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左翼政权的历史、现状及展望

成晓叶,孟庆凯

摘要：自1998 年乌戈·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后，巴西、阿根廷等国的左翼政党纷纷上台执政，进而在21 世纪初的拉美政坛掀起了一股新左翼浪潮。不同于20 世纪的拉美左翼政权，拉美新左翼全部以民主选举的方式上台执政，通过一系列社会运动登上拉美政治舞台。随着拉美左翼阵营的不断扩大，拉美左翼政权从地缘政治到经济、安全防务都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和信号。然而，拉美新左翼政府仍然需要面对来自国内外右翼势力、资源分配等方面的诸多挑战。特别是在进入后查韦斯时代，拉美左翼政治将进入一个更加不确定的阶段，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

关键词：拉美；左翼政权；历史；展望；现状

一、拉美左翼政权由兴起到发展的历史回顾

拉美左翼是世界左派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跌宕起伏与国际政治形势与国际关系走势紧密相关，回望其历史进程有助于梳理其演变规律，把握其未来走向。

第一阶段：一战至二战前，拉美左翼政党的萌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拉丁美洲首次出现共产主义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拉美作为西班牙和葡萄牙早期的殖民地，与后者之间始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 世纪60 年代末，欧洲移民开始进入拉美。1871 年巴黎公社失败后，许多人迁往美洲避难，他们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传入拉美，唤醒拉美国家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同剥削阶级进行斗争，进而为建立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奠定了思想基础[1]。墨西哥前外长、学者卡斯塔涅达（Jorge G.Castaneda）提到共产党出现在拉丁美洲发生在俄国革命以及第三国际建立之后[2]23。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立对拉美起了指导和影响的作用，在第三国际期间（1919~1943 年），当时拉美20 个独立国家，除玻利维亚外，均先后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左派活动日趋活跃。共产主义的魅力不仅吸引了农民和工人，还带动了拉美的知识分子拿起武器，积极投身于20 世纪30 年代的人民阵线运动中[3]153。

这一时期，共产党在拉美一些国家赢得了重要的地位，同时从当地原料工人、知识分子和联邦雇员以及小部分的农民之间获得了相当的力量[2]23。除早期的共产党以外，拉美还出现了一些左派的社会民主党，将马克思主义与拉美的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以及基督教民主主义结合起来，这些拉美特色鲜明的左翼政党有阿根廷正义党、秘鲁美洲革命联盟、智利社会党、哥斯达黎加民主社会党、墨西哥国民革命党、多米尼加革命党等，还包括巴西瓦加斯运动、玻利维亚民族主义运动等。此外，在托洛茨基流亡到拉美后形成了托洛茨基主义，对拉美当时革命运动也产生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托洛茨基被暗杀后第四国际解散，拉美托派最终趋于解散。

总体上看，拉美左翼在这一阶段处于萌芽状态。依据其当时的实力，拉美左翼仍然无法改变当时拉美的政治格局，而以政党活动的形式为主。

第二阶段：二战至冷战结束，拉美左翼在曲折中前进。二战爆发后，整个世界的矛盾聚集在法西斯战争与反法西斯战争中，拉丁美洲也不例外。二战的主要战场虽然在地缘上远离拉美，但对拉美的影响仍不可低估。从经济社会发展层面来说，美国和欧洲的参战也带动了拉美国家原料和消费品的出口；就意识形态而言，随着二战结束以及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最终形成，拉美出现了诸多左翼政权，他们大多通过武装革命夺取政权，然而，其政权最终都难逃被颠覆的结局（古巴除外）。

危地马拉的阿本斯于1951 年上台，但1954 年被美国支持的军事政变所推翻。1959 年1 月1 日，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的起义军推翻了巴斯蒂塔政权，取得古巴革命胜利，虽然不时受到美国的干预，但其政权一直延续至今。致力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智利的阿连德并未受美国政府的欢迎，由于担心拉美出现第二个古巴政权，阿连德政府在3 年之内也被军事政变所推翻。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政权虽然在1984 年通过推翻索莫查独裁政权上台执政，但却在1990 年的大选中落败，从如下事实可以看出美国是其选举失败的幕后推手：1985 年美国排除了桑地诺政权从世界银行和国际发展银行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同时关闭了在尼加拉瓜的领事馆，并禁止尼飞机在美国着陆[4]584。

从二战至冷战结束这一时期来看，拉美左翼开始成为拉美的执政力量，但受制于美苏关系，尤其是美国的影响，除古巴以外的拉美左翼政党始终无法取得长期执政的机会，无论是通过暴力革命还是和平选举，或是先暴力革命后和平选举而取得政权，阿本斯、阿连德政府执政年数仅仅只有3 年，桑地诺政权也只维持5 年左右。但不可否认的是，拉美左翼至少在这一阶段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并且从某种程度上为下一阶段的拉美左翼提供了鲜活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第三阶段：1998 年之后至今的拉美新左翼重新崛起。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轰轰烈烈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从高潮转向低谷，也影响到拉美左翼运动的发展形势。然而进入90 年代后期，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仍然处于低潮时，拉美左翼政治力量却开始重整旗鼓，并顶住了国际右翼势力的压力，顽强地生存了下来。随着1998 年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以及随后巴西、阿根廷的左翼政党纷纷从大选中脱颖而出，拉美左翼力量以更积极的姿态再次返回拉美政治权利中心。

2002 年10 月27 日，在左翼巴西劳工党领袖卢拉当选总统后，厄瓜多尔左翼领导人古铁雷斯于同年11 月24 日当选厄瓜多尔总统。2006 年巴西、委内瑞拉、智利、尼加瓜拉、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和海地等拉美10 余国举行大选。其中，巴西、委内瑞拉、尼加拉瓜、智利、秘鲁、厄瓜多尔和哥斯达黎加7 个国家的左翼或中左翼领导人赢得了国家领导权。虽然智利亿万富翁塞巴斯蒂安·皮涅拉在2010 年成功登上智利总统宝座，智利在20 年之内首次掉出了中左翼执政的联盟，但不容忽视的是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巴拉圭、秘鲁等国也加入了左翼阵营中，而智利、秘鲁、尼加拉瓜、危地马拉都是20 世纪左翼曾经执政的国家。此外，其他国家的左翼党派也纷纷成为主要的执政力量，因此1998 年至今，拉美左翼已经开始重新崛起，本文称其为“新左翼”。

二、拉美新左翼政权的时代特点

拉美新左翼的崛起离不开国际国内背景。就国际环境而言，西方国家“第三条道路”的兴起、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世界秩序不合理、贫富分配不均以及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都为拉美左翼政权的崛起提供了契机；就内部背景而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失效导致大批产业工人失业，右翼政府因循守旧，尤其在治理国家方面并无大的作为等，为拉美左翼执政提供了良好的内部基础。

进入21 世纪以后的拉美新左翼政权显示出许多新时代的特点，可概括为：

第一，执政风格趋向于务实。在当今拉美新左翼的政治版图中，最为激进的莫过于已逝的委内瑞拉查韦斯政权。作为世界范围内少有的敢于公开批评美国政权的查韦斯，在他的倡议下所建立起的玻利瓦尔替代计划、南方共同体、南方电视台、南方石油公司都从不同层面具有反对霸权主义的色彩，然而查韦斯并没有拒绝务实的策略。在其任期中，美国始终是委内瑞拉石油的最大购买者和最大的贸易伙伴。虽然两国的贸易由于僵硬的双边关系而逐年下降，但委内瑞拉在短时期内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恐怕还很难，无论是谁执政。另一个公认的激进左翼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也与此类似[5]11。但这并不妨碍厄瓜多尔的务实主义作风，虽然科雷亚公开拒绝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但安第斯通讯社2011 年10 月15 日报道，厄生产协调部长娜塔莉称，美国国会已经通过对厄瓜多尔《安第斯贸易优惠法案》（ATPTEA）有效期延长至2013 年7 月。根据该项协议，厄瓜多尔6400 种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免收关税，美国也是厄瓜多尔第一大贸易伙伴。除了激进左翼外，拉美的温和左翼就更能体现出务实的执政风格，巴西的卢拉在竞选之后便放弃了以往的激进主张，转而推行务实路线。而其他温和左翼也概莫能外。因此，拉美左翼政权普遍具有务实主义的作风。

第二，各国融合度增强，地区一体化趋势明显。虽然拉美各个国家在进入21 世纪后都受到了霸权国家推行的“普世价值”等不利因素的干扰，但共同的政治抱负以及相似的意识形态加强了相互之间的融合程度，如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创建圣保罗论坛（1990 年）、世界社会论坛（2001 年）并定期举行活动；进行反对全球化、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反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操纵国际秩序等活动。在2006 这一拉美大选之年内，7 个拉美国家集体“左转”也构成拉美左翼政治当年一种无声的“默契”，这导致它们相互之间的融合度不断增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融合的趋势从政治层面扩散至经济和外交层面，其主要举措包括南方共同体市场和玻利瓦尔替代联盟的建立。拉美新左翼政权在不同层次的融合也验证了拉美新左翼执政国家地区一体化这一趋势。而巴西与委内瑞拉建立的拉美防务委员会更是从防务方面加强了拉美新左翼一体化的趋势，这也能反映出拉美新左翼正从各个方面加强相互的融合。

第三，执政地位崛起于社会运动中。从1998 年开始的拉美政治“左转”通常以大选胜出的方式表现出来，而胜选的背后反映了拉美新左翼与社会运动的密切关系。通常认为，社会运动研究和政党研究互不相干、截然不同。但事实上二者是深深地交织在一起的。社会运动常常塑造选举竞争和政党政策，甚至可能导致新政党的出现，同时，政党和政治活动塑造社会运动的机遇、人员结构和结果[6]IV。这在拉美也不例外：2003 年玻利维亚的街头抗议致使新自由主义总统桑切斯下台；2005 年桑切斯的继任者卡洛斯·梅萨也由于无法兑现改革的承诺而在2005 年在大型示威和罢工中下台，这也为莫拉莱斯的过渡政府在竞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铺平了道路。

在厄瓜多尔，社会运动在1997 年阿夫达拉·布卡拉姆（Abdala Bucaram）的下台过程中首次展示了实力，却并没有帮助继任者豪尔赫·哈米尔·马瓦德·维特（Jorge Jamil Mahuad Witt）巩固政权，后者在2002 年被全国性抗议活动所推翻，同时社会运动开始表现出转向支持古铁雷斯的反新自由主义的姿态。由于古铁雷斯当选总统后政策开始右转，同时其执行的亲美政策遭到了大量民众的非议，2005 年他被一批2002 年支持他竞选的社会运动者所击垮，被迫于2005 年下台[7]13。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国的情况与此类似，但委内瑞拉更为特殊。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发源于1989 年和90 年代应对佩雷斯政府紧缩运动应运而生的街头运动，虽然查韦斯随后发动的军事政变失败了，但1998年查韦斯重新以一位民众主义、反对自由主义的总统候选人上台，通过动员几年前与他共同参加街头运动的民众和组织的支持得以击败国内两个传统大党[7]16。而阿根廷、巴西等国也不例外。总之，拉美左翼政权的崛起最大的特征也与社会运动有关。

第四，政权得到本国民众广泛支持。拉美地区几乎所有新左翼上台执政都是通过本国的民主选举（古巴除外）产生的，这意味着它们得到了本国民众的积极支持，如表1 所示，自1998 年查韦斯通过民主选举成为委内瑞拉民选总统后，进入21 世纪拉美大部分国家都诞生民选左翼总统。同时，“拉美政治晴雨表”在1996 年、2001 年和2009 年这三个时间点上对拉美7 个大国民主的满意程度进行了测试，1996 年的民意调查并没有什么规律可循，但在2001~2009 年期间，拉美民众对其祖国民主的表现越来越满意。在这8 年时间中，左翼政府，如阿根廷、巴西、智利、委内瑞拉这些国家的民主满意度都有大幅度的提升，同时，整个拉美地区的民众对民主的满意度都在上升，因而拉美左翼通过民主选举来执政也显得顺理成章。

第五，领导人在民族、性别、宗教信仰等方面具有多样化的特征。一是女性力量的崛起。在目前的拉美新左翼政权国家中，如果从性别的视角来看，在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中出现了一些女性左翼总统。从全球范围来看，大部分的女性总统多多少少都有依靠曾经担任总统的父辈或是丈夫的影响力的因素，德国的默克尔的政治生涯看似与父亲和丈夫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她所代表的党派——基督教民主党与她父亲的职业——牧师这种间接联系也能表现出默克尔仍然难以逃脱与其相关的血缘或是姻缘的联系；韩国总统朴槿惠的当选也与其父亲韩国前总统朴正熙执政时的影响力不无关系。就拉美21 世纪新左翼政权女性领导人而言，也反映了这一情况。智利的巴切莱特的父亲曾因与智利前左翼总统阿连德合作而遇害；阿根廷现任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的丈夫内斯托尔·卡洛斯·基什内尔是阿根廷前总统；巴西现任总统迪尔玛·罗塞夫的第一任丈夫便是她的入党介绍人，当年他们一起参加第五国际纵队。哥斯达黎加2011 年新当选的左翼总统劳拉·钦奇利亚（Laura Chinchilla）却是个例外，她的父亲只是一个鞋匠。女性力量的崛起也是拉美左翼政坛的一个显著的新变化。二是民族力量的崛起。政治学界的著名学者阿尔蒙德在谈及拉美的政治发展时曾经提到过：在英属北美地区，印第安人很少被并入欧洲殖民者的社会。土著首先被驱逐，然后被放在保留地。拉美经验很不一样，那里的印第安人成为欧洲式的啬夫式的奴隶[8]402。阿尔蒙德1959 年的著作着实描述了土著民族在拉美政治中的非重要性地位，但接近半个世纪之后拉美左翼政治图谱中的新变化动摇了阿尔蒙德的关于拉美政治的观点，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玻利维亚左翼总统埃沃·莫拉莱斯的族裔身份上，作为印第安土著人的莫拉莱斯也成为拉美第一位土著裔总统。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委内瑞拉前左翼总统乌戈·查韦斯有印第安人、非洲人和西班牙人的血统，而这些具有民族力量的左翼政治势力的崛起也使得拉美地区的土著居民获得了更多的政治权力，同时这些左翼政权中的福利政策也得到了更多的推广。三是浓厚的宗教情节。早在哥伦比亚登陆拉丁美洲之前，拉美的居民只信仰本土的原生宗教。15 世纪以后，随着西班牙、葡萄牙等殖民者的入侵，基督教也顺着欧洲殖民势力来到了拉美，基督教在拉美经历多个世纪的嬗变之后已成为了拉美新左翼的执政理念的一部分，例如拉美老左翼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统便认为基督教的伦理规范与共产主义的思想品质相同，因此革命政权与宗教人士之间应该建立战略性联盟。查韦斯生前曾说：真正的基督比任何社会主义者都更加具有共产主义思想。他认为，玻利瓦尔的革命深得基督教教义精髓——如追求社会公平，为了人类尊严、平等和自由而斗争等。尼加拉瓜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2012 年在他第二次总统竞选时强调了他的基督教信仰，其竞选集会中甚至伴有宗教程序，支持他的选民在街上呼喊着他们的口号是“基督教徒，社会主义者，让我们一起团结起来”。而巴拉圭总统费尔南多·卢戈甚至曾经是一名主教。可见，拉美左翼政权中宗教色彩十分浓厚。

第六，在地缘政治上连成一体。拉美左翼政权在地理位置上所处的位置也具有一定的特点。按照传统的界线，美国以南的美洲（包括加勒比群岛国家）称为拉丁美洲，巴拿马运河以南的大陆被划归为南美洲。从图1 拉丁美洲的地缘政治图谱来看，2010 年前，巴拿马运河以北的拉丁美洲的左翼政权——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在北美连成一体；巴拿马运河以南的南美洲国家以巴西、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巴拉圭、乌拉圭、阿根廷等左翼政权在地理上连为一体。就2010 年拉美地缘政治景象而言，厄瓜多尔看似在地理位置上孤立于南美的左翼政权，但是2011 年秘鲁左翼领袖胡马拉的上台，将秘鲁与厄瓜多尔同南美诸国左翼政权从地理上连接了起来，形成南美地区的左翼地缘政治版图，而哥斯达黎加左翼劳拉·钦奇利亚·米兰达的当选也扩大了北美的左翼政治版图，继而验证了拉美左翼地缘政治图谱的存在。

三、挑战大于机遇：拉美新左翼政权在后查韦斯时代的发展趋势

就拉丁美洲政治局势的未来发展而言，美国实力掩映不住的式微以及金融危机的深化，在更大程度上推动了拉美新左翼政权的发展。但与此同时，拉美新左翼政权也面临着诸多重大挑战，其中查韦斯逝世之后将会迎来一个不确定性的时期，值得国际社会密切关注。

（一）拉美新左翼政权发展的重要机遇

1.美国实力的式微以及战略重心频繁的变动为拉美新左翼政权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从时间维度来看，拉美新左翼政党的崛起开始于1998 年（古巴除外），进入21 世纪后，拉美新左翼政党的崛起开始呈现出一种连锁反应，而拉美地区政治集体左转的原因与“9·11”事件是密不可分的。“9·11”事件之后美国决定将战略重心转向中东地区以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在好不容易从深陷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泥潭挣脱之后，美国将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地区。毋庸置疑，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是拉美左翼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尽管美国的衰落目前从政治层面来看还没有明显的迹象，但其经济的脆弱性却屡次被金融危机所证实。2007 年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实力，对拉美的干涉已明显力不从心。美国实力的式微更促动了拉美左翼政党的进一步发展。虽然奥巴马政府着力修复与拉美的关系，但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步子已经迈开，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为拉美新左翼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良好的战略机遇期。

2.拉美新左翼将继续走联合的道路为相互之间的融合提供了内驱力

随着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对拉美干预的减少，加之拉美地区自身的经济困难将迫使各新左翼政权之间继续抱团合作，而南方共同市场、玻利瓦尔替代联盟（the Bolivarian Alliance for the Peoples of Our Americas，ALBA）和南美防务委员会等区域性组织将成为这些左翼国家的合作平台。2012 年夏，“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受到拉美大部分新左翼国家的庇护，更是彰显出新左翼国家团结一致的决心。

与此同时，拉美新左翼政党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后，纷纷加强了拉美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其主要举措包括：在政治层面，设立“圣保罗论坛”和“世界社会论坛”。在经济层面，组建南方共同体市场、玻利瓦尔替代联盟、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一体化和发展部长级会议（the Summit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on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CALC）、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the Community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ates，CELAC）、南美国家联盟（Union of South American Nations，UNASUR）。这些组织和共同体的最主要的目标，便是以更独立的方式，通过减少与美国合作抑或采取分化和外部施压的方式，来强化摆脱美国控制后的自主权[9]9。在防务方面，由巴西和委内瑞拉牵头探索建立一个将美国排除在外的南美防务委员会。有论者指出，南美地区同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经济政治联系越来越紧密，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10]48。

无论拉美新左翼是否具有反美倾向，仍然要肯定的一点是，拉美新左翼政权之间的融合度以及一体化趋势明显提升，这为拉美新左翼国家相互之间的发展提供了帮助。同时，将美国排除在外的政策意图，也能让拉美新左翼政权更独立地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谱写出拉美新左翼政治甚至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篇章。

3.金融危机的影响将帮助新左翼政权维持现状或进一步扩大

2001 年，阿根廷金融危机的影响不仅限于阿根廷国内，同时由于巴西等国与阿根廷在贸易上紧密相连，因此阿根廷危机波及多个拉美国家。在阿根廷危机之后，拉美多个国家的左翼政党开始受到选民的青睐。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虽然目前没有出现愈演愈烈的趋势，但对拉美经济仍然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按照一般规律，金融危机所引发的直接恶果是更多的失业，受危机牵连最为严重的是底层民众。不仅如此，在经济正常运行时就业于正规经济部门的员工也面临着失业的风险，收入水平和社会福利保障水平也随之下降。因此，资本主义在拉美的施政最终招致更多的反对者，民众愈益青睐于拉美新左翼政党。

（二）拉美新左翼政权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

1.资源分配的不平均做法可能引发各种分离运动

民族主义理论以及运动一直贯穿于20 世纪上半叶，这是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是民族自决理论还是一国一族论都掩盖不了主导民族对少数民族的剥削。除此以外，还存在着强势国家对资源优势地区的剥夺。以英国为例，苏格兰北海地区蕴含着丰富的石油资源，英国政府借而对北海征收大量的税收以补贴英国的财政开支。在经济状况低迷的英国，没有受经济危机影响的资源产业如苏格兰北海的石油成为了英国税收的顶梁柱，而苏格兰方面已多次抱怨北海油气田上缴的巨额税款直接归属英国政府，未曾惠及苏格兰[11]。在拉美左翼政权的执政地区也出现类似的情况，后查韦斯时代的委内瑞拉正面对着委内瑞拉右翼领导的苏利亚州的分离运动，同时还面临着来自印第安和非洲籍委内瑞拉人更大的“自治权”的要求。据分析，苏利亚州的分离运动仅限于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因为该地区与委内瑞拉其他地区没有文

化和民族宗教差别，这种民族分离运动是基于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以及左右翼政党之间的博弈而产生的[12]。玻利维亚的某些地区也存在着类似的状况。玻利维亚人大部分是欧洲的后裔，他们正试图以威胁独立的方式来阻止政府将石油和天然气的盈利分配给大部分的原住民[13]34。玻利维亚的民族分离主义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玻利维亚的印第安总统莫拉雷斯为了回报他的印第安支持者，或是为了维护印第安支持者的生存，而将从石油以及天然气的资源所获得的福利惠及玻利维亚的印第安人民，但却忽略了其他地区的人民所致。除此以外，厄瓜多尔中左翼总统科雷亚也面对着两股分离势力的困扰，一股分离势力是来自海港城市瓜亚基尔（Guyaquil），另一股分离势力则来自安第斯高地由厄瓜多尔土著民族联合会所领导的印第安社群，其中厄瓜多尔土著民族联合会反对科雷亚总统的原因在于总统给予了多国矿产和石油公司很大的优惠，而这一政策阻碍了当地渔民和农民的谋生之道，同时当地的空气、土壤、饮用水也都受到了污染[12]。

拉丁美洲地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其主要的自然资源为石油、天然气、矿物资源。拉美左翼政权利用政策手段将资源分配给穷人或有利于选举的群体，在现阶段看是一种积极因素，但长此以往可能导致积重难返的负效应。

2.资源的分配与利用模式可能决定拉美地区左翼政权的走向

拉美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热带雨林等自然资源，美国在拉美地区曾经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目的之一，便是通过削弱拉美政府对国家经济的管制，以技术优势、全球化优势来获取拉美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借拉美之力来发展自己。但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以及自身实力的下降为拉美政治图谱染上大量的粉色痕迹。拉美左翼政权之间的发展除相似的意识形态以外，更多地依赖其丰富的石油资源。例如查韦斯在世时便是利用丰富的石油资源与玻利维亚、厄瓜多尔、洪都拉斯、巴拉圭、阿根廷一同建立起了一个支持古巴的联盟[14]596。有消息称，2009 年查韦斯曾经通过委内瑞拉高级石油官员资助阿根廷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的竞选，而菲德尔·卡斯特罗也通过派遣免费的古巴医生、牙医、健康工作人员参加委内瑞拉的“全国健康计划”（Mission Barrio Adentro）来回报委内瑞拉提供的廉价石油[14]596。然而，当2008 年石油价格从122 美元/桶跌到2009 年年初时的40 美元/桶，这迫使查韦斯不得不在2009 年3 月削减了政府财政开支的6.7%[14]596。

因此，石油价格的波动可能会影响到这一地区的新左翼政权的执政稳固性，全球范围内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下跌将会深刻影响本来经济结构就不平衡的委内瑞拉等产油国；同时，随着科技的进步，能够替代石油的新型能源的出现也将会对拉美新左翼政权产生影响。因此，石油资源问题对拉美左翼政权的稳固至关重要。

3.拉美左翼可能无法摆脱“政治钟摆”定律

拉美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不同政治实践和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循环往复的沉浮与兴衰，例如专制统治和民主实验的不断交替以及集权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想的反复较量，这被形象地称为“钟摆效应”[15]275。

从表2 中我们可以看出目前拉美左翼政权的出现都已经取代了原先的右翼政权，而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哥斯达黎加、巴拿马、洪都拉斯则将这些国家中原先的左翼政党拉下马来，可以看出拉美政治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于时钟摇摆的规律。同时结合表1 可知，拉美新左翼政权同样是取代右翼之后上台执政的，而拉美左翼政权是否能够长期执政来打破政治左右摇摆这个规律，也是拉美新左翼政权目前所要面对的重大挑战之一。

4.拉美右翼仍然还有不小的影响力

虽然拉美新左翼政权成功执政，但拉美政坛中右翼政权的影响也不容小视，右翼政党拥有的巨大实力使得他们即使不执政也能行使政治权利，尤其是他们在经济关键领域的话语权以及作为右翼统治阶层的核心地位，这种优势让他们具有不可估测的力量。无论是2002 年委内瑞拉和2008 年阿根廷的“资本家”大罢工以及2008 年玻利维亚的武装分离运动，还是右翼通过减少投资的威胁来限制左翼的政策选择等，都是拉美在野右翼影响政局的一个表现。

同时，右翼政党也享有超国家政治力量的支持，最明显的是由美国全面主导的军事以及安全领域的支持，并且也有通过美国资助的非政府组织的软性支持[10]。因此，拉美执掌政权的新左翼还需要面对来自右翼各个方面的挑战，要想继续巩固政权，困难仍然不小。

四、结语

拉美左倾化是拉美政治变化中一种独特的政治现象，自19 世纪拉美解放运动以来，拉丁美洲人民及其进步力量不断为了政治独立和公民自由而斗争。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拉美地区许多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这对倡导平等、关注民生、扶持穷人的新左翼政权无疑是相对有利的。可以说，这为新左翼政权赢得了一个战略机遇期，会使他们拥有更加广泛的民意支持。危机的影响也会使一些左翼政党执政的国家设法走联合之路，共同抗击金融危机的影响。与此同时，随着21 世纪美国实力的式微以及美国不停地将战略重心调整向非拉美地区，拉美左翼政权无论在国内政治经济还是在对外关系上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从而谱写出拉美左翼政治甚至是社会主义的新篇章。但是，总的来说，目前的拉美新左翼政权仍然需要面对来自资源、政治钟摆以及右翼的强力挑战，特别是拉美新左翼政权领军人物查韦斯的逝世，为拉美地区在未来的左翼政治图谱增添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未来新左翼政权要想长久执政，势必面临比以往更大的困难，所面临的挑战也将会更加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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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苏格兰独立公投引发北海油气暗战[EB/OL].http:// 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2/08/c_122673479.htm.

[12]Separatism and Class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EB/OL].http://www.globalresearch.ca/separatism-and-class-politics-in-latin-america.

[13]Brian Beary. Separatist Movements Should Nations Have a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J].CQ Global Researcher,2008(4).

[14]Edwin Williamson. The Penguin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Chapter Four Towards A New Era[M].Penguin Books, 2009.

[15]张凡.拉丁美洲政治研究[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 成晓叶，江苏省委党校、江苏省行政学院科社教研部硕士生；孟庆凯，南京国际关系学院二系教授。

[文章来源]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