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拉美新社会运动的新特征与新路径

吴 茜 王美英

摘要：本文剖析了拉美新社会运动形成的原因、背景及其表现形式，认为该运动开辟了反新自由主义、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形式、新路径。不同于传统激进左派运动的主体构成，拉美新社会运动涵盖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异质性群体的抵抗行动；从斗争旨趣和运动方式看，不是通过革命政党组织阶级斗争来夺取国家政权，而是由一种不规范的、体制外的斗争形式发展成为一种被制度化、纳入到常态政治轨道的斗争形式，成为公民表达利益诉求和维护民主权利的新渠道；倾向于向传统等级制的政治机构寻求自治社会组织权；形成凝聚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共同意识来维系组织自身的运转。在西方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双重碾压下，拉美国家以独立的、真正的政治民主化为目标的社会运动仍面临诸多挑战。

关键词：拉美新社会运动；反新自由主义；身份认同政治；参与制民主

２０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巴黎“五月风暴”之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一系列不同于传统工人阶级运动的、追求“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新型社会运动，如生态运动、学生运动、新女权运动、种族民权运动、同性恋运动、反战和平运动等利益诉求各异的群众抗议运动。“新社会运动”一词被拉美学者所沿用，反映了新类型的压迫产生的同时也酝酿出新的社会抵抗形式。拉美“新社会运动”是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全球化背景下中心—边缘世界体系所产生的新问题的回应[1]，即反对全球资本主义利用新自由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夺，力图改变中心—边缘的不平等状况，要求重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制定新的世界规则，寻求更宽泛意义上的、真正的参与制民主化进程，由此形成的一种足以颠覆传统国家政治文化的新型左翼激进社会运动。

一、拉美新社会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新自由主义作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为攫取超额利润向全球扩张的意识形态政策工具，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西方“滞胀”危机后，里根、撒切尔夫人等右翼保守派执政，并在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下，具体化为“华盛顿共识”的结构调整方案。“华盛顿共识”被作为提供经济援助和贷款的重要附加条件向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以及前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国家大力推荐，导致一些盲目追随新自由主义政策和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模式的发展中国家付出了惨重的经济和政治代价，从而激发了包括拉丁美洲国家在内的全球左翼激进政治力量反对新自由主义剥夺性积累的斗争浪潮。

在经济领域，１９７３年９月，智利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暗中支持发动政变，强烈反对以民主选举方式上台的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左翼社会民主党政府。随后，在世界经济处于严重衰退的背景下，一个被称为“芝加哥男孩”的经济学家团队来到智利，帮其诊治恶性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等问题。这些人“热衷于当时芝加哥大学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他们长期从事关于自由市场规划、公共资产的私有化、自然资源开采向私人开放、促进外国直接投资和自由贸易的研究” [2]，被召集起来去帮助重建智利经济。根据他们的建议，智利允许外国公司返还从智利业务中所赚取的经济利润，同时，减少或消除各种形式的社会公共福利———如国家养老金、带薪假期、义务教育、医疗保健等。尽管之后智利的经济在资本积累方面表现出极高的外国投资回报率，但新自由主义改革很快导致智利陷入金融崩溃、政治危机以及社会动乱的边缘。１９８２年，陷入债务危机的墨西哥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行实施“新自由主义结构性调整”，即实行公共部门的财政紧缩策略、私有化以及贸易和金融方面实行面向市场的调整[3]，结果造成墨西哥严重的经济崩溃、社会动荡甚至此起彼伏的民众起义。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阿根廷推行国企私有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政策，从银行、发电站到大油田、矿山，从港口、码头到飞机场、火车站，阿根廷几乎卖光了国内的竞争性和战略性企业，甚至连金融银行领域的国有企业也私有化了。其结果是国际金融投机大庄家乘机蜂拥而入，成功地实现了对该国国民经济命脉的渗透和控制，并导致阿根廷金融动荡、经济危机以及民众陷入贫困、饥饿的深渊。

总之，经过２０多年的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改革后，智利、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等拉美国家的民族财富被掌控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和国内一小撮私人手中，拉美国家的政治经济统治精英已经转化为跨国垄断资本集团的地区代理人[4]，而“工人阶级和广大民众经过多年艰苦阶级斗争换取的共同财产权利（包括获得国家养老金、福利、国家医疗卫生保障等权利）又重新回到私人手中”[5]。

在政治领域，新自由主义在实践上呈现出个人自由与政府权威主义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大肆鼓吹个人权利、自由和解放；另一方面，为了恢复资本积累的条件和夺回统治精英阶层在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阶级妥协政策（资本与工会妥协）期间失去的权力，在政治上又呈现出权威主义的、反民主的“新保守主义”倾向。新自由主义国家的政府与本国垄断资本集团形成密切合作的“政府－金融联合体”或“公私合作伙伴模式”，他们为促进资本积累协调好各自的行动。如果在金融系统整体与大众福利之间发生冲突，政府选择严厉打压各种威胁垄断资本利益的民主运动（包括劳工运动、反全球化运动、反资本主义运动、绿色运动等）。向新自由主义转型的拉美国家政府则更赤裸裸地表现出军事专政和独裁，采用积极镇压甚至小规模的战争去压制民众的反抗。由于拉美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府和其他传统组织已成为技术官僚和自由市场利益的代言工具，拉美人民大众对西式代议制民主的“神话”丧失了兴趣和信任。总之，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拉美地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负面影响日益彰显，先后爆发了１９９４年墨西哥金融危机、１９９９年巴西金融危机以及２００１年阿根廷经济危机等。危机促使整个拉美地区社会动员急剧发展，他们提出激进的政治要求以改变不公正的社会基本结构。在此背景下，以反对新自由主义剥夺性积累和争取真正政治民主化为主要诉求的左派社会运动掀起新高潮。墨西哥爆发了恰帕斯农民起义，巴西无地农民领导了反抗国内大规模强占土地的激进运动，在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危地马拉等国相继爆发了反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抗议活动，甚至引起了公众舆论和政治局势的剧变，以查韦斯为代表的拉美左翼领导人纷纷通过合法斗争夺取政权。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拉美多国经济陷入衰退，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再次激发社会运动的活力，有的甚至向国家政权发出挑战[6]。

二、拉美新社会运动新特征的具体表现

过去２０年间，拉美新社会运动已成为全球激进左翼社会运动中的一股重要组成力量，但这种新社会运动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到８０年代中期形成的传统政治组织的民主社会运动有着很大的区别。那时，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社会运动是为了反抗国家政权和军队的暴力镇压而进行的夺权斗争，而拉美新社会运动则是在现存统治框架内为重新定义和重新解释公民权而斗争。这种“公民权”有别于西方自由平等理念下的“公民权”，它形成自由市场经济下的形式平等以及贫富的两极分化。对于拉丁美洲的穷人和被边缘化的社会弱势群体来说，他们需要更为宽广的、更具包容性的公民权以及更具实质意义的平等权。其次，经典意义上美国式的程序民主，并没有拉美贫困的多数人所持有的关于民主的建构性定义，即民主是否来源于群众、为了群众和属于群众。拉美新社会运动力图打破美国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关于自由放任市场经济、自由、民主的话语霸权，挑战拉美社会旧的社会规则和社会价值观，追求一种真正的、有效的和参与式的经济民主化与政治民主化进程。

第一，从运动的主体结构上看，一方面，工人阶级作为一种传统的反抗力量是拉美新社会运动的主体，也是激进政治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另一方面，由于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不满情绪在农村地区的民众中特别是在无地的农村工人、土著印第安农民中的扩散，使拉美新社会运动的主体构成不仅仅局限于以阶级身份划分为依据的组织，而是包含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异质性群体，从而扩大了反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动员范围[7]。拉美新社会运动的“新”在于它避开与传统政治机构合作，转而支持具有异质成分的社会政治力量，并任用一些具有争论性的正义个体，诸如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厄瓜多尔印第安民族联合会、危地马拉印第安人民族革命联盟、巴西和墨西哥的无地农民反抗运动、哥伦比亚抵制地区投资者运动、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的城市平民运动、对新跨境移民者的动员运动、智利的学生运动等等。

第二，与传统激进左派运动的斗争旨趣和运动方式不同。尽管拉美新社会运动反抗当局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反抗代表掌握国家经济的金融寡头以及跨国资本家利益的政客的统治，但它并不像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那样以夺取国家的政治统治权为目标，而是采取反政治的立场，使用抗议、静坐、消极抵抗，有时也采取示威游行等暴力手段，由下而上地挑战既存的权力结构与社会关系，以求影响政党和国家机构来推进制度变革，创造国家新的主流文化和政治经济统治模式。在新乡村社会运动中涌现的“农民智者型领袖”，有些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对新自由主义社会秩序采取温和的改良主义态度，而不是颠覆性的革命态度，主张通过参与国家选举方式来干预政治议程[8]。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诉求是国家从宪法和其他法律层面承认印第安民族的民族特性和平等地位，赋予土著印第安人政治和公民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民族自决权、领地权、选举权、接受教育和享受医疗卫生服务的权利[9]。厄瓜多尔印第安土著人运动向执政当局提出多元文化、跨文化共同的权利，维护少数种族的生存权、发展权，如教育、饮水、医疗保障等公共权利，对差异性的尊重等政治诉求，目的要推进厄瓜多尔国家政权更具包容性，民主参与机制更为广泛[10]。多数社会运动不仅拒绝与任何类型的政党保持公开的联系，而且拒绝组建自己的政党，例如，在玻利维亚、阿根廷、厄瓜多尔、墨西哥发生的土著印第安人社会反抗运动，与夺取政权的左翼政党保持距离。在实际效果上，新社会运动确实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执政党的政策，例如，１９７９－１９９０年萨迪尼萨塔政府的“合理现代化运动”、阿根廷“绝对占领运动”、萨帕塔主义的“土地与自由”运动，这些改革自下而上地推动了当局政府“还政于民”社会政策的改革。

第三，不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标，倾向于向传统等级制的政治机构寻求自治社会组织权。传统的左派社会运动寻求夺取和掌握国家政权，而拉丁美洲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到８０年代整体的革命运动实践形式，实质上是进行改革（改良）而不是革命。考虑到当前并不具备推翻本国政治精英和跨国垄断资本的联合统治的条件，改变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则更加困难，因此，拉美的新社会运动没有尝试通过推翻国家政权机构的路径来解决问题，而主要是通过组建自治型的社会组织，形成独立的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寻求社会公正和真正的政治民主化。总之，拉美新社会运动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参与制民主倾向，并以此进行组织并开展活动。例如，在印第安人传统的社区管理模式下，生活在特定区域的土著居民在社区会议上共同商议和民主决策有关全体居民的生活事务，包括农作物种植、合作社、建立学校、治安管理等。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推行一种“遵从人民的治理”决策模式，其主要精神就是“领导人必须绝对服从大多数人的决定”，而不是擅自行动或是任意命令。在巴西无地农民运动中，长期受到压制和剥削的穷人们在其宿营地采取公社集体自治方式，以１０个家庭为一个单元组，在各种公社事务上投票，进行民主决策，并在宿营地内改进生产方式和发展教育[11]。

第四，形成和维持自己“独立”的组织意识，推行“身份认同政治”。拉美新社会运动追求源于社会正义的团结并分享以种族或性别划分的身份认同感。拉美社会运动的主体包括农村地区的印第安人、无地农民、失业工人或非正规部门工人等。由于“参与者往往集中于特定的社会和经济部门、民族或种族，具有先天的、鲜明的、持续的集体认同感和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诉求”[12]，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改革造成的生活贫困、缺乏土地、缺乏住宅的认同感以及少数民族的族群认同感。因此，拉美新社会运动一个显著特点是形成和维持自身独立的组织意识。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用“土地改革：为了创造社会公平和人民主权”口号来招募农村的无地贫民、城市贫民窟民众；墨西哥的萨帕塔主义者发出“面向左翼和底层民众”的呼吁；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失去工作岗位的工人提出“争取土地和住房”的口号。各种组织都在尝试建构以集体认同感为基础的参与主体，以此将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转化为持久的群体关系，来维持和扩大组织的规模和影响。

三、拉美新社会运动的发展趋势和局限性

虽然拉美新社会运动的主要目标还没有实现，也并未造成一些根本性的改变，但它们形成了一些积极的影响和可供世界左翼政治运动借鉴参考的做法。一是探索了发展中国家摆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新自由主义剥夺性积累的多样化抗争方式和途径；二是公民社会的群体性抗议运动虽然回避推翻国家政治机构的传统运动方式，但它们采取参与制民主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保障政治诉求表达的人民性、多样性，在一定意义上也影响和推进着拉美国家政治民主化转型。在委内瑞拉，公共民主的内涵甚至被认为已经超越了西方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由民主内涵[13]；三是在文化发展上超越资本主义的单一价值观，确认各国、各族群文化的多元性和差异性，促进构建文化的多样化[14]，使长期处于“失语”的“他者”拥有自己的民族文化话语权。

在西方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双重碾压之下，拉美国家以独立的、真正的政治民主化为目标的社会运动处境艰难。首先，拉美新社会运动为左翼经济民主化和政治民主化提供了一种创造性的抵抗组织和行动，但由于“资强社弱”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各国共产党、左翼政党和社会运动组织大多没有获得执政地位，还处于政权舞台的边缘位置，对本国的政治影响力还很弱。拉美新社会运动更多的是寻求从本土的视角出发反对国际政治经济体制的不平衡问题，以区域性的、群体性的斗争为依托发出自己的抵制声音。但是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和资本逻辑从市场机制到人的精神欲望世界进行统治的时代，拉美劳工组织和社会变革的阶级运动饱受侵蚀和排挤，试图去建立一种仅依靠本国的政治民主参与制模式和创建本国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组织是不太可能的[15]。因此，当前拉美新社会运动需要重新思考对“革命”的界定，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的时代，如果不从根本上彻底变革社会生产关系和政治统治，仅仅依靠多样化的大众或少数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在既有政治框架内进行多元民主、大众自治或多元文化主义的权益诉求与和抗争是软弱无力的[16]。就此而言，拉美新社会运动与其说是一种革命理论上的重要突破，不如说是在阶级立场上的一次重大退却。

其次，拉美新社会运动在“多元文化主义”和“差异政治”之下，以身份认同政治来反对新自由主义剥夺性积累，采取凝聚群体的共同意识来维持组织的运作，关键是群体的身份边界的确认。经济全球化下群体身份越来越模糊化，同时具有多重的交叉性，例如人种、种族划分和性别的划分与归属。艾里斯·马瑞恩·杨指出，在无产阶级里存在男性和女性的差异，在同一劳工群体中还存在北半球的女性劳工和南半球的女性劳工之间的差异，因此，如何更准确地界定这些群体身份，以便于更好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是拉美新社会运动亟需解决的问题。以身份认同政治为基础的身份差异使身份模糊的群体之间很难形成一个共同的集体意识，因此迫切需要一个更具革命性和广泛共识性的共同纲领。如果缺少形成共识的制度性安排，以身份认同政治为基础的社会运动很容易陷入涣散无力的境地。

第三，拉美新社会运动处于“进步的党派”和政府之间的“夹心”层上，是沟通底层大众和执政政府的中间力量，这使得它们容易处于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遭受多种压力。例如，２００６年墨西哥总统选举的候选人奥夫拉多尔不得不以一种所谓“亲市场”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竞选筹码。巴西左派政党领导人劳工党人卢拉·达席尔瓦之所以能当选巴西总统，是巴西民众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应。但他执政后，却在政治上不断右转，成为市场经济中富人的利益代言人[17]。玻利维亚左派组织社会主义运动和印第安人古柯种植者领导人埃沃·莫拉莱斯正面临着来自底层民众社会运动和国际方面的双重挤压。加上这些社会运动组织缺乏明确的政治议程、行动纲领，多数没有能够推行自身政策主张的物质力量，其思想和影响的传播受到很大限制。总之，当前拉美新社会运动要摆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与本国政府的联合压制，探索实现真正的经济民主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仍面临着诸多局限、困难与挑战。

注释：

[1]Ｐａｕｌｓｏｎ，Ｊｕｓｔｉｎ，“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７０ （３），Ｇｕｉｌｆｏｒｄ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ｕｌ．２００６），ｐｐ．４２３－４２５．

[2]Ｄａｖｉｄ Ｈａｒｖｅｙ，“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ｓ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６１０（Ｍａｒ．２００７），ｐｐ．２２－４４．

[3]Ｒｏｓｅｎ，Ｆｒ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ｉｄｒｅ ＭｃＦａｄｙｅｎ（ｅｄｓ．），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ｐｐ．３９－５３．

[4]Ｓｋｌａｉｒ，Ｌｅｓｌｉｅ，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Ｃｌａｓ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２０００，ｐｐ．１３６－１４４．

[5]Ｄａｖｉｄ Ｈａｒｖｅｙ，“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ｓ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６１０（Ｍａｒ．２００７），ｐｐ．２２－４４．

[6]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ｔａｈｌｅｒ－Ｓｈｏｌｋ，Ｈａｒｒｙ Ｅ．Ｖａｎｄｅｎ ａｎｄ Ｇｌｅｎ Ｄａｖｉｄ Ｋｕｅｃｋｅｒ，“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Ｍａｒ ２００７）”，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Ｖｏｌ．３４，Ｎｏ．２，ｐｐ．５－１６．

[7]Ｇａｒｍａｎｙ Ｊｅｆｆ，Ｆｌａｘｉａ Ｂｅｓｓａ Ｍａｉａ，“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Ｓｐａｃ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Ｊｏｏ Ｐｅｄｒｏ Ｓｔｅｄｉｌｅ，ａ Ｌｅａｄｅｒ ｗｉｔｈｉｎ Ｂｒａｚｉｌ′ｓ Ｏ Ｍｏｖｉｍｅｎｔｏ ｄｏｓ Ｔｒａｂａｏｈａｄｏｒｅｓ Ｒｕｒａｉｓ Ｓｅｍ Ｔｅｒｒａ（ｔｈｅＭＳＴ）”，Ａｎｔｉｐｏｄｅ，２００８，Ｖｏｌ．４０，ｐｐ．１８７－１９１．

[8]Ｊａｍｅｓ Ｐｅｔｒｓ，Ｈｅｎｒｙ Ｖｅｌｔｍｅｙｅｒ，“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４３，Ｎｏ．３（Ｍａｙ ２０１４），ｐｐ．４０４－４０５．

[9]方旭飞：《当代拉美社会运动初探》，载《拉丁美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10]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ｔａｈｌｅｒ－Ｓｈｏｌｋ，Ｈａｒｒｙ Ｅ．Ｖａｎｄｅｎ，“Ａ Ｓｅｃｏｎｄ Ｌｏｏｋ Ａｔ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Ｖｏｌ．３８，Ｎｏ．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１），ｐｐ．５－１３．

[11]Ｉｓｓａ，Ｄａｎｉｅｌａ，“Ｐｒａｘｉｓ ｏｆ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Ｍｉｓｔｉｃａ 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ｒａｚｉｌ′ｓ Ｌａｎｄｌｅｓｓ Ｒｕｒａ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Ｖｏｌ．３４，Ｎｏ．２，ｐｐ．１２４－１３８．

[12]方旭飞：《当代拉美社会运动初探》，载《拉丁美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13]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ｔａｈｌｅｒ－Ｓｈｏｌｋ，Ｈａｒｒｙ Ｅ．Ｖａｎｄｅｎ，“Ａ Ｓｅｃｏｎｄ Ｌｏｏｋ Ａｔ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Ｖｏｌ．３８，Ｎｏ．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１），ｐｐ．５－１３．

[14]程恩富、杨斌：《当前美国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若干新变化》，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15]Ｊａｍｅｓ Ｐｅｔｒｓ，Ｈｅｎｒｙ Ｖｅｌｔｍｅｙｅｒ，“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４３，Ｎｏ．３ （Ｍａｙ ２０１４），ｐｐ．４０４－４０５．

[16]Ｓｔａｈｌｅｒ－Ｓｈｏｌｋ，Ｒｉｃｈａｒｄ，“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 Ｎｅｉｌ Ｊ．Ｓｍｅｌｓｅｒ ａｎｄ Ｐａｕｌ Ｂ．Ｂａｌｔｅｓ（ｅｄ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２６．Ｏｘｆｏｒｄ：Ｐｅｒｇａｍｏｎ，２００１，ｐｐ．６５７－６６２．

[17]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ｔａｈｌｅｒ－Ｓｈｏｌｋ，Ｈａｒｒｙ Ｅ．Ｖａｎｄｅｎ，“Ａ Ｓｅｃｏｎｄ Ｌｏｏｋ Ａｔ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Ｖｏｌ．３８，Ｎｏ．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１），ｐｐ．５－１３．

作者简介：吴茜，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教授，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王美英，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