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国际对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捍卫与局限

蔡青竹

[摘 要]社会结构理论是马克思展开社会批判、发现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基础。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该理论展开了进一步的阐释和推进。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在与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作斗争、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新现象的过程中，也形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社会结构思想，主要体现在对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唯物史观基础的捍卫和对该理论思想成果的巩固上，尤其是凸显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复杂关系和对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和起源的深度挖掘。然而，第二国际理论家们也存在对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进行简单化理解的严重局限。

[关键词]第二国际；社会结构；发展；局限

马克思从社会物质生产出发破解社会结构之谜，紧紧抓住社会存在的基础性领域与其他领域的互动模式，深刻揭示出社会结构的内在矛盾和发展动力。然而，作为马克思思想大厦的根基，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自诞生以来，也一直受到资产阶级学者的各种攻击和质疑。时代的变化，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重任提到了首位。为了反击各种错误思潮或修正倾向、维护马克思思想的科学地位，更是为了运用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新变化、指导现实的革命斗争和社会建设，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延续晚年恩格斯对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新发挥，坚持和论证自己所认可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在运用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与指导具体的革命斗争和社会建设的过程中，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形成了各种富有特色的社会结构思想。而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环节，第二国际时期的经验得失，为我们今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样本。

一、捍卫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唯物史观基础

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随着新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开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内部出现了工人贵族阶层以及他们的思想代表——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批判工人运动中的错误思潮，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在思想领域内的首要任务。^[1] 应该说，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们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现象的认识中、在与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的过程中传递出了捍卫唯物史观的坚定立场。

（一）评价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新变化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是资本主义时代发生大转折的时期，这种大转折首先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巨大变化表现出来。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产业革命推动生产力迅猛发展，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又推动了已经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为资本主义的垄断所代替。经济上的变化也导致政治生活中的变化，少数工人阶级上层分子蜕化为工人贵族，一部分破产的小资产阶级落到工人队伍中。

对于时代的变化，第二国际理论家试图予以理论上的说明。普列汉诺夫较早地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垄断问题的出现，他认为垄断不是人为的偶然现象，而是工业发展的自然结果。他将托拉斯的发展与生产的社会管理区别看待，认为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在缺乏准备的情况下，前者给社会带来的危害远远超过它带来的益处。拉法格通过撰写《交易所的经济作用》、《美国的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与政治意义》更加实际地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现象。他从大量的统计资料中，得出了垄断资本的统治必将成为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主宰的结论。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垄断趋势相联系的后果，是阶级剥削的加剧、工人阶级与整个社会所遭受的政治压迫的加强。考茨基则将新时代情况的变化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联系起来，提出了“革命中心东移”的预言。遗憾的是，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没能将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现实地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新阶段的考察中。他们没能揭示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仍旧停留于马克思恩格斯已发现的工业垄断现象上。相应的，由于对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没有足够敏感，第二国际理论家们也未将修正主义同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联系起来分析，只是将修正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一般渗透，从而失去了对修正主义进行彻底肃清的机会。

（二）批判工人运动中的各种错误思潮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工人运动内部的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思潮，无论形式如何、口号何许，总是包含着对唯物史观的各种非难。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哲学基础。面对资产阶级学者对唯物史观的多种曲解和贬低，第二国际理论家们进行了逐一反驳。

针对法国工人运动代表思想家让·饶勒斯否认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错误观点，拉法格指出，饶勒斯强调的“正义”、“博爱”的思想，不是人们的头脑固有的，而是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将这些道德观念视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实际上是唯心史观的表现。人们只能在经济环境中找出社会进化和革命的基本原因。^[2]针对将资产阶级攻击唯物史观是少数人的“杜撰”、“剽窃”的责难，梅林强调，唯物史观的产生有其主客观条件。唯物史观作为“历史的唯物主义和历史的辩证法的有机结合”，是马克思恩格斯毕生工作的结晶和依据。面对资产阶级将唯物史观冠以“任意的历史结构”、“死板的公式”以否定唯物史观的科学性的错误，梅林鲜明地指出唯物史观是“研究人类发展过程的科学方法”，而不是“封闭的、以最后真理为终点的体系”。人类社会是复杂多变的，因此研究人类历史不应带有任何的预定和假设，滥用唯物史观作为历史模板只会在实际中走向唯物史观的反面。梅林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认为反倒是唯心史观认为人必需先通过哲学才能达到经济的假定，“才是显然‘最任意的’预先假定。”^[3]关于资产阶级评论家将历史唯物主义歪曲成经济史观的诽谤，梅林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区别出发，指出人类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有激情的。马克思主义重视人的意志、观念，但更加重视人的意志、观念从何而来。马克思主义认为，观念“是社会生产过程的产物”，人类精神是“随着物质生产并和物质生产一同成长的”^[4]，物质生产方式对精神生活过程起着决定作用。面对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庸俗进化论”，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纷纷同这股社会改良主义进行了思想斗争。拉布里奥拉认为，庸俗进化论打着达尔文进化论的旗号，实际上是滥用类比和匆忙下结论。拉法格也认为资产阶级思想家从达尔文思想中引出的是反科学的结论。普列汉诺夫指出，“经济几乎永远不会自然而然地取得胜利……而是永远必须通过上层建筑，永远必须通过一定的政治制度”，“为了保障经济的利益，政治斗争是必要的”^[5]。普列汉诺夫还从辩证法的角度论证了通过革命推动社会发展的必然性，“逐渐积累的数量变化，最后转变为质的变化。这些转变是以跳跃来完成的，而且不能以别的方式完成”^[6]。最后，面对俄国国内民粹派无视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企图用秘密活动推动社会发展的错误，普列汉诺夫指出这同样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社会的发展决定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于其内部的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民粹派单纯从主观愿望出发，忽略现实国情，在理论上毫无根据，在政治上极端错误。

资产阶级学者及工人中的机会主义派别在贬低或忽视唯物史观的同时，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鼓吹形而上学的折中主义。新康德主义阵营的伦理社会主义批评唯物史观关于物质与意识关系的理解，认为现象与自在之物之间并不是同一的，纯粹的唯物主义跟纯粹的唯心主义是同样唯心的东西，因为“两者都直截了当地假定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7]。过分强调物质因素的作用，容易受到宿命论和独断论的影响。伯恩施坦认为，晚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上层建筑作用的重视，表明唯物史观经济色彩的减弱。从这一结论出发，他更加走向了对唯物史观的多元论、折中化理解。梅林看到了新康德主义的危险性，指出将观念力量看作社会进程的“原动力”，用伦理因素代替经济因素，丝毫无助于对社会主义的论证。新康德主义表面上强调主体能动性，实际上并未摆脱抽象认识论。马克思恩格斯肯定各种上层建筑因素对社会历史的作用，但他们始终坚持物质因素对精神因素和思想力量的决定作用，这才是真正的唯物史观一元论。

折中主义的另一种表现，是机械理解社会构成的历史因素论。这种观点认为，历史中的各因素都是等价的，它们之间只有相互作用，不存在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拉布里奥拉认为，“因素论”是一种打着全面看待社会的幌子，而机械地把社会各种不同方面结合起来的错误见解。^[8]拉布里奥拉提出，社会是一个多结构、多层次发展的复杂系统，其中，劳动力和劳动工具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第一层次；社会经济结构是第二层次，它直接规定着社会成员的全部其余的实际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在历史过程中不同形式的发展；阶级、法律、国家和道德是第三层次；第四层次是艺术、宗教和科学等。^[9]拉布里奥拉的社会生活四层次理论较为充分地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尤其坚持了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对社会基本结构划分的层次性，有利于避免在探讨社会结构问题上容易发生的机械决定论思维。同样的，为了反对因素论的简单化倾向，普列汉诺夫从马克思对社会基本结构的经典表述出发，提出了自己对社会结构内在关系的理解。他将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具体化为生产力、被生产力所制约的关系、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及一部分由经济所直接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心理和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社会思想体系。^[10]普列汉诺夫认为，许多理论问题没解决，正是对社会结构没有弄清楚。社会结构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他提出的五项式理论，是对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进一步深化。

二、巩固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思想成果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同实践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随着实践的进步，马克思主义也会不断得到新思想、新力量的注入。继恩格斯之后，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们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出发，考虑和回答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所提出的具体问题，形成了一系列有益思想成果，丰富和巩固了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

（一）强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复杂关系

十九世纪末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相互作用突出了，而这个问题，也恰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社会结构理论时由于突出重点的需要而相对忽略了的问题。晚年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中展示出来的辩证思想，给了他的学生们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考茨基在阐发恩格斯关于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只能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去理解时，试图具体阐明各种“中间环节”的作用。他认为法律能够“尽可能减少经济机构中的摩擦所造成的阻力”，而思想是“社会进步的媒介物”，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并不像乍一看到的那样简单”。首先，考茨基多次谈到要对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作广义理解。他认为，不仅仅是一定的材料和工具才能算是物质生产力，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本身，而一定种类的劳动纪律、组织、知识等等，也属于物质生产力。^[11]人的生产力是无法替代的。生产方式的理解也是一样。考茨基认为，生产过程的物质方面和社会方面，是在不断的相互作用中彼此制约的。其次，考茨基提出要对经济因素的内容准确理解。当时，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攻击马克思主义是小市民的牟利主义，考茨基为了驳斥这种污蔑，提出要把经济动机和经济条件、经济利益和经济发展区分开来。他指出，唯物史观讲的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而不是人们行为的动机。^[12]然而，当考茨基把上层建筑的内涵也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去理解时，他似乎走到了社会结构理论的反面。考茨基认为，在个别现象中，无论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还是其他性质的，它们在某些关系中是基础，而在其他关系中则是上层建筑。^[13]也不能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彼此经常处在因果关系之中，它们只是在不断的相互作用中彼此影响。考茨基对于社会结构构成要素的性质和作用的理解走向了相对主义。

拉布里奥拉认为，对社会历史的结构的分析，必须从坚实的论点出发，这个论点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从这一前提出发，必然得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因素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的决定性因素的结论。同时，不能对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作形而上学的歪曲，如经济唯物主义把经济基础当作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就是一种非常粗糙的、直线式的表达。经济基础与社会意识形式不是单纯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各种社会意识形式对经济基础还具有反作用，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拉布里奥拉的“社会生活四层次理论”认为，国家、法和道德是由经济关系直接决定的，而艺术、宗教和科学这些思维和想象的创造物，是由经济关系间接决定的。社会意识也是社会生活的真实组成部分，正如“没有一个历史事实不是依赖于作为基础的经济结构的种种条件而产生；同时，也没有一个历史事件不是以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为先导的，由它相伴随和由它所跟随的。”^[14]拉布里奥拉认为，在社会有机体中，政治、经济、思想、社会、心理因素都是起作用的，且这种作用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表现出来。拉布里奥拉第一次把“社会心理”这一概念引入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他说：“为了从构成基础的结构过渡到一定的具有各种各样形式的历史过程，必须求助于概念和知识的综合。由于找不到另外的术语，我们把这种综合称为社会心理学。”^[15]这样，拉布里奥拉便首先意识到，社会心理是社会结构生成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普列汉诺夫认为，如果“谁要想证明自己是这种方法（唯物史观）的名副其实的信徒”，那他就应当“竭力弄清楚这种存在决定意识事实上是怎样发生的”^[16]。关于社会结构内在联系的复杂性，普列汉诺夫既承认社会结构诸层次之间的直接联系，如部分社会心理“由经济直接决定”，又认可它们之间的间接联系，如“经济关系”和“思想体系”之间的关系需要通过“社会心理”为中介。关于社会结构内在联系的规律性，普列汉诺夫既承认社会结构诸层次之间的决定性，如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政治上层建筑、政治制度对社会心理、社会心理对思想体系，又重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社会心理对政治制度、思想体系对社会心理的反作用。在普列汉诺夫看来，社会结构多要素间的相对稳定关系，绝非完全适合，而是对立统一。他特别强调了政治对于经济的积极作用，认为政治权力对生产关系的巩固和改变起着巨大的能动作用。普列汉诺夫还尤其看重社会心理对经济、政治发展的反作用，提出“心理进化先于经济革命”的命题，因为经济关系的变化必然反映在人们的心理上，而心理的进化必然发生在经济革命之前。^[17]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将社会意识形态区分为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两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要素系统，反映出他对社会心理 的特别关注。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思想贯穿了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始终强调社会结构的客观性，二是始终强调社会结构是一个由多层次和众因素构成的“复杂体系”，三是始终强调社会心理在社会存在与思想体系之间的中介作用。

（二）揭示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及其起源

关于意识形态的具体结构和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已做过深刻分析。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们在已有的理论基础上，对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及其起源进行了具体阐明。他们认为，根据对经济关系的依赖程度和相对独立性的强弱，意识形态是有层次的，而处于不同层次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原因也不尽相同。

拉布里奥拉认为，以往的社会结构理论总是把庞大复杂的社会机体分解为简单的构成部分，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原则。首先，从经济基础向意识形态过渡的过程是非常微妙、曲折的。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人们产生的一定倾向的思想、信仰、观念和原则等，会进一步上升为教条和体系，并经过抽象化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其次，“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批判的工具和赋予现代社会经济结构以法的形式的工具，有着不同的来源”^[18]，与经济基础的相关度也不一样。拉布里奥拉把“预先的打算、政治方案、活动计划、法的体系”称作与社会直接相关、对它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一层级，把科学、艺术、宗教看作是在第一层级的基础上派生的第二层级产物，认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对自然的复杂依赖关系，和国家、法、道德等现象有重大差别。拉布里奥拉还考察了意识形态的一些具体历史形式的起源，关于法律，他认为自然法的产生不仅有其阶级基础，还同罗马法和古希腊哲学有关系；关于道德，他认为道德在不同的生活条件下具有多样的形式，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人的道德是同他的阶级地位相适应的；关于科学，他认为科学探索的起源，与人类自身的实际生活需要密切相关，是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而并非是理性概念的自我发展。拉布里奥拉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都认识到了这种复杂、多元和被中介了的社会思想文化问题。

普列汉诺夫对意识形态的划分更加精细。首先，他把政治、法律列入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第一序列，把科学和道德列入第二序列，把哲学和艺术列入最高序列。普列汉诺夫认为，在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上，道德是在人们现有的关系基础上产生的，并非与宗教信仰相联系。关于艺术的起源，他认为艺术并不总是与经济相联系的，两者最密切的联系仅存在于人类社会的第一阶段。而这些意识形态按照发展的成熟度，又可以分为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两类。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的初级形态，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的高级形态。其次，他认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要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其他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意识形态的发展不能简单套用经济关系的发展公式。在这里，普列汉诺夫将马克思恩格斯所指的由经济关系决定的社会意识，扩展到包括所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的一切成体系的思想范畴；而将本来意义的社会意识，局限在哲学、政治、宗教、法律、伦理等传统意义的上层建筑。普列汉诺夫的这种重新概括和区分，有利于从更多的角度去认识和说明社会结构要素结合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普列汉诺夫还论述了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的相互关系，他指出，社会心理是思想体系的根源，两者是反映和被反映、综合和被综合的关系。

三、阐述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时的简单化倾向

第二国际一些理论家的理论活动，为唯物史观在欧洲各国的广泛传播和深入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也都有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良好愿望。但是，在回答新时代所提出的问题时，在对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进行丰富和发展时，他们则显得过于保守，最终走向了教条主义。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们对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简单化认识，是与他们对唯物史观的片面化理解分不开的。

（一）将历史唯物主义降低为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

无论是正统派还是修正主义者，他们在论及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内容时，使用最多的一个术语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但是，当他们在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时，却出现了对唯物史观基本概念的模糊化。他们非常肯定地把经济看作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至于经济是什么，却没有特别明晰的论述。例如拉法格在谈到生产方式时，所指的仅仅是生产工具和生产技能，而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在这样的理解基础上，他们将包含了基本原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仅仅降低为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

在考茨基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以事实为根据的科学方法。首先，考茨基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他认为，资产阶级的历史观要么“只承认适用于任何社会的一般自然规律”，要么“根本否认在社会中有任何自然规律性”。与这种极端历史观不同，唯物史观既探究特殊，也探究一般，将支配每一阶段的特殊规律与每一阶段及其他阶段的共同之处统一起来，从而达到了科学与历史的统一。但是，考茨基对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性的把握仅仅是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的。考茨基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逻辑上是科学的、客观的和自由，并没有价值判断。唯物主义是“嵌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方法”之中的。而这种“方法”包含了考察事物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原理必须遵从事实”。正如列宁所言，“原理并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研究的最终结果”^[19]。第二个阶段是“从事物的运动变化中，产生消灭中，从它们的总联系中来研究它们”。这两个阶段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在考茨基那里，从最终的意义上来说，唯物史观及其科学性的理论根基，就在于方法论上的唯物主义。他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解为“建立于纯粹科学之上的应用科学”，“这种方法只不过是一种研究的工具”^[20]。由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证化、科学化取向，考茨基抛弃了唯物史观的哲学内涵。而且他认为，正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哲学，是经验科学，所以它可以与其他“任何一种使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的世界观合得拢，或者至少与它不发生合不拢的矛盾”^[21]。因此，对于当时流行的用马赫哲学“补充”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于新康德主义者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用康德哲学“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做法，考茨基都是大为欢迎。

梅林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也是沿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理解的进路展开的。^[22]不过，与考茨基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强调事物的横向联系不同，梅林更加突出“历史” 、更加重视事物的纵向发展。梅林认为，考茨基主张的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是将自然规律机械地转用于观察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而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超越了费尔巴哈又回到了黑格尔”，从而将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区分开来。梅林对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区分是清楚的，但是他对方法的理解，同样具有强烈的实证主义色彩。他认为“拉法格完全正确地指出，马克思给我们的历史方法不是表现为带有公理、原理、系论、辅助定理的学说”^[23]，“因此凡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的人都应当在实验中检验自己的方法”^[24]。

（二）对经济事实与人的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的忽视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偏差，导致了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对修正主义的认识模糊，导致他们在应对社会发展现实问题时的准备不足。尽管他们避免了像经济决定论那样对每一种社会现象直接做出经济的解释，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经济事实与人的实践活动之间的辩证关系。好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各种关系、结构、体制和意识具有独立人格，能自己运动一般，在不知不觉中，就把历史变成了没有现实的人出场的结构运动。

前文已经提到，拉法格在批判让·饶勒斯的“正义”、“博爱”发展观时，强调了经济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他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经济因素，思想变化的根本原因也存在于经济条件的变化中。这种解读是符合马克思社会结构思想的。但是，在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时，拉法格将人的因素相对轻视了。拉法格承认是人创造了历史，但历史结果是由经济因素来决定，而非人类本身。然而，在马克思那里，无论是经济还是思想，人们的实践力量都是不容忽视的。

普列汉诺夫在认识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时，也有公式化倾向，常常抛弃了实践的思维方式，在说明认识的主观能动性时存在直观性，从而停留在一般唯物主义的层次上。这一点可以从他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评价中看出来，他说：“……你要是愿意的话，也可以说马克思的认识论实际就是费尔巴哈的认识论，只不过因为马克思做了天才的修改而更加深刻化罢了。”^[25]从中可以看出，尽管普列汉诺夫对唯物史观的发现给予了很高评价，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看法是有重大缺陷的，他没有认识到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忽略了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实践特征。

同样的，梅林也认为唯物史观仅仅是在形式上区别于先前的唯物主义，问题仅在于二者所在的“领域”不同。由于将历史与自然的截然分离，梅林对唯物史观的解读便只能依循现代形而上学的主要代表——费尔巴哈的理论框架了。梅林尊重辩证法，但他更看重经验实证知识，“费尔巴哈否认一切哲学……对于这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完全同意的……”^[26]。对辩证法原则的忽视，导致梅林在用唯物史观分析相关社会现象时不能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在说明经济对意识形态的影响时，梅林往往略过了政治的、法律的及道德观念的中间环节。他不善于充分揭示社会生活现象的复杂的相互作用。但事实上，唯物史观非常尊崇联系的原则，要求在客观社会历史关系中对社会现象进行全面考察。

梅林忽略了辩证联系的原则，也缺乏科学实践的观点。考茨基更是这方面的典型。他把社会发展的强制性摆在首位，认为经济的发展会自然而然地带来革命，从而弱化了工人阶级的革命作用，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宿命论”。他把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形容成“在理论上尽管承认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实践上却完全不加理睬”^[27] 的行为，认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不具有实践意义，人们要做的事情只是静观和等待客观物质条件的自然成熟，从而犯了把“两个决不会”的原理教条化的错误。

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态度有主客观因素。从主观条件看，当时是马克思学说的经济方面被提到首位的时期。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顺序大都以经济思想为突破口，相对而言，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不甚熟悉，同时自身的哲学信念已经相当固化。他们在哲学世界观转变上的不彻底，也是可以理解的。从客观环境看，从整个时代的大背景看，进行合法斗争还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任务，对暴力革命的忽视已成为当时工人运动中的普遍倾向。这种世界观上的缺陷和现实条件的约束，导致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毫无例外地将社会结构的矛盾动力绝对化，并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对时代交替缺乏应有的敏锐。在急剧转换的时代篇章中，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们由于自身理论准备的不足，在实际上受到了实证主义、进化论思想的严重侵蚀，在与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败下阵来。相比之下，列宁正是在第二国际内部分裂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他接过了实事求是地分析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大旗，他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对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国际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弄清具体的经济事实；在解决一切殖民地和民族问题时，不从抽象的原理出发，而从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出发。”^[28] 20世纪初，列宁从帝国主义形成的时代背景出发，从俄国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出发，以马克思社会结构和发展理论分析俄国问题，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不断的实践中开辟出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发展的现实道路。

反观我国，也正是在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具体实践的统一中，找到了理论的突破点，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果简单运用马克思的社会思想来比照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尽管可以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分析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根据，却很难进而说明这一转型的走向。尽管马克思指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也有高低之分，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无法摆脱前一个资本主义阶段的痕迹，但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不是急于摆脱资本主义的痕迹，而是要从落后的封建糟粕中解脱出去，不是从发达的资本主义转入共产主义，而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的现代社会结构变革。在这种现实背景下，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瓶颈，而是生产力的解放还远远不够。当代中国的发展任务，不是去超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尽快实现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再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为了实现这双重转型，就必须在结构上为发展松绑。要顺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五大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形成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要更加凸显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要着力提升党和政府的治国理政水平，还要积极培育社会治理结构的成熟，促成社会关系的和谐共生。只有从当下中国的社会结构状态出发，才能对症下药，也才能找到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在当代中国的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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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蔡青竹（1988- ），女，四川遂宁人，中共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讲师，浙江省“科学发展观与浙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中共中央党校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文章来源：《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6 年第 6 期双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