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纳萨尔运动早期斗争及其外部影响因素

王晴锋

摘要: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爆发的纳萨尔运动，深刻影响了印度 ( 尤其是西孟加拉邦)的政治生态。纳萨尔派领导人查鲁·马宗达、卡努·桑亚尔、阿西特·森等推崇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主张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策略。当时的中国官方媒体曾高度赞赏纳萨尔巴里起义，认为这是印度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发动武装革命的开端，代表着印度革命的普遍趋势。印共 ( 马列) 成立后，中共承认它是印度唯一的共产党。但由于军事实力相差悬殊、形势误判以及战术失误等原因，纳萨尔运动很快走向衰落。中共也曾批评印共 ( 马列) 施行以个体恐怖为主要内容的斗争路线，从而进一步加速了纳萨尔派的内部分裂。

关键词:  印度共产党;  纳萨尔运动;  查鲁·马宗达;  歼灭战;  中国共产党

自1967 年以来，印度纳萨尔运动已经走过了整整 50 年的发展历程。纳萨尔运动为我们剖析印度政治生态、了解印度社会底层的抗争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本文着重探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印度纳萨尔运动及其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一、印度革命道路的选择

印度革命深受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尤其是受苏联与中国的影响。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埃德加·斯诺的 《红星照耀中国》在印度流传甚广，引起强烈反响。印共认为，中印两国在国情上存在诸多相似性，因此中国的革命模式比苏联模式更适合于印度。四十年代中期印度特伦甘纳地区爆发武装起义，这是印度人民第一次对中国革命作出的响应 。[1]中国革命胜利后，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亚洲共产党联合行动纲领，认为中国革命可以成为亚洲其他国家的参照模式。此后不仅在印度，而且马来西亚、缅甸和菲律宾等国，都出现了中国式的游击战。

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仍具有很大影响力。苏共反对托洛茨基主义，主张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革命分阶段进行，其中第一阶段是与进步资产阶级结盟。在此影响下，印共以及后来的印共 ( 马) 都寻求与印度国大党内的进步力量进行合作。1948 年，主张武装斗争的拉纳戴夫取代乔希掌控印共领导权后，批评特伦甘纳式农民武装斗争，提倡走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道路，并于 1951 年在斯大林指导下重新制定了党的战略路线。1957 年印共在喀拉拉邦的选举中获胜，进一步增强了苏联和苏共在印共党内温和派中的声望，他们认为，这一胜利证明苏共 20 大提出的通过议会夺取政权的路线是正确的。当时的印共主席丹吉宣称，选举政治可以改变印度政府的权力结构，从而使和平过渡成为可能。此后，丹吉派大力倡导 “喀拉拉道路”，在全印度范围内联合其他左派建立统一战线。

但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一直存在意识形态争论，争论的主要内容包括: 印度的独立仅仅是形式上的还是实质性的? 印度大资产阶级是否具有买办性质? 印度政府是不是美苏帝国主义的傀儡? 印度是不是新殖民主义国家? 印度革命的道路应采取议会政治斗争还是武装斗争? 特别是关于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性质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它具有反帝国主义的进步性质，二战后一些新独立的殖民地国家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而印度的民族资产阶级也代表着这种趋势，印度民主革命的策略应该是支持民族资产阶级。基于这种判断，部分印度共产党人采取了与统治阶级合作的策略，但激进革命派则不同意这种判断，斥之为“修正主义”思想。这一分歧最终导致了党的分裂，1964 年激进派党员另立新党印共 ( 马) 。印共 ( 马) 认为，印度的统治阶级由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联盟构成，大资产阶级日益与国际金融资本相勾结，压榨国内劳动人民。印度资产阶级具有双重特征: 一方面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寻求与帝国主义和国际金融资本合作; 另一方面为保护自身的经济命脉不被全球资本侵犯，与国际帝国主义也存在冲突，不过这种冲突最终通常是以妥协而非对抗告终。因此，印共 ( 马) 主张加大阶级斗争的力度，反对统治阶级及其政策。在 1964 － 1966 年间，印共 ( 马) 基本追随中国的立场。但在 1966 － 1969 年间，印共 ( 马) 逐渐利用大众激进主义作为工具，以便获取选举胜利，并于 1967 年领导联合政府在西孟加拉邦上台执政。对于印共 ( 马) 积极参与议会政治，中共明确表示不赞成，认为只有通过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才能粉碎旧的国家机器，获得政治权力并改变政权的本质，从而实现真正的社会变革。在中共看来，由印共掌权的喀拉拉邦地方政府和印共 ( 马) 掌权的西孟加拉邦地方政府，都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其议会道路是在资产阶级宪法的框架内运行，印度中央政府在必要时随时可能接管这种地方政权，因此在地方执政的印共完全处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下，既无法进行实质性改革，也无法动摇印度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

在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共产党人曾面临三条可供选择的道路: 以城市暴动为基础的俄国十月革命道路，通过人民战争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赫鲁晓夫所宣扬的 “和平过渡”道路。印共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通过工人阶级大罢工唤醒农民阶级参与革命运动，以城市带动农村。纳萨尔派主张走中国革命道路，认为印度工人阶级的力量不够强大，因此首先应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和解放区，然后以农村包围城市。印共 ( 马) 则认为，印度革命不应照搬某种既有模式，而应从俄国、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革命中汲取经验，发展出适合印度国情的革命模式。这就是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俄国式、中国式和印度式三种不同的革命道路。围绕印度革命问题，当时中共与苏共的分歧集中表现在: 中共认为印共应进行激进的武装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政权; 苏共则主张印共走议会民主道路，实行 “和平过渡”。

二、“春雷响彻印度”

上世纪六十年代，印共和印共 ( 马) 都放弃了十月革命模式或中国革命模式，而选择了赫鲁晓夫的 “和平过渡”路线[2]。1967 年 4 月， “北京电台”失望地宣告: “印度没有共产党，只有共产党人。”[3]这一时期，中国除大量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并在全世界发行，还在印度通过广播电台、新闻杂志、宣传册、传单等形式宣传人民战争思想，呼吁印度农民武装起来反抗反动统治者。《人民日报》密切关注印度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尤其在 1967 － 1970 年间频繁报道查鲁·马宗达领导的纳萨尔运动。英文版 《北京周报》当时在印度的销量很大，在纳萨尔派群体中更是被广泛传阅，成为城市革命者理解和分析中国社会的重要渠道，甚至是他们了解印度国内外社会政治信息的主要媒介[4]。

1965 年 8 月，林彪在 《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中提出以游击战为基础的人民战争策略，强调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为第三世界的革命提供了宝贵经验。中共希望印度共产主义者诉诸武装斗争，使印度成为中共为第三世界受压迫国家制定新战略的重要试验场。印共革命派领袖马宗达、阿西特·森等人也高度推崇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认为印共 ( 马) 打着 “纯粹印度道路”的旗号完全摒弃中国革命模式和马列主义革命道路是 “修正主义”的表现。马宗达还号召党员开展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认为印共 ( 马) 的领导层已经不是革命同志，甚至不是盟友。1967 年春，在纳萨尔派的组织动员下，西孟加拉邦北部的纳萨尔巴里爆发农民武装起义，革命浪潮很快席卷到毗邻的农村地区。

早在纳萨尔巴里起义之前，中国官方就一直关注着印度发生的饥荒和暴力斗争事件，并注意到印度人民的斗争开始从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5]。据统计，印度暴力斗争事件 1965 年是 292 次，1966 年达到 700 次。因此中共认为，印度人民迟早会爆发革命。1967 年 6 月 28 日， “北京电台”高度赞扬纳萨尔巴里起义，认为这是“印度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发动革命武装斗争的马前卒”，代表着印度革命的普遍趋势，并称西孟加拉邦联合阵线、印共和印共 ( 马) 是印度反动势力欺骗和愚弄人民的工具。同年 7 月，《人民日报》刊发多篇关于纳萨尔运动及其领导人马宗达的文章，指出农民武装斗争是印度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例如 7 月 5 日的《人民日报》第五版，整版都是关于大吉岭地区农民起义的内容，称赞印度人民为走中国革命道路而 “打响武装革命的第一炮”，使 “印度反动派胆颤心惊”。题为《印度的春雷》的人民日报社论，随后被译成外文发表于 《北京周报》，其英文版标题是 “Spring Thunder Over India”。文章盛赞印度大吉岭地区的农民武装革命，认为这是印度人民革命斗争的重大胜利，对纳萨尔运动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极大鼓舞了印度共产主义革命派的士气和斗志。文章明确指出，武装斗争是印度革命的正确道路，而甘地主义、议会道路等都是 “印度统治阶级麻醉印度人民的鸦片烟”;印度广大农村是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农民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一旦发动几亿印度农民参加革命，就会形成坚不可摧的强大力量，农村革命根据地 “终将由点到面、由小片到大片地波浪式地发展起来……印度的革命就能够逐步地形成农村

包围城市的局面，为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的胜利开辟道路”。文章还阐明了印度革命应遵循的意识形态和策略，尤为强调军队和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认为这些都是围绕着印度革命的重要问题。纳萨尔巴里起义被中共认为是成功执行人民战争路线的结果，成为第三世界人民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印共 ( 马列) 及其革命路线

纳萨尔巴里起义之后，印共 ( 马) 党内的矛盾迅速激化。由于印共 ( 马) 主要领导人在中苏论战中采取中间立场，引发了党内主张走中国革命道路的成员的强烈不满。特别是纳萨尔派，借鉴中共对印度社会性质 ( 半殖民地、半封建) 和政治形势的判断，极力反对议会政治，认为印共 ( 马) 的意识形态是修正主义，或者说是 “与毛主义无关的反修正主义”[6]。党内其他一些革命者也将马宗达领导的纳萨尔巴里起义视为中国式革命道路的实践。而印共 ( 马) 主要领导人则将所有来自党内的挑战都斥为 “左倾冒险主义”，认为这是革命受挫者表现出来的病态意识形态。到 1968 年，由于党内分歧已无法弥合，许多党员退出了印共 ( 马) 。

1969 年 4 月，卡努·桑亚尔和马宗达领导的纳萨尔派与印共 ( 马) 彻底分道扬镳，另行成立印共 ( 马列) ，并于 “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天对外公开宣布了新党的诞生。由于印共 ( 马列) 是以西孟加拉邦革命者为主的政党，自成立伊始党内在革命路线和斗争策略等方面就存在分歧，所以北方邦、比哈尔邦、奥里萨邦以及查谟克什米尔地区的革命组织都反对马宗达的领导，例如纳吉·雷迪领导的 “安德拉邦革命共产主义委员会”。也就是说，印共 ( 马列) 并没有能够把全印度的革命力量整合起来，甚至并不是一个全国性的政党。但当时的中国官方媒体很快承认它是印度真正的共产党。正因如此，马宗达及其领导的印共 ( 马列) 在印度全国各地的纳萨尔群体中获得支配性地位，对纳萨尔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印共 ( 马) 政治局则批评中共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干预印度共产党内部事务并导致派系分裂[7]。

印共 ( 马列) 在成立后的政治决议中指出，印度社会具有半殖民、半封建性质，当前阶段印度革命的本质是人民民主革命，作为革命领导者的工人阶级必须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联合农民 ( 革命主力) ，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决议谴责印度政府已沦为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走狗，其外交政策是为美苏包围社会主义中国和镇压民族解放运动而服务的。决议还指出，印度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印度统治阶级靠武力和苛法苟延残喘的日子已经不长了[8]。随着西孟加拉邦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马宗达乐观地估计印度在七十年代将是 “解放的十年”，全印各地民众将自发地揭竿而起，纷纷响应革命。党内的强硬派甚至宣称，1975 年将解放整个印度[9]。

纳萨尔派试图遵循中国革命的经验。例如，桑亚尔在 1968 年仿照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撰写 《特莱报告》，总结了纳萨尔巴里起义的得失，分析了印度社会的阶级状况，认为印度统治阶级具有 “买办”的性质。六十年代末，马宗达将斯里卡库拉姆称作 “印度的延安”，希望以它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并把针对个体阶级敌人的 “歼灭战”等同于中共对日本侵略者实施的歼灭战。七十年代初，加尔各答学生运动中的青年学生更是把自己视同中国 “文革”中的红卫兵。在这一时期，纳萨尔派与中国的交往十分密切。1967 － 1968 年间，纳萨尔派领导人索仁·博思经尼泊尔秘密造访北京，逗留长达 8 个月的时间，曾受到周恩来和康生接见，并在南京军事学院接受训练[10]。

在中国人民战争理论的影响下，马宗达逐渐把游击战作为唯一的革命策略，拒绝大众组织，坚持印共 ( 马列) 作为一个秘密政党运作，以小规模、各自独立的小分队形式进行游击战。这便是所谓的 “歼灭战策略”。在农村地区，他们试图通过消灭地主、放贷者等形成权力真空，为夺取政权奠定基础。但这种以暗杀个体为主要内容的歼灭战，并没有使纳萨尔派在米德纳普尔县等地建立起解放区，相反却招致政府军队的疯狂反扑。1970 年初，纳萨尔派在斯里卡库拉姆、黛布拉 － 戈皮瓦拉普尔等农村地区遭到政府军的强势围剿，不得不转战到城市，在加尔各答实施“红色恐怖”，以对抗政府的 “白色恐怖”。这种城市游击战最初采取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策略，不断袭击教育机构、政府机关等，后来又对警察、密探、反纳萨尔分子等采取血腥歼灭战，使加尔各答经历了一年多的 “红色恐怖”。由于马宗达领导的这种歼灭路线脱离群众运动，忽略了土地革命的纲领，最终导致革命陷入低潮。在印度中央政府和西孟加拉邦地方政府的联合镇压下，有 2400 多名党员遭到逮捕，党内也出现了严重分裂[11]。可以说，歼灭战葬送了曾经轰轰烈烈的斯里卡库拉姆运动，其领导人大多被杀害或投入监狱。

在纳萨尔派看来，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其理想典范。1971 年之前纳萨尔派提出的口号是: “中国的道路是我们的道路，中国的主席是我们的主席。”[12]但由于对革命形势的误判、敌我力量悬殊以及战术上的失误，纳萨尔革命运动遭到严重挫折。 1971 年 6 月，萨蒂亚纳拉杨·辛格和阿希姆·查特吉另立印共 － 马列 ( 中央委员会) ，试图摆脱马宗达的控制。1972 年 7 月马宗达被捕并死于狱中，然而党内的冲突仍在持续，很多人继续支持马宗达的强硬路线，将纳吉·雷迪、阿西特·森、帕里马尔·达斯·古普塔等视为 “新修正主义者”，将萨蒂亚纳拉杨·辛格、阿希姆·查特吉等斥为 “中间派修正主义者”[13] 。由于桑亚尔强调大众运动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马宗达派便攻击他和他的支持者未能遵循中国的游击战理论，认为其革命策略是 “中间派修正主义的阴谋”，因暂时遭遇挫折而诋毁革命事业。1973 年 3 月，西孟加拉邦的纳萨尔运动基本平息，此后仅有零星的暴力袭击仍在持续。纳萨尔派后来也曾试图纠正忽略大众运动的错误策略，但由于内部难以达成一致以及难以形成统一的组织领导，迄今仍存在各种分歧与斗争，大大削弱了其整合革命力量的各种努力。

四、 中共对纳萨尔运动态度的转变

印共 ( 马列) 成立之初并没有在纲领中提出长期进行人民战争的构想。当时中共虽承认它是印度唯一的共产党，但也并没有谴责其他共产主义派别。后来印共 ( 马列) 的战术路线逐渐演变成为针对个人的恐怖主义，基本脱离了大众组织和群众运动，这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14]。由于歼灭战在农村和城市都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印共 ( 马列) 受到党内外的激烈批评，认为它是在机械地运用人民战争思想。中共对其低水平的游击战同样持批评态度，认为应动员和组织农民进行真正的游击战，反对其在城市实行 “红色恐怖”和歼灭路线。中共当初赞同印共 ( 马列) 领导人民进行农村武装斗争，认为这一斗争终将推翻印度反动政权，然而到了 1970年7 月，中共开始意识到马宗达实行的歼灭战其实是以个体为对象的秘密谋杀，虽在官方媒体上没有公开进行批评和反对，但其实是不赞同的[15]。在此期间，印共 ( 马列) 曾派代表团秘密访问北京，并把中共的建议带回印度，但由于马宗达担心中共的批评可能导致其失去领导威望，所以隐瞒了代表团归国后提交的报告，印共( 马列) 其他中央委员在很久之后才通过某种途径获知该报告的概要。在这份报告中提到，中共高层不同意印共 ( 马列) 的战术路线，并严厉批评了以马宗达为首的领导层。

1972 年 7 月 14 日，由卡努·桑亚尔、特杰斯瓦拉·拉奥、索仁·博思等六位纳萨尔派高层领导人联合署名，写了一封致全党的 “公开信”，披露了中共对印共 ( 马列) 的批评。他们认为，印共 ( 马列) 的斗争路线违背了纳萨尔巴里革命道路，作为总书记的马宗达应为这种 “左”倾冒险主义承担主要责任。公开信阐述了中共的批评意见，包括机械地把中国革命的经验运用于印度，背离了人民战争、联合阵线和阶级分析等，并敦促全党同志反思歼灭路线。公开信还指出，中共认为联合阵线的关键并不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联合，印度资产阶级也并不一定具有买办性质; 如果脱离了群众斗争和大众组织，农民武装斗争将难以为继[16]。桑亚尔等人在公开信中直接批评了马宗达推行的个人恐怖主义策略，但并未提及中共对他的善意批评。这封公开信发表后不久，马宗达便被捕并死于狱中，因而它得以在印共 ( 马列) 党内广为流传。马宗达派反对公开信，继续捍卫针对阶级敌人的歼灭路线，并谴责桑亚尔派借中共的名义破坏党的团结。

事实上，早在 1971 年，鉴于严峻的现实和斗争环境，马宗达就曾号召西孟加拉邦的革命者重返农村坚持斗争[17]。当时中共也注意到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希望马宗达领导的西孟加拉邦革命群体能与其他革命群体联合，并在革命路线等问题上达成一致。1971 年 5 月，中国官方媒体继续声援缅甸、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的革命运动，但对印度纳萨尔派及其领导的加尔各答都市游击战却只字未提。中共对马宗达的歼灭战术保持沉默，其实就表明了对这种革命路线的反对态度。

中共对纳萨尔运动的声援持续到 1971 年底，当时加尔各答都市游击战愈演愈烈。这年 10 月 25 日，《人民日报》刊发 《印共 ( 马列) 机关刊物 ＜ 解放 ＞ 发表文章，西孟加拉邦武装斗争胜利发展》一文，转引 《解放》这篇文章的内容称，在整个西孟加拉邦 “武装斗争正在同农村的群众运动———夺取土地和庄稼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通过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和粮食，革命委员会把强有力的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了”，吸引这些地区被压迫的人民正团结在革命委员会的周围[18]。而事实上，1971 年上半年西孟加拉邦的纳萨尔派正面临着严峻的斗争形势，其歼灭战逐渐演变成无政府主义，大量流氓无产者混入革命队伍，且革命正遭到印度政府的残酷镇压。此后， 《人民日报》再也没有刊发关于纳萨尔派运动的新闻或评论，可见中共并不赞成印共 ( 马列) 在加尔各答实行的 “红色恐怖”以及在农村地区采取的歼灭战术，而是主张广泛动员和组织农民开展游击战。直到 2010 年 5月31 日，《人民日报》才再次出现了关于纳萨尔派制造火车脱轨事故的报道，但此时的话语已经脱离了意识形态色彩。

五、 总结与讨论

20世纪六十年代末，印度革命派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发动的纳萨尔运动，对印度政治生态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中共当时的立场极大地影响着该运动发展的进程，尤其是影响着马宗达领导的印共 ( 马列) 的兴衰。随着马宗达的牺牲，中共对纳萨尔派的影响逐渐减弱。苏东剧变之后，国际因素对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更是不再像过去那样显著。但迄今为止，印度很多革命群体仍坚定不移地信奉毛主义，尽管这与它们对中国的态度可能完全是两回事。

由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官方媒体的高调支持，很多人猜测中共与纳萨尔派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盟关系，这其实是不正确的。尽管纳印度萨尔运动深受中国革命模式的影响，但纳萨尔派与中共从未建立过任何正式的组织联系。中共虽曾承认印共 ( 马列) 是印度唯一的共产党，但并没有为其提供任何资金和武器装备，就连印度时任内政部长也承认，中国对印共 ( 马列) 的支持仅是口头上的[19]。有关中国通过各种途径间接地向纳萨尔派提供武器、资金和军事训练的报道，都是缺乏事实根据的猜测[20]。例如 1973 年 2 月 6 日的 《印度斯坦时报》报道称，中国以间接的方式在物质上支持纳萨尔运动，但同时又承认这是一个 “争论未决的问题”[21]。纳萨尔派受到的外部物质援助其实很有限，中国从未在物质上支持过它，正如印度著名学者莫奴仑金·莫汉蒂所强调的: 纳萨尔派与中共之间的关系仅是意识形态上的，而不是物质上的 ( 如经济或军事援助) [22]。印度媒体渲染中国支持纳萨尔派，其实很大程度上原因在于纳萨尔派自身，因为马宗达等领导人为扩大自身影响，一直宣称中国支持纳萨尔派。总体而言，中国并没有为印度的共产主义革命提供物质帮助，但在意识形态上确实影响着印度革命的进程，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的外交政策对纳萨尔派的路线方针仍发挥着重要影响[23]。即使在今天，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毛主义在很多具有激进政治意识的印度人心目中仍具有很高地位[24]。

历史上，印度共产党的革命路线曾不断发生摇摆，根本原因在于缺乏独立的形势判断，没有能够在充分理解印度社会现实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革命理论。纳萨尔派把当代印度的现实混同于革命胜利前的中国，这与中共对印度革命道路与策略的主张有关，尤其受到纳萨尔巴里起义后中共官媒表态的影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与六七十年代的印度存在极大差异。例如，当时的中国军阀割据、彼此争斗倾轧，无法联合一致共同反对共产主义革命，而印度共产主义运动面对的则是政权统一、组织完备的国大党中央政府。再如，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而印度共产党由于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其影响力远不如印度的民族资产阶级[25]。此外，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并且是二战中亚洲的主战场，而印度则是在二战后刚刚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因此，中印两国尽管在国情上存在不少相似之处，但两国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却存在巨大差异，并不具有多大的可比性。

注释：

[1]Manoranjan Mohanty，Ｒed and Green: Five decades of the Indian Maoist Movement，Kolkata: Setu Prakashani，2015，p． 367.

[2]Hemen Ｒay，Peking and the Indian Communists，Bombay: Jaico Publishing House，1980，p． ix．

[3]Bhabani Sen Gupta，China and Indian Communism，The China Quarterly，Vol. 50，1972，p． 283．

[4]Sreemati Chakrabarti，The Naxalite － China Linkage: Dissemination of Propaganda and Direct Contacts，China Ｒeport，Vol，22，1986，p． 215．

[5]“印度人民的反暴政斗争震撼着反动派统治”，载《人民日报》1967 年2 月10 日。

[6]Mohan Ｒam，Towards a Credible Maoism? 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Vol. 7，No． 44，1972．

[7]C． Chintamani，India － China Ｒelations，June － July，1969，China Ｒeport，Vol． 5，No． 5，1969，p． 42．

[8]C． Chintamani，India － China Ｒelations，June － July，1969，China Ｒeport，Vol． 5，No． 5，1969，p． 43．

[9]C． Chintamani，India － China Ｒelations，June －November，1973，China Ｒeport，Vol． 10，No． 1 －2，1974，p． 78．

[10]Sreemati Chakrabarti，The Naxalite － China Linkage: Dissemination of Propaganda and Direct Contacts，China Ｒeport，Vol． 22，1986，p． 228．

[11]Mohan Ｒam，Polycentric Maoism，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Vol． 6，No． 26，1971，p． 1794．

[12]Charu Mazumdar，Our Tasks in the Present Situation，In Marius Dumas eds． ，Approaching Naxalbari，Calcutta，1991．

[13]C． Chintamani，India － China Ｒelations，June －November，1973，China Ｒeport，Vol． 10，No． 1 －2，1974，p． 78．

[14]Mohan Ｒam，Maoism in India，Delhi: Vikas Publications，1971，p． vi．

[15]Mohan Ｒam，Peking’s Year of Silence，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Vol． 7，No． 45，1972，p． 2223．

[16]该公开信曾多次重印，本文所依据的版本载于Pakistan Forum，February，1973.

[17]Mohan Ｒam，Peking and Indian Maoists，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Vol. 6，No. 44，1971，p． 2234．

[18]“印共( 马列) 机关刊物《解放》发表文章，西孟加拉邦武装斗争胜利发展”，载《人民日报》1971 年10 月25 日。

[19]Marcus F． Franda，India’s Third Communist Party，Asian Survey，Vol． 9，No． 11，1969，p． 805．

[20]Sreemati Chakrabarti，The Naxalite － China Linkage: Dissemination of Propaganda and Direct Contacts，China Ｒeport，Vol． 22，1986，pp． 225 － 228．

[21]C． Chintamani，India － China Ｒelations，February － May，1973，China Ｒeport，Vol． 9，No． 6，1973，p． 63．

[22]Manoranjan Mohanty，Ｒevolutionary Violence: A Study of the Maoist Movement in India，New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1977．

[23]Biplab Dasgupta，The Naxalite Movement: An Epilogue，Social Scientist，Vol． 6，No． 12，1978，p． 20．

[24]Sreemati Chakrabarti，China and the Naxalites，New Delhi: Ｒadiant Publishers，1990，p． 134．

[25]Manoranjan Mohanty，Ｒevolutionary Violence: A Study of the Maoist Movement in India，New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1977，pp． 81 － 82．

作者简介: 王晴锋，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