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加利亚:痛苦的剧变与恬淡的现实

于洪君

早年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我就十分崇敬保加利亚共产党人、世界反法西斯斗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并曾写过“季米特洛夫与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与保加利亚祖国阵线”等主题的论文，后来研究世界社会主义进程，还长篇大论地介绍过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我这个从未驻足保加利亚的人，却对保加利亚钟情至深，很想去那里走走看看。2012年，机会不期而至。应保加利亚有关方面邀请，我和我的同事第一次来到了索菲亚，对保加利亚进行了友好访问。2016年，我陪团出访，第二次来到保加利亚，对这个国家的过去和现在，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       

“在我之后，保加利亚如何发展就不清楚了”

保加利亚是东南欧地区巴尔干半岛上的幕尔小国，国土面积总共只有11万平方公里。初来保加利亚，令人情不自禁地想到该国在社会主义时期曲折坎坷的发展进程，想到1989-1990年间制度更迭时那场惊心动魄的剧变。   

二战期间，保加利亚是法西斯德国的同盟国。1944年9月，反法西斯人民起义胜利后，首先建立的是具有人民民主性质的新型政府，即祖国阵线政府。1946年10月，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在大国民议会选举中获胜。同年11月，以季米特洛夫为首的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在第三届祖国阵线政府中占了优势，季米特洛夫出任部长会议主席，即政府总理。   

保加利亚共产党(以下简称“保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历史较为悠久的政党之一，其前身为19世纪保加利亚著名社会主义活动家迪米特尔·布拉戈耶夫在1891年领导创建的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1894年，该党与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同盟合并，组合为新的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20世纪初，该党分裂为两派，以布拉戈耶夫为首的一派称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社会主义者，以下简称“紧密派”)，另一派称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广泛派社会主义者，以下简称“广泛派”)。   

1919年春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时，紧密派成为共产国际的成员党，并在同年5月召开的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新纲领，将党的名称改为“保加利亚共产党(紧密派社会主义者)”。这次大会后来被确定为保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时的保共已是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中一支相当有组织、有影响的力量。   

20世纪20年代后期，保共曾经组建了一个由自己领导的工人党，以便作为合法政党更好地发动民众展开反对君主专制的革命斗争。30年代末，考虑到工人党已失去合法地位，保共将工人党和共产党统一为保加利亚工人党。1941年保加利亚王国加入德国法西斯阵营后，保加利亚工人党积极参与国内的反法西斯斗争，领导建立人民起义军，在1944年9月9日推翻法西斯君主政权、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年9月底，该党又改称“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1948年8月，长期独立存在的广泛派加人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同年12月，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代表大会决定恢复使用党的原名“保加利亚共产党”。   

以季米特洛夫为首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新政权，同东欧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一样，借助于苏联的政治军事支持和物质技术援助，在政治上积极推动民主改革，在经济领域大力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银行业的国有化改造，引导保加利亚全面转向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后来，保加利亚成为苏联主导的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冷战时期，又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坚定一员，在重大国际事务中同苏联站在一起。   

由于地缘政治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保加利亚同东欧其他国家一样，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最初深受苏联影响，文化生活与社会管理也带有强烈的苏联印迹。因此，1956年苏联开始“非斯大林化”，保加利亚受到很大冲击。这里虽然没有发生类似“波匈事件”那种剧烈的社会震荡，但作为执政党的保共最高领导层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进行重大改组。党的总书记维尔科·契尔文科夫因犯“个人迷信”错误被撤职，1950年即已进人核心层的托多尔·日夫科夫，从此成为保加利亚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日夫科夫领导下平稳地进行了几十年。国家虽然并不发达，人民的生活水平整体上还说得过去。在苏联声称已经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时候，保加利亚也宣布正在建设“成熟的社会主义。”  

现在看来，无论是苏联的“发达社会主义”，还是保加利亚的“成熟社会主义”，也包括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牛皮都吹大了，许多话都说过头了。当时以苏联为首的所谓“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是一个与国际社会完全分离的“封闭体系”，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不了解外部世界的发展步伐，也不了解本国与外部世界的巨大差距，甚至也不了解本国社会的真实状况，都犯了孤芳自赏的通病。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原有模式的弊端全部显现出来，东欧各国和苏联相继开始“自我革新”、“自我改造”。结果，由于改革的总体设计出现重大偏差，所有这些国家相继陷入多重危机之中。执政党的地位和作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无一例外地受到致命挑战和威胁。   

覆巢之下无完卵。在当时席卷苏联、东欧的历史剧变大潮中，保加利亚自然难于幸免。1989年春，作为保加利亚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日夫科夫，忧心忡忡地向中国新任驻保加利亚大使表达了他对苏联领导人的反感以及对前途暗淡的所谓改革的失望。他说，苏联的改革“没法不出问题”，“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根本没有总体战略，那个公开性已经把人们都搞糊涂了”。他还表示，“只要我在，保加利亚就不会放弃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但在我之后，保加利亚如何发展，那就不清楚了。”^[1]      

剧变时保共以妥协求自保，最终结果却是一败涂地   

作为一个长期领导保加利亚党和国家事务、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老共产党人，日夫科夫反对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担心共产党在改革中丧失执政地位、担心国家放弃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非是没有理由的。但迫于当时国内外强烈要求改革的大环境，迫于以民主力量联盟为核心的反对派的巨大压力，他别无选择，不得不宣布“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可能性已经发挥殆尽”，不能不进行改革。但他所担心的事情，在痛苦的改革中变成了残酷的现实。   

1989年11月10日，日夫科夫在党内外改革派的逼迫下，辞去保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取而代之的是保共领导层中年纪较轻、排名靠后，但资历不凡、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即已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当时已是资深政治局委员并且担任外交部长职务近20年的佩特尔·姆拉德诺夫。   

随后，积极主张顺应潮流、按苏联戈尔巴乔夫方式改革的姆拉德诺夫又按原有的政治生活程序，顺理成章地接任了保加利亚国务委员会主席职务，成为集党政大权于一身的新领袖。在他的领导下，保加利亚开始按苏联的方式推进改革。为了取悦反对派、缓解社会矛盾，保共一方面在党内清洗“旧夫科夫分子”，为大批“持不同政见者”平反；另一方面承诺举行自由选举，并在反特权名义下公布副部长级以上官员工资，取消某些特供和特权。   

但是，反对派的要求没有止境。他们不断发动街头抗议活动，不仅喊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口号，而且要求“审判”旧夫科夫，释放“政治犯”，取消新闻检查，允许非正式组织合法化。1989年12月，保共作出了取消宪法中关于保共领导地位的规定，同时将日夫科夫开除出党，正式宣布与反对派开展对话与合作。    1990年1月3日，保共与反对派大联合组织—民主力量联盟举行圆桌会议，正式开启政治民主化进程。会议开始前，反对派发表声明，要求放弃一党制、实行自由选举、实现军队和司法系统非政治化。参加民主力量联盟的有生态公开性组织、独立的工会组织、公开性与讨论俱乐部，还有代表土耳其族利益的捍卫人权民主力量联盟等其他反对派团体。   

当时的民主力量联盟主席是索菲亚大学教授、曾因政见不同而被保共开除的热柳·热列夫。热列夫早年也是保共党员，20世纪60年代前期在大学读书时因质疑列宁的某些观点被开除党籍，80年代又因在西方出版《极权国家》一书，将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而受到进一步处理。80年代后期保加利亚开始改革后，他作为反对派的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迅速走到政治舞台的中心。   

保加利亚圆桌会议召开几天后，保加利亚国民议会根据圆桌会议决议，作出废除宪法中关于“保共是全社会和国家的领导力量”的规定。同时，根据圆桌会议关于废除国务委员会制度、改行总统制政体的决定，选举姆拉德诺夫为保加利亚共和国总统。保加利亚最高检察院随即宣布，对日夫科夫进行拘留和关押审查，罪名是“腐败与破坏国家法制、破坏正常的社会和经济生活”。虽然在1990年7月，新政权将对日夫科夫的关押改为软禁，但指控他的“罪名”并没有撤销。   

当时，保加利亚已是变天前夜。风雨飘摇的保共在新领导人亚历山大·利洛夫主持下，召开了特别代表大会，讨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问题。危在旦夕的保共期望通过妥协退让求得自救，宣布放弃“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和社会领导力量”的传统提法，主动转向“人类的民主价值”，同时作出实行多党制、议会民主、自由选举、军队和司法机构非政治化等决定。1990年4月，保共经全党投票作出决定，将党的名称更改为“保加利亚社会党”，目的是缓和来自国内反对派和西方的巨大压力。   

1990年6月，政治生态和力量对比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保加利亚举行了首次以多党制为基础的国民议会选举。大选前夕，以民主力量联盟为主的反对派联合行动，接连发动多次大规模示威活动，要求结束保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垄断地位。过去曾与保共合作的参政党农民联盟阵前反水，宣布结束与保共的合作，对保共造成了重大伤害。美国等西方势力直接插手选举活动，明目张胆地支持民主力量联盟等反对派。但由保共改组而成的社会党当时还有一定的民意基础，还有一定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最终以微弱多数赢得了选举。   

但是，保加利亚所有的反对派都拒绝接受选举结果，它们借助特殊历史时刻所形成的“风头强劲”的特殊民意，开始组织更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活动，逼迫宪法改革后通过正常途径当选国家总统并且已经辞去社会党领导职务的姆拉德诺夫立即下台。理由是他面对抗议集会的民众，曾对身边人员说过“那让坦克来解决吧”。1990年7月5日，姆拉德诺夫表示，他不愿成为加剧全国紧张局势的借口，愿意辞职。这位以合法方式当选的“新的民主国家”元首、在辞去社会党领导职务后与该党完全切割开来的“改革家”，在总统宝座上仅仅待了几个月，就被灰溜溜地赶下了台。   

此后，保加利亚的政治生活更加混乱无序。1990年7月14日至8月1日，在由无党派人士斯坦科·托多罗夫担任代总统的14天时间里，围绕总统选举和新政府组成，反对派与保加利亚社会党、农民联盟展开了更加激烈的争夺。由于三党推举的候选人当时均无法获得必要多数，在这一轮较量中，社会党虽然仍有一定的政治优势和民意基础，但为了尽快实现稳定并展示其建设性立场，竟在秘密磋商中同意由反对派领导人热列夫出任总统。条件是社会党推举一位党的领导人担任副总统，对新总统实行某种牵制，以实现社会党所期待的力量平衡，兼顾社会各方面的权益。   

热列夫以非著名反共人士身份担任保加利亚总统后，承诺政治上不搞极端主义、不搞政治清算和政治复仇，社会支持率较为稳定。他在1992年重新当选总统，并连任至1997年。但他的政治理念毕竟完全不同于社会党和其他左翼力量。就职后他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意志推行全面改革，保加利亚的政治生态因此进一步改变，民情民意也在新政权引导下出现更为剧烈的变异。   

社会党当初寄希望于副总统多少会起到一点平衡作用，但事实证明于事无补。政权易手之初，保加利亚社会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情绪丝毫不逊于东欧其他国家。首都索菲亚社会党总部大楼上的镰刀锤子标志和全国各地所有象征社会主义的标识全部被拆毁或移除，大楼底层主要放置档案的办公场所也被人纵火焚烧，损失惨重却无人追究。1990年11月末，一度勉强组织起来的社会党政府在成立三个月后即夭折。从政治上说，百年老党保加利亚社会党已是穷弩之末，日渐式微。保加利亚进入无党派人士领导政府的“和平过渡”期。   

1991年9月，保加利亚社会党宣布，它不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而是民主社会主义现代左翼党。10月，在政治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保加利亚举行大选，民主力量联盟以微弱多数赢得选举。1992年4月，日夫科夫被判七年监禁。此后，保加利亚在不同于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剧变后外交重点在西方，但中保关系发展正常   

笔者一直密切关注保加利亚剧变后的对外政策走向，特别是对俄关系与对华关系。    保加利亚土地上最早的居民是色雷斯人。公元7世纪晚期，古保加利亚人和从东欧迁来的斯拉夫人共同建立了斯拉夫保加利亚王国，即第一保加利亚王国。后来，保加利亚人逐渐被斯拉夫人同化，但保加利亚的名称却沿袭至今。1018年，拜占庭人侵占了保加利亚。1186年，保加利亚人反对拜占庭的武装起义获得胜利，第二保加利亚王国宣告诞生。1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侵占了第二保加利亚王国，统治该国近五个世纪。1877年，俄国对土耳其开战，土耳其人最终战败，保加利亚于1878年重新获得独立。由于这段特殊历史，保加利亚人对俄罗斯人一直怀有特殊情感。   

二战期间，保共主要领导人大多侨居莫斯科，苏共对保共的影响可想而知。1944年9月保加利亚祖国阵线政府成立后，苏保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20世纪90年代初保加利亚政权更迭后，新政权对外政策以欧美国家为重点目标，但保俄关系所受冲击不大。尽管后来保加利亚成为北约和欧盟成员，同美国和西方的关系日益紧密，对俄政策总体上须与欧盟保持一致，保俄关系不无摩擦，但双方务实合作态势没有发生颠覆性变化。   

时至今日，为纪念指挥俄土战争获胜的沙俄将军而修建的涅夫斯基教堂依旧保持得完好如初，1907年建造的以俄国君主尼古拉二世名字命名的索菲亚俄罗斯教堂如今成为俄罗斯驻保加利亚大使馆的官方教堂，就连为纪念沙皇俄国从奥斯曼统治下解放保加利亚而修建的解放者尼古拉二世青铜雕像、纪念苏联红军帮助保加利亚人民战胜德国法西斯的苏军纪念碑，也得到了精心呵护。这与东欧其他国家有很大区别。   

保加利亚是世界上最早承认新中国地位的国家之一。1949年10月4日，中保两国即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首任驻保大使为曹祥仁。曹祥仁是1929年人伍的老红军，1938年任中央军委二局局长，1948年任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出任驻保大使时只有36岁。当时中保关系十分友好，曹祥仁大使曾以“中共党员的身份”会见保共中央总书记契尔文科夫。契尔文科夫对中国驻保使馆工作表示满意，同时还表示希望能够看到更多毛泽东主席的著作，特别是关于民族问题的著作。    那时，中保共处于社会主义阵营，两党两国以“兄弟”相称。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中苏关系逐渐恶化，中保关系亦渐趋停滞。直到80年代中后期，两国关系才回到正常健康轨道。1987年，保共中央总书记、保加利亚国务委员会主席日夫科夫应邀访华，中保两党两国关系最终实现正常化。邓小平等中方领导人在与日夫科夫会谈时表示，“中保之间过去的事情应当解决，办法就是一风吹，一切向前看。’旧夫科夫也表示，“要找出办法把过去的问题解决掉，不能留给后人。”同年6月，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回访了保加利亚。中保两国执政党和两国其他各个领域的友好交往全面展开。  

1989年春，保加利亚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年事已高的日夫科夫打破接受外国大使递交国书谈话不超过巧分钟的惯例，在接见中国新任驻保大使期间长谈了45分钟，对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予以高度评价。9月，当西方各国因“北京风波”孤立中国时，他破例参加了中国驻保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以表明对中国的坚定支持。   

1990年保加利亚政权更迭后，特别是在热列夫担任保加利亚总统期间，中保关系有过一段相互观望的徘徊调整期，但很快过去了。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尊重保加利亚人民的选择。保方重视中国的大国地位，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始终支持中国。2014年，保加利亚新总统罗森·普列夫内利耶夫来华访问，中保两国发表了《建立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公报》，同时还签署了其他合作文件，双方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领域的合作不断向前发展，但两国的经贸合作规模目前还不是很大。中国一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建立后，保加利亚对华合作的期望值明显提高，希望在中国一中东欧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2013年中保双方贸易额不到18亿美元，2014年增加到21. 7亿美元，中国在保投资也超过了7亿美元。       

政党政治依然变化无常，相互组合超越意识形态   

出于职业偏好，我对保加利亚政党政治的发展变化很感兴趣，所以，无论是来保加利亚访问之前的准备阶段，还是在保加利亚实地访问期间，我都格外留心这个国家政党政治景观的擅变与发展。   

保加利亚是1990年通过《政党法》的。根据该法，政党是有选举权的公民自愿组合的组织，政党的成立需有50名公民倡议、500名具有选举权的公民出席成立大会、至少拥有5000名成员。任何政党的成立都必须向首都索菲亚法院申请注册，法院经公开审理后14天内公布结果。政党可以拥有青年、妇女等附属组织，但不得从事经营活动，不得在经营单位建立基层组织。军人和警察、司法系统工作人员和国家公务员不得参加政党。任何公民不得同时参加两个政党。    保加利亚人口不多，且有逐年减少之势。据20巧年最新统计，目前保加利亚人口为750万左右，首都索菲亚人口不到130万。但保加利亚政党的数量却多得出奇。据《世界知识年鉴( 2010/2011)》介绍，该国当时注册政党有200多个。而到2015年年底时，注册政党总数竟达300多个。但进人议会并能发挥一定影响的政党仅十个左右。其中人数最多的、也是我特别关心的，仍是由原来保共改组而成的社会党，当然还有目前处于执政地位或参与执政的那几个党。   

保加利亚社会党1991年在野后，改组为以“民主、正义、平等的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现代左翼政党”。2013年我们访问保加利亚时，该党有大约20万党员，仍是保加利亚人数最多的政党。据悉，1994年该党曾在大选中战胜“造反起家”但政绩欠佳的民主力量联盟，重新获得组阁机会。然而，此时的社会党并不是原来的共产党，执政理念与反对派并无根本区别，执政业绩同样乏善可陈，后来又在新的选举中败给民主力量联盟。2001-2009年，社会党时来运转，与“稳定与振兴国民运动”联手两次组阁，并在2005年后稳居议会第二大党位置。2014年，社会党又联手议会第三党短暂执政几个月。近两年来，该党在议会和地方选举中遭受重创，但仍不失为保加利亚政坛上的重要力量。    保加利亚目前的执政党是争取欧洲进步公民党。该党成立于2006年，以基督教民主主义为指导思想，主张建立自由、民主、团结、公正的社会，使保加利亚更好地融人欧洲。在2009-2013年间，该党为议会第一大党，处于执政地位，但在2013年5月下野。2014年，该党在国民议会选举中重新获胜，继续保持议会第一大党位置，并联合于2013年由五个政党共同组成的中右翼联盟“改革者阵营”，重拾执政地位。   

“稳定与振兴国民运动”成立于2001年，创始人为二战后流亡国外的末代国王西美昂(旧译“西蒙”)二世。当时保加利亚政局混乱，国家谁主沉浮一时成了问题。早就伺机而动的西美昂二世踌躇满志，返回索菲亚竞选总统，试图重戴国家元首桂冠。但因政治原因，他未能获得参选资格，于是便组建了“西美昂二世国民运动”，准备在当年国民议会选举中一展风采。但因该党未能及时注册，无法独立参选，于是他退而求其次，与保加利亚妇女党、“奥博里什特”全国复兴运动联手，共同组成“西美昂二世国民运动联盟”，采取捆绑式参选策略。获胜后，高调归来的“大复辟者”西美昂二世成为保加利亚总理。2002年，“西美昂二世国民运动”宣告成立并成功注册，但出人意料的是，该党在注册成功后的2005年大选中反而遭受重挫，退居为议会第二大党，只能与社会党、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共同组阁，西美昂二世不得不黯然离开总理府。2007年，风头不劲的“西美昂二世国民运动”更名为“稳定与振兴国民运动”。   

除上述几大力量外，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保加利亚政党格局中，1990年成立的土耳其族政党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也算得上一支劲旅。1997年，该党与其他几个小党结成联盟，共同参加大选，获得议会第三大党地位。2001-2005年，该党曾与“稳定与振兴国民运动”联合组阁。2005-2009年，它再次与社会党、“稳定与振兴国民运动”合作，续写联手组阁新篇章。保加利亚政党间的结盟与合作，常常可以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具有很强的政治实用主义色彩。   

近年来，极右主义和民粹主义在欧洲成为时尚，相应的政党和组织在各国不断应运而生，保加利亚亦不例外。继2005年成立的民族主义政党阿塔卡党成为议会最大的在野党后，2014年成立的爱国阵线属于极右翼政党，无审查者党则具有明显的民粹主义性质。由前总统格奥尔基·拍尔瓦诺夫成立的保加利亚复兴第二条道路党在某些方面与社会党相似，但带有更多平民主义色彩。   

保加利亚政党政治的发展变化令人眼花缭乱，但有一点令人欣慰:主要政党无论属“左”还是属右，在发展对华关系方面没有太大差异，并且都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良好的关系，中保党际关系成为两国政治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重新审视历史趋于冷静，面对未来人们视角不同来到保加利亚，我所关心的除了该国的政治、经济与外交以外，还想了解一下人们对季米特洛夫等历史人物的看法。1990年7月，在否定历史被视为恢复正义的特殊环境下，保加利亚社会党突然宣布，根据各方面意见以及季米特洛夫家人的意愿，决定将存放于水晶棺内、供后人永久瞻仰的战后共和国首位领导人季米特洛夫遗体火化并重新安葬。当时，保加利亚社会党还能控制局势，季米特洛夫的遗体火化和重新安葬进行得十分神速，而且可以说是秘密进行的，目的就是避免遭到干扰，防止出现意外。   

我第一次访问保加利亚时，在索菲亚询问季米特洛夫陵寝旧址时，当地人顾左右而言他，不愿回答，在我付了10欧元购买两枚季米特洛夫头像纪念章后，摊贩不知为何还是不肯直言相告。我深知当地人对季米特洛夫的感情依然十分复杂，有些人讳莫如深，因而我也就不便多问。第二次来到索菲亚时，我在中国驻保使馆同志指引下，很容易就找到了位于原“九九广场”的季米特洛夫陵寝旧址。    季米特洛夫是1949年在莫斯科病逝的，应当说去世得比较突然。由于他曾经有过建立“大巴尔干联邦”的构想，据说还与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讨论过此事，而斯大林对此很不满意，有关他死亡的真实原因由此也就有了许多不同的说法。使馆同志告诉我，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去世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给予他很高的评价和礼遇。其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按照列宁陵墓的型制和规格，在索菲亚为季米特洛夫修造了与莫斯科红场上列宁墓完全相同的陵寝。区别只在于列宁墓使用的是暗红色大理石，季米特洛夫的墓所使用的是黑灰色大理石，但大理石材质完全一样。每逢重大节日，保加利亚领导人也像苏联领导人一样，站在季米特洛夫陵寝上检阅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   

如今，那黑灰色的陵寝已被拆除干净，但方方正正的地基上没有任何新的建筑，也没有刻意进行特别处理，只有一片草木不生的黄土遗痕，默默无言而又耐人寻味地迎送着来往的行人与访客。   

除了季米特洛夫之外，我对长期担任保加利亚最高领导人的日夫科夫被捕后的境遇也十分好奇。据我所知，1991年2月下旬，不仅保加利亚举国关注、国际社会也极为关注的日夫科夫审判案正式开庭。经过长达一年零六个多月的马拉松式审讯，保加利亚最高法院以“在汽车和住房分配问题上超越职权为亲友谋取私利，给国家造成2100万利弗的损失”为名，判处日夫科夫有期徒刑七年，监外执行。曾经被反共势力指控为“贪污腐败登峰造极”的日夫科夫竟然以此罪名人刑，不免让人大跌眼镜。   

当然，这位参加过反法西斯斗争、经历多次政治磨难、把一生都奉献给保加利亚的老人从未低头认罪。日夫科夫获刑后，不停地上诉，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当地人告诉我，1996年2月9日，由保加利亚最高法院刑事庭作出终审判决，经历四年牢狱之灾的日夫科夫被无罪释放了。更具戏剧性的是，保加利亚国民议会决定，允许日夫科夫以前国家元首身份，长期列席国民会议的全体会议。历史似乎只是对日夫科夫开了一个可怕的玩笑，社会似乎也还给了这位杰出人物以政治清白。然而，两年半之后，这位年近87岁的老人还是在悲愤与苦闷中流然长逝。   

政治是复杂的，社会是多变的，历史也并非总是公正的，有时甚至会出现某种扭曲。如今的保加利亚，人们谈起当年保共那些领导人，无论是对季米特洛夫还是对日夫科夫，显然要比急风暴雨式的剧变时期宽容得多。为我们作导游的保加利亚女教师说，当年那些领导人可能文化水平不高，有过一些失误，但他们毕竟为国家为社会做了许多事情。至于20世纪50年代曾当过保共总书记的契尔文科夫和当过政府总理的安东·于哥夫，当代保加利亚人大都不知道他们是何许人。他们已被遗忘了!   

特别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保加利亚剧变时，保共中央大楼上用近千公斤天然红宝石制成的五角星在拆除后被军用直升飞机吊走，如今竟不知去向。当年吊走红星的直升飞机驾驶员也很快离奇死亡。这个红五星是苏联领导人赠送的，是按耸立在克里姆林宫上的红五星复制的，是价值连城的世界级瑰宝。是谁向“神圣的革命”伸出黑手，中饱私囊，犯下如此大罪，竟然无人知晓，甚至没有人认真追究!    现在回想起来，保加利亚当年那场剧变，虽然名为“革命”，但对经济发展和社会道德造成的破坏无法估量。据《南德意志报》报道，1990年底，保加利亚人均债务为1200美元，是当时的后社会主义国家中负债最高的国家之一。1990年上半年，在经济私有化等多种因素作用下，保加利亚经济总量下滑了9. 3 %，此后情况进一步加剧，1991年下降幅度竟高达23 %。   

保加利亚经济是在1998年才实现止跌回升的，但直到2004年，保加利亚的GDP才恢复到1989年的水平，国家白白损失了15年发展时间。2001-2008年，保加利亚的经济进人中速发展区间，GDP平均增幅达5%以上。但好景不长，欧洲经济危机发生后，保加利亚受到很大冲击，经济增速立刻放缓，发展难度明显加大。   

近年来，保加利亚经济形势有所好转。2014年GDP增速为1. 7% ,2015年达到3%，人均GDP约6000欧元。尽管如此保加利亚目前仍属于欧盟中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当问起当地人如何看待当年的剧变和今天的现实时，一些老年人怀念过去那个年代的安宁，而年轻人更喜欢今天的自由，但很少有人愿意回到剧变前的年代。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也没有那个必要。在恬淡无奇的现实面前，人们惟有漠然处之。

 

参考文献：

[1]李凤林《保加利亚剧变亲历记》，载于《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3期。

[2]钱其深主编《世界外交大辞典》(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7页。

 

作者简介：于洪君，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