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联邦解体的原因及对新国家构建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克罗地亚］白伊维

摘要: 前南地区是不同大国势力、宗教文明交汇的地方，地缘政治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受此影响，这里的民族命运多舛，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很复杂。在这种基础或底色上，统一的南联盟存在不到半个世纪后，于90年代初在战争中解体。新诞生的民族国家又在此基础上开始了新国家构建和社会发展，但多样性、差异性和曲折性的特征表现得更为突出。

关键词: 南联邦;  民族主义;前南地区;战争

上世纪 90 年代初，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 以下简称南联邦) 在血雨腥风中解体，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马其顿、塞尔维亚和黑山先后独立。南联邦解体的主要动因是什么? 对前南地区的新国家的构建和社会发展有什么影响? 本文从前南地区的视角出发并基于对前南地区文献的研究对这些问题做出探讨。以南联邦社会发展为出发点，分析 80 年代南联邦为何陷入社会危机，对后来民族主义的复兴进行分析，进而探讨民族主义如何影响新国家构建和社会发展。

一、    南联邦的社会危机

从1918 年到 1991 年，南斯拉夫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在不同时期其国体、政体和疆界却是不一样的。[1]其中，1918 年至 1945 年间为君主立宪制国家，先是称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1929 年改称为南斯拉夫王国。1945 年至 1991 年为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先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1963 年改称南联邦，由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马其顿和黑山等六个共和国组成，塞尔维亚共和国有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两个自治省。南联邦是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马其顿、塞尔维亚、黑山、包括尚未获得所有国家承认的科索沃在内的这些国家建构和发展的基础和底色。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共产党 ( 简称南共，1952 年改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后简称南共联盟) 领导的人民解放军 ( JNA) 和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 ( AVNOJ) 在抵抗法西斯侵略的过程中，提出了南斯拉夫各民族 “兄弟情谊和团结”的口号。在战后不久举行的首次选举中，南共获得了人民的广泛支持，赢得选举胜利并一直执政到 1991 年南联邦解体。南联邦的社会发展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 1945 － 1948 年，这是南斯拉夫亲苏联时期，其特征为建立了统一的南斯拉夫国家，实现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对社会全面的强有力的控制以及推行了强制的集体化。第二阶段: 1948 － 1954 年，苏南冲突后，南斯拉夫共产党开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这一探索在 1952 年南共六大上达到顶峰。第三阶段: 1954 － 1966 年，以 “吉拉斯事件”为起点，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走向保守，南共对社会各方面的控制有所加强。但是，到了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南斯拉夫内部地方主义开始抬头，各共和国加强了增强各自权力的诉求。第四阶段: 1966 － 1980 年，以 1966 年的 “兰科维奇事件”为标志，铁托重新开启南斯拉夫的改革，尤其是增加各共和国的权力。南斯拉夫社会各个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也蕴含着危机。第五阶段: 1980 － 1991 年，这是南联邦政治、经济及思想的全面危机时期，最终南共联盟解散，南联邦解体。

详细地论述南联邦四十多年的社会发展不是本文的任务。需要指出的是，铁托领导的南共联盟在国内外非常复杂的环境中探索了一条自治和不结盟的社会主义道路，五十和六十年代南联邦经济上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比较高。但与此同时，一些直接影响后来南联邦社会转型和解体的因素也逐渐积淀了下来。南联邦解体之后，许多研究南斯拉夫的学者都试图从社会主义时期来寻找原因。有学者认为，南联邦 1962 年实行分权为时太早，因为民族统一的南斯拉夫国家认同尚未完全形成，不同民族之间有很深的历史积怨，特别是二战中积累的仇恨。[2]有学者认为，南共联盟在进行快速的政治改革的同时忽视了民族间及共和国间存在的矛盾，导致各共和国的政治精英利用了联邦的分权来扩大自己的影响。[3]还有学者认为，在 20 世纪60 年代南联邦的经济就出现了内部结构性问题，在工人自治管理基础之上的公司忽视市场竞争和提高产品的质量，产品不能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出口率在下降，联邦赤字和债务加剧膨胀。面临着西方高度竞争的市场，南斯拉夫的公司却越来越依赖于政府提供的合同，依赖于南斯拉夫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换来的有利合同。[4]总之，在 “兄弟情谊和团结”尚未真正形成的时候，南斯拉夫社会实际上就滑向了邦联化的轨道。各共和国级政治精英逐渐羽翼丰满，从而埋下了各共和国间冲突的种子; 而南共联盟奉行的 “国家消亡论”导致南联邦中央权力的逐渐弱化和权力向共和国、自治省的转移，客观上也强化了各民族分别建国的意识。

1980 年，南联邦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铁托去世。铁托的逝世意味着南斯拉夫社会失去了 “稳定器”，南斯拉夫进入社会危机时期。

第一，联邦体制的 “邦联化”。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国际石油价格上升造成了南斯拉夫的经济危机。1983 年，南斯拉夫领导人第一次承认南斯拉夫自治制度存在危机甚至处于误区。[5]这次经济危机不仅引起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在再生产资金的分配上的纠纷，而且加速了联邦体制 “邦联化”进程。各共和国、自治省的领导人越来越倾向于把联邦的共同利益放在次要地位，而更多地强调本共和国、本自治省的利益。各共和国、自治省间的利益冲突日益尖锐，经济发达地区不再愿意承担援助不发达地区的义务。各共和国、自治省的领导人已经变成了真正的实权人物，而联邦议会和联邦主席团等机构只起着各共和国的 “论坛”的作用。根据 1974 年宪法，联邦机构只解决关系联邦共同利益的复杂的事情。联邦议会、联邦主席团和联邦执行委员会都由各共和国、自治省的代表组成，需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共同做出决定。决定通过采用多数制原则，每个代表都有投票权和否决权，而且每个决议都得由各自共和国领导人的批准。但是，在关系联邦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各共和国代表的立场通常很难一致。

第二，南斯拉夫的经济危机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20 世纪 80 年代初，南斯拉夫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是联邦机构不平衡的投资、联邦开支过度和贸易不平衡，进口率远远低于出口率。南斯拉夫 1979 年的国际收支逆差是 3. 6 亿美元，1981 年末外债达到了 19. 2 亿美元，到 1982 年南联邦政府需用三分之一外汇收入偿还外债。中央银行难以维持第纳尔的稳定，1982 到 1986 年通胀率超过了 100% 。在这种情况下，联邦政府成立了 “稳定经济问题委员会”专门研究联邦经济的现状、产生困难的原因以及摆脱困境的出路。从 1981 年到 1984 年， “稳定经济问题委员会”每年都制订年度 《经济稳定长期纲领》，提出走出危机的基本方向并向联邦政府和共和国政府提供走出困境的措施。但是，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由于地方主义抬头，只顾各自的经济利益，越来越不关心联邦的经济问题。

第三，南斯拉夫出现的最大危机却是民族主义的复兴。南联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也是多种宗教和文明的交汇地。在历史上，西巴尔干地区的南部斯拉夫人之间、南部斯拉夫人与非斯拉夫人之间的矛盾和积怨比较深，形成了西部天主教地区与东部东正教地区的分裂，穆斯林斯拉夫人的特殊民族认同，以及阿尔巴尼亚族和匈牙利民族的离心倾向等。统一的南斯拉夫国家建立起之后，上述矛盾和积怨并没有解决或消除，只是在较深层面上隐藏下来。到了 80 年代，伴随着政治和经济危机，集中反映这些矛盾和积怨的民族主义重新出现，逐渐成为南联邦社会发展的主旋律，甚至出现了公开主张民族间仇视的论调。民族主义者特别看重二战时期的恩怨，声称民族间的矛盾尚未解决，民族间仇视在南联邦时期隐形地存在。1974 年宪法赋予了各共和国、自治省和基层自治组织更多的权力，地方领导人常常在鼓吹民族同质的基础上巩固自己的势力，与联邦政府或上级政权讨价还价。总之，民族主义在南斯拉夫开始泛滥起来。[6]

二、    两种民族主义的复兴

80年代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达地区的民族主义倾向，即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伏伊伏丁那的民族主义。在南斯拉夫经济危机逐渐恶化的情况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援助不发达地区的负担越来越重，也越来越不愿意继续资助南联邦落后地区，反对向经济落后的共和国、自治区和地区提供直接经济援助。两国的领导人大都主张增加各共和国权力，主张重新评估联邦经济援助基金的分配政策，反对联邦执行委员会增加对不发达地区的援助金额。二是 1981 年普里什蒂纳学生示威后出现的鼓吹民族间相互仇视的民族主义倾向。[7]前者以斯洛文尼亚的民族主义为代表，后者以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为代表。

80年代，斯洛文尼亚出现了媒体自由化倾向，各种公民组织也迅速发展。 1986 年斯洛文尼亚共联盟中央全会上保守派不得不集体辞职，以米·库昌为首的自由派接任，斯洛文尼亚的自由化开始加速。库昌主张允许各种公民组织的活动，并且提出了斯洛文尼亚走向独立和引入多党制的可能性。80 年代初期，天主教堂逐渐恢复对公民的影响，媒体如 《青年周报》和 《劳动报》对南联邦政体和改革方向日益采取更批评性的态度。这些都使公民组织兴盛起来，多数主张政治多元化和协调朝野关系。斯洛文尼亚的民族主义 “公民”色彩比较深厚，因而又被称为“公民民族主义”。

斯洛文尼亚的 “公民民族主义”指的是以民族独立而不是国家统一为核心的社会动员，政治精英与民众均支持自由化。这与斯洛文尼亚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有关。然而，1987 年以后斯洛文尼亚 “公民民族主义 ” 转变成分离的民族主义。 1987 年夏，《青年周报》发表文章批评南人民军的军政干部开支过大。由于南人民军一直是唯一不能被批评的联邦机构，这篇文章显然引起了全国关注。有人认为《青年周报》力图破坏南斯拉夫人民团结的基础，也有人赞成 《青年报》的文章，主张联邦的预算和军费开支透明。1988 年初，《青年周报》又披露了南人民军参与非法武器购买的绝密文件，舆论哗然。南人民军逮捕了周报的四位编辑，并采取严厉的措施来遏制斯洛文尼亚自由化的浪潮。对此，斯洛文尼亚公民组织反应激烈， “捍卫人权委员会”[8]的领导下，斯洛文尼亚十万公民、一千多基层自治组织、天主教堂在抗议信上签名，谴责南人民军的行动，要求释放四名编辑。这一事件成为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和自由化的转折点，强化了斯洛文尼亚的独立倾向和对以米洛舍维奇为首的中央集权派的反抗。1989 年 8 月，斯洛文尼亚议会通过了斯洛文尼亚拥有分离权的法案。

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倾向源于塞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导致矛盾凸显的主要原因有三个:

首先，科索沃问题的再度出现。1981 年初，科索沃发生了阿尔巴尼亚族的骚乱。科索沃自治省首府普里什蒂那大学一些学生参加罢课和组织游行示威，要求改善生活条件。不久，一些阿族工人也举行罢工并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几周以后，阿族加强了暴力活动，提出改善经济状况、同塞族的权利平等、阿族人进入地区政府机关等要求，甚至还有人提出让科索沃得到共和国的政治地位甚至允许科索沃分离出南斯拉夫。南联邦政府随后强化了对科索沃阿族分裂主义势力的打压。但是，上述做法同时也导致了其他共和国对大塞尔维亚主义回潮的恐惧。各共和国更加强调自己的 “民族利益”。后来民族关系的演变证明，各共和国领导强调各自民族利益造成了民族之间仇视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加剧了各个民族的离心倾向的发展。其次，1985 年 5 月，塞尔维亚科学院发表了 《关于塞尔维亚民族问题的备忘录》( 以下简称 《备忘录》) ，引起了 “政治地震”。[9]《备忘录》提出，塞族是南斯拉夫联邦制度的主要受害者，认为克族和阿族犯有 “种族灭绝罪”，克罗地亚领导却在支持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备忘录》明确表达塞尔维亚 “下层面”的仇恨意识，实际上成为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基本纲领。[10]最后，米洛舍维奇成为塞尔维亚共盟主席。米洛舍维奇对塞族民族主义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1984 年，在塞尔维亚共盟中央全会的闭幕词中，米洛舍维奇提出要加强对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自治省的控制，加强联邦机构的作用。1986 年以后，他借助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塞族的支持，削弱两个自治省的自治权，以加强联邦权威为借口力图把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重新置于贝尔格莱德直接控制之下。以基层自治组织的民主化为目标，米洛舍维奇支持塞尔维亚族的地区领导人、主张大塞尔维亚主义和 “一元的民族主义”。由于塞尔维亚取消了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大部分自治权力，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在处理科索沃问题上与塞尔维亚的分歧逐渐大，波黑和马其顿的不满情绪也逐渐上升。1989 年底，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逐渐传染到了克罗地亚、波黑等共和国的塞族身上。

上述危机综合作用的结果，就是南联邦在冲突和战争中解体。

三、南联邦机构崩溃和民族政党出现

与那些非联邦制的国家相比，南联邦的社会转型是从各联邦主体开始的，以南联邦的解体和新国家的建立为起点。“排头兵”是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

1989 年夏，伊维察·拉昌 ( Ivica Ｒacan) 出任克罗地亚共盟主席后，开始实施民主化的改革，反对米洛舍维奇的大塞尔维亚主义政策及其对克罗地亚塞族的影响。同时，媒体开始公开地支持克罗地亚民族主义，掀起了一场关于克罗地亚独立的讨论。与此同时，克罗地亚开始出现了新的政党。比如，前克罗地亚共盟主席萨伏卡·达普澈维奇·库查尔 ( Savka Dapcevic － Kucar) 组建了克罗地亚人民党，前工人运动学院院长弗拉涅·图季曼 ( Franjo Tudjman) 组建了克罗地亚民主联盟。

在塞尔维亚共和国单方面取消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联邦宪法赋予的自治地位时，斯洛文尼亚不仅加强了与塞尔维亚的对抗，而且加快了脱离南联邦的步伐。由于斯洛文尼亚不同意塞尔维亚处理科索沃问题的做法，塞尔维亚共和国当局要求塞尔维亚公民中断与斯洛文尼亚的一切经济联系，而斯洛文尼亚也对塞尔维亚的经济封锁采取反制裁措施。两个共和国实际上开始了经济战。1989 年 12 月， 《青年周报》事件后不久，南人民军情报局逮捕了斯洛文尼亚民主反对运动 ( DEMOS) 主席亚涅斯·扬沙 ( Janez Jansa) 。这种干预斯洛文尼亚内政的行为引起斯洛文尼亚民众的反感，他们不断举行抗议甚至攻击南人民军的军营。

也是在 1989 年，南联邦马尔科维奇政府试图推动经济上构建完整的市场，允许企业经营完全独立，推进财政改革 ( 增加联邦政府的开支) 、货币改革 ( 第纳尔的升值) 、市场改革 ( 引入 “休克疗法”) 。然而，由于各共和国不愿放弃财政特权和减少行政干预，马尔科维奇的改革难以推进，很快就不得不辞职。[11]在米洛舍维奇建议下，南共联盟于 1990 年 1 月召开了第十四次非常大会，主要目的是解决共和国之间存在的分歧，挽救岌岌可危的南联邦。可是，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代表在会议程序上与塞尔维亚代表发生冲突，南共联盟十四次非常大会无法正常召开，南共联盟名存实亡。南共联盟十四次非常大会的失败不仅使南共联盟、联邦主席团和联邦政府失去了权力，而且使各共和国失去了统一的领导机构。塞尔维亚政府利用财政混乱之机从联邦人民银行得到了大量的借款，波黑和伏伊伏丁那政府则拒绝向联邦政府转交税款，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联邦政府支出都停止了。到 1990 年下半年，联邦执行委员会、联邦主席团、人民军和人民银行都丧失了基本职能。

根据一项独立的调查，88% 的斯洛文尼亚人、94% 的克罗地亚人、67% 的马其顿人认为各共和国脱离联邦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案。[12]在 1988 年到 1990 年民族冲突的过程中，共和国之间的联系已经大大地减弱了，1990 年以后基本中断了。各民族逐渐相视多疑，各共和国的分裂要求日益强烈。塞尔维亚桑贾克区出现了穆斯林族的分裂运动，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组建了好战的解放军，波黑塞族与穆斯林族的冲突日益明显，克罗地亚的克拉伊纳地区塞族发生骚乱，马其顿的阿族举行游行示威并与马其顿族发生冲突，黑山人也分成亲塞族与强调黑山族利益的不同群体。总之，由于 “联邦多民族杠杆”的失效，各种民族主义都集中表现出来。由于不同民族之间边界划分不清，地方主义倾向急剧上升，而地方政府的权限已经过大，南斯拉夫政治地图变得十分复杂和混乱。

毫无疑问，每个南斯拉夫人都信赖自己民族而怀疑其他的民族。伴随着南共联盟逐渐失去南联邦政坛中垄断性的作用以及各国各党宣布第一次多元选举的举行，民族性公民组织转变为政党甚至形成民族运动，在各共和国成为执政共联盟的最强对立政治力量。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第一次多元的议会选举，各共和国都通过了宪法的修正案，突破了 1974 年宪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框架 ( nation-state) 的原则主张，实际上南斯拉夫联邦主义已经不复存在。正因如此，南联邦在民族冲突中解体了，一些民族通过战争建立了新的国家。

四、前南地区的新国家构建和社会发展的特点

多党制的引入、民族间冲突的爆发、各共和国纷纷宣布主权是南联邦社会发展的终点，同时也是 “前南地区”社会发展的起点。在以后的二十五年里，社会转型和新国家构建是 “前南地区”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但是，“前南地区”指的是在南联邦的地理位置上由原来南联邦的各共和国独立而成的国家。由于是在民族冲突与战争中从南联邦分离出来，还由于独立成国之后的发展差异很大，这里的国家对

“前南地区”的认定是不一样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不愿意认为它们是 “前南地区”国家，而坚持自己属于 “前奥匈文化区”， “中欧文化区”。它们认为， “前南地区”是一个过渡性的概念，指的是那些尚未完成社会转型和未实现与欧盟一体化的国家。2004 年，欧盟第五次扩大时，斯洛文尼亚同其他七个中东欧国家加入了欧盟，这更促使它脱离 “前南地区”的地缘政治定位。2007 年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入盟后，学术界又将尚未入盟的巴尔干国家统称为 “西巴尔干”，包括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黑、黑山、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但是，由于巴尔干与 “前南地区”的历史文化相近，克罗地亚拒绝承认自己是巴尔干国家，而且认为 “西巴尔干”也是一个过渡性的概念。2013 年入盟后，它就离开了西巴尔干。

总体来看，“前南地区”虽然有过渡性的特点，但与原南联邦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有一定的延续性和共性，也正是它们构成了新构建国家的基础和底色，也表明了这些新诞生国家社会转型的起点和终点，即从 “南斯拉夫”通过 “前南地区”到 “欧洲国家”的发展进程。

前南地区国家比较多，发展情况也非常复杂。它们的社会转型是多重的，更是参差不齐的。从社会转型发端上看，由于南联邦社会主义制独特发展以及战争带来的发展逆转，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的社会剧变对前南地区国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南斯拉夫起初受苏东国家改革和剧变 “多米诺效应”的影响并不大。1985 年后戈尔巴乔夫倡导的 “改革”和 “公开性”也没有冲击到南斯拉夫的改革方向。80 年代东欧国家政府企图进行各种经济改革，采取各种措施来确保社会稳定。但在此过程中，它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可逆转地相继失去了合法性，公众越来越强烈要求根本性的政治经济改革。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却逐渐建立了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制度。自治制度虽然没有引入西式议会民主，但已经 “试验”了各种各样的 “草根”民主，也就是基层自治，引入了代表制以促进公民参与，从而使大多数南斯拉夫民众相信，南斯拉夫自治制度无需根本改变，只需通过渐进式的改革逐渐加以改善就行。在南联邦，在民族矛盾的掩盖下公众与政治精英之间的关系相对缓和，媒体、宗教等方面相对自由。因此，有学者认为，南联邦的民族冲突 “推迟了”阶级斗争。[13]南联邦领导人认为，东欧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体制落后于南斯拉夫，所以在选择政治改革的榜样时，他们倾向于发达西方国家如瑞典福利体制、瑞士选举体制等等。1989 年底匈牙利进行金融和财政改革时，前南地区国家领导人才开始重视东欧国家改革的教训。与波兰等国家持不同政见者和强大的公民组织在民主化进程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不同，南联邦并没有强大的公民组织和持不同政见者， “反对的意识形态”主要表现在 “兄弟情谊及团结”思想的瓦解和南联邦社会尤其是民族的分裂上面。[14]

在很大程度上， “前南地区”各国社会转型的动力源都要从南联邦内部找。也就是说，它们社会转型的各方面都可以看到比较清晰的轨迹。比如，经济方面经过了经济停滞 ( 共和国间经济差异的拉大) 、崩溃和从半市场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社会所有制到私有制的转型。政治方面经过了渐进的自由化、激进的民族化和迟来的民主化。意识形态方面经历了从社会主义自治体制和 “兄弟情谊及统一”到民族主义复兴、建立新的民族国家，再走向现代欧洲多元文化的国家的过程。伴随着南联邦的解体，冲突与战争开始时是为了维护民族共同体，后来发展为不同民族间的冲突，最后是为了维护各自领土的完整性。从内部动力角度说，前南地区国家的社会转型也是南联邦 1960 年代联邦主义———1970 年代联邦主义与自治主义共存———1980年代潜伏的种族民族主义———1990 年代建立民族共和国的政治取向合乎逻辑的发展。在这种演进过程中，以下几种关系需要特别重视。

第一，联邦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互动。从二战结束到 70 年代初期，南斯拉夫联邦主义的发展表现为从过度集权向基于自治的联邦制的演进。在这个进程中，南共联盟的意识形态有比较大的变化，南联邦也不断进行分权，各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势头开始上升。1980 年以后，由于塞尔维亚共盟的重新中央集权化和塞尔维亚化的政策逐渐合二为一，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等共和国反对塞尔维亚化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从而导致集权与分权之争越来越被民族主义左右以及后来的民族冲突乃至南联邦解体。

第二，民族化与民主化的关系。80 年代后期南联邦社会发展中存在两个对立趋向，一个是民主化与自由化，另一种是民族自决与独立。前一个主张改革南斯拉夫自治制度，甚至是引入市场经济和西式民主体制。后一个主张实现民族独立，建立自己的国家。结果，第二种倾向占据了上风，民族冲突加剧了公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强人政治成为了民族主义者最好的代言，1990 年以后南联邦的社会发展又进入了民主倒退阶段，民主化成为 “隐性”的社会动力，而民族化逐渐成为 “显性”社会动力。

第三，新建民族国家与现代欧洲多元文化国家的关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除了塞尔维亚和黑山之外，前南地区其他主要民族都没有经历过现代民族国家阶段。因此，前南地区那些 “迟来的民族国家 ”实际上是基于民族的政治共同体。[15]但是，由于民族冲突和战争，那些多民族国家中出现了两个相互矛盾的现象，一个是少数民族离心倾向日益加剧，另一个是中央政府的政治逐渐变得更为“民族化”。二者对前南地区国家的社会转型影响是非常大的，其表现就是民族主义政党地位的逐渐突显和公共话语权的民族化，这些直接影响了这些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独立成国之后，主要得益于欧盟的推动，前南地区的一些国家才重新重视民主化，开始建设公民国家。由于公民国家建设进程缓慢，这些国家面临着议会民主发展、调整对少数民族政策、政治发展存在巨大分歧等方面的挑战。

第四，制度、意识形态和战争三种转型因素的交汇。理解前南地区国家社会转型，必须要清楚前南地区各国走向独立的进程，分析制度转型、意识形态改变和为独立而斗争三者的 “天然联系”。这种三种转型因素的 “天然联系”将在一定程度上奠定各前南地区国家社会转型的起点。

注释：

[1]1992 年南斯拉夫解体不久，塞尔维亚和黑山继续统一组成南斯拉夫联盟国，该联盟2003 年改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邦联国，2006 年因黑山在公投中选择独立而解体。

[2]Goldstein，Ivo: Hrvatska 1918 － 2008，Zagreb，Europa Press Holding，2008; Banac，Ivo: Ｒaspad Jugoslavije: eseji o nacionalizmu i nacionalnim sukobima，Zagreb，Durieux，2001.

[3]Ｒamet，Sabrina Petra: Nationalism and Federalism in Yugoslavia: 1963 － 1983，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cop. 1984. – VXIII.

[4]Howard，Michael: Market Socialism and Political Pluralism. Theoretical ，Ｒeflections on Socialist Yugoslavia，Studies in East European Thoug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1.

[5]Ｒamet，Sabrina Petra: Nationalism and Federalism in Yugoslavia: 1963 － 1983，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Press，cop. 1984，pp. 207 － 235.

[6]Bilandzic，Du sˇan: Propast Jugoslavije i stvaranje moderne Hrvatske : eseji，cˇlanci，interviewi，analize，izvje sˇc＇a，izjave，Zagreb: AGM，2001，p 2003.

[7]Banac，Ivo，War before the War. Break up in Yugoslav Historiography，American Historical Ｒeview，Bloomington，X，1993. pp. 20 － 45.

[8]Ｒepe，Bo ˇzo ( 1995b) : Slovenians and the Federal Yugoslavia，Balkan Forum ( Skopje) ，3 ( 1) ，March:pp. 139 – 153.

[9]Judah，Tim: The Serbs: History，Myth and the Destruction of Yugoslavia，New Haven＆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cop. 1997.

[10]Banac，Ivo，War before the War. Break up in Yugoslav Historiography，American Historical Ｒeview，Bloomington，X，1993.

[11]Bol cˇi c＇i，Silvano: Zasto je danasnja Srbija pred ( ekonomskim) kolapsom?，Sociologija，10，2298UDK，Beograd 2014.

[12]Ｒamet，Sabrina: Balkan’s Babel: The Disintegration of Yugoslvia From the Death of Tito to the Fall of Milosevic，Westview Press，( 4th ed) ，2002.

[13]Mladenovic，I. : Obrasci formiranja i reprodukcije vladajucih elita u bivsoj Jugoslaviji ( Shaping and ＲeproductionPatterns of Power Elites in Former Yugoslavia: Vertical Mobility) ，Sociologija，Vol XLV ( 2002) No 1.

[14]Beyme，Klaus von: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or Anschluss. The Two Germanies and Europe，Government andOpposition，Vol 25，Issue 2，1990，pp. 170 － 190.

[15]关于新兴民族国家与传统民族国家之间的区别，参见: Plessner，Helmuth: Zakasnjela nacija － Ne dr ˇzava，nego narod，Politicka misao，Vol XXIX，No 3，1992，Jahn，E. : Demokracija i nacionalizam － Jedinstvo i protuslovlje，Politicka misao，Vol XXIX，No 3，1992.

作者简介:  白伊维，克罗地亚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 ( 北京 100048 ) 。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原苏东国家的现状和社会主义思潮研究” ( 12AGJ001)  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当代社会主义问题》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