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中坚守：马克思与恩格斯国家治理思想对比与启示

相雅芳

〔摘要〕马克思与恩格斯国家治理思想的共性：既批判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是以剥削劳动者及维护特权群体利益的虚幻共同体，又科学构想未来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治理上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然而，他们又展现着各自理论的特点：对国家的起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治理以及东方社会道路有着不同侧重，显现微妙差异。时至今日，尽管时空形态和生产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但科学真理却难以改变。马克思与恩格斯国家治理思想具有历史穿透力及阐释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国家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一个值得商榷的话题：马克思与恩格斯国家治理思想是否异同？

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并作出诸多的解答，既有“对立论”又有“同质说”。在这样的争论下，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比较成为学界的一个焦点问题。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最根本的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统一和差别的问题。就国家治理思想而言，马克思与恩格斯虽没有提出 “治理”的概念，但他们的共同人生志向在于“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批判资本主义国家治理而开始关注社会现实问题。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期发现普鲁士国家 “为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守护、逮捕和奔波”^〔1〕。他发出“苦恼的疑问”：法和国家沦为私人利益符合事物的理性吗？他深刻批判代表私人利益的国家是“一种下流的唯物主义，是违反各民族人民和人类的神圣精神的罪恶”^〔2〕。同样，恩格斯关注国家治理问题来源于解决公共住宅问题。普法战争结束以后，德国大城市出现住房紧缺的问题，蒲鲁东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希望通过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解决缺乏住宅问题。恩格斯尖锐地指出这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幻想：“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企图单独解决住宅问题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是愚蠢的”^〔3〕，真正导致住房紧缺的根本问题是缺少一种合理公平的分配制度。简而言之，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国家治理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理论建树。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纽约每日论坛报》《资本论》等著作对西欧传统国家观念的批判以及对未来国家理论的建构中蕴含着国家治理思想。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独立完成《反杜林论》《家庭、国家与私有制的起源》等著作丰富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然而，由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分工不同以及恩格斯晚年时代特征发生变化，他们的思想又展现着各自的特点，二者的国家治理思想是“根本对立”，还是“基本一致、微妙差异”，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二、思想共鸣：马克思与恩格斯国家治理思想的核心关切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体系中关于国家治理问题并没有专门的著述，而是通过他们的国家观以及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批判中建构其国家治理思想。为此，马克思与恩格斯从资产阶级、劳动者以及资本逻辑展开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的批判。

(一)现实的反思：马克思与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的批判

马克思与恩格斯国家治理思想的具体实践，主要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治理模式，揭露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的本质是维护少数特权的利益。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本主义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公共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生产关系和政权关系成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虚幻共同体。

其一，资本主义国家治理原则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马克思“从未离开这样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首先是统治阶级的强制机器”^〔4〕。他认为西方民主国家所鼓吹的自由和平等，在政治制度上实际上是一副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面。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初期，国家权力以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条件。资产阶级最开始是运用国家政治权力，通过发布各种行政命令、制定强制性的法律法规，以扶持和推行资本主义基本秩序，甚至动用警察、监狱、军队等暴力机构，以推动资本主义国家治理。国家的税收制度和分配制度并不是为劳动者提供公共服务，而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资本主义国家治理“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利益所必须而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5〕拉斯基认为一部国家史就是国家偏袒社会上层的财产所有者而歧视下层民众的历史，“只要国家表现为一个划分经济阶级的社会，它就是那个拥有生产工具或控制其所有权的阶级的仆人”^〔6〕。

恩格斯也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宣扬自由平等是虚假的口号，实质上是维护资本主义利益的政治统治。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生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大众利益的对立，资产者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利益而形成国家维护统治者的合法地位。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推翻封建国家是历史的进步，但在资产阶级宪法中以自由和平等当作人民的基本权力是出于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地位对人们的欺骗。资产阶级所主张的平等自由是维护私有财产的虚幻共同体，在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制度下，对劳动者来说一切平等和自由只能是形式上的口号。另一方面，恩格斯在《英国状况、英国宪法》《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文章中揭露资产阶级所标榜的自由、平等、人权的虚伪性。他以英国为例，认为英国公民在宪法本身的范围内是没有任何权利的，这些权利之所以存在是由于传统习惯，与宪法没有任何关系。人身保护的权利是富人的特权，穷人因为交不起保证金只能进监狱。出版自由的权利受到限制，人民集会的权利形同虚设。在英国整个立法者首先是为了保护有产者而反对无产者，只是因为有了无产者才必须有法律。工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是资产阶级的奴隶，“对于资产者来说，法律当然是神圣的，还因为法律本来就是资产者创造的，是经过他的同意并且是为了保护他的权利而颁布的”^〔7〕。

其二，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的特征表现为对劳动者的压迫和剥削。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相比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极大推动社会发展，但对于劳动者来说是一场灾难，本质上资产阶级的富裕生活是以牺牲劳动者的健康为代价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是以剥削和压迫为特征的治理模式，以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是根本不顾及工人的健康和生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人们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而愤愤不平，资本却回答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马克思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更为详尽的批判，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资产阶级的天堂、无产阶级的地狱，“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呆痴”^〔8〕。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条件下，人的活动的类特性或审美特性已经被剥夺了，私有制使人变得愚蠢而片面，导致人的创造力与外部世界的统一破裂，人的能力仅仅限于吃喝劳动等基本范畴，丧失了表达人的本质的可能性。随着分工使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开，人的肉体的感觉和精神的感觉也分裂了，工人在劳动中不能实现肯定自我，而是异化的劳动造成对工人本身的否定，劳动者在劳动中感到压抑和苦闷，从而工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发挥也受到限制，不但物质上遭受剥削，精神上也备受摧残。

同样，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吸血的制度”根本不会关心工人的健康。“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条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厂主就不会停止剥削。”^〔9〕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谴责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对工人肉体和精神的摧残，包含对审美能力的禁锢，“如果说自愿的生产活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的享受，那么强制劳动就是一种最残酷最侮辱性的折磨”，“这种强制劳动剥夺了工人除吃饭和睡觉所最必须的时间以外的一切时间，使他没有一点空闲去呼吸些新鲜空气和欣赏一下大自然的美，更不用说什么精神活动了，这种工作怎么能不使人沦为牲口呢？”^〔10〕恩格斯引用《泰晤士报》的报道，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一边是可以增进身体健康的最高尚的享乐，精神活动，无害身心的娱乐，一边却是极端的贫困……欢乐无意识地但残酷地嘲笑着在底层呻吟的人们的苦难”。^〔11〕资本家的丰富的物质生活是建立在对工人的压迫和剥削之上的，“资产阶级的这种令人厌恶的贪婪造成了这样一大串疾病！妇女不能生育，孩子畸形发育，男人虚弱无力，四肢残躯不全，而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为了要填满资产阶级的钱袋”^〔12〕。

其三，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目的是实现资本家对利润的追逐。“要么增值，要么死亡”，资本主义要发展是资本的铁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导的社会生产让一切社会关系围绕资本实现自我增值，不可能代表人民的利益：“面对着由这种市民生活，这种私有制、这种商业、这种工业、各个市民集体间这种相互掠夺的非社会本性所引起的后果，行政管理结构的无能为力成了一个自然规律。”^〔13〕资本的原则致力于抹平基于血统、门第、出生等身份的差异，把是非、美丑、真假通过资本的逻辑呈现出来，“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14〕。资本主义国家治理表面上是行使公共服务的职能，实际上维护资产阶级获取剩余价值，这种“表面上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最丑恶的东西，正是这个社会一切腐败事务的温床”^〔15〕。

恩格斯对利己主义导向下的资产阶级道德展开深刻的批判，认为“金钱就是人民的上帝”，商人和厂主昧着良心在所有的食品中掺假，丝毫不顾及消费者的健康。在英国造成这样的问题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的逻辑，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剩余价值对工人进行强迫性劳动，“在农业中，像在工厂手工业中一样，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转化同时表现为生产者的殉难史，劳动资料同时表现为奴役工人的手段，剥削工人的手段和使工人赤贫的手段，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同时表现对工人个人的活力、自由和独立的有组织的压制”^〔16〕。恩格斯指出造成工人的悲惨处境的原因应该到资本主义制度中去寻找。在这种制度下资本家的眼中最重要的是赚钱，工人的生活贫困与他们毫无关系。

总之，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是维护少数特权的虚幻共同体，资产阶级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只是形式上的口号，劳动者在资本的逻辑下深受剥削和压迫，这种国家治理方式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平等和公平正义。

(二)未来的指向：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科学构想

马克思与恩格斯国家治理思想既包含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弊病的批判，又体现在对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总结。巴黎公社作为新生的具有社会主义国家雏形的政权，实行全新的国家治理。恩格斯直截了当地说：“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17〕

第一，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民主化的政治治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和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特权，无产阶级在国家权力的管控下只是服务于资本增值的工具。当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时，高唱的是自由平等，一旦不需要时，变成了“步兵、骑兵和炮兵”^〔18〕。然而，巴黎公社实行真正代表人民主权的民主化政治治理。一方面，公社精兵简政，只设立了10个工作委员会，配有64位公社委员，这些为数不多的机构展现了无产阶级国家机构的精干简约；另一方面，公社工作人员实行底薪制度，同样的伦敦国民教育局秘书职位，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年薪为1000英镑，而在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政府只有160英镑，等同于普通工人的收入。另外，巴黎公社的公职人员一律不能兼职，公社人员除了本身的工作以外其他工作不得获取报酬。正如马克思所说，巴黎公社的政治治理有效防止国家的公职人员由社会的公仆变成国家的主人。

恩格斯在未来社会人民参与政治治理上也给予具体的设想，认为普选制、限任质和法治制等民主形式都可以用来为无产阶级统治服务。无产阶级国家治理通过普遍民主管理实现自己的权利，一方面实行“普选制”，人民通过法定程序选举自己利益的代表者，所有的公职人员必须通过选举产生，并接受人民监督，可以随时被罢免。另一方面，坚持“议行合一”原则，人民自己控制权利，通过个体自由参与社会管理，消除官僚阶级，降低公共支出等。未来社会的政治治理把社会从国家分离转变为直接管理社会事务，民主管理的国家与虚幻共同体国家的本质区别在与要处理好社会资本的分配与再分配的平衡，推动社会关系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人民自主管理国家社会事务。

第二，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公有制的经济治理。马克思提出建立一种公平正义的生产关系，彻底消灭私有制实现经济平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是随伴着工业化进程积累其物质财富，利益的驱使让世界任何国家相互连接起来，整个社会被分为资产者与无产者。私有制是一切不平等的剥削关系的根源，正是因为私有制让无产阶级在劳动过程中被剥削和压迫。同时，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增长的财富与劳动者无能力购买的现实形成矛盾。在经济治理中，马克思肯定合作社是经济组织的基本形式，“把一切已关闭的作坊或工厂——不论是资本家逃跑了还是自动停了工——都交给工人协作社”^〔19〕。巴黎公社通过合作协作社破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具有突破性的改变，意味着资产阶级作为剥削阶级身份被取消了。马克思赞扬道：“公社是想要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它是想把现在主要做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即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20〕因此，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的合作社经济拉开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治理的新形式。

恩格斯认为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要按照有计划的自觉生产，完善和丰富马克思经济治理思想。他在对共产主义社会构想中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不存在商品交换，生产资料的全部公有将导致货币的消亡，“当全部生产和全部交换都集中在人民手里的时候，私有制将自行灭亡，金钱将变成无用之物，生产增加了，人也改变了，那时，旧社会的各种关系的最后形式也才会消失”^〔21〕。这里关于取消商品交换只限于共产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作为主要经济形式。虽然要消除土地私有制但并非要消除地租，要保留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的地租和补偿费用等形式，然而社会主义地租和资本主义地租是有区别的，要把地租这种形式归还给社会。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认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形式，为劳动者提供社会生产所需要的体力和智力。未来社会的公平正义在经济上必须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当劳动力不再以产品形式出现在经济领域，“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22〕。因此，社会主义经济治理模式要突破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个人财产的保护，而是按照有计划的自觉的生产，在生产资料和管理的社会化上直接实现社会调节。

第三，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治理以维护人民利益为宗旨。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国家表面上宣扬主权在民，实质上其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他指出，巴黎公社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自由和平等的社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巴黎公社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其次，公社的成员由普选产生，由人民罢免，“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23〕，一切公职人员都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巴黎公社的原则是要建立为民谋福利和权力被监督的廉洁组织，马克思称赞道：“公社简直是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第二帝国的那个花花世界般的巴黎消失得无影无踪。”^〔24〕

同样，恩格斯在爱贝菲特的演说中对资本主义社会治理机构过于复杂给予批判。无产阶级对国家的关系不仅在于夺取国家政权，而是创造阶级条件实行彻底的政治民主逐步把国家机关权力交给社会机构，直至最终把全部国家废物抛掉。他以德国为例，认为德国政府在国家治理中享有至上的权力，其他党派和行政机关的权力只是形式上的公共权力，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集权必须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这是无产阶级走向强大的必然条件。同时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他提议把省和市镇通过普选权选出的官吏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和省的政权机关写进社会民主党纲领。恩格斯充分肯定公社在社会治理方面建立中央统一与地方自治的模式，划清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高度赞扬公社中每个村建立自己的组织，满足人民直接行使的权力。即是说，中央集中统一与地方自治相结合才能保证国家政权的稳定，不仅增强了中央和地方的联系，也增强各阶级国家统一的思想，能够调节好地方各种联系，促进市场共享、公共体系的建设，无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可以借鉴这种国家治理形式。

三、殊途同归：马克思与恩格斯国家治理思想的细微差别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批判及未来社会国家治理科学构想观点基本一致，同时他们在对国家的性质及职能、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治理及“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解有不同侧重。

其一，关于国家的性质和职能。马克思与恩格斯都认为国家具有阶级统治与公共服务的双重职能，但是他们对国家二重性侧重点有细微差别。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城市的出现，必然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必然要有公共机构，从而也就必然要有一般政治”^〔25〕。他在这里强调国家由劳动分工引发的工人的特殊利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国家作为社会共同利益承担起化解矛盾的职责，一方面承担着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职能；另一方面执行着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有的职能。他在《纽约论坛报》发表一系列关于国家公共职能的文章，认为国家的存在具有统治职能和社会公共职能，这些职能被赋予了某种特权，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恩格斯与马克思对国家职能的理解具有一致性，国家产生以后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就有了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的职能。但是在《反杜林传》后半部分，恩格斯更多强调国家的阶级统治职能，他通过描述人类社会早期的公共权力的发展史，较为深入地阐释了国家的公共职能。他指出国家正是萌芽于维护这些共同利益的管理机构，但是随着社会的阶级分化，国家同时又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政治统治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只有在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认识到国家职能的二重性，但是遗憾的是，他在《反杜林论》后半部分“谈到国家和阶级统治的时候，好像完全是由于以私有财产状况为基础的阶级对立所造成的”。^〔26〕

其二，关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治理。马克思与恩格斯都对未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治理给予科学的构想。马克思侧重于无产阶级国家理论的构建，认为无产阶级国家治理在经济上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政治上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坚持民主共和制实行民主管理和民主选举保证人民的政治权利；在社会治理上以集中统一和地方自治为原则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实现社会治理能力，从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恩格斯倾向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理论和策略的制定，在反对各种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政党斗争中作出突出贡献。尤其是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各国工人政党在进行合法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机会主义思潮进行深刻批判，深入分析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各种斗争形式(经济的、政治的、暴力的和流血的)，首先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必须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捍卫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也可以这样认为，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对无产阶级国家必然打碎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一规律的理论论证作出突出贡献。而恩格斯国家治理思想更注重现实斗争与批判，他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定革命策略以及对各种的社会主义流派展开激烈论战作出更多贡献。

其三，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性设想。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后逐步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一方面促进经济进步，另一方面存在一些社会问题，究竟该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呢？马克思认为如果俄国继续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他必将遭受到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随后他在《给维·伊· 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中，也指出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实现社会主义的设想也是有可能的。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认为随着俄国逐步走向资本主义工业国，很大一部分农民越来越无产化，旧的共产主义公社也面临崩溃这一现实，像马克思所希望那样直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转变为社会主义越来越渺茫，但并没有否认这种可能的存在。由此，可见，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二者并行不悖，虽然他们结合不同时期俄国的现实情况表述是有差异的。准确地说，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是一致性，但又有细微差别。

综上所述，马克思与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国家治理科学构想总体上思想一致，但由于他们分工和侧重论述的内容有着各自特点展现细微差别。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脚注中评价他与马克思的关系：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做到，至少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27〕恩格斯从民主制度安排、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国家集中统一和地方自治三个层面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进行更为详尽而又富有未来向度的理论建构，恩格斯对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丰富和发展的贡献不可忽视。他们虽然保持各自的特点但又殊途同归，任何人为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分歧都是对他们思想的曲解，对此，我们都要进行坚决批判。

四、当代价值：阐释及应对国家治理危机的理论利器

进入21世纪，当今国家和社会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国家治理的一些基础问题需重新确认。一方面，西方国家治理仍然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虚幻共同体，欧美逆全球化和西方国家治理方案失灵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表现；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开创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的新方案，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机遇。

(一)西方国家治理依然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虚幻共同体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治理表面上以平等和自由为宗旨，实际上一个充满欺骗的无法实现的乌托邦。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曾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弊端在于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分配不均衡和不平等问题。时至今日，西方国家治理仍然难以解决分配不均衡和不平等的社会痼疾。

马克思与恩格斯生活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阶段，资本主义国家以民主和自由推翻封建主义制度是历史进步，但是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是以民主与平等为口号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根本不关心人民群众的利益。进入21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改善与群众的关系将民主简化为选举，将有无选举民主作为衡量国家民主治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选举制度实现了人民的政治权利吗？其实不然，西方选举制度借选举授权之名剥夺了人民参与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权利，仍然是少数精英特权群体控制国家政治，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监督对于人民没有任何关系。可见，在经济社会发展高度发展的今天，资本主义国家治理仍然是虚幻的共同体，马克思与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批判依然具有历史穿透力，展现时代价值。

此外，当今西方国家治理采取单边贸易主义仍然是资本增值的表现。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以后对中国加征关税的政策，美国正是将自己的拥有产权保护变为权力，阻止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无论从全球化的进程还是逆全球化的政策都没有超越资本增值的内在本性。正如恩格斯所说资本增值的方式是实现对剩余价值的追逐，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无法解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事实上，资本的本性让资本主义国家超越地域的限制实现全球范围内价值的增值，但在这个过程会出现国家利益格局的博弈，主权国家对原材料和人力资本存在竞争关系，资本主导的经济竞争实质是把控着自己在全球内的霸权地位。正是这样的原因，大国霸权通过经济制裁推行贸易保护的单边政策，在形式上表现为人为制造的全球治理困境，但深层原因依然是资本在全球扩张寻求利益增值的表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并没有解决。除了贸易保护主义以外，现代西方国家治理模式也出现经济增长疲软、工人罢工运动频繁以及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不力等问题。事实证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难以逃脱被取代的历史命运，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无论形式和内容上如何发生变化，但实现资本增值和维护少数特权利益是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的核心。尽管时空形态和生产方式有所变化甚至是显著嬗变，但千变万变，科学真理却难以改变，马克思与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批判依然有现实的阐释力。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以制度优势彰显中国之治

恩格斯国家治理思想核心关切是从制度层面区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是维护资产阶级虚幻共同体，无产阶级只有采取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换言之，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无法克服自身历史局限性，未来共产主义国家还没有到来。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经验和模式给其他国家带来另一种发展路径，被称为“中国之治”或“中国模式”，这种模式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而纠结于不同制度选择时，为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得到不同国家的赞许呢？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制度完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以制度创新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8〕中国一切的工作都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推进，坚持党的领导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飞跃。

以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党的领导，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从严治党，使党的执政能力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人民谋福利、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尤其在当前新冠病毒疫情全球扩张趋势下，无论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都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考验。中国在病毒疫情防控工作中展现制度优势，党和政府把人民的安全和健康当在首位，总揽全局准确研判形势发展及时作出战略部署，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这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和高效率治理效能自然得到人民的理解和拥护。防控工作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再次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以人民利益为核心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回答什么是共产主义目的中谈到：“把社会组织成这样：是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29〕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承担社会治理的职能，人的实践活动将彻底摆脱“虚幻共同体”，联合起来的全部个人共同管理社会，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从思想上明确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在行动上时刻以人民利益为核心，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赢得了党心民心，重塑党在人民群众的中信任，保证人民的利益，开创国家治理的新局面。也可以说，在新时代“中国之治”以制度保障人民的利益丰富和发展恩格斯国家治理思想，实现国家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展现中国智慧

当今世界处于大发展大调整时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恐怖主义盛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时有发生，在这样充满挑战和风险的社会，“风暴和暗礁”时刻考验着一个国家治理能力。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呈现一种逆转性极权主义的治理形式无法拯救美国的恶疾，曾经坚持资本主义“历史终结论”的福山也开始批判美国制度的政治衰败。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自由民主的全球治理明显滞后，无论从国家制度还是价值观念，都难以继续为人类应对挑战和化解风险提供可行的方案。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围绕“治理什么样的国家，怎样治理国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经济上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在高铁技术、5G、人工职能等领域取得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关注认可，中国国家治理模式能够抵御全球经济风险，化解危机带来新的契机，这种制度和模式有利于中国自身问题解决，也有助于拯救我们这个星球。随着中国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将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推动人类命共同体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方略，主张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努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不仅高度契合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也充分彰显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大国责任担当，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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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3-54.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83.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86.

〔15〕〔17〕〔19〕〔20〕〔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4，56，107，102-103，55.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9.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0.

〔24〕〔苏〕热卢博夫斯卡娅.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2卷〔M〕.何清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543.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6.

〔26〕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402-403.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2.

〔28〕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求是，2020，(1).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7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新时代生态哲学思想研究”(18CKS032);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5批基金“新时代生态美学的价值研究”(2019M651412)

[作者简介]:相雅芳，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上海 200120。

[文章来源]:《党政研究》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