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共产党的“和平过渡”论探析

商文斌

【摘要】　英国共产党是第一个制订“和平过渡”党纲的共产党。英共争取和建立社会主义的战略由“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修正为“和平过渡”具有深刻的理论前提和时代背景。英共的“和平过渡”论是依据英国特有的条件和历史以及战后新的世界背景而提出的,它不仅提出要分阶段实现社会主义,而且还规划了英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具体进程以及英共所应采取的策略方针。它的提出对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关键词】　英国共产党;革命道路;暴力革命;和平过渡

暴力革命与和平过渡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两种基本方式。苏俄和中国等国的共产党人成功地解决了经济文化不够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然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究竟通过何种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仍然是一个世纪难题。以英国共产党为代表的西欧共产党在全面剖析二战结束前后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前提下,立足国情,先后制定了“和平过渡”的党纲,以自己的方式对这一难题作了回答。

一、“和平过渡”论提出的理论基础

二战后面对新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为了回答“通过起义建立苏维埃的这条战略在当前是否仍然有效,以及在有资产阶级民主和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国家是否确实能够运用这种战略”等问题,1947年英共总书记哈里·波立特发表了一本题为《展望未来》的小册子指出:“全世界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的胜利,为通过与俄国革命不同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新的可能性”,“把英国引上新的、英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上的英国民主制将得到维护和巩固,这条道路不一定非得是俄国工人和农民在一九一七年只得选择的那条道路”^[1]，1950年,波立特提出的新的英国道路——英共的新党纲《英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被制订出来。至此英共的“和平过渡”论基本形成。

战后英共描绘的“和平过渡”前景绝非空穴来风,它的提出有深刻的理论基础。纵观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著作,他们的大量论述都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的唯一的正确道路。1842年恩格斯指出:“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暴力消灭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2] 1845年恩格斯又讲,工人阶级要解决任何社会问题,“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暴力革命。”^[3] 1846年进一步强调无产阶级要消灭私有制并代之以公有制,“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它手段。”^[4]马克思在1947年写成的《哲学的贫困》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确必然如此”^[5]。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共产党人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6]从巴黎公社到俄国十月革命,到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取得政权,无不应验着暴力革命理论的正确性。

在19世纪50年代,随着实践的深入和认识的发展,马、恩已有了关于运用另一种手段夺取政权的思想的萌芽,他们多次谈到了普选权对于英国的意义。“在英国,普选权的实行,和大陆上任何标有社会主义这一光荣称号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将在更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在这里,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7]“普选权在英国所产生的效果同它在法国产生的效果相反,正像这两个国家的城市和农村的情况一样。”^[8]这说明,在那个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有了英国可以和平取得政权的思想。

19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马恩的和平发展理论在这个时期也逐渐趋于成熟。1872年9月马克思在《关于海牙代表大会》的演讲中又说:“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推翻维护旧制度的旧社会政治。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 ,有些国家,如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的杠杆。”^[9]但“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10]这说明除非不得已,马克思更赞同使用和平方式。

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为了进一步指导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马、恩撰写了《 1877年的欧洲工人》一文,批评了那些只醉心于暴力革命的部分派别,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灵活的革命斗争方式是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放弃其他一切斗争方式,而仅仅拘泥于暴力革命,这只能给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带来不必要的损失。而“英国是唯一的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工人阶级发展程度和组织程度,足够能使这个阶级利用普选权来真正地为本身谋利益。” ^[11]在英国如果只用盲目的暴力手段,而放弃和平的手段,按恩格斯的话来说是不明智的。

马恩关于英国具有和平过渡到新社会的思想是英共制定“和平过渡”纲领的重要思想基础,对此高兰就非常肯定地讲到“我们提出《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并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而是遵循这个传统”,它“是非常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思想的。” ^[12]

被誉为“欧洲共产主义”之父的葛兰西的思想对战后英共策略的转变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所阐述的阵地战思想认为,对待十月革命的经验和共产国际的纲领,要创造性地结合各国实际加以运用,不能简单照搬、照抄,西方革命应有不同于俄国革命的战略,因为西方国家有不同于俄国的实际。现代国家的含义是“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 ^[13]。在西方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而且也是建立在对市民社会统治的基础上,所以西方大多数国家不能采取正面进攻的“运动战”应采取持久的“阵地战”新战略,从各方面争取对“市民社会”的领导权,建立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无产阶级思想统治,争取大多数人民的赞同和支持,最终夺取政权。后来高兰对此作了进一步阐释:“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这种长期斗争意味着在西方立即向无产阶级专政过渡的口号在西方已经不适用了,共产党人要等到革命成功以后才参加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 ^[14]

二、“和平过渡”论提出的时代背景

“和平过渡”论的形成不仅有深厚的思想渊源,更有深刻的时代背景。英共的“和平过渡”之所以形成于二十世纪战后四五十年代,是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英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分不开的。

从国际方面看,战时美、英、苏三大盟国的合作以及他们所构建的“雅尔塔体制”不仅对于加速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且对保持战后欧洲相对稳定和世界的和平局面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英共认为英国难以遇到“战争引起革命”的时机。1944年初当美共总书记白劳德强调战时联盟能够继续到和平时期,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已找到和平共处的途径”时,英共认为白劳德的观点“设想了帝国主义的特征所发生的基本变化,否定了它的反动作用,为美国和世界提供了一个长期的和谐的资本主义发展和战后阶级和睦的前景” ^[15]。当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开罗会议上重申“大三角在捍卫和平与民主方面保持行动的一致的决心”时,波立特把这一决定描述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认为它“提供了引导持久和平的合作前景。” ^[16]因为英共相信英、苏、美“大三角”之间“在战后的继续结盟有可能消除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并保卫持久的和平。” ^[17]

1945年当美国在人类历史上首次使用核武器轰炸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后,英共立即指出“一场由强大的拥有可怕的具有毁灭性武器的国家发动的新战争,事实上标志着人类一切文明的终结。” ^[18]认为在核战争的威慑之下,战争的手段有可能成为制约战争的因素。

随着冷战的开始,英共原来所期待的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存并共同担负起维护世界和平与民主的局面虽然未能呈现在世人面前,但另一种情形下的和平局面却出现了。20世纪50年代前后,世界社会主义力量与资本主义力量的对峙与较量显现出胶着状态,初步显露出力量均衡的态势。英共认为,这种看似不太对称的力量均势也有可能抑制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而使世界出现一种均势下的和平局面。英共正是基于上述分析、推测和判断,才认为英国难以遇到“战争引起革命”的良机,因而革命也就不大可能通过内战、武装斗争的形式进行。

从国内形势看,战后英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也使英共似乎看到了在英国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前景。

1945年战后第一次大选,工党取得压倒性胜利,这在英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英共对工党获胜寄予以极大的希望,欢迎工党上台,波立特甚至称工党当选是“工人阶级的巨大胜利”,并表示英共将全力支持工党政府实现其竞选纲领。 ^[19]不少英国人由此朦胧看到英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美妙前景。

艾德礼的工党政府是建立在一种新的信念基础之上的,这种信念就是国有化、充分就业和福利国家。国有化是工党公有制思想的主体部分。在工党政府的努力下,两年之内,议会先后通过了英格兰银行法、煤矿工业国有化法、国家航空白皮书、电报和电话法、工业分布法、城市和乡村计划法等。其立法之多、范围之广、速度之快,在英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截至1951年11月,英国国有企业人数有218. 8万,国有资产总额达到总资产率的20%,占有总工业资本构成的近半数。 ^[20]

在实现国有化改造的同时,工党着手实施社会福利计划,这是工党公有制思想在社会生活领域的体现。1948年8月的《国民保险法》和1946年11月的《国民健康法》(National Health Service Act)的出台,标志着英国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自此英国人便在“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下,国家仿佛一把张开的大伞,把所有国民都置于它的保护之下。

毫无疑问,工党的国有化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化, 但有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工党的国有化改革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调整的结果是资本主义过渡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夜” ^[21]。同样的“福利国家”的形成也不等于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建立,但“福利国家”的建立仍有不容否认的积极作用,它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正义,因而也是向社会主义原则的接近。因此后来约翰·高兰讲:“因为1951年的政治环境和生活需要有一个新的战略,纲领就是根据这些条件制订出来的。” ^[22]

三、英共“和平过渡”论的基本内容

波立特讲:“英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第一个将其党纲建立在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可能性基础上的党。” ^[23]自1951年英共第一次提出比较完整的“和平过渡”的党纲后,先后于1957、1968、1977年三次对党纲进行修订,从而形成较为完整的“和平过渡”论。该理论比较系统地全面地回答了英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1.关于英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客观依据

英共认为十月革命的道路是由沙皇的专制统治、反革命内战和帝国主义的干涉这些特殊情况和背景决定的。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道路,同样是由其英国的特殊环境和当时的世界形势所决定的。

第一,工人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英国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确立最早的大国,也是资本主义世界最早完成产业革命的国度。20世纪下半叶,伴随着产业结构的演进英国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然而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属于“工人阶级”范畴的职业阶层占社会绝大多数的格局并未发生质的变化,1971年和1981年仍保持在75%左右,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层”比例仍占65%左右。因此英共有理由认为“劳工运动的潜力是巨大的。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一起就能以压倒一切的力量来孤立和对抗大资本家。” ^[24]

第二,英国的议会民主传统以及公民自由权利与民主权利的改善与扩大,为英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利条件。英国是现代化民主政治的发源地,其民主制度从形式上看也是比较完备的,从实践上看英国工人阶级及劳动人民享受到的民主与自由权利较之以前也有明显的改善。这一切使英共有理由相信:“各种民主力量具有长期斗争的经验并且赢得了公民自由权利和民主权利,虽然这些权利不断受到进攻,但它们为推动政治斗争提供了基础。” “由于我国工人阶级在社会结构中占绝大多数,多年来在英国就已有赢得议会政治多数的可能性。” ^[25]

第三,战后世界政治地图的改变以及威力巨大的新式武器的出现为英国和平走向社会主义创造的有利的和平的国际环境。战后与资本主义相抗衡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高潮迭起,表明“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已经决定性地倾向了社会主义和进步方面”,“社会主义、民族解放、工人阶级和进步势力的力量日益增强,为英国创造了在没有外国军事干涉的情况下走向社会主义的更为有利的条件” ^[26]。而核武器的巨大破坏性所形成的威慑,反过来有可能成为制止战争爆发的重要因素。英共于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必要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 ^[27]“《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所做的就是用另外一种战略(不经过内战,赢得议会并变革议会的战略)来代替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通过起义和建立苏维埃的战略),亦即用现时完全不同的历史形势的产物来代替以前的历史形势的产物。” ^[28]

2.关于英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进程构想

英国在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变革中,是一蹴而就还是一个长期的、分阶段实现过程?这是英共在制定“和平过渡”纲领时,必需要谋划和设想的。

第一、英共认为英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分阶段实现的过程。1977年通过了新党纲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夺取政权将不是一个单一的行动,而是一系列斗争进程的顶点。”“那种以为在一夜之间就从实际上是管理资本主义的工党政府推进到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政府”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因为“打破资产阶级在生活、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领域的控制以及争取大多数人民支持社会主义的政策,正如过去所有经验所表明的那样,是一个需要时间的复杂、困难和多方面的进程,”而且还由于“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政府的政治条件尚不存在,必须去争取这种条件”,“各个左翼政府是这一进程中的一部分。它们必须表明有必要进行更多的根本变革,同时为这种变革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29]

第二、现阶段英国争取社会主义革命战略的首要任务是“争取建立一个开始执行左的政策的新型的工党政府” ^[30]。英共认为这个新型的工党政府“不是一个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府,而是一个同议会外群众斗争关系密切,开始对英国社会进行重大民主改造的政府” ^[31],这种新型的工党政府的建立对于英共来讲是有利的,由于共产党的影响将大大加强并使工党进一步向左转,其结果必然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战略——替代性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实行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第三,彻底实行替代性的经济与社会政策,对英国着手进行意义深远的社会变革。英共认为新型的左翼工党政府要肩负起引导英国走上一条新的道路的任务,就必须执行彻底的替代性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经济上,主张把支配经济的最大公司中的关键公司收归国有。政治与社会方面,改革议会选举制度,实行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废除上院和君主制;改造议会的体制,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应拥有足够的立法、经济和财政权力来着手处理本民族的基本问题;地方政府应该更加民主化;采取最有力的措施打击种族主义;工会应完全独立于政府并不受政府干涉或控制等等。

第四,英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中,新型的工党政府应通过和平方式改造旧的国家机器。英共认为要把政权从资产阶级手里最终转到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手里,就必须对旧的国家机器进行彻底改造,但没有必要采取暴力的方式,“左翼政府能够而且必须通过使国家机器民主化来改变它的成份和体制。”因为“英国政治制度的中心问题是议会的权威” ^[32],左翼在下议院占多数和建立左翼政府将意味着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将从资产阶级手中转到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手中。

3.英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策略方针

英共认为要实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战略,就必须在今后的斗争与实践中采取正确的策略方针。

第一、主张建立包括资产阶级下层在内的“广泛的民主联盟”。英共认为战后英国现存的力量,如能得到加强和联合,就可以使英国走上一条新的道路,打开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为此,劳工运动必须与其他民主运动、工人阶级必须同各阶级层包括中间阶级及资产阶级的下层建立起广泛的民主联盟。这一联盟要包括人民的绝大多数,并在人数与力量上要超过那些想保护现状的势力。

第二、主张把议会内外的斗争相互配合作为争取政权的主要斗争形式。在英国政治结构中,议会已成为英国民主制度的中心,因此充分利用议会讲坛是英共进行合法斗争的主要形式。战后英共也一直十分重视,并积极参加议会选举活动,期望“使尽可能多的人有机会投共产党的票,争取在议会中有党的代表以及在地方议会中得到更多的议席”,然而仅有议会斗争是不够的,要有效地开展议会斗争,必须相应地有更为广泛的群众运动相配合,“只有议会斗争同议会外的群众斗争结合起来,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才能赢得重大胜利。” ^[33]

第三、主张联合工党并争取加入工党。战后英共加入工党的申请一次又一次遭到拒绝,但英共加入工党的愿望从来就不曾泯灭过。英共认为“工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的政党”,“它在选举中获得工人阶级广泛阶层的支持” ^[34]。英共正是在充分正视工党的上述特点,制订了联合工党并争取加入工党的策略。英共确信:“一个有更大影响的共产党对工党本身的前途和劳工运动的发展以及对整个广泛民主联盟是至关重要的。” ^[35]

第四、主张“争取和建立社会主义的斗争应在政治多元化的条件下进行。”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资产阶级两党制的国家。英共认为多党(两党制)是社会民主的一个主要内容,是英国社会主义的一种政治模式,是人民民主的政治表现。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英共明确指出:“争取和建立社会主义的战略应在政治多样化的条件下进行。在英国和平走向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应该保证所有的民主政党,包括反社会主义的政党,都享有政治权利和在选举中合法竞争的权利”,“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劳工运动所宣布的立场是,它将尊重选民的裁决,如果左翼政府在选举中失败的话,它将下台。” ^[36]

英共“和平过渡”理论的提出特别是英共和平过渡纲领的制订对西欧各国共产党乃至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而且也有利于国际共运的健康发展,对当时的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英共和平过渡理论也存在着明显缺陷是:在斗争策略的规划上也只是作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同时英共过高估计了工党的社会主义因素,对战后英国工党进一步右转与资产阶级政党化现实缺乏客观估计,在自身力量与影响有限的情况下,把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工党身上,其可能性与现实性到底有多大本身就存在很大的疑问。此外英共在国际阶级斗争中还十分激烈、在冷战状态还十分尖锐的情况下,过分强调和平过渡,淡化阶级斗争,对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是有消极影响的。

 

注　释

[1][16][28] Noreen Branson: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Britain: 1941—1951,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1997, pp.302、85、6.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50-551、550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48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9页。

[5][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307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79页。

[10][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83、468页。

[12][14][22][24][25][26][28][29][30][31][32][33][34][35][36]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编:《欧洲共产主义资料选编》(下册),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版,第280-281、261、281、230、230、202、281、231、231、238、241、219、215、220、242页。

[13]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2、87、86、100页。

[19][23]帅能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历史与现状》,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0页。

[20]奇波拉:《欧洲经济史》(六上),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18页。

[21] 《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8-219页。

 

 

【作者简介】　商文斌(1965—),咸宁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国外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

 

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