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的拉美激进左翼:21世纪的复杂性与挑战

［委］史蒂夫·埃尔纳   刘玉 孙雁 编译

虽然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三国政府所追求的通往社会主义的民主、和平道路鼓舞了多数拉美左翼，但它却很难代表一种新道路。整个20 世纪下半叶，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是倡导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的最重要力量。上述拉美三国遭受严重的政治冲突、阶级和政治分化的同时，社会民主党赞成用温和政策来避免不和，实现广泛共识。在此意义上，这三个拉美左翼政权与前苏联、东欧及古巴的共产主义经历有类似之处，与反对深远变革者和代表旧秩序的机构正面交锋。但共产党执掌的政权秉承正统马克思主义思想，否认和平道路的可能性。

“21 世纪拉美激进左翼”( TFCLAＲL，下文简称“激进左翼”) 主要用来界定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所遵循的战略，不包括较为温和的左翼运动( 无论执政与否) 。激进左翼与温和左翼的立场在几个基本方面明显不同。与巴西、乌拉圭和巴拉圭政府不同，如果假设不是社会主义的拥护者的话，查韦斯、莫拉莱斯、科里亚政府也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坚定批评者。激进左翼政府利用掌权的优势，迅速行动起来反击对手，取得政治胜利，深化变革进程。与之不同，卢拉任巴西总统期间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远比国际信贷机构要求的保守。与温和左翼不同，激进左翼更不愿意与对手协商并达成协议，也不愿作出重大让步。例如，在墨西哥，与民主革命党交往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其他温和力量赞同在2000 年与保守的国家行动党结盟，卡德纳斯、奥夫拉多尔等左翼领导人推举了左翼候选人。查韦斯总统打破了通过创建三方委员会解决迫切问题和争论的传统。

其他一些共同特征使三个激进左翼政府不同于温和左翼。其一，三个总统均以相当大多数( 有时超过60%的选票) 赢得了选举、全民公决和罢免投票。相比获得较低比例选票的温和左翼总统，这些胜利为他们提供了授权和更大的机动性;其二，查韦斯、莫拉莱斯和科里亚均以呼吁建立一个制宪会议开启了总统任期，最终全面革新了既有政治结构; 其三，激进左翼的选举胜利和立场态度的激进化所产生的势头，大大鼓舞了运动的普通成员。基层的热情引发了不间断的动员，这些动员对激进左翼政府的政治存续非常必要。在外交政策方面，激进左翼政府是华盛顿的严厉批评者。在国际场合，它们通过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作为一个整体行动; 其四，三个总统领导了相对虚弱的政党，这些政党未能在选举领域以外与广大民众建立牢固联系，这不同于巴西和其他国家。

这种激进化遇到了来自现状维护者的强烈抵制，引起极化，这是执政激进左翼的又一鲜明特征。反对激进左翼政府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团体代表了“不忠诚的反对派”。他们不仅指责几乎所有的政府政策和行动，也指责其极权意向，甚至有时尝试诉诸暴力，试图发动一场军事政变。激进左翼拒绝接受右派针对左派所作的一些指责与诽谤。例如，查韦斯公开宣称，他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反共分子。同时，作为对麦卡锡主义式旧框框的一种嘲讽，查韦斯的追随者以“同志”互称。巴西、阿根廷等国的温和左翼也以类似方式行动。他们不仅反对华盛顿提出的“好左翼”与“坏左翼”命题，也与执政的激进左翼保持了友好关系。在这方面，温和左翼中也有例外。例如，在右翼总统乌里韦指责查韦斯帮助哥伦比亚游击运动时，民主变革中心党总统候选人古斯塔沃·佩德罗( 后来成为波哥大市长) 号召全党摒弃前嫌，与总统一道捍卫国家利益。

尽管激进左翼政府致力于深远变革，与温和左翼也有明显不同，但激进化不是一个线性进程。正如埃克托尔·佩拉和埃克托尔·费利西亚诺所谈及的，2006 年以后，桑地诺政府加入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在很多方面与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类似; 但同时也试图安抚右派。以38% 的选票上台的桑解阵决心对各个领域进行中和以及严格控制。其妥协的表现之一是政府禁止堕胎，这代表了一种与奥尔特加总统完全相反的立场。马克·贝克尔描述了当与隶属于对他上台帮助很大的社会运动的土著活动家起冲突时，科里亚如何似乎违背了参与式民主和生态优先原则，而这些原则体现在2008 年宪法当中。

激进左翼的执政经历也不同于那些民主左翼，如阿连德政府和20 世纪80 年代的桑解阵政府，这两个政府都在冷战背景下获得政权，都致力于与过去彻底决裂。虽然执政的安全性不如苏联时期的共产党，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的激进左翼对不同国家部门( 包括立法、司法部门和军队) 的控制均强于民主左翼。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背景下，激进左翼被迫去设法解决与巩固相关的棘手问题。无论是阿连德，还是20 世纪80 年代的桑解阵，都未曾面对查韦斯在2007 年、科里亚在2009 年、莫拉莱斯在2010 年所面临的形势。当时，他们分别连任，拥有广阔的回旋余地，他们的连任大大打击了反对派的士气。在这段相对稳定的时期，激进左翼领导人承担了展示其所支持的新模式的生机的重任。相反， 20 世纪的左翼政府对政权的掌控不是很牢固，不间断的破坏( 包括暴力、蓄意破坏和美国的干涉主义) 使政权巩固成为不可能。例如，阿连德以获得36%的选票上台，仅仅三年后就被推翻; 而20 世纪80年代的桑解阵政府将大量精力和资源用于化解美国支持的武装抵抗。

激进左翼面临复杂的理论和现实挑战。这些挑战在很多基本方面不同于20 世纪社会民主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挑战。激进左翼理论家玛尔塔·阿内克尔指出，“我们的左翼政府面临的形势比苏联政府面临的形势更为复杂”。拉美大陆21 世纪左翼的显著特征有助于理解这一复杂性。最重要的，是在缺少与对手的协商和让步政策的情况下，靠选举和渐进道路实现深远变革包含一系列令该进程复杂化的因素。这一战略为反对者在急剧分化的背景下通过合法和非法策略削弱政府权威、破坏其经济政策的执行提供了空间和机会。例如，正如埃尔纳所描述的，委内瑞拉企业对价格控制的抵制引发了查韦斯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的较量，最终导致大范围的征用私有财产。此种类型的对峙使左翼陷入是进一步激进还是强调巩固的两难困境。同时，渐进的和平道路也为那些处于政治光谱左边的力量( 有些在执政联盟之外，如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 有些在执政联盟当中，如委内瑞拉) 大声要求加速变革步伐提供了空间。

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为实证主义关于“没有斗争情况下，变革的必然性”的假设( 这是实证主义之父孔德和马克思的一个基本理论区别) 所巩固。社会民主主义力图将正面对抗降低到最小程度并实现和谐变革的战略与执政激进左翼明显不同，激进政策及随之而来的源自于霸权力量的抵制和民主背景下的急剧政治分化是激进左翼的特征。

在 20 世纪上台的共产党具有一些鲜明特征———针对政府的各种形式的反对得到抑制，未经过持续很久的斗争即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这与执政激进左翼经历的“阵地战”截然不同。在“阵地战”中，传统霸权力量在教会、媒体甚至部分政府部门都保留着优势。另外，与严格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共产党统治程式不同，执政激进左翼是通过选举上台的，接受甚至歌颂一种试错方法( 尽管该方法缺乏意识形态明确性) 去实现社会主义，并将其视为对教条主义的一种矫正。激进左翼因而缺乏一种意识形态共性，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支撑的20 世纪左翼政府的鲜明特征。

后冷战时代的大背景增加了21 世纪左翼的复杂性。冷战有助于概念和战略的简单化。将世界分为民主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被认为是易于理解的体系。来自两极的压力限制了选择，阻碍了创造性。苏联的解体推动了同样简单、单一的新自由主义概念及相关的“历史的终结”学说，该学说认为所有美式民主和资本主义以外的选择都是过时的。

世纪之交，对新自由主义的抗议在拉美大陆此起彼伏，鼓舞了包括坚定反对美国政策的民族主义左翼运动在内的更大的政治多样性。这些左翼反对向强大的经济组织让步，而在20 世纪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全盛时期，中左联盟的战略包含对经济组织的让步。新出现的与激进左翼有关的反新自由主义模式，将代议民主与以卢梭直接民主为基础的激进民主相结合。两者不完全兼容并因范式区别产生了内部压力，因而增加了21 世纪左翼运动所面临挑战的复杂性。

执政激进左翼有两个必须履行的责任( 两者所采用的战略不同，有时甚至会发生冲突) 。一方面，设计了能提升制度化水平的实用主义政策以提高效率，经济目标优先于社会目标; 另一方面，与激进左翼参与式民主目标一致的能提升参与度的广泛动员和社会项目调动了民众积极性，这是向社会主义前进、与右翼反对派交锋的一种必要因素。两方面的系列目标都是不可抗拒的。倾向于一方面而排除另一方面的武断的和简单化的程式和意识形态构想不太可能成功。用来取得一种兼顾两方面的结合体的道路充满复杂性。

21 世纪拉美左翼的社会异质性

21 世纪左翼运动的社会基础和战略不同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和理论，是上述复杂性的基础。马克思将生产作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内容，将无产阶级作为变革的关键力量。马克思因农民对财产的强烈愿望而怀疑其革命可能性。列宁最初赞同这一观点，但随后呼吁“工农联盟”。依据马克思关于社会分化的预测，正统马克思主义否认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重要性。毛泽东以一种不同的风格确认了社会主义内部矛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明确了解决内部矛盾需要“相当长的时期”。支持革命运动的不同部门内部和相互之间也有类似矛盾。毛泽东还将共产党内部的矛盾视为“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之间的争论，是阶级差异的一种反应。这些矛盾似乎达不到异质性给21 世纪社会主义带来的复杂挑战的程度。

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来自不同传统的作者指出了第三世界国家无产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的变革性或革命性，反对工人阶级是先锋队的观点。20 世纪20 年代，维克多·劳尔·德拉托雷将中产阶级作为欠发达国家最革命的社会群体，因为其成员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首要受害者”，而工人阶级和农村劳动力至少可能在短期内从外来投资中获益。弗朗茨·范农强调农民的斗争潜力，并将其与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多数城市居民的自私政治行为作了对比。他也确认了流浪无产者的革命潜力。在全球化时代，范农对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外的城市穷人的区分变得特别有说服力。库尔特·韦兰和其他学者在20 世纪90 年代关于新民粹主义的作品，明确了正规经济部门的工人和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工人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后者受进口替代模式的负面影响很大。

后现代主义者也关注了非支配性群体的异质性。他们多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保持距离，不仅不赞同工人阶级的革命角色( 因为工人阶级广泛接受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沙文主义) ，也不认为“阶级”一词是一个有用范畴。他们主要基于政治文化信念和行为区分群体。相当于南希·弗雷泽的“差异识别”( recognition of difference) 。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超越了这一思想路线，他对政治和政治战略的分析围绕次团体间差异的不可调和性展开。拉克劳的“空的能指”( empty signifier) 概念试图展示分歧的深厚性。拉克劳认为，成功的领导人( 拉克劳称之为“民粹主义者”)能巧妙地通过创造口号( 每个群体根据其世界观和需要加以不同解读) 团结完全不同的弱势部门。尽管扮演联合角色，民粹主义领导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完全弥合不同解释之间的差距。

20 世纪80 年代，“新社会运动”( 被界定为强调认同和直接参与的运动，在理论层面与拉克劳和其他后马克思主义者及后现代主义者相连) 得到一些拉美作家和活动家的赞同。在此期间，社会组织和运动在民主化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中一些社会组织和运动大规模促进了此前被排除在外的部门( 包括妇女、土著等) 的参与。这些运动中的妇女活动家所发挥的作用溢到文化前线，随着家庭内外性别平等走向前台，引发“话语变化”。玻利维亚的卡塔运动( Katarista) 就是说明身份政治的一个好例子。该运动是玻利维亚农民运动的一部分，形成了与种族压迫有关的口号，1952 年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种族压迫问题。参加

该运动的阿尔瓦罗·加西亚曾因参加图帕克·卡塔游击队而入狱，后来成为莫拉莱斯的副总统和重要的激进左翼理论家。加西亚将莫拉莱斯政府视为“社会运动政府”。他还接受了以土著文化反帝原则为基础的“美好生活”模式，但他同时也强调经济发展目标的首要性。激进左翼纳入被排斥部门的另一例子是，妇女成为委内瑞拉绝大多数社区委员会( 估计约三万个) 的发言人。社区委员会主要集中在贫民窟，是查韦斯政治模式的一个主要支柱。

执政激进左翼的经历及其拥护者的阶级分析与后马克思主义对异质性和支持变革进程不同群体间利益差异之间不可调和性的强调是一致的。一些激进左翼思想家( 如加西亚) 认为由此而生的紧张关系有利于产生“创造性”结果。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的案例说明了非精英社会部门之间、内部政治流派之间以及二者之间张力的深度。其利益不仅不同，在有些情况下甚至相互冲突。

与传统左翼政党不同，激进左翼不赞同正统马克思主义将工人阶级置于优先地位及20 世纪共产党政府对重工业的偏好。一些拉美左翼理论家指出，全球化时代的“极度碎片化社会”也影响工人阶级。因其实践中的灵活变通，工人阶级已变得“极度异质”。查韦斯、加西亚等著名21 世纪左翼人士认为，近几十年，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未能满足传统马克思主义内在的革命预期。作为一种替代，激进左翼将包括非正规经济成员、农村劳动力、小商业雇员在内的所有工人置于同等地位。

21 世纪左翼的“包含”( inclusion) 和“吸收”( incorporation) 口号更指向非正规经济成员。一般而言，他们被排除在劳工立法之外，缺乏组织代表，情况比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要糟。最著名的21世纪左翼哲学家和理论家之一恩里克·达塞尔强调被排斥者的“解放”和权利，认为伦理意味着同情“他人”或“受害者”。

在抛弃正统马克思主义团体工人主义( workerism) 特征的同时， 21 世纪激进左翼理论家并不反对以阶级为基础的分析。例如，阿根廷左翼人士阿蒂略·博龙认为，“社会角色的增加不意味着阶级社会运行法则的废除，只是意味着社会和政治事件变得更为复杂”。21 世纪左翼重视需求和生产计划，是一种代表马克思主义本质的视角。此类倾向于非无产阶级部门劳动力的需求，包括支持非正式经济工人选择销售地点、社区委员会雇佣本地居民从事社区公共工作的权利、小规模古柯种植者的合法化、政府对工人合作社的偏好( 尽管从成本效益角度讲，它们可能不是那么划算) 。这些涉及大规模工业以外的工人生计的问题，在左翼之间引发辩论，部分人倾向于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战略。

激进左翼赞同社会异质性而非将某个特定阶级或系列斗争置于优先位置，这使其面临特殊挑战。垂直结构被许多人视为对尖锐内部纷争的一种矫正，左翼运动内部鲜明的社会和政治差异考验左翼的内部民主。历史上，受马克思主义阶级冲突不可避免原则影响的拉美多阶级政党的左翼领导人，通过提升中央集权程度、加强组织控制以应对内部利益冲突困境。关于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尼加拉瓜等国国家行政部门和最高领导人权力无所不包的主要合理解释在于，它能保证政党团结一致，而这对于面临强大对手的时候非常必要。

21 世纪激进左翼作家赞同两种模式。这两种模式以不同方式处理异质性问题，对一般民众政治意识水平的预判不同。在21 世纪左翼政府新宪法中得到体现的激进和“参与”民主，颂扬参与，承诺民众直接参与决策。为此，激进民主鼓励创建广泛的反映多样关切和利益的社会运动和组织。在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等国，由政府提倡的社区委员会是直接民主的例证。一些激进民主的支持者不但不支持用以实现阶级和谐的机制，反而认为不间断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差异只要不演变成正面冲突，均属正常。对一般民众民主能力的乐观主义，令这些作家对那些担心民众能量和参与的人提出抗议。致力于深远变革的政府推行的激进民主，以先进的政治意识为前提，因为组织和政治成熟是直接参与决策的一个先决条件。高水平的觉悟有助于减轻或防止经济主义，特定弱势部门过多的组合主义要求阻碍实现符合所有人利益的长远目标。政治成熟是次级矛盾或毛泽东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解药”。

第二种模型关注左翼运动普通成员与魅力型领袖( 魅力型领袖能实现高度碎片化了的非精英团体的统一) 之间的“辩证”关系。受拉克劳关于民粹主义的作品的影响，黛安娜·雷比明确了查韦斯之类的领导人试图克服的“广泛民众民主运动”的“内部矛盾”。雷比认为，左翼民粹主义领导人的追随者成为一种“政治主体”，发展了一种“政治意识和认同”，承担了参与者的角色，并未充当观众。与“群理论”( crowd theory) 和多数关于20 世纪50 年代民粹主义的作品不同，拉克劳认为民粹主义领导人只是部分满足了其追随者，因为“只有当其以一种显而易见的方式、与其期望领导的群体分享共同特征时，才会被接受”，这是一种“授权”过程。许多激进左翼活动家和同情者将此作为一种有助于民主治理的“神奇关系”。简言之，弱势部门的人口高度分化，但由于他们有效地表达自己的世界观、目标和特殊需求，并非毫无作用。

在既有主观条件( 尤其是民众在组织框架内主动行动的能力) 的问题上，那些将激进民粹主义领导人置于舞台中心的21 世纪左翼人士不如激进民主模型那样乐观。一些支持激进左翼的作者将权力集中于最高领导人手中视为倒退的一种象征，一种对公开讨论和民众参与决策的妨碍。

社会异质性问题对拉美左翼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如果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团体是革命变革的关键力量，或得到优先对待，如果政治差异拥有社会基础，左翼政府应该调和内部的不同立场，而非遵循有利于特定政治流派或社会团体的单一路线。此种类型的包含广泛的战略甚至试图赢得中产阶级( 尤其是支持结构转型的那部分) 的支持，避免以“小资产阶级”为借口嘲笑其建议。即使尝试用一个通情达理的、灵活的方法去实现和解，政府也不能消弭内部分歧。正如拉克劳指出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对左翼而言，相应的替代可以是一种以特定阶级或政治先锋为基础的运动，一种忽视21 世纪左翼面对的挑战的复杂性的教条主义战略。

“两种左翼”命题的简单性及对当前争论的超越

对21 世纪左翼的复杂性及其拥护者异质性的关注，与关于民粹主义的简单概念( 体现在由豪尔赫·卡斯塔涅达和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等知识分子所提出的“两种左翼”命题中) 截然相反。卡斯塔涅达等人的主张被美国国务院用来作为孤立个案而被视为反美的拉美政府努力的一部分。“两种左翼”命题将激进左翼划归“坏左翼”或“民粹主义左翼”，与“好左翼”的“负责任政策”不同。“坏左翼”以激进言辞、不妥协和对抗性策略为特征。例如，奥夫拉尔多组建了一个影子内阁以抗议2006 年总统选举的“欺诈”; 2007年4 月，乌马拉试图以一种事实上的象征性和平抗议“入侵”智利，以引起对秘鲁边界要求的注意。“两种左翼”命题强调个人抱负、风格和演讲，因而完全忽视了组成21 世纪左翼的复杂团体及致力于和平获取政权道路所引致的艰难决定。

“两种左翼”命题指出了激进左翼运动与半个世纪前的经典激进民粹主义运动的共同之处，却简单化了二者。诚然，激进左翼在一些方面与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经典激进民粹主义( 其显著特征包括魅力型领袖、组织虚弱、长期目标不明确、民族主义外交政策、有利于民众的社会经济改革、绕过既有政治机构的倾向、导致政治和社会急剧分化的言论等) 有类似之处。经典激进民粹主义的复杂性源于其与最初支持者目的和利益不一致的可能性。因其宣称的内部多样性和矛盾，激进左翼运动更为复杂。拉美左翼理论家反复确认这一点。例如，他们努力克服组织方面的缺陷，提升参与民主水平，保留有无上权威的最高领导人的强大行政权力。尽管缺乏正统马克思主义那样的关于长期变革的蓝图， 21 世纪左翼人士将自身界定为社会主义者，讨论了各种社会主义选择，这与在意识形态方面更为模糊的经典民粹主义不同。其意识形态方面的模糊或许是对苏联解体所造成的真空的一种逻辑反应。或者用拉克劳的话来讲，“建设相关政治意义的一个前提”。“两种左翼”命题背后的政治议程排除了对拉美20 世纪和当前非共产主义变革运动进行细微分析的可能性，与表明激进左翼复杂性和动态本质的丰富学术研究有分歧。

2008 年，《未尽之言: 拉美左翼的故事》出版后，关于“两种左翼”命题的争论开始以“好左翼”和“坏左翼”在何种程度上可被看作同质为中心。一些重要著作明确认为该书未能确认两个阵营政府间的多样性。例如，马克斯韦尔·卡梅伦、肯尼思·夏普等人在《拉美向左转》中比较了查韦斯和莫拉莱斯自上而下的决策过程。作为一名劳工和社会运动领导人，据说莫拉莱斯更乐意与运动的普通成员和民众协商。雷娜建议剖析“社会民主主义类型”以明确“好左翼”政府之间的基本差异。在《拉美左翼的复兴》中，斯蒂芬·列维茨基和肯尼思·罗伯特总结道，“拉美左翼存在相当的多样性”，一边是巴西和智利的“正统宏观经济”，一边是委内瑞拉的“公开的计划经济和不断增加的极权治理倾向”，存在“广泛的中间类型”。

关于“好左翼”和“'C1絳坏左翼”的争论，需要根据不同方法来设计。即使可以接受“两种左翼”命题关于“坏左翼”政府基本共同点的前提，该理论从根本上还是错误的。且不论激进左翼内部多样性的程度，“两种左翼”命题过于简单化，因为它忽视了左翼面临挑战的复杂性。复杂性来源于三方面因素: 左翼政府支持者的社会政治异质性、民主战略为左翼政府批评左和右都提供了空间、所使用方法的相对新颖性。因此，卡斯塔涅达等人关于民粹主义的框架( 强调半独裁特征和机构的弱化) 具有误导性。“两种左翼”命题关于激进左翼政策不可持续的断言，简化了拉美大陆正在经历的变革进程，忽视了明显的进步。

总之，执政激进左翼的相对新颖性和复杂性，不仅驳斥了过于简单化的“两种左翼”命题，对左翼战略也有重要意义。例如，激进左翼采用的试错方法，有助于摒弃以预想的蓝图为基础的教条主义立场。在没有先锋队主义和某一社会团体优先于其他团体的情况下，激进左翼对异质性的接受，指向一种综合不同( 甚至有时会彼此冲突) 利益和观点的战略。激进左翼拒绝教条主义、颂扬多样性和兼收并蓄的倾向，是帮助其开展关于左翼的大讨论的因素，也是值得学术探讨的因素。

（原文标题为“Latin America’s Ｒadical Left in Power: Complex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载于《拉美透视》(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2013 年第40 卷第3 期。作者史蒂夫·埃尔纳( Steve Ellner) 系委内瑞拉东方大学历史学教授。）

[译者单位] 刘玉，山东警察学院;孙雁，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文章来源]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