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新左翼政权的三个特点——基于对拉美老左翼政权的比较

成晓叶 布成良

【摘要】 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拉丁美洲的政治图谱再次开始左转，这种左转不同于20世纪末之前的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尼加拉瓜桑地诺解放阵线以及危地马拉等老左翼政权。而新左翼与苏联解体之前的左翼政权之间也并不完全趋同，他们在建立政权的途径、背后有无大国的支持以及凝聚程度等方面都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别。

【关键词】 拉美；新左翼；老左翼

一、区分拉美新老左翼政权之标准

就目前研究现状而言，国内的学者虽然对拉美左翼政权或政党的定义进行了不同维度的梳理，[1]但国内学术界并没有对拉美左翼进行一种以时代或是执政方式为标准的划分。知网上以拉美新左翼为关键词的文章中只有编译国外学者的《世界经济危机挑战拉美左翼政府的改良主义》以及国内学者陈志强发表于《上海商学院学报》的《拉美新左翼与华盛顿共识》、袁琳在《拉丁美洲研究》中的《德国学者论拉美新左翼政权》这几篇。这些文章中都是零星带过，其中仅有《世界经济危机挑战拉美新左翼政府的改良主义》和陈志强在文章中略有提及区分拉美新左翼和老左翼的分类，这里要特别指明的是学者陈志强误将墨西哥前外交官员与现任学者豪尔赫·卡斯塔涅达（Jorge G. Castaneda）的头衔误改为美国学者豪尔赫·卡斯塔涅达，而卡斯塔涅达仅仅只是在美国大学任教的客座教授而已并非真正的美国人。陈志强的文章中唯一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在于提到了哥伦比亚学者豪尔赫·恩里克·博特罗的观点:即当代拉美左派同20世纪70和80年代的左派不同从而明确了新左翼与老左翼的区分。过去拉美左翼主张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而现在是通过选举取得政权。

其中詹姆斯·彼得拉斯在《世界经济危机挑战拉美新左翼政府的改良主义》中提出了12个区分拉美新左翼和老左翼政权的标准，但过于宽泛，若用来区分拉美老左翼和新左翼，恐怕仍然可能将拉美的“新”、“老”左翼混为一谈。尤其是第十点：通过财政纪律以及避免民粹主义式地在大型社会计划、基础设施计划上大笔开支, 因此积聚了大规模的预算盈余。笔者认为这一标准值得商榷，因为事实上委内瑞拉查韦斯生前政权的许多政策恰恰就与此相反，巨大的石油收入是消除文盲、扶助扶贫、针对中下层孩子的教育计划、住房保障等社会项目的顶梁柱。而这12个划分标准中又有一些标准仅具有个案特点而并不具有普遍特征。

区分拉美老左翼政权和新左翼政权的标准从时间上而言，苏联的解体和柏林墙的倒塌可以作为老左翼政权和新左翼政权时间上分界点，因为在这之前危地马拉的阿本斯政府在1951年上台；1954年危地马拉在美 145国的策动下发动政变将阿本斯政府推翻，阿本斯随后流亡海外，最后死于墨西哥城；智利的阿连德政府早在1973年就已在美国政府支持发动的政变中被推翻；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通过发动反抗右翼独裁的索摩查政权的起义上台，但在1990年的尼加拉瓜大选中还是败下阵来;古巴早在1959年建国而之后其政权至今依然存在。因此，古巴代表的是20世纪的拉美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只能算是拉美老左翼政权在当代的一个“活化石”。

其次，除了时间的划分标准以外，建立政权的方式也是一个参照指标，拉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老左翼政权除了智利的阿连德以及秘鲁的阿兰·加西亚·佩雷斯 (Alan Garcia Perez)通过民主选举上台以外其余几乎全部通过以武装斗争的方式来夺取政权，这里特别指出的是危地马拉的阿本斯政府虽然是通过民主选举执政，但是阿本斯本人之前参与到了推翻乌维科政权的运动。因此拉美的“老”左翼政权除智利的阿连德和秘鲁的阿兰·加西亚·佩雷斯 (Alan Garcia Perez)通过民主方式上台以外其余全部老左翼政权都使用了暴力革命的方式，而拉美新左翼政权却无一例外地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完成政权的交替。同时拉美新左翼政权与老左翼政权所处的外部条件也大为不同，这种不同在于拉美“老”左翼政权或多或少都接受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援助，而苏联解体后拉美新左翼政府的上台大多没有外部大国的支持，其政治变化更体现出政权交替的内生性。

最后，拉美“老”左翼政权与新左翼政权在融合度方面也有一定的区别，拉美老左翼政权虽然与苏联存在着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联系但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或是机制化、一体化的组织。以上三个特点便是区分拉美老左翼政权和新左翼政权的标准。

二、拉美新左翼政权的上台模式均以民主选举为主

二十世纪拉美的左翼政权基本都是通过武装暴动上台，以危地马拉为例，在阿本斯执政之前，危地马拉由独裁者豪尔赫·乌维科统治，危地马拉的独裁者（Jorge Ubico）崇拜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虽然危地马拉在美国的压力下于1941年12月被迫对轴心国宣战，但是乌维科的亲法西斯立场以及内阁中的顾问和部长与德国之间的利益联系都是昭然若揭的。1944年6月，在一场大罢工和反政府的游行示威后，乌维科被迫辞职。[2]但这位独裁者并未就此轻易地退出危地马拉的权力中心，而是将权力移交给了由帕尼上校、爱德华多上校和庞塞将军组成的三人集团。为了赢得民心，帕尼上校、爱德华多上校和庞塞将军承诺召开国会选举并推举庞塞为总统候选人，反对派则选择因受迫害长期流亡在阿根廷的危地马拉哲学教授胡安·何塞·阿雷瓦洛为总统候选人。庞塞因在乌维科政府时期的违反民意之举而感到心虚，非常担心竞选会失败。为保证胜利当选的绝对性，庞塞命令军队等阿雷瓦洛一回到危地马拉便将其逮捕。更为卑劣的是，在7月3日的全国大会选举上，持枪士兵逼迫每个投票人都投庞塞的票，而不支持阿雷瓦洛。毫无疑问，庞塞最终以乌维科代理人的身份掌控了危地马拉的最高权力，庞塞也依照乌维科的意图，将许多前政府官员招回到自己的政府之中，而乌维科则可以欣慰地垂帘听政。但庞塞的一系列倒行逆施的举动并未受到民众的青睐，反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议。同时反对派也加入抗议之中,反对派中包括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Jacobo Arbenz Guzmán）陆军上尉，而阿本斯也因参与反政府的行为被军事学院解除了教官职务。同年12月，长期流亡在外的教育家和学者胡安·何塞·阿雷瓦洛（Juan José Arévalo）以85%的得票率被选举为总统，他也是危地马拉第二十三任总统和第一位民选总统。[3]1945~1950年期间，阿本斯就任阿雷瓦洛政府的国防部部长。1951年以90%以上的选票当选危地马拉总统。

就古巴而言，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可能更为明显、更为彻底，一些人认为古巴革命成功的原因是由于古巴革命分子在古巴最大城市中的胜利，也有人认为是由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58年7月26日领导的游击部队在马埃斯特腊山取得胜利是古巴革命胜利的关键因素。[4]虽然从综合方面来看，古巴并不是20世纪50年代最适合发生革命的国家，因为它既不是最贫穷的国家也不是工业化程度最高、最发达的国家。古巴的人均收入在当时紧随阿根廷和委内瑞拉之后，位列拉美第三。此外，古巴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远远多于住在乡村中的人口。但古巴人民的生活却没有保障，他们的命运同任何单一经济结构社会一样，经济增长依赖主要出口作物的行情。而古巴的阶级结构也受古巴蔗糖经济的影响，农业无产阶级中的季节性劳工将他们的时间分为蔗糖收获 146季节的六个月和失业的六个月。[5]但推动古巴革命的催化剂却是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残酷的独裁统治，1934年巴蒂斯塔领导中士政变运动之后，1940年按照他自己编撰的民主宪法赢得了“公正”的民主选举。作为政治老手的巴蒂斯塔，一方面为了缓和民族主义者的批评废除了自1901年起北美干涉古巴的普拉特修正案（Platt Amendment），同时为了赢得美国的支持通过了1934年蔗糖互惠贸易协定法（Sugar Act and Reciprocal TradeAgreement of 1934）。1933年，他甚至主动下台将总统宝座让给来自反对派阵营中赢得总统选举的人，但这只是巴蒂斯塔民主程度的极限。1952年，独裁者巴蒂斯塔在国外投资者、美国政府和蔗糖工业的支持下并没有选择民主的方式而是通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第二次当选总统之后，巴斯蒂塔选择修改宪法并镇压那些不服从他的异己。巴蒂斯塔的倒行逆施也使得古巴的民主人士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顺从巴蒂斯塔，要么与他斗争到底。[6]最终，巴斯蒂塔的倒行逆施终于让古巴人民忍无再忍，1952年后古巴开辟了多条反对巴斯蒂塔的战线，而最著名两条的战线便是马埃斯特腊山的“7.26运动”和大城市中的游击运动战。虽然攻打蒙达卡兵营的“7.26运动”由于实力对比悬殊而失败，但古巴人民并未因此放弃，1958年5月由于巴斯蒂塔在马埃斯特腊山中倾尽其全力抵抗古巴游击部队以致实力受损，巴蒂斯塔的政权也开始走向终结。1958年底起义军开进哈瓦那，巴斯蒂塔政权垮台，同年2月，菲德尔·卡斯特罗出任总理，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

与危地马拉一样，依附国外经济和土地分配不平等成了尼加拉瓜20世纪历史发展的主线。同时尼加拉瓜还不时受到来自美国的军事干涉，美国对尼加拉瓜频繁的干涉不仅削弱了本地政治精英，而且也严重地损害了尼加拉瓜的领土主权。[7]在索摩查执政时期，尼加拉瓜人民的经济条件随着索莫查对城乡劳动力无限制的剥削而不断恶化。面对世界市场尤其是对棉花需求量的增长，索摩查为种植园阶级开辟了新的土地，同时由于一个世纪以前就已开始的咖啡繁荣期许多农民被迫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当时的尼加拉瓜是拉美地区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随后反对索莫查独裁政权的活动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由《新闻报》（La Prensa）的出版商佩德罗·华金·查莫罗（Pedro Joaquín Chamorro）所领导，虽然这一系列行动并不怎么成功，但却为桑地诺解放阵线的横空出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1961年，卡洛斯·丰塞卡（Carlos Fonseca）、西尔维奥·马约加（Silvio Mayorga）、托马斯·博尔赫（Tomás Borge）组建而成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对于索莫查独裁政权的威胁更大，桑解阵线中的大量成员来源于学生，桑解阵成立之初在山间组织起了几场游击战斗，但最终都遭遇失败，桑解阵随后改变了斗争的策略和组织，吸引了大批新鲜血液的加入。[8]1972年尼加拉瓜的地震中有一万多人丧生，首都马那瓜也成了一片废墟。而尼加拉瓜的民愤都对准了索莫查政权的无耻行径—将大量的国外援助纳入索莫查政权和他们国民警卫队手中。1978年1月，《新闻报》（La Prensa）中的一系列文章公布了索莫查政权在美国出售尼加拉瓜人民的鲜血的血浆计划（blood-plasma operation）。[9]此时尼加拉瓜舆论圈对索莫查的批评声和民愤不绝于耳，索莫查谋杀一位受欢迎新闻记者的事件也引发了一场大罢工。而桑解阵在大罢工事件中获得了组织的动力，这同时也扩大了反抗索莫查政权运动的规模。1978年8月桑解阵游击分子攻入国家宫（National Palace），抓获众议院(Chamber of Deputies)中的大量人质和两千多名的工作人员。同年9月桑解阵在五个大城市中发起联合起义，索莫查的空军在索莫查军队重新占领城市之前也进行了空投，随后索莫查军队挨家挨户地进行了大屠杀式的“清剿行动”，但最终桑解阵在西欧国家社会民主党和哥斯达黎加、巴拿马以及委内瑞拉、古巴的支持下成功地推翻了臭名昭著的索莫查政权，迫使索莫查与于1979年流亡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尼加拉瓜也最终建立了以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为核心的民族复兴政府。瑞典学者马丁·尼尔森（Martin Nilsson）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拉美左翼的日子并不好过，在拉美的军人统治时期，拉美的左翼组织、左翼政党以及个人大部分都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发，同时也倾向于通过马克思的暴力革命来实现社会主义。20世纪60年代，大部分的左翼集团采用了暴力革命的方式，这种方式扩大了拉美老左翼的影响力，同时这种方式也常常成为拉美军事政权以及右翼政党借以共产主义威胁进行军事政变以及实施政治干涉行动的借口。[10]

结合瑞典学者尼尔森的话从图表一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委内瑞拉查韦斯执政之后的所有拉美新左翼的执政完全都是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委内瑞拉查韦斯政府，虽然查韦斯之前曾参与过一次推翻右翼政府的政变活动，但是其并未根本改变委内瑞拉的政治局势，查韦斯本人反而被捕入狱。因此委内瑞拉仍然算作是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执政的拉美新左翼政党。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危地马拉阿本斯曾经参与到推翻乌维科政权的运动，而这场运动最终导致乌维科的下台，因此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的执政与暴力革命不无关系。综上所述，通过比较执政途径来看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拉美新左翼政权无一例外地通过民主方式上台执政，而拉美老左翼政权，除了智利的阿连德通过先革命后民主的方式以及秘鲁的阿兰·加西亚·佩雷斯 (Alan Garcia Perez)以民主选举方式执政之外也几乎都是通过暴力革命方式从右翼独裁者手中夺取政权的。

三、拉美新左翼政权的建立没有任何超级大国的支持

在拉美老左翼政权当中，古巴对苏联的依赖最为明显，但由于当时美国总统肯尼迪在泰勒将军的建议下通过了以政治手段、经济途径、军事行动和宣传方式反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新方针。1961年，美国总统授权爱德华·兰斯代尔将军（General Edward lansdale）负责起草一份旨在“帮助古巴”推翻共产主义政权的秘密行动计划，该计划被称之为“猫鼬计划”（operation mongoose）。这项计划在反复修改后最终将指导方针定为在古巴国内加快颠覆的行为—如蓄意破坏行动、组建并支持古巴的反革命部队、进行暗杀活动以及反共产主义宣传。同时对古巴采取的经济封锁也将降低古巴经济生产能力，以此引发古巴人民的不满情绪，继而导致革命领导权的分裂以及人民内部动乱，最终为美国武装部队军事干涉提供理由。[11]美国孤立古巴的政策也逼迫古巴倒向当时国力强大的苏联。在经济方面苏联购买古巴的蔗糖，苏联也以低廉的价格向古巴出售石油，在外交方面古巴也随之加入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之中，而古巴导弹危机的发生更是凸显出古巴左翼政权背后苏联的支持。

在尼加拉瓜，受到苏联支持的桑地诺解放阵线也不例外。1979年7月19日，尼加拉瓜与整个世界的关系都发生了改变，作为美国70多年的可靠而又亲密的伙伴之后马那瓜开始成了华盛顿的一大担忧。尤其是桑解阵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宣言是里根华盛顿政府所不能容忍的。而刚刚建立政权的桑地诺政权需要朋友，苏联是当时唯一一个有着丰富资源并且愿意帮助一个年轻的，半马克思式的革命政权来稳住阵脚的大国。1985年美国对尼加拉瓜实行的禁运政策使得桑解阵的同盟国家对尼加拉瓜的援助锐减，这同时也加剧了尼加拉瓜对苏联援助的依赖。[12]

由于美国政府早已对危地马拉实行禁运，1954年危地马拉也由于购买了一批捷克的武器装备而成了美国秘密进行“胜利行动”（ Operation Success）的借口。[13]

智利的情况也与此类，虽然智利阿连德政府在上台之初希望与美国保持正常的关系，但当智利开始将铜矿企业国有化之后美国就切断了与阿连德政府的联系转向支持阿连德的反对派。阿连德政府被被迫开始寻找可替代的贸易和投资渠道，这时苏联取代美国对智利进行了投资。同时也有资料显示阿连德通过私人关系接受来自苏联克格勃400万美元的选举经费，此外阿连德个人也得到了50万美元的经费。[14]

从图表二中可以看出苏联对古巴、尼加拉瓜和秘鲁的军事支持，苏联不仅提供军事支援同时还提供相关的军事顾问和文职顾问。苏联除了对古巴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军事、文职顾问以外，还有大量的经济援助。苏联对古巴的经济援助占到了古巴国民生产总值的25%，苏联每天的援助额大约在1370万美元左右，其中三分之一属于对古巴的军事援助。[15] 1982年和1983年期间苏联对尼加拉瓜运输武器的吨数就达到了6000公吨，1983年更是达到了11，000公吨，这些武器有些是从第三世界国家如古巴和利比亚运送而来。[16]从图二我们也能看出秘鲁从苏联获取了大量的军事装备和军事人员以及文职顾问的援助，其获得苏联的军事装备总和达到15亿美元。[17]

与此同时，带有中国特色的瓷器、梳子、风筝甚至是建筑风格也带到了拉美。中国文化和商业产品一时成为拉美的社会风尚，拉美大陆兴起了早期的“中国热”。[19]同时，许多拉美政府也乐于见到经历了美国一个多世纪对拉美地区强势的政治干涉、经济干预、甚至是军事介入之后有了新的选择。美国领导和美国人民并没有将拉美与欧洲、亚洲以及中东地区等同重视起来。虽然，美国与拉美的经济联系和人口关系比上述国家都要紧密。但在过去的十年中，处于国家利益以及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促使拉美与其他地区发展政治和经济关系，其中就包括中国。[20]许多拉美政府认为拉美与中国有着某种缘分，中国和拉美一样也在独立之前曾被西方国家占领。[21]因此，拉美的新左翼政权的崛起不同于拉美老左翼政权，其崛起与发展背后没有任何大国势力的支持，而中国、俄罗斯与拉美的发展只能算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积极的一面，因此有无大国支持也是区别拉美老左翼和新左翼的一个重要的划分标准。

四、 拉美新左翼政权聚合能力增强

20世纪末以前拉美的老左翼政权接受了大量的苏联援助，这种援助分散在经济、军事、外交领域，同时苏联也加强了同拉美各国之间的文化联系。1960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率苏联一个科学技术和文化访问团到达哈瓦那；同年底米高扬与格瓦拉签订了一系列文化协定。此外，虽然古巴也支持尼加拉瓜等国的革命，但这种支援并没有形成一种机制性体制化的组织行为。而拉美新左翼政权之间则不同，拉美新左翼政党执政之后加强了相互之间的一体化进程，政治上有社会党国际、世界社会论坛；在金融领域，委内瑞拉牵头建立的包括巴西在内的南方银行为拉美那些总是被国际金融机构条约所束缚的贫穷国家提供了机会。有了慷慨大方的委内瑞拉保险箱，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在拉美地区也几乎消失了踪影。 [22]经济方面有南方共同体市场、玻利瓦尔替代联盟(the Bolivarian Alliance for the Peoples of Our Americas, ALBA)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一体化和发展部长级会议(the Summit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on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CALC) 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the Community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ates 简称CELAC) ；南美国家联盟（Union of South American Nations简称UNASUR）。这些组织和共同体的一个最主要的目标便是以更独立的方式过或是通过减少与美国合作亦或是采取以分化和外部施压的方式来强化离开美国控制之后的自主权。[23]其中，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被媒体称为“没有华盛顿的美洲国家组织”，以此彰显其“排美”的态度。查韦斯生前曾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必将取代影响力日趋式微的美洲国家组织”。查韦斯的表态得到一些国家的支持。厄瓜多尔外长帕蒂诺说：“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成立的最终目的，就是取代美洲国家组织”。[24]除了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在防务方面，由巴西和委内瑞拉牵头试图建立一个将美国排除在外的南美防务委员会，而南美地区同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经济政治联系越来越紧密，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25]除此以外，最大的综合性组织要数南美洲联盟了，该联盟拥有3.61亿人口、面积17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成立的宗旨在于推动拉美地区的一体化，共同致力于区域内自由贸易、政治协商，防务一体化。同时这一组织也能够维护组织内部成员的内部局势，最能够体现南美联盟在西半球的这种领导地位的事件是2008年在巴西外交部的倡导下南美联盟12个国家一同签署了《拉莫内宣言》（Moneda Declaration），这一宣言缓和了玻利维亚左翼总统莫拉莱斯同受美国大量资金以及后勤援助的右翼反对派之间的冲突。这一决议的通过是建立在统一支持玻利维亚左翼总统莫拉莱斯以及对反对派强烈警告的基础之上。[26]因此，拉美新左翼政权体现出更强烈的一体化趋势，虽然拉美老左翼政权也相互支持，共同接受苏联的军事、经济援助，但这种互动关系更多局限于随意性以及临时的需要，却没有形成正式的机制化，体系化的结构，而拉美新左翼在经济上有南方共同体、政治上有圣保罗论坛以及世界社会论坛、防务层面也不乏南美防务委员会这样的组织，拉美新左翼所组成的这些机构和组织均为体制化组织的产物，其定期会晤以及自身制定内部规则的特色也是拉美老左翼政权中所没有的。

依靠着新左翼国家之间的相互抱团与多层面的相互合作，与以往的老左翼相比，新左翼国家的执政能力与水平大大提高，既提高了抗政治风险的能力，又增强了应对经济危机的手段，致使其自身的凝聚力也不断得到提升，政权更加巩固、更加牢固。

结 语

拉美政坛的集体左倾化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拉美政治发展的一个独特景象，而20世纪末之后拉美的政治左转并不是拉美政治图谱第一次倒向左侧，早在20世纪40年代拉美就已经出现左翼执政力量，从而形成了新老之分。拉美新左翼政权和拉美老左翼政权都是拉美特定政治、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产物，将两者混为一谈恐怕有盲人摸象以偏概全的嫌疑。而区分这两种左翼政权的标准便在于通过比较两类政权获取政权的方式：考察背后是否有大国的支撑以及凝聚程度的对比才能区分出拉美新左翼政权与拉美旧左翼政权之间的区别。相对来说，这是一种比较科学且合理的区分法。

注释：

[1]参见沈跃萍：《拉美“社会主义热”— —拉美左翼政府特征简论》，载于《学术界》2 0 0 9年第4期；李伟：《困境中的拉美左翼：现状与挑战》，载于《山东教育学院报》2 010年第5期；李阳：《拉美佐翼力量崛起评析》，载于《拉丁美洲研究》2 0 0 5年第5期。

[2][3]B e nja m in Kee n Keith H ay nes:A Histor y of L atin A m eric a 8 e ditio n,Ce n g a ge L e a r nin g,2008,p.4 40.

[4][5][6][7][8][9][13]G a r y W.Wy nia：T h e p olitics of L atin A m eric a n D evelo p m e nt（T hird e ditio n）,C a m brid ge University P ress,1990,p.287,287,289,4 47,450,451,4 42.

[10][18][20][21]M a n uela Nilsso n Ja n Gusta fsso n: L atin A m eric a n Resp o nses to Glo b aliz atio n in the 21^st Ce ntu r y,Palg r ave M a c m illa n,2012,p.91,207,210,211.

[11] Julio Ga rcia Luis:Cu b a n Revolutio n Re a der:A D o cu m e nta r y Histor y of Key M o m e nts in Fid el C a stro's Revolutio n 17.o p er atio n m n go ose:T he Direct w a r，O ce a n P ress，2008,p p.143-14 4.

[12]Gia n Luc a Ga rdini a nd Peter L a m b er t：L atin A m eric a n Foreig n Policies B et wee n Ide olog y a nd P r a g m atis m ,Palg r ave M a c m illa n,2011，p p.201-202.

[14]C h risto p h er A nd re w：T h e World Wa s G oin g O u r Way:T he KGB a nd the B attle for the T hird World ,2005,p p.736.

[15][16][17]N o el Hid a lg o: S oviet m ilit a r y a ssist a n c e t o lati n A m eric a p .10 0,10 0 -102,102.

[19]董经胜、林被甸：《冲突与融合—拉丁美洲融合之路》，人民出版社2 011年版，第195页。

[22][26] M a x well A.C a m ero n a nd E ric Hersh b erg：L atin A m eric a’s L eft Tu r ns:Politics,Policies,a nd Tr aje ctories of C h a n ge，Ly n n e Rie n n er P u blishers，2010，p.24 4,p.245.

[23]L esley Bu r ns：C o m pilatio n of A r ticles:L atin A m eric a M ultilater alis m:New Directio ns;Se pte m b er 2010.ISBN:978-1-894992-55-8 p.9.

[24]陈晓航、吴志华、张卫中：《拉美诞生新共同体“抱团”发展》，新华网(htt p://n e w s .xi n h u a n et.c o m /w orld /2011-12/0 5/c _12 2 378741.ht m )

[25]Fr a ncisco D o m in g uez, G er aldin e Lievesley a nd Steve Lu dla m：Rig ht-Win g Politics In T he New L atin A m eric a：re a ctio n a nd revolt,Ze d B o o ks Ltd ,2011,p.4 8.

[作者简介] 成晓叶（1988—），男，江苏南通人，江苏省委党校、江苏省行政学院科社教研部2011级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拉丁美洲左翼政权、英国政治经济文化研究；布成良(1963—)，男，山东梁山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省行政学院法政教研部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研究。

[文章来源] 《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