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看恩格斯对思想建党的积极探索及其启示

——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出版140周年

刘思妗

［摘要］从思想上建设党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原则和基本要求。为了从理论上指导19世纪80年代之后的欧洲工人运动，恩格斯将《反杜林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部分汇编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号召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思想武器，与各种冒牌社会主义进行斗争，保持党的思想纯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恩格斯关于思想建党的积极探索，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有重要启示。新的时代条件下，要继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将开展思想斗争作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途径，并注意结合时代特征调整、充实、发展思想建设的具体内容和方式。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 无产阶级政党  党的建设  思想建党

    一、恩格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的社会主义政党

1.《反杜林论》捍卫马克思主义、维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统一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国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先后建立了第一批社会主义工人政党。1869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是德国先进工人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工人运动的中心从法国转移到德国。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承担着发展国际工人运动的重要责任，把培育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作为自己革命活动的重点。德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严重威胁德国的统治阶级。德国反动政府加紧镇压工人运动，同时抵制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的传播。在此局势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一切机会向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阐明必须保持党的思想纯洁，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当时，德国还没有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随着德国政府对工人运动采取的镇压措施越来越严厉，社会民主工党和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存在合并的意愿和现实需求。拉萨尔派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两派合并，但前提是拉萨尔派必须放弃自己的错误观点。他们认为，如果没有达成把党尽量统一为具有马克思主义纲领的组织的共识，工人运动最终将会失败。1875年年初，两派领导人共同起草了一个纲领草案，准备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合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并竭力对党的领导人施加影响，促使他们纠正这个错误。1875年3月，恩格斯在写给爱森纳赫派领导人倍倍尔的信中说：“我们的党在理论方面，即在对纲领有决定意义的方面，绝对没有什么要向拉萨尔派学习的，而拉萨尔派倒是应当向我们的党学习；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们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萨尔派……” [1] 恩格斯称自己必须要纠正党在理论上的错误，对于党的内部事务的干涉“是为了尽可能改正在我们看来是错误的地方，而且仅仅是理论上的” [2] 。遗憾的是，爱森纳赫派领导人没有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建议，他们在思想上与拉萨尔派妥协，于1875年5月在哥达召开合并大会，成立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年改为德国社会民主党）。

两派合并后，拉萨尔派把小资产阶级的非无产阶级的观点带进新党，大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入了党内，腐蚀党的思想。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水平在拉萨尔派的影响下明显下降了，党中央的机关报上开始出现许多思想混乱的文章。恩格斯在1875年10月写给倍倍尔的信中谈到了这些错误观点对工人运动的消极影响：“各种荒谬观点以及对社会主义文献的一无所知，都是彻底摧毁到现在为止德国运动在理论方面的优势的有效手段” [3] 。

由于小资产阶级分子大量混入无产阶级队伍，各种反映小资产阶级立场和观点的唯心主义哲学和冒牌社会主义应运而生，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知识分子杜林。杜林以“社会主义改革家”自居，拼凑了一套所谓包罗万象的和最终形式的理论体系的假社会主义理论，提出所谓改革社会主义的方案和建立“新的共同社会结构”的设想，企图代替马克思主义，瓦解工人运动。一时间，杜林极具欺骗性的思想在社会民主党内获得了极大的市场，党中央机关报最初也对杜林观点的危害性估计不足，刊载了他的著作摘录，一些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出版物成为传播杜林主义的主要阵地，甚至党内的一些领导人也受到迷惑，成为杜林的追随者。杜林的影响不断扩大，直接牵涉到党的思想基础问题，即是以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为指导，还是建立在改良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

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维护党的思想统一，“不在如此年轻的、刚刚不久才最终统一起来的党内造成派别分裂和混乱局面的新的可能” [4]，保证德国工人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公开回应杜林的攻击，清除杜林主义对工人运动的消极影响。当时，马克思正集中精力写作《资本论》第二卷，恩格斯承担了这项工作。在1887年为《论住宅问题》写的第二版序言中，恩格斯对此做了说明，“马克思和我之间有分工，我的任务就是要在定期报刊上，因而特别是在同敌对见解的斗争中，发表我们的见解，以便让马克思有时间去写作他那部伟大的基本著作” [5]。

1876年5月至1878年6月，恩格斯历时两年多写下了《反杜林论》，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对杜林的观点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和批判。他利用同杜林论战的机会全面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完备而严整的科学理论体系，“百科全书式地概述了我们在哲学、自然科学和历史问题上的观点” [6]。由此以来，恩格斯将对杜林主义消极影响的反击，转变为积极批判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系统阐述。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对手的包罗万象的体系，使我有机会在同他争论时用一种比以往更连贯的形式，阐明马克思和我对这些形形色色的问题的见解” [7]。由论战引发的理论阐发转变为对党的基本思想的梳理与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传播。

2.《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指导法国工人运动、统一法国工人党的思想

在第一国际的帮助下，欧洲的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但巴黎公社的失败表明工人阶级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还不成熟。第一国际解散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被公认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袖，他们仍然担负着解决工人运动发展所提出的极其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任务。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出版了《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论权威》《流亡者文献》等大量著作，对于清除党内错误思想、提高党员理论水平、统一全党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恩格斯的名字已经被欧洲各国积极参加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人所熟知，在工人阶级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各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都倾听他的意见，向他请教。

在巴黎公社被镇压和国际法国支部被破坏后，法国工人运动遭受沉重的打击，一度陷入瘫痪状态。虽然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的初期，恩格斯与法国国内的工人运动活动家几乎没有直接的联系，但他始终十分重视法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关心法国社会主义的前途。19世纪70年代末期，法国工人中心出现了第一批革命的社会主义小组，工人党领袖保尔·拉法格与马克思、恩格斯保持着密切联系，并请他们为提高法国工人党的理论基础给以实际的帮助。当时，这个年轻的工人党的党员们的理论观点还不成熟，对于革命、国家、党的作用等党的根本理论问题还不清楚。恩格斯认为，统一法国工人党思想是当时法国工人运动的首要任务。他指出，当时在法国工人中间占主要地位的是“不确定的社会主义”，在党内流行着小资产阶级观点和空想社会主义观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法国缺乏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文献。

为了向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反杜林论》发表两年之后，1880年春，恩格斯应拉法格的请求，将《反杜林论》中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部分，即《引论》的第一章、第三编《社会主义》的第一章《历史》和第二章《理论》汇编成了一部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独立的通俗著作。这部著作由拉法格译成法文，恩格斯本人进行校阅，并增加了若干比较详细的说明。该文最初发表在法国社会主义杂志《社会主义评论》1880年第3~5期上，同年在巴黎印成单行本出版，书名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82年，该书出版德文第一版单行本时，改名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马克思给《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写了一篇导言，其中列举了恩格斯参加的一些极为重要的革命活动，赞扬恩格斯是“现代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并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反杜林论》的“理论部分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法文版在法语国家，特别是在法国“获得了意外的成功”。恩格斯满意地说：“这本书在许多优秀的法国人的头脑中引起了真正的革命” [8]。正如他所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对统一法国工人党思想、使法国社会主义者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推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3.《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再版向各国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普及党的理论

19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广大工人群众迫切需要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自己，以便更加自觉地坚持正确的斗争策略。恩格斯认为，思想上的统一，是各国工人阶级战斗合作的必要条件和基础。他极力支持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理论工作，建议党的出版社出版通俗的大众书籍。在恩格斯的推动下，包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内的他和马克思著作的几个新版本陆续出版。恩格斯为所有的新版本重新写了导言，还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对一些内容进行了补充。

1882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请求下，《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出版。恩格斯在该版序言中回顾了出版的缘由，“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普遍感到迫切需要出版新的宣传小册子，问我是否愿意把这三章用于这一目的。我当然同意这样做。” [9]《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受到了广泛关注，后续又出了多个版本，书籍在德国几千个社会民主党工人中间辗转传递。1891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四版序言中指出：“我曾经预料，这篇论文的内容对我们的德国工人来说困难是不多的，现在这个预料已被证实。至少从1883年3月第一版问世以来已经印行了三版，总数达１万册。”[10]

1892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英文版在伦敦出版，此时距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已经过去十几年了。为了让英国工人阶级了解《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产生的时代背景，恩格斯为英文版写了导言。他在导言中回顾了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德国被攻击的情况，以及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面临的斗争。他在英文版中还根据党在当时的任务重心的变化，增加了有利于党的工作的新内容，比如附录《马尔克》。恩格斯对此进行了说明：“附录《马尔克》是为了在德国社会党内传播关于德国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发展的一些基本知识而写的。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当时党在团结城市工人的工作方面已经完成在望，又要着手进行农业工人和农民的工作。”[11] 他还指出，之所以把这部分内容增加到英文版中，是由于“人们对所有条顿部落都同样有过的原始的土地占有形式及其衰亡的历史，在英国比在德国知道得更少。”[12]

除欧洲大陆外，恩格斯还极力推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美国、俄国等国出版。恩格斯认为，美国工人运动与英国工人运动的发展类似，但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水平比欧洲大陆低得多。虽然当时由德侨工人组成的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曾声明承认马克思主义，但党的纲领文件上还带有拉萨尔主义的痕迹，党的实际活动也站在宗派主义立场上。恩格斯尽力使当时在伦敦出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译本在美国流传，促进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美国的传播，不遗余力地对促进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予以支持。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恩格斯生前被译成俄文、意大利文、罗马尼亚文、丹麦文、西班牙文、荷兰文等十多种文字，成为当时传播速度最快、影响最大的科学社会主义著作。在1892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恩格斯再次指出它在当时的影响，“本小书已经用10种文字流传开了。据我所知，其他任何社会主义著作，甚至我们的1848年出版的《共产主义宣言》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没有这么多的译本”[13] 。

这本书为各国的工人阶级政党在确立指导思想方面提供了理论支撑，有力地推动了欧美各国的工人运动。不曾亲自参与国际工人协会、没有读过国际的纲领性文件的新一代工人，几乎都是通过学习恩格斯的这本著作建立了世界观基础。

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系统完整地阐述了党的指导思想，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建设提供了理论保障

恩格斯写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在欧洲及其之外的范围传播，在一切有无产者和无畏的科学理论家的国家里都受到了重视和拥护。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序言中所说的：“我们的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主义宣言》中问世，经过足足20年的潜伏阶段，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就越来越迅速地为日益广泛的各界人士所接受。”[14] 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即使是一些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社会主义者，也未彻底理解。《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系统完整地论述了社会主义是如何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问题，并围绕这个中心，通俗地概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表现，生动地描绘了未来新社会的基本特征，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与当时的社会历史实际相结合，阐述了无产阶级的社会力量和道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途径和依靠力量、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等问题，从而使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被更多的社会主义者所理解，被广大无产阶级所掌握。

1.论证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阐明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科学性

恩格斯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思想理论根源和经济根源。恩格斯指出，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但是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是不成熟的，它们建立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上，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的。空想社会主义不去研究社会生产方式的辩证运动，其学说脱离了物质基础，因而有着明显的历史局限和理论缺陷。恩格斯说：“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15]

恩格斯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不仅需要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无产阶级的形成，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社会阶级冲突的加剧作为经济和政治的先决条件，同时还需要一个理论前提。他论证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强调“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16] ，就必须抛弃唯心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说明了社会形态的更替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推动下的自然历史过程，把唯心史观从它的最后避难所——历史领域中驱逐了出去。有了这样的理论依据，“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17] 。恩格斯说明了剩余价值的发现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从而也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强调正是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才使得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2.论述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基础，分析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途径

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他认为，社会生产是一切社会的基础，现存社会制度存在不合理和不公平性，这是由于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适合于新的时代中发生变化的生产方式。他从工人阶级切身经历的现实出发分析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及变革方式，“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18] 。因此，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恩格斯还说明了，要消除已经发现的社会制度的弊端，必然要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着手，要从现成的物质事实中寻找答案。

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它生而具有的矛盾的这两种表现形式中运动着，这两种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他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直接后果导致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当经济的冲突达到顶点时，生产方式将会反对交换方式。这深刻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19] 。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由全体劳动人民占有生产资料，才能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可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需要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恩格斯论述道，无产阶级通过夺取国家政权，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后，将获得公共权力，从而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他认为，无产阶级将通过这一行动，使生产资料摆脱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生产资料的社会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

恩格斯还生动地描述了未来新社会的特征。国家的政治权威会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而消失，私有制和阶级社会将会被消灭，国家将会消亡。届时，人将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成为自然界和社会的真正主人，完全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体力和智力将获得充分而自由的发展，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通过对社会历史规律的分析，恩格斯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指明了无产阶级变革社会的根本途径。正如列宁所说，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如何摆脱一切被压迫阶级至今深受其害的精神奴役的出路”[20] 。

3.强调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揭示现代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使命

恩格斯不仅清晰地描绘了一幅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道路，还指明了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造就的负有使命的、必然的阶级，是唯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将成为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力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从而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21]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结尾，他指明，“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22] 。强调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即使被压迫的无产阶级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解放的条件和性质，最终完成解放世界的神圣使命。

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也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无产阶级政党是广大劳动者和被剥削者解放斗争中的首领，它的任务在于把广大劳动群众聚集起来，通过思想的感召力、组织的凝聚力和现实的教育力，使其认识到自身是先进的社会力量，从而使其成为真正革命的阶级。由此，恩格斯为党领导无产阶级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获得自身解放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恩格斯基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进行的思想建党的积极尝试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启示

1.思想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

思想建党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深悟透用好，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了这一重要原则。回顾历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运用。延安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多次提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23]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被历史和实践证明是科学的理论，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24] 。他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25] 恩格斯通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向工人阶级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举措为我们今天继续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借鉴。在用马克思主义武装19世纪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时，他指出首先做的工作是确保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全面准确地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涉及极其广泛的社会领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和概括这些内容的一系列原理原则，是一个具有严密的逻辑系统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结合工人阶级斗争的实际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行的全面而通俗的阐发，帮助了工人阶级在有限的理论水平基础上更加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原则。他还特别强调要有重点地理解科学社会主义，指出本书第三章“是我所主张的观点的一个核心问题的表述”，主要阐述了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必然规律和实现这一规律的社会力量。由此，恩格斯说明了工人阶级掌握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原则的目的在于，通过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增强革命的信心，从而担负起资本主义社会掘墓人和社会主义社会创建者的历史使命。

为了充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强化党的理论武装，我们既要学习恩格斯把对社会发展史的阐述与他所在时代工人阶级生活和斗争的现实结合，推进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同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又要学习他从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为共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提供理论资源的做法，将理想信念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上。

2.将开展思想斗争作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途径

在半个多世纪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不懈地与各种非科学的社会主义做斗争。到19世纪7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已经无条件地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其他一切思想体系”[26] 。在每一次斗争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以科学的分析方法，彻底戳穿敌人的伪装。恩格斯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出版、再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用科学方法开展意识形态斗争的典范。在书中，他把和马克思共同阐明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与其他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在思想和理论上清楚地区别开来，使读者能够认清无政府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堕落为宗派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等各种非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特点，自觉与各种错误思潮划清界限，由此清除打着社会主义招牌、混入革命队伍散播错误思想的机会主义者。由于恩格斯的阐述，马克思主义不再是19世纪70年代某些社会主义政党领袖所认为的那种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那种发展过程的阐明”[27] 。

100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不断地开展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才使马克思主义在国际范围内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也正是在这种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历程也是不断同各种错误思想做斗争的过程。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28] 他指出，我们党只有完全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倾向，才能建成一个集中统一的党，才能完成建设新中国的任务。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为了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要继续反对和批判封建主义在党内外思想政治方面的种种残余影响，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批判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仍然面临着长期的、尖锐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以及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各种复杂因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夯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想根基，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斗争起来才有底气、才有力量。”[29]

今天，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斗争中始终保持坚定的原则立场和高超的斗争艺术的伟大品格，学习他们运用阶级分析法深刻揭示形形色色的非科学的社会主义者所处的阶级地位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锐利武器彻底揭示其世界观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本质的方法，既固本培元又开拓创新，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为同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继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3.思想建设要随革命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而不断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要随时随地地以时代的发展和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党的思想建设也应该根据时代的发展、革命的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以及党员队伍本身的变化等不断完善。恩格斯多次强调，《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的出版要回应时代、要解决新形势下党的思想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他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1882年的德文第一版、1891年的德文第四版和1892年的英文版写了序言，都指出了新版要回应和解决的问题。

在1882年德文版的序言中，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原本不是为了在群众中进行宣传而写的，现在这本纯学术的著作要直接用于宣传党的思想，需要考虑形式和内容上是否需要调整。他根据当时工人阶级的理论水平、生活和工作的状况等，对是否需要调整理论宣传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形式方面，“我们的工人已经更多地和更经常地阅读报纸，因此也更多地熟悉外来语”[30] ，因此只需要删除一些不必要的外来语即可；在内容方面，对于德国工人来说，书中最难理解的部分恰恰正好“概括了工人的一般生活条件”，因此工人理解起来的困难是不多的。在1891年德文第四版的序言中，恩格斯指出这一版本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补充了当时出现的新的生产形式——托拉斯。他结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分析了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国家所有制等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新形式，认为这是猛烈增长的生产力迫使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可能限度内采用的生产资料社会化形式，并揭示了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并不会因为向股份公司和托拉斯的转变就消除，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并没有改变，要消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必须废除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在1892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继续分析了工人运动出现的新形势，“在法国和德国，工人运动远远地超过了英国。在德国，工人运动的胜利甚至指日可待了。那里运动的进展在最近25年是空前的。它正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前进着”[31] 。他认为，欧洲工人运动的胜利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并指出，就当时的工人运动情况来看工人阶级队伍本身在思想和能力方面有所提高，他们已经充分表明自己具有政治才能、纪律、勇气、活力和毅力，这些品质正是革命取得胜利的保障。

恩格斯在他所处的时代，在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变的情况下，根据时代的变化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科学社会主义适用于工人运动的新内容和新形式，尤其是他立足于写作和出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不断调整党的理论宣传的侧重点、补充党的思想建设的具体内容等积极尝试，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既立足时代又引领时代的伟大思想体系。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32] 。今天，我们要继续使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断同具体实践、历史文化传统和时代要求等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为不断开创党的各项事业的新局面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0~411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5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8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7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2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39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0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43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8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7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5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7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0页。

[20]《列宁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8页。[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1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6页。

[23]《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5页。

[24]《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62页。

[25]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6页。

[26]《列宁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4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76页。

[28]《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4页。

[2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27页。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4~495页。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2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99页。

[作者简介]：刘思妗，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