同，卢森堡将群众罢工与日常斗争结合起来。她强调，群众罢工“成了为争取政治权利而进行的政治斗争的最强大的武器”，劳动人民“正是为了争取这些政治权利和条件而进行革命斗争的”。

唯物辩证法认为，偶然性和必然性是揭示客观事物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趋势的一对范畴。卢森堡运用唯物辩证法关于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观点处理群众罢工的自发性和自觉性的关系。在卢森堡看来，群众罢工爆发的瞬间是偶然的、充满自发性的，但群众罢工是有其必然性的，作为群众运动的一种形式是自觉的。卢森堡指出，社会民主党坚持不懈的宣传和鼓动是罢工能够爆发的深层原因。彼得堡总罢工“近因完全是偶然的，甚至是次要的，它的爆发也是自发的；但这次运动的实现却表明了社会民主党多年鼓动的成果”。卢森堡强调，群众罢工的技术方面和内在机制是自发的，而社会民主党则应将自发的群众罢工转化为自觉的阶级斗争。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要在革命时期也承担政治领导”，“要使现有的和已经迸发、已经行动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全部力量在斗争的每一阶段和每一时刻都有用武之地”。

（二）卢森堡群众罢工理论的历史性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卢森堡的群众罢工理论也不例外，也是时代条件的产物。正是时代条件的变化和卢森堡对这一变化的历史考察和深刻把握，使得卢森堡群众罢工理论具有了现实性和可能性。

时代条件的变化是卢森堡群众罢工理论形成的直接背景。第二国际早期，垄断资本主义还没有形成，资本主义还处在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这时社会民主党人强调开展议会斗争，避免同资本主义发生直接冲突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到了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国家间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愈发严重，国内矛盾和争夺殖民地的矛盾日益加剧且日益表面化。卢森堡以历史的眼光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群众罢工理论，为无产阶级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革命斗争提供了有力武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就是把卢森堡的政治性群众罢工思想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的方向。后来的事件也证明了这一点。

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和阶级力量的增强也是卢森堡群众罢工理论的重要背景。群众罢工作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手段，在俄国1905年革命中发挥出了巨大威力，并被1906年汉堡工人的罢工所验证。这为卢森堡的理论提供了实践来源。同时，无产阶级阶级力量的增强给予了群众罢工理论以现实可能性。以卢森堡主要论述的德国和俄国两国为例，德国社会民主党自1890年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党的力量得到了快速发展，能够影响和动员数百万工人群众。而俄国虽然资本主义发展较晚，无产阶级的人数占比明显低于西欧国家，但俄国无产阶级主要分布在大城市，集中程度高，组织性、纪律性较好，能够迸发出巨大的力量。例如当时俄国最大工厂之一的普梯洛夫工厂就有上万名工人。在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期间，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都冲在革命第一线，以罢工等手段率先向沙皇专制政府发动攻击，从而引发了全国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最终导致沙皇专制制度崩溃。

四、结语

虽然卢森堡的群众罢工理论在当时并未能得到第二国际的赞同，但它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卢森堡在阐述政治性群众罢工理论时是聚焦俄德两国的，而验证这一理论的也是俄国和德国。在俄国，1917年1月，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罢工和示威游行，成为二月革命的先导。二月革命中，俄国数十万工人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总罢工，并立即转变为武装起义，最终推翻了沙皇专制政权。在德国，1918年11月，在基尔水兵起义的带动下，柏林数十万工人和革命士兵响应斯巴达克派的号召，举行总罢工和示威游行，并迅速转变为武装起义，一举推翻了霍亨索伦王朝。虽然俄德两国面临的情况不同，主导罢工的政治力量也不同，但事实是，在这两个国家，群众罢工在危急关头都迸发出了巨大的力量，验证了卢森堡的理论设想。

100多年后的今天，回首卢森堡在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阐述的群众罢工理论，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理论并非完美无缺。卢森堡在论述群众罢工的爆发和发展时，确实有过高估计群众的自发性和能动性的倾向，这一点在德国十一月革命中也有所体现。但是，卢森堡的理论核心是主张社会民主党将议会内外的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关注革命形势下自发的群众罢工并加以引导，将其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就这一点而言，卢森堡的群众罢工理论推翻了修正主义者“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谬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贡献巨大。

[作者简介]：贾伯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学东：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