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共产党衰退的原因及启示

孙　勇

【摘要】　本文从当代全球化背景出发,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共产党衰退的原因加以考察,认为全球化是导致共产党影响力出现持续衰退的重要诱因,而共产党在全球化面前所表现出的僵化和教条却是其走向“政治边缘”的根本所在。

【关键词】　全球化; 发达国家共产党; 社会主义; 政党政治

发达国家共产党从上世纪80年代起,其影响力就开始趋于衰退,其衰退与当代全球化进程有着某种不可分割的联系。全球化日益成为导致共产党影响力持续衰退、在西方政治生活中不断“边缘化”的重要诱因。

一、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激化了工人阶级的内部矛盾,使发达国家共产党的力量体系发生瓦解或重组

所谓“力量体系”是指发达国家共产党在长期斗争实践中以自身为核心所构建起来的包括工会、群众组织以及党所控制下的各种协会在内的完整力量组合,这些力量曾经为拓宽党的发展渠道、扩大党的社会影响发挥重要作用。但随着当代全球化的拓展,这一体系逐步趋于瓦解,尤其是工人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和工会性质的转变,严重削弱了发达国家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政治影响力。

工人阶级是共产党赖以存在的阶级基础和最为可靠的支持力量。在广大工人深受资产阶级奴役的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工人阶级利益的一致性提出了“工人没有祖国”,进而号召实现“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恩一直强调,“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P86- 87)但在100多年后的今天,当代全球化表现出的却是一种悖论,即它不仅仅带来了国家界限的消融和国家主权的侵蚀,随之而来的也有民族势力的高涨和“国家意识”的空前膨胀。尤其是发达国家海外投资的增长和劳动力全球转移趋势的加剧,严重激化了发达国家产业工人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工人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的世界联合在全球化面前愈发失去可能。我们应当看到,工人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产业工人生存环境的恶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传统工业部门在新科技革命的冲击下日趋衰落,产业工人的就业岗位日益减少。这种由产业结构变化而引发的阶级结构变化,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共产党影响力的衰退。其次,西方企业为降低国内生产成本,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在全球范围进行了大规模的资本转移。这一方面推动了跨国公司在数量和规模上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也促使西方将许多低技术、重污染、重体力的传统产业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转移。这对国内就业形势本就不容乐观的传统产业工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再次,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移民涌入发达国家,同本国工人争夺日益减少的就业岗位,并带来了诸如生态环境恶化、犯罪率上升、文化差异凸现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导致西方民众与外来移民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显然,发达国家传统产业工人在与资方的对抗中已完全处于劣势。资产阶级通过生产要素的全球优化配置,不仅实现了市场利润的最大化,而且将自身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成功地转嫁到了本国工人阶级与发展中国家无产阶级及其移民身上。他们公开宣称“是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和外来移民剥夺了本国工人的就业岗位”,进而在选举中明确提出“排斥外来移民,维护国民利益”的主张。这些主张无疑迎合了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工人阶级队伍的需要,促使越来越多的工会组织和行业协会脱离了共产党的领导,将选票投向了右翼政党甚至极右势力。反观作为工人阶级利益代表的共产党在对待移民问题上,要么没有明确主张,要么从人的自由平等出发,主张保护移民合法利益,反对种族歧视,必然激起广大工人的强烈不满。在资产阶级的分化瓦解下,工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由过去共产党领导下的反资产阶级压迫的政治组织转变为淡化意识形态色彩、追求工人现实经济利益的行业组织。这种危害性正如德国学者桑巴特所言,“它们通过保持排他性和寻求垄断来保护自己所代表的职业集团的利益,它们很少考虑作为一个整体的无产阶级,……结果使得它们有一种强大的行会式的隔离倾向。并因此产生了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垂直结构,从而自然地阻碍了无产阶级联合进入一个单一完整的阶级以便为自己采取行动”。[2](P40)他们的转向,无疑标志着共产党力量体系的崩溃和大批群众基础的丧失。实际上,伴随全球化的冲击,工人阶级队伍的集体主义理念正日益被个人主义所取代。意识形态再也不能成为共产党凝聚所有反资本主义力量的核心要素,相反,“却成为分歧的源泉、不同派别间无休止争吵的焦点”。[3]

二、全球意识增长所带来的人类思维方式变革,削弱了西方民众对传统“阶级政治”的认同

当代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不仅仅是空间感的革命,也是世界观的改变。正如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森所言,“全球化既指世界的压缩,又指世界是一个整体意识的增强”。[4](P8)同时他认为全球化长期以来一直在发生着,之所以在当代突然加速就是因为它转移到了意识的层面上。1972年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报告的发表,无疑在这方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首次向世人表明人类确实存在着超阶级、超国家、超民族的共同利益,这在相当程度上冲击着当时僵硬的意识形态隔阂。随着人类普遍交往联系的增加和发达国家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全球性问题愈发突出并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构成了直接威胁。这些问题不仅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任何一国都难以单独应对而加以彻底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加剧日益催生全球意识的膨胀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人类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革。首先,它要求人类彻底摆脱以往狭隘的阶级、国家眼光,真正着眼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思考人类未来;其次,在问题的解决上寻求合作而不是对抗。这对于强调意识形态对抗、主张以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发达国家共产党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挑战。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的新社会运动是人类思维方式变革最突出的表现。随着西方国家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传统工业的日趋萎缩,从事技术、管理以及社会服务的新中间阶级的人数日益增多。新兴的中间阶级大多有着较稳定的工作和可观的收入,而且普遍受过良好教育。这决定了他们在价值观上既不同于传统的工人阶级,也不同于过去的中产阶级;对社会关注的焦点也不再是追求劳动权利和基本生活保障,而是进一步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追求个性解放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新中间阶级力量的增长,不仅导致发达国家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日益萎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西方民众对传统“阶级政治”的认同。在“时空压缩”和“地球村”理念的影响下,他们不再关注于传统的“阶级斗争”,而是对全球性问题表示出前所未有的关注,进而强调维护人类的整体利益和子孙后代利益,反对现行经济发展模式、传统政治制度以及无休止的意识形态斗争,并提出在人类社会内部不同群体、不同阶级、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不同国别之间建立新型关系的主张。这些主张使身陷冷战的西方民众耳目一新,从而得到大批民众的支持和响应,生态运动、反核运动、女权运动以及各类非政府组织在西方社会内部迅速兴起。反观这一时期发达国家共产党的理论主张却仍在强调阶级斗争和阶级利益。如美国共产党在1987年的二十四大报告中仍然强调“否认阶级斗争的核心地位就是否认资本主义主要矛盾的存在”。[5](P548)这些主张无疑已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和占人口多数的新中间阶级的需要,因而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越来越多西方民众的冷落和厌烦。

三、以绿党为代表的新政治政党的兴起对传统政党政治尤其是左翼政治构成了严峻挑战

全球意识膨胀的另一后果是推动了以绿党为代表的新政治政党的出现。之所以说绿党是新政治政党,就在于它既不像传统政党那样以特定的阶级基础为纽带,也不再关注传统政党所争论不休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而主张超越传统的左右划分关注人类共同命运。它的出现给传统政党政治带来了巨大冲击,尤其是新政治主题的提出不仅使绿党赢得了新中间阶级、广大知识分子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广泛支持,而且也促使传统政党内部一些对党感到僵化不满的人纷纷转向。正如拉封丹所言,“有些绿党的领导成员曾是社民党党员。我党内部关于扩军和核能源的争论导致了党的分裂和绿党的成立”。[6](P134)同时,绿党的崛起还改变了传统政治力量的对比,使得一些传统大党的实力受到削弱进而失去了过去长期单独执政的绝对优势,转而寻求实现多党联合执政的政党联盟。在这种情况下,谁能够争取到选民支持率不断上升的绿党的支持,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谁能最终上台执政。此外,政党联盟的实现也迫使各党在传统政策上不得不有所让步,从而使“单向政治决策让位于多向妥协决策”。[7](P330)在绿党的冲击下,一些国家“冻结”多年的左右政党格局被打破。这种政党格局的“解冻”,正如一些学者指出,“导致了传统政治结构的解体,新政治学如同幽灵一般,选民被雾化,只包含众多的个人,而没有集体认属感。这样的选民很可能将政党一脚踢开。因此,政党制度或许已变成泥足巨人,或像托克维尔所说的是即将崩溃的`旧王朝'”。[8](P256)

在以绿党为代表的新政治政党面前,不同性质的政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冲击,但显然处于左翼行列的发达国家共产党所受冲击最为严重。一方面处于发达国家社会边缘的大批弱势群体将选票投向了绿党,而这些力量过去曾是共产党选票的主要来源,他们的转向对共产党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另一方面,绿党的政治实践吸引了一大批原共产党的党员干部,一些对党的僵化感到不满的党员纷纷退党,转而加入绿党;同时,党内要求将绿色价值纳入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的呼声日益高涨,这在某种程度上又加速了党的内部分裂。在绿色政治的冲击下,北欧的共产党在90年代初几乎全部转向绿色政治或演变为红绿兼容的左翼政党。在西欧,尽管共产党还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但实力也大不如前。法国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等老牌共产党都出现了选票大跌、党员锐减的困难局面,这些党在衰退过程中所失去的选民和党员有很多都转向了绿党。

四、“新自由主义”的蔓延加剧了世界政治的右倾化,动摇了共产党与其他左翼政党联盟的政治基础

在所有左翼政党中,共产党和社会党是最主要的两支政治力量。从总体上看,从战后初期至80年代,两党关系经历了一个从短暂合作到相互敌视再到和解对话的曲折过程。正是由于他们有着共同的思想渊源和相近的阶级基础,再加上两党在战后的探索中思想理论观点日益接近,因而接触、对话、合作与交流逐渐取代了敌视、谩骂和攻击而成为两党战后关系发展的主流。实践也证明,两党合作则左翼兴,两党对峙则右翼盛。但是,随着当代全球化的拓展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左翼政党间的“政治共识”逐渐被打破。尤其是70年代中后期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滞胀”局面的普遍出现,使人们对战后以来西方一直奉行的“凯恩斯主义”产生了怀疑。在这种背景下,主张依靠市场自身调节,反对政府计划干预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就逐渐占了上风并在世界范围迅速蔓延开来,进而衍变成为当代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以80年代的“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为代表,新右翼上台后通过对国有企业的重新私有化、减少公共开支、降低税收、削减福利等措施来尽力消除左翼政党以往的执政成就和影响;客观上这些措施也有效地促进了西方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因而得到大批民众的支持和响应。反观极力主张国有化和政府干预的共产党和社会党却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难以得到西方民众的认同,不仅企业主和广大中间阶层不赞成这些主张,就连那些在私有化过程中购得股票的普通民众也不希望左翼政党上台将自己持股的企业重新国有化。因此,左翼政治的衰退在“新自由主义”面前也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实。在新右翼势力的进攻下,社会党为了保全自身利益和争夺更多的选民,被迫抛弃以往战略,沿着“撒切尔主义”开辟的道路向自己过去所取得的社会成就开刀。大量新自由主义成分的吸纳,使得社会党与共产党在政策主张上的差异也随之拉大,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左翼内部的政治分裂;而共产党在相当长时间内拒绝与社会党妥协合作的态度也使自身陷入了更加孤立的境地。进入90年代,随着生存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尽管两党出于利益的共同需要数次再度合作并成功实现了左翼的联合执政,但根本立场上的分歧始终威胁着联盟的解体和破裂,法国、意大利左翼联合政府先后多次垮台就充分表明了这种联盟的脆弱性。

五、面对全球化对传统政党政治的冲击,其他政党顺应时代潮流进行的主动革新,进一步打压了共产党的生存空间

同样面对全球化的冲击,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西方各类政党都在积极进行理论创新和政策调整。但相对其他政党而言,共产党的这种自我革新却暴露出极大的被动性和滞后性,即党面对全球化和苏东剧变的冲击而不得不被迫作出的选择,因而这种“主动”背后蕴含的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被动”。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其他主流政党却较早地察觉到战后以来国内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其调整革新远比共产党更加主动、更加灵活。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面对全球化的严峻挑战和日益激烈的政党竞争,它们进一步加大了理论探索和政策调整的力度,并呈现出左右政党政策趋同的趋势。这在以下五个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第一,在队伍构成上纷纷打破传统的阶级界限向“全民党”转变,并将越来越多的重心转移至争取日益扩大的中间阶层的支持;第二,都将自由、责任、人的尊严、团结、互助、法治、民主等作为自己价值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并突出强调维护社会公正和尊重个人权益的重要性;第三,在社会政策上,普遍把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程度作为施政重点,并注重加强对社会不同阶层利益的整合,努力展示其贴近大众、捍卫国民利益的一面;第四,主动加强自身与国家的渗透和融合,积极推动政党职能由以往阶级斗争的工具向参与国家、社会、经济、社区管理转变,并广泛建立各种决策专门研究机构,为本党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服务;第五,在政策宣传上重视向全社会开放,尤其重视利用因特网、媒体等现代信息工具扩大与党内外各阶层群众和各种社会团体的对话与交流,努力缩小与群众之间的隔阂。由此不难看出,目前各类政党都把政策重点放在了贴近民众、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上,从而给共产党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反观共产党近年来的政策调整,则更多的是对过去教条、错误做法的纠正和弥补。这就决定了它们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将以遏制下滑趋势、保持党员队伍稳定和扭转自身形象为重点,而无法取得政党竞争的优势。事实上,不仅当前共产党最具吸引力和竞争力的核心主张——提倡自由平等和反对社会不公正已被其他政党所吸纳,就连“社会主义”大旗也日益面临被“夺走”的威胁。同时,共产党自身在现实斗争中所暴露出的执政能力较弱、自身定位不准、斗争经验不足、手段方式不活、宣传力度不够、内部不团结等问题也大大降低了西方民众的认同度。可以预测,今后西方共产党的生存空间仍有进一步趋于压缩的可能,其“边缘化”的政治处境在短期内难以得到彻底改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德]w·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姜辉.关于欧洲发达国家共产党命运的三种评判,国外理论动态,2003,(2)

[4]Robertson,Globalization,London:Sage,1992

 [5]高放等主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文献选编[M],中国人民大学出社,1990.

[6][德]奥斯卡·拉封丹.心在左边跳动[M],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7]刘东国.绿党政治[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8]David Broughton and Mark Donovan, Changing Party Systems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1999

（作者：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社理论研究。）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