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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卡斯特罗的遗产和古巴社会主义的更新

来源:admin  浏览量:  发布时间:2017-09-22 23:07:32


论卡斯特罗的遗产和古巴社会主义的更新

韩欲立


【摘要】 后卡斯特罗时代古巴面临着社会主义道路向何处去的关键选择,如何理解卡斯特罗的思想遗产和古巴革命的意义,古巴共产党的六大和七大对历史问题和现实道路做出了初步探索,社会主义模式更新是古巴共产党未来一段时期的主要改革思路,它首先要求古巴将卡斯特罗遗产以更新的形式进入 21 世纪,对经济领域的所有权问题和私营企业问题作出了务实的思考,在政治领域开放民众和知识界参与决策讨论,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路径建议被以辩论的形式呈现出来,古巴社会主义的未来将在三个方面继续展开探索,即对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古巴共产党的作用问题和社会生产的组织方式问题。

【关键词】 菲德尔主义;社会主义更新;民主;市场经济


2016 11 25日对于全世界左翼阵营来说是一个令人沉痛的日子,永远革命的伟大灵魂菲德尔·卡斯特罗告别了世界。卡斯特罗所代表的革命的浪漫主义理想在这个被金钱和资本所污染的全球化世界中也许再也难觅其踪,有学者宣称,卡斯特罗与古巴革命已经不属于 21 世纪,它是来自于 19 世纪的浪漫主义革命意识形态的幽灵,注定成为被时代埋葬的乌托邦想象[1]。显然这类批评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个伟大革命者的灵魂。卡斯特罗在古共七大所做的最后一次演讲已经非常鲜明地自剖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对于全世界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劳动者的意义,我为什么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或者更为直白,我为什么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这个词表达了被享有剥削穷人特权的人士歪曲和攻击的概念,穷人在被剥夺所有工作、才能和人类精力所提供的所有物质材料后就流离失所,而古巴共产主义的存在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如果人们努力且有尊严地工作,就能够生产出人类需要的物质和文化产品 [2]。在后卡斯特罗时代以及世界重新面临资本主义右翼势力重新崛起的 21 世纪,我们重新思考卡斯特罗及其革命遗产的意义,对于我们清理当代古巴社会主义模式的更新与卡斯特罗主义的理论关系,乃至评价整个拉美左翼运动的未来逻辑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对卡斯特罗遗产和当代古巴社会主义更新的客观评估,历史将证实卡斯特罗无罪[3],证实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无罪。

一、被埋葬的乌托邦?:对卡斯特罗与古巴革命的再思考

400 年的西班牙殖民统治和 60 年美国对古巴的控制带给古巴的是屈辱和压迫。如果说来自欧洲的新教徒带给北美的是新兴资本主义的开拓和文明的话,那么西班牙带给古巴的只是落后的欧洲封建等级秩序、专制与野蛮,尽管作为现代国家的美国并没有直接殖民古巴,但是通过其扶持的亲美的独裁军政府,继续发挥着殖民者维持旧的剥削和压迫的政治经济秩序的功能。因此,从 19 世纪末的何塞·马蒂的我们的美洲到卡斯特罗的社会主义运动,都无一例外是现代古巴人民争取作为人的自由和尊严,争取善治政府——负责、有效和诚信的公共治理——的斗争,而这一斗争的终点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不可能是资本主义的,而只能是社会主义的。

(一) 从何塞·马蒂到卡斯特罗:古巴革命的动机

有西方学者认为古巴革命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的敌对[4],或者认为古巴社会主义使得古巴人民从美国的控制进入了苏联的控制[5] ,这些观点都极大地强调了古巴革命不过是西方革命意识形态的回声,似乎它是由古巴革命者强加给古巴人民的,但是与其他拉美国家相似,被帝国主义所扶植的军政府的独裁统治将古巴的土地和财富以及政治权力垄断,民众却承受着帝国主义剥削所带来的动荡和贫困,正如伯恩斯所说:这种错误观念根本没有充分考量拉美的经济社会状况,如不发达、依附性和贫困逼迫人民走向激进革命。[6] 在古巴等地发生的革命事实上是拉美国家不发达的经济和政治原因的结果,美国的敌对和苏联的共产主义输出只不过是催化剂,它加速了革命意识形态的本土化进程,因此,古巴社会主义革命有其深刻的内生性原因。

事实上,在古巴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何塞·马蒂那里,就反复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古巴这样的殖民地国家获取自由和独立的重要性,马蒂的马克思主义观念至少在以下几点深刻影响了卡斯特罗的革命思想:第一,古巴自由和独立的道路需要一切革命力量的团结,即广泛的包括农民、工人、学生和所有被剥夺和被压迫的贫困者的联合。团结是唯一能够避免被帝国主义分而治之的道路;第二,对古巴的阶级矛盾不应教条的采取欧洲或者苏联的反抗模式,因为在每一个国家都有着特殊的资本和劳动的历史,对于特定的历史,采取特定的解决方案[7];第三,受教育是唯一的自由之路,马蒂强调教育和文化对鼓舞古巴人民的阶级意识,获取自由的重要性,不仅仅是知识和技能的教育,更重要的是包括广泛的社会良知和道德文化教育在内的正规教育将能够最大程度的解放古巴人民追求自由和社会正义的主动精神;第四,土地问题。西班牙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是造成财富分配不公的根源,少数权贵占有了全国大部分土地,造成劳动者长期被大土地所有者剥削和压迫。马蒂认为通过土地税的方法不能解决贫困问题,应当将作为私有财产的土地转变为公共土地,交还给劳动者。古巴革命成功后的土地改革实现了马蒂的公共土地的设想,与拉美其他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国家相比,古巴土地改革给民众带来的是财富平等和真正的社会正义。

卡斯特罗在许多场合宣称自己将何塞·马蒂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起来并将之运用于古巴革命。事实上,卡斯特罗的确实现了马蒂的革命理想,在卡斯特罗那里,古巴革命乃是古巴人民对帝国主义强加给古巴社会的新殖民主义模式的反抗。在政治方面,卡斯特罗反抗的是新殖民主义在古巴的代理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在济方面,反抗不发达现象;在社会层面,反抗的是新自由主义模式造成的 20% 以上的高失业率;在国际方面,反抗的是古巴所采取的依附主义的外交政策;在文化上,反抗的是古巴本土文化持续遭受的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我们更清晰的看到古巴革命的驱动力是现代帝国主义与古巴劳动阶级的阶级斗争,对卡斯特罗来说,古巴革命的最大成就是古巴劳动人民从垄断资本那里夺回了这个国家的土地和工业,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了文化和教育的自主权利,也就是夺回了古巴劳动者的解放和自由权利。

(二)领袖人格与体制力量:古巴革命的二元性逻辑

古巴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在外部压力之下能够独立发展半个多世纪,其重要原因在于古巴革命中的领袖人格与体制性力量的良性互动。

领袖人格将官僚体制视为限制革命动力的框架,因此不断要求突破体制约束,而体制力量则将领袖人格视为酿成混乱的因素,从而试图用体制化和官僚化管理来恢复改革的秩序。理论上看似乎二元结构可以获得良性互补,但是这种良性互补也在很多情况下会造成相互制约,对领袖人格而言,体制力量一开始是作为一种外部限制而出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变成领袖人格的内在自然,也就是说,很难区分体制性力量的外在限制和领袖自身所设置的自我限制。相应的,体制性力量如果预见到改革的成功最终将削弱领袖人格的力量,它会限制自己以防止这种结果出现。良性互补于是变成一种相互障碍的博弈。

更重要的是二元结构不具有可持续的稳定性,特别是在面临政权交接的时刻。历史证明依靠领袖人格来治理国家的领袖大多并没有具有同样威望的继任者,政权的过渡的可能性只能发生在体制性力量取代领袖人格的时刻。于是问题的逻辑就变成,古巴社会主义的未来依靠的是古巴现存体制的改革性能力,但是这种能力的生成不可能建立在对领袖人格的过度依赖上,而应当建立在体制自身内在的制度性和民主性秩序的建构上。卡斯特罗本人也意识到古巴政治体制的这一根本性问题,卡斯特罗在晚年讲话中反复强调:这个国家自己毁灭自己,革命毁灭自己,其他人不可能毁灭它,我们自己才能做到这一点,这会是我们自己的错误。[8] 阿隆索的评论是,为什么菲德尔晚年极度关注古巴社会主义事业倒退的可能性?正是因为他知道古巴革命不可能由于外部因素而被毁灭,而只能是毁灭于自身。以腐败为例,卡斯特罗认为体制如果在领袖人格消失后不能很好的解决官僚机构的腐败问题,它必将毁灭自身,葬送革命。事实上,卡斯特罗也认识到,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体制性腐败。作为卡斯特罗的继任者,必须在这种二元结构随着卡斯特罗的领袖人格消失之后的不多的历史窗口期,解决建构有效官僚体制和这种体制缺乏民主制约的问题。对古巴社会主义来说,民主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的选举程序、多元政党、竞选斗争和权力更迭等形式性符号,但是它一定意味着官僚体制和政治权力受到更多的监督。

事实上,2 0 0 7 年以后,劳尔·卡斯特罗已经开始对古巴社会主义做出结构性和观念性改革,比如精简政府机构和活动,裁撤部门数量,赋予国家总审计局监督和审计政府活动和经济活动的权力,通过政策咨询(Consultation)运动鼓励古巴基层劳动者向政府反映诉求。2007-2009 年两年间,有510万古巴人参与了政策咨询运动 [9],其中有330万件被登记在册的意见大部分是都是批评性的,如食物短缺和政府腐败问题。由此可见,劳尔在后卡斯特罗时代努力破除革命时代遗留下来的二元性政治逻辑的不稳定结构将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古巴社会主义的当务之急,而这也正是古共六大以后古巴社会主义模式更新的原始逻辑驱动力之一[10]

(三)卡斯特罗的遗产

卡斯特罗已经不能仅仅被视为20 世纪的众多革命者之一,他在世界左翼知识分子眼中就是革命本身,一个凝固了的永远革命的符号,从最初的苏联模式的追随者到独立自主的提出古巴社会主义建设的理念,卡斯特罗留下的思想遗产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值得我们再三反思。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和解放思想的本土化思考。马克思从哲学和经济学充分证明了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承受的深刻的异化现实: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与自己的劳动相异化,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异化[11]。卡斯特罗在接受马蒂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的时候,就将创造新人anewpeople),消除剥削,实现社会正义作为革命的使命之一,而在革命成功之后,卡斯特罗主义要求用更为广泛的免费教育和文化来培育社会主义新人,他将古巴从一个一盘散沙的民族转变为一个团结的现代国家,从而使得古巴人更加深刻的将自己理解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而不是帝国主义的附庸。

第二,独立自主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政策。苏联解体之后,高度依赖苏联和东欧支援的古巴经济经历了巨大的痛苦,这证明苏联模式直接移植到古巴是行不通的。卡斯特罗反思古巴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性在于外部遭受的持续的封锁和入侵,苏联的经验不能成为古巴社会的全部解决方案,至少要做出适应古巴外部条件的恰当调整。古巴社会主义强调自身的传统和观念,依靠对外开放和自身工业体系建设来实现社会主义积累19 9 7 年后,卡斯特罗主义将古巴社会主义道路从模式中心转向为原则中心[12],也就是说,将冷战时期的复制一整套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政治模式,以获得整个阵营的认同和援助,转变为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劳动解放社会正义的原则为目标,同时充分考虑古巴的经济特色和民族、政治传统,独立自主的制定古巴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政策将成为未来古巴社会主义的中心议题。

第三,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将古巴 50 年社会主义道路放在拉美政治格局的大背景下,我们可以发现,采取新自由主义治理政策的国家大多高度依附欧美,贫富差距悬殊、犯罪率居高不下,经济发展可持续性不高;尽管委内瑞拉等左派执政的国家目前面临困难,但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和反对新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在拉美民众心中生根。相比之下,古巴的社会主义道路尽管也面临困难,但是古巴普遍和免费的教育、医疗和住房政策保障了大多数古巴劳动者的尊严和自主性,避免了成为西方附庸的悲惨结局,卡斯特罗主义同时也要求在新形势下,保持对古巴融入全球经济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灵活性,正如卡斯特罗所言,迎接全世界劳动者协作的全球化,反对资本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后者是现代帝国主义强加给世界的,是持续不下去的,必将垮台[13] 。对帝国主义的现代形式新殖民主义的坚定反抗也是卡斯特罗的重要思想遗产之一。

第四,社会主义价值观与意识形态领导权。菲德尔将历史主体和革命主体视为人民或者伟大的被忽视的群众,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加强农业工人、产业工人、小农、小企业主、学生和年轻知识分子等社会大众的团结的关键因素,事实上,正是这样的基于核心价值的团结最终在 19 5 8 年挫败了美国扶植的独裁政权。此后蒙卡达纲领(Moncada Program)促成了人民主权的实现。卡斯特罗综合了马蒂主义和切·格瓦拉对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为古巴人民提供广泛和全面的免费教育,塑造关于社会主义的自由、集体主义和牺牲的价值观,并教育古巴人民将自己的国家视为一个劳动者的社会,它的目标是为劳动者提供满足需求的劳动产品并实现古巴劳动者的人性自由而全面的发展[14]

二、古巴社会主义更新及其特征:从古共六大到古共七大

尽管我们通常把 2 011 年古共六大通过的《党和革命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纲要》视为古巴展开社会主义模式更新的标志性文件,但是菲德尔早在 2 0 0 5 年就已经开始了对古巴社会主义未来的新的反思,在 2 0 0 511 17 日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菲德尔第一次警告革命的倒退的可能性,菲德尔做出这个判断的背景是,以往古巴经济上绝大多数问题都是由于美国经济封锁和地缘政治秩序极端不利于古巴造成的,而在经过了 2 0世纪 9 0 年代以来的经济恢复之后,古巴不能再自欺欺人地将外部因素作为困境的借口了。菲德尔强调革命的最大敌人就是自己的错误,特别是古巴社会显现出来的收入不公、盗窃等丑恶现象和政治高层的低劣的社会管理和决策能力[15]。不久之后,菲德尔因病将总统权力移交给劳尔·卡斯特罗,劳尔则着手准备加快改革步伐以解决许多棘手问题。经过了 2 0 0 7 年大辩论的充分酝酿,古共六大确立了社会主义模式更新的总目标,2016 年召开的古共七大则对六大以来的经验进行了总结,进一步提出了更为具体的经济社会改革方案,即《2016-2030 年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从六大到七大,我们可以看到古巴社会主义模式更新在继承卡斯特罗遗产的基础上,对一些关键性问题给出了新的解决方案。

(一)当前经济调整的社会主义意义

事实上,劳动力剩余和经济的低效率自 2005 年以来一直困扰着古巴共产党,2011 年劳尔曾经试探性宣布要让 100 万工人下岗自谋职业,工会和地方党组织立即反对,认为自谋职业或者个体经营无法吸收如此多的剩余劳动力,政府不久在压力下也退缩了,对古巴共产党来说,在理论上、政治上和社会保障方面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之下,的确无法承受大规模的工人失业和由此带来的社会不满。

如何解决效率和平等的矛盾是古巴经济结构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古共七大在经济结构方面突破效率与平等矛盾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第一次肯定了微观经济对古巴经济效率的激活作用。对微观经济的松绑首先体现在所有权概念的更新上,以土地和房屋租赁为例,尽管不动产的买卖仍然不被允许,但是 2 011 年以来的政策对土地和房屋的租赁采取了更为灵活的姿态。以往仅允许退休人员或者其他无业人员出租房屋获利,在新的制度下,任何房屋所有权人都可以申请租赁许可,不过这种许可限定了租给非古巴居民(如外国游客)和租给本国居民的不同租金标准。商业用房也被允许出租给小商店、手工作坊和其他美容美发等小企业[16] 所有权问题上的灵活性改变了古巴的微观经济环境,它实际上也意味着一个社会主义理论上的进展:即允许个体从事营利性企业活动,不过与中国和越南等国的个体经营活动不同,古巴对微观经济目前所能容忍的限度在于:小微企业参与部分冗余所有权的使用,对个体经济施加较高的税收,从而保护国有企业和行业的工资和社会福利。微观经济的概念更新强调以更有效率的个体经营活动,来吸收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的剩余劳动力,解决效率和平等的矛盾问题。鼓励国有生产经营部门在保证必要的功能的情况之下,将冗余部门进行分割,被分割出来的功能,用组建合作社的方式来实现更细致的分工和专业化协作,而合作社被允许在执行自己的经济职能的条件下,可以通过租用国家生产资料的方式进行生产经营获得利润。

从古共六大到古共七大关于国有企业所有权结构和微观经济的理论更新来看,古巴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的理解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菲德尔时代经济改革对待个体经济和市场作用往往忽冷忽热,经济困难的时候,允许市场的力量更多的参与经济活动,而经济恢复的时候,则用更严格的命令来限制市场活动;劳尔时代的经济改革至少目前来看体现出某种连贯性,并在对待所有权和市场活动问题上表现出理论探索的勇气。如果说对菲德尔而言,社会主义意味着一种劳动者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和责任的理想主义乌托邦的话,那么劳尔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可以概括为一种经济权利和平等价值的实现的世俗国家,正如劳尔所言,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绝对和抽象的平等,而是权利和机会的平等。抽象的平等意味着平均主义和不思进取,而社会主义的平等意味着劳动者付出劳动获得他应得的回报,而绝对的平等则削弱了对劳动者权利平等的承认,是多劳者被少劳者占有和剥削的不正义。

(二)关于古巴道路的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论辩

古巴共产党已经认识到威胁古巴的政治因素不是其他拉美国家的寡头政治,而是无所不在的官僚体制和党内的腐败倾向。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正在展开争论。

国家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古巴中央政府的垂直管理结构更好的为公民提供满足基本需求的商品和服务,不过面对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的缺陷,一些国家社会主义者也逐渐接受一定程度的市场关系不可避免,但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核心观点仍然倾向保持国家对古巴经济的控制,并不认为允许更多地方和社会机构的自治和民主权利能够保证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效率,反而会造成更多混乱。尽管这三个派别都认识到当前古巴社会的主要问题集中表现在缺乏纪律和有效管理;给管理者,政府公务员和党员设定的过低的绩效标准;低下的生产力和缺乏组织;腐败和盗窃的蔓延等等,但是不同的派别对问题的根源和解决方式的认识存在很大差别。国家社会主义强调当前问题的文化性根源,认为可以通过传统方式的教育手段来加以解决,思想教育被国家社会主义认为是当前社会主义更新的关键性解决方案[17] 。简而言之,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规划要求在垂直的治理结构中给予更多的控制和监督,辅之以少量自治和更广泛范围的对管理者的法律约束。支持国家社会主义观点的主要是国家官僚机构的职员以及担心近年来社会的失序状况继续扩大,丧失已经获得的社会发展成果的普通民众。

市场社会主义者则认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应当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因此,市场社会主义的关注点在于经济领域,而忽视社会关系的改革。对他们来说,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增量能够解决古巴所面临的物质匮乏所导致的政治治理和社会秩序失序问题,同时认为,古巴经济的严重的效率低下问题正是由于过多的中央集权,国家对商业活动和生产活动的垄断,缺乏私人企业的进取精神。引入私人资本才是最有效的运营企业和激活市场提高效率的模式。国家不应当为一切负责,市场和个体要学会为不良绩效承担一定后果。但是市场社会主义似乎弱化了他们政策建议中可能会加剧社会不公、环境污染以及将国家和集体组织边缘化以及在私人企业中对雇工的剥削的可能性,对此,他们为自己辩护认为非工资收入的差距已经是古巴社会现实,不必因噎废食,相比于可能出现的经济和社会风险,鼓励个体和企业根据自己适应市场的能力来创造更多财富则更为重要。也就是说,古巴的社会主义的未来必须在造成可避免的不平等的效率和在匮乏的物质条件基础上的社会正义之间做出选择。

民主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试图调和效率和平等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要求捍卫古巴革命所取得社会发展成果,另一方面,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和市场导向的社会主义都可以成为重塑社会主义模式的路径选择。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能没有团结、平等和人民在政治决策中的民主参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建构一个自下而上(从地方到国家到全世界)的自主管理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对社会国家和经济以及一切社会机构的民主的社会的控制。这种观点多少带有某种欧洲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特质,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就是把劳动者从各种形式的 ——包括物质匮乏和社会压迫——不自由、剥削和异化中解放出来。因此,无论是市场导向还是国家垄断,都是实现这一人性目标的手段。于是,市场社会主义的迅速提高古巴社会生产力和积累社会财富的目标就被包含在一个更加宏大的目标设定之下了——创造各种物质的和社会的条件使得古巴劳动者充分发展自己的生产能力和精神能力,在日常生活层面实现双重解放。因此,一方面在经济上给予工人等基层民众真正的所有权和经济自主权,另一方面在国家垄断的垂直政治权力分配体制中,适当引入民主参与机制,他们相信真正的民主管理才能够带来效率、生产力、平等和正义,相比较而言,民众不能自主参与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民众对自己行为的责任免疫,而社会不平等、腐败、社会动荡、环境污染和精神空虚等问题则都有可能来自于此。

三、后卡斯特罗时代古巴社会主义更新的未来前景

三个派别的争论显示出从六大到七大的社会主义更新过程中日益呈现出的对社会主义的再定义的迫切理论要求。因此,从总体趋势来看,古巴朝野的共识是: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正确的道路,一旦古巴被美国转变为自由市场国家,它将迅速衰落为美国的一个卫星市场,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等拉美国家的社会动荡、贫富差距、高失业率和犯罪率将是资本主义化的古巴的未来。因此,更新社会主义而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将是未来古巴共产党和古巴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古巴社会主义更新在未来的规划中会继续在理论上探索适合古巴国情的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的完整定义,从目前古共六大和七大已经取得的理论进展来看,古巴共产党也显得更加务实地处理一系列后卡斯特罗时代不得不解决的实际问题,不过,就未来十年的任务来说,至少在以下几个方向上,古巴共产党需要加紧进行理论上的突破和思想上的解放。

(一)民主概念的再认识

哈内克对古巴社会主义更新的总体判断是,古巴只有通过经济的民主化和社会化,才能将社会推进到以人的发展为宗旨,而非以收入的再分配为宗旨的水平上,若非如此,那么利润的逻辑将被进一步转换为对社会主义宗旨的合理化的放弃[18]。不过,与新自由主义不同的是,资产阶级学者将民主化作为一切改革的首要条件来看待,但是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其他国家的失败使得古巴共产党更加谨慎的思考民主化问题:一方面后卡斯特罗时代依靠领袖人格动员的政治共识有可能逐渐失效,另一方面,社会层面的要求对话、讨论和协商的需要正在上升。问题不是缺乏沟通,而是必须允许新的意见的表达[19] ,就古巴共产党近年来的改革思路来看,一种参与式、协商式的民主是更为适宜和安全的取得社会共识选择。正如劳尔在演讲中所透露的,我们不应该惧怕差异,我们的社会本质上并不存在对抗性矛盾,因为构成我们社会的各阶级不是对抗性的,解决难题的最佳方案来自于有分歧的意见的密切交流,当然这种交流要在健康的意图下被负责任的引导。[20]

(二)对古巴共产党的作用的再认识

对民主概念的探索必然涉及到对古巴共产党的作用的再认识:从一个前锋型政党转变为一个后卫型政党,更少的对社会发出命令,更多的为社会运行提供服务,对社会和人民行使领导权(Hegemony)而不是控制力(control),这将是更为复杂和艰难的转型。在劳尔的思考中,这种角色的转换被与民主概念结合起来,如果要人民更加坚定的团结在一个政党周围,那么就必须比其他国家更加民主,…… 毫无疑问,这样的社会是公正的,它的所有公民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努力工作来实现我们在每一个问题上的共识[21]劳尔当然不是试图改变一党执政的现行根本性政治制度,而是小心翼翼的维护它,在另外一个公开场合中,劳尔对改善共产党的领导作用问题的讨论采用了一个自我批评的方式,任何处在领导地位上的人都必须知道如何听取意见,如何创造自由表达意见的良好环境。……共产党要努力去完善所听到的不同意见,根除高高在上和自鸣得意的有害倾向 [22]

(三)对经济发展道路的再认识

生产领域是古巴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更新的最重要的领域,在当前的外部环境下,古巴对经济可能性的探索在两个方面特别紧迫。第一,在经济思想领域,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全世界泛滥,古巴的社会主义经济能否走出一个不同的道路?第二,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经济系统性的整体向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转变已经被证明是不可靠的,而政治专制主义和集中的经济体制的弱点也被苏联东欧的失败证明是无效的,古巴社会主义能够从市场中心主义和计划经济体制中获得何种更新的经济战略?这是古巴共产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从日常生活层面,经历了苏联解体后经济困难洗礼的古巴人民,更加渴望在保持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不变的情况之下,获得更多的争取幸福的机会,即使是存在某些部门私有化的风险,这种机会成本是值得承受的。

古巴共产党对另一种生产是可能的已经开始做出肯定性探索,劳尔认识到,公民的收入与他的劳动付出相匹配是非常重要的,将会允许将土地和资源交给有能力更有效率的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者,使劳动者感受到社会的承认和支持并获得他们赢得的物质补偿[23]。在鼓励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利用市场来发展生产力方面,古巴共产党在某种程度上谨慎地吸收着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经验,在 2 0 0 8 11 17 日的古巴共产党机关报“G r a n m a”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继续证明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文章,菲德尔当时评论说,中国客观上已经成为最具有前景和希望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最佳典范[24]。尽管在人口、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中国与古巴存在很大不同,但是,就社会主义建设而言,中国的成功地使 3 -5 亿人口脱贫,并创造出 2 亿左右中产阶级的社会成就使得古巴共产党能够相信另一种生产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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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参见劳尔卡斯特罗在2008224日第七届古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http://www.parlamentocubano.cu/.)

[23].Carlos AlzugarayTreto,"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Cuba at 50:The Revolution at a Crossroads",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Vol.36,No.3,2009,p.22,p.19.

[24].Oscar Sánchez Serra,"China sigue demostrando la validez del socialismo." Granma,No.17,2008.(http://granma.co.cu/)


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17 年第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