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新纲领对马克思“阶级和所有制”理论的新认识

陈爱茹

编者按

2009 年是摩尔多瓦的大选年。此前，通过议会斗争道路，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以下简称摩共)已经连续两次赢得议会大选，蝉联执政。新的议会选举时间定在 4 月 5 日。大选在即，根据摩尔多瓦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摩共可赢得议会 101 个议席中的至少 60 个议席，对总统沃洛宁的信任率更是高达 50%。为迎接该次大选.摩共对其理论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于 2008 年 3 月 15 日召开的摩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补充并修改了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党纲.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阶级和所有制”提出了新认识。

关于阶级:“知识无产阶级”成为变革社会的重要力量

摩共指出，在发达国家，工业资本主义所特有的阶级对抗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一点十分明显，而且毫无争议。知识、技能和技术开始具有与人越来越不可分割的特性。社会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知识和权力之间的矛盾、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及其他全球性矛盾一样，明显地尖锐化了。知识本身成了主要的生产力。因此，对工业无产阶级进行重新评价，正当其时。

在已经取代了工业社会的当代信息社会和高科技社会中，知识根本地改变了自身的性质和作用。用马克思的术语，可以说，知识变成了社会活动的核心要素。群体性劳动被推到社会生产进步的边缘。在任何经济领域和任何重要的社会活动领域——从农业领域到高科技领域产生了对有能力接受创造性任务、具有多种技能、受过高等教育的另类劳动力的大量需求。

在这种条件下，新社会阶级——各种各样的“知识无产阶级”备受瞩目。正如工业工人阶级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一样，这个拥有不容质疑的历史前景的现代社会阶级越来越坚定地成为新社会重要变化的载体。这个成百上千万大军的代表就围绕在我们身边:他们是发现自己领域新知识的学者、追求全新管理程序的经理人、生产中追赶先进的工程师和工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使用新技术和新农业文化的农民、掌握新知识并把它们传授给学生的教师、掌握先进保健知识的医生，等等。即他们是所有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积极参加推动社会进步活动、坚定地创建并发展现代价值观的人；是所有一切可以在经济、科技和人文领域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的人，可以自我组织、能够实现并捍卫自己权力的人。

摩共认为，新社会阶级原则上是一个新的社会范畴，它不仅以发财和追求物质需求为目的，还兼有自我实现的任务。它的主要生产方式——智力与其拥有者不可分割，其生产的产品——商品和服务可以在市场上销售，但是同时又不断地重复再生产。由此，这个新阶级在“全面消费”时代实际上创立的不是价值，而是价值观。

正是“知识无产阶级”队伍客观上显示了他们对当代国家最积极的追求，正是它对当代国家的建设和巩固表现出了更浓厚的兴趣，他们所追求的当代国家，不但要承担一些社会花销，而且还要首先实现不断增长的社会对人的投资功能，也就是对教育、科学、医疗保障的投资功能。正是这个新阶级表现出对能够保障全球发展目的本身的民主制度的发展水平和质量的最高要求.

在后工业国家中，这个新阶级实际上是从越来越不具有独立的、专业的政治斗争能力的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的社会衰退的深处拖出来的所有积极变革的火车头。在第二、第三世界国家，它同民族官僚、同寄生于自然地租或者分割国家财产的寡头氏族对立。这是一个社会阶级，一方面它提供了一个社会关系自下而上的整个垂直线，另一方面它用自身的社会诉求、政治诉求和人道主义诉求的客观共性把世界与文明联合成一个整体。

关于所有制:发展观比所有制形式更重要

整个过去的一百五十年，所有制问题是所有社会争论和政治争论的基本核心。私有制被不可避免地同压迫和剥削联系在一起，相反，集体化被不可避免地同从剥削中解放出来联系在一起。摩共认为，在当代如果还是这样认识所有制问题，那么这种认识本身已经丧失了其自身的内涵。

19世纪，马克思主义客观、深刻地揭示了私有制的历史局限性，无论是自由主义理论家，还是历史本身都不能完全推翻它。但是，同时历史也证明了，全面的国家所有制不但不能消除社会矛盾，相反还会产生新的矛盾。此外，对国家财产资源进行垄断的政治分配，在实践中必然产生相应的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官僚阶级和新形式的压迫。把国家财产分割成私人财产，不能“取得”更多的有效性，而只能复辟最野蛮的资本主义模式，苏联解体后各国发生的情况就是证明。

因此，摩共开始质疑通常意义上的所有制问题。它认为，就国家所有制而言，不是经济丧失了发展前景，进而损害了国家所有制的威信，因为历史上有很多的例证，正是国家的资本集中到发展战略方向上时，导致了现代化的断裂；就私有制而言，其剥削性损害了这种基本的所有制关系的要素。然而，当代世界有不少例证，当私有制合理地起作用的时候，资本主义社会获得了不比社会主义国家少的社会公正。同样，如果社会民主地确定并监督其主要目的:有效性、公共福利和选举自由，则市场经济是不断进步的一种行为模式。摩共认为，可以非常明确地得出一个结论:重要的不是具体的所有制形式，掌握、分配和管理财富的人的全社会动机模式更加重要。一切都取决于社会公认的发展目的是什么，如何进行国民收入的最终再分配，全社会对权力的监督机制是怎样的。正是这样，现今的所有制问题从占有问题变成了管理发展动因的问题，从监督企业主活动的根由问题变成了监督其结果的全民机制问题。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对当代共产党人而言，实现现代的公有化，不是靠出台对生产资料进行再分配的政策，而是靠争取对社会进行投资的斗争。对社会的投资允许生产和再生产平等的个人发展条件，可以使社会对当局和现实的社会公正状况进行监督。只有这样的社会才符合当代对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合理的、有前景的阶段的理解。今天，当代政治和政治家的责任在于在这一方向上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这不是“通往地狱的路上布满美丽的幻景”，这是唯一允许的发展原则，是为挽救人类文明自身的毁灭而做出的选择。这足以回应全球化的挑战，这不仅仅是当代共产党人的义务，更是当代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 年/3 月/3 日/第 0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