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浪潮冲击下希腊共产党的应对策略评析

宋晓栋；蒋锐

【内容提要】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希腊民粹主义势力迅速崛起。以激进左翼联盟为代表的民粹主义者凭借兼容性的政治动员、实用主义的社会政策和有针对性的“指责”手段，对希腊共产党构成了有力的冲击。为应对新形势，希腊共产党选择了一条更为激进的路线，在意识形态、组织架构、竞选策略等方面进一步“左”转，同时借鉴和汲取了一些民粹主义因素。尽管因相对保守的心态而难以适应极速变化的形势，但希腊共产党经受住了民粹主义的考验与诱惑，在面临危机时仍能坚守核心意识形态，保证了内部团结和稳定，并凭借坚韧的革命精神在低潮中奋进，一些策略的调整和增量性变革也取得了一定成效。继续推进理论革新和党建工作，加强与其他政治力量的联合，是希腊共产党突破困境、寻求重振的关键。

【关键词】希腊共产党 民粹主义 激进左翼 国际金融危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民粹主义逐渐渗透到希腊的政治体系中，并产生了所谓“民粹主义民主”的政治制度。不同于欧洲其他地区右翼民粹主义的强势崛起，希腊的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十分弱小，影响非常有限。而以激进左翼联盟为代表的左翼民粹主义则迅速崛起，在极短时间内实现了从边缘地位到执政。希腊共产党（以下简称“希共”）与激进左翼联盟是希腊激进左翼政党中的两支重要力量，分别是传统激进左翼政党与新兴激进左翼政党的典型代表。希共坚守经典马克思主义，追随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和苏联模式，是坚持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典型政党；激进左翼联盟则选择拥抱欧洲共产主义，并依据时局变化吸纳新的意识形态成分，不断调整自身理论主张。在历史上，两党的关系经历了从分裂到短暂合作，又逐渐对立的过程。尤其是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刻影响和希腊的民粹主义浪潮，两党因理论与发展路径的差异分别选择了不同的应对措施，两党关系也因政治轨迹的差异而进一步互相排斥。

激进左翼联盟的崛起在政治理念、政治影响力等各个方面给同属左翼阵营的希共带来了冲击。希共因此遭遇影响力和吸引力降低、选票减少、政党地位被边缘化等一系列挑战。

一、民粹主义崛起对希腊共产党的冲击

在国际金融危机和希腊债务危机的影响下，希腊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和福利削减等加剧了社会的深层撕裂，普通民众的反建制和反资本主义情绪不断累积并爆发抗议运动。民众社会心理的急剧变化和政治偏好的“左”转给希腊左翼带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提供了“完美”的机遇和肥沃的土壤。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凭借跨阶级的联合手段、实用主义的社会政策、有针对性的“疑欧主义”和“反精英”立场等开展民粹主义政治动员，迅速斩获希腊国内大量民众的支持。希共却未能有效抓住机会分享政治红利，不仅限制了自身的迅速崛起，还在与激进左翼联盟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其政策吸引力和人民代表性被削弱、政治空间遭受挤压，被逐渐边缘化。

（一）兼容性的政治动员冲击了希共的支持基础

相较于希共一直以来强调的阶级斗争，激进左翼联盟努力淡化阶级间的界限以最大限度地拓展自身代表性。被激进左翼联盟视为学术领袖的欧内斯托·拉克劳认为，民粹主义是政治的真正本质，其政治逻辑与激进民主的逻辑一致——当社会出现危机时，民粹主义让被边缘化的人群认清自己受到的压迫，构建一种不同于“阶级”概念的“人民”，联合起来形成对抗某个共同敌人的政治阵线，使民主不断更新。激进左翼联盟的自我定位是典型的兼容性政党，旨在出现在“希腊社会的每一个边角”，自成立起就主张吸引“任何文化背景和工作的男女、青年以及被排斥者”。面对全球化时代出现的新议题，激进左翼联盟也有意地淡化意识形态分歧，关注性别平权、生态和环保等话题，在目标选民上打破了阶级壁垒。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一度在20%以上，经济增长乏力，国内生产总值长期处于负增长，居民收入大幅减少，数十万人陷入低收入困境，2011年希腊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172.1%和10.3%。城市产业工人、低学历人群等群体的失业状况尤为严重。而激进左翼联盟通过跨阶级的“人民”定义以及有针对性的福利方案，迅速获得那些认为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民众的关注和支持，因而有效占据了希腊债务危机后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右”转留出的左翼真空，截获了大量选票。从2015年的两次大选来看，激进左翼联盟的支持者既囊括了农民、个体户、工匠等社会底层，也有雇主、自由职业者、专业技术人员、学生，它在公立和私营部门职员、失业人员、退休人员、家庭主妇及学生中获得了较高支持率。它和希共的支持群体高度重合，城市产业部门的工人更是希共的核心支持者，但是希腊债务危机下失业人员，尤其是蓝领工人被民粹主义政党吸引成为其支持者，希共的支持基础因此遭受严重冲击。在2012年6月的大选中，希共的支持率缩水近一半，得票率为4.5%，仅获得12个议席，排名从第3位下跌至第7位。此后，希共陷入低谷，虽然2015年的两次大选选票回升至5%左右，但事实上却倒退回了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

（二）实用主义的社会政策挤占了希共的代表性

为满足欧盟等国际机构的救济条件，希腊政府采取的严厉的紧缩政策对广大民众造成了直接且深刻的不良影响，但传统主流政党选择了回避或压制相关议题，这滋生了广大民众对主流政党的不满情绪。激进左翼联盟把握住形势，依据选民诉求和国内特殊的政治环境，提出了特色鲜明的政见主张，利用简单化的政治口号宣扬关切“人民”需求和利益，将自身塑造为社会大多数群体的代言人。通过着重强调人民权利、直接民主和政治参与等理念，让民众看到了新的希望和可能。面对摆脱困境的呼声，激进左翼联盟许诺了大量看似有极强可执行性且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方案，如反救助备忘录、反紧缩措施、反新自由主义，提高富人的税率和经济部门国有化率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希共拒绝提供应对希腊债务危机的中期计划，同时拒绝了参与政府的所有邀请。在民众普遍被不安全感、贫困、绝望情绪笼罩的情况下，希共将主要精力放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探索制度变革的可能性上。这种做法一方面难以使民众摆脱眼前困境，也与民众普遍渴望社会稳定、害怕变革的社会心理格格不入。

除了给民众提供表达不满的渠道，“回归社会”是激进左翼联盟另一个重要战略选择。积极参与和影响社会运动，在运动中与人民紧密联结，使自身核心意识形态与社会代表性观念紧密相连是激进左翼联盟合法性的来源，也是其崛起的主要原因。激进左翼联盟通过参与社会运动强调了自身在社会领域的存在：不是将意志强加于运动而是参与式地支持，作为激进的左翼个人、团体和子团体为社会运动提供政治、法律和其他资源，并从中学习。通过允许党员以个人身份参与社会运动强化了激进左翼联盟与社会的联系，在参与中学习使其得以更好地倾听各种社会声音并代表民众发声。这种政党与社会运动之间的互动使激进左翼联盟获取了民众的信任，被视为“人民”阵营的一部分。而希共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其政党地位被边缘化。希共从曾经的第三大党滑落，而激进左翼联盟则坐上第二大党的交椅。

（三）有针对性的“指责”手段压缩了希共的政治空间

“指责”是民粹主义的一个重要工具，通过将责任引向一系列“其他人”，从而维持其政治合法性。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为应对财政赤字和失业问题，希腊政府接受了一系列国际救助，其代价就是必须实行严格的紧缩政策，国内经济也受到包括欧盟在内的国际机构的干预。民调显示，2009年秋季，希腊公民对欧盟的信任率高达60%，高于欧洲公民的48%，但这种情况在此后发生逆转，希腊公众对欧盟的消极情绪急剧增长，在希腊债务危机高峰的2013年秋季，希腊公民对欧盟的不信任率高达77%，2015年秋季，这一数字继续上升至81%，远高于欧盟成员国59%的平均水平。在希腊民众疑欧情绪高涨的同时，激进左翼联盟将希腊债务危机的责任引向欧洲一体化，将焦点放在欧盟对希腊肆无忌惮的勒索的批判上，指责一体化给希腊带来了深刻灾难。该党积极将自身打造为反救助备忘录、反紧缩政策、反对建制派的政治代表，将是否支持欧盟的债务救助协议作为区分“人民”和“精英”的核心标准，明确地将反救助备忘录的政治阵营与“人民”等同，声称与支持救助备忘录的政治阵营和“精英”划清界限，利用这种分歧不断扩大两个阵营之间的分裂。激进左翼联盟不断应和与引导民众将恶化的生存条件归咎于统治精英的欺骗，这种集体的负面情感驱动民众的反精英主义情绪明显增长。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传统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党的支持率大幅下跌。在2012年5月和6月两次大选中，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选举支持率从43.9%分别跌落至13.2%和12.3%，在2015年1月的大选中更是跌至4.7%，滑落为第七大党；新民主党的支持率也出现下滑，在2012和2015年的数次大选中，徘徊在28%。在这场“责任转移的游戏”中，相较于那些亲欧党以及持强硬疑欧和反帝国主义立场的希共，激进左翼联盟有针对性的“疑欧主义”和“反精英”立场更符合希腊公民对欧盟态度的变化，既可以表达他们对主要政党的愤怒，同时也能在不退出欧盟或欧元区的前提下寻求替代方案，因此获得了民众的认同与支持，事实上也取得了更好的成绩。

二、希腊共产党的应对与调整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与民粹主义浪潮带来的冲击，希共渴望突破困局和实现自身价值。为此，它选择了一条更为激进的路线，在意识形态、组织架构、竞选政策、政党合作等方面进一步向“左”转以应对新形势。同时，在一些策略上，希共借鉴和汲取了一些民粹主义的元素，如有针对性地巩固支持基础和完善联合策略以应对选票被激进左翼联盟“虹吸”的危机，借鉴民粹主义的话语和动员模式进行政党形象建设，加紧对民粹主义政党机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的揭露。

（一）强化意识形态和组织建设

在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希共选择强化党的团结性以对抗民粹主义。在2013年制定的新党章中，许多有关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和组织领导的具体规定更加严格。为强化组织纪律，新党章要求：严格入党门槛，新党员入党须由两名正式党员作为介绍人，同时延长党员预备期；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要求党员必须阅读和推广党刊、党报，接受党纲和党的意识形态；强化党员责任；要求在立法机构和其他公共部门任职的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决定，严禁党员在公共刊物上公开批评希共的方针政策；等等。希共在其二十一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加强对党的理论思想的阐述，加强党员、干部对其的吸收和认同，使党的理论思想得以渗透到各个领域。这些措施旨在强化党员的意识形态认同，捍卫希共的核心意识形态。在组织建设和党的领导等问题上，新党章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在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期间行使最高领导权力；取消各类“去集中化”的机制以强化党中央的权力，如废除基层组织和党中央之间的“大区委员会”；着力加强社区、工厂等基层党组织建设，从而更好地联合工人阶级。希共二十一大报告还进一步明确了党的各级组织的职权：重申并明确了中央委员会各部门的工作职责，规定区域和部门委员会必须在中央委员会的指导下对基层组织开展政治指导和工作监督。至此，希共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形组织架构进一步强化。

（二）巩固传统阶级基础，吸引更多潜在盟友

希共的传统支持基础来自基层，失业者、工人和私营企业雇员等选民是其主要争取对象。为应对失业人员进一步增加、蓝领工人被吸引转而支持激进左翼联盟等情况，希共在希腊债务危机后的历次代表大会上都将加强与基层民众的联系、巩固党的工人阶级基础作为工作重点。希共十九大提出，要将党建设成为“一个能够在新的条件下，在阶级斗争的新转折中，不断拓宽和更新与工人阶级革命联系的政党”。加强社区、工厂等基层组织建设以增强与工人阶级的联系等内容被写入新党章。希共二十大提出在各个部门建设强有力的党组织，具体包括：以工作场所为中心部署党的力量和干部，以适应经济部门的流动性；重点增强党组织在能源、运输、医疗、通讯等大工业和重要战略部门中的影响力；在服务业和农业等从业人口众多但分散的部门中加强党的理论与主张的宣传。在希腊的经济结构中，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型家族企业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数量庞大但没有加入工会的选民分散其中。为了有效密切同这些民众的联系，希共加强了选民居住地工会的建设，以保证党组织得以深入社区。中下层工人阶级是希共的主要支持力量，较为恶劣的生存状况使这一群体易受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动摇甚至妥协，在争取其支持时必须充分考虑其遇到的实际困难。为此，在议会选举中，希共提出了在社会服务、公共事业、医疗和教育部门实现“大规模雇佣”的目标，以及采取“保护失业者利益的激进措施”等竞选承诺。

不同于民粹主义政党努力淡化阶级差别招徕选票，希共依然坚持“反对阶级合作”的立场。但为了最大程度地争取盟友，希共也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策略。在新党章中，希共放松了入党限制，允许其他政党的党员和领导人入党。长期以来，希共缺乏对本国工人阶级内部构成的详细分析，对于工人阶级中哪些群体是根本依靠力量，哪些群体需要加强团结等缺乏清晰认识。希共二十一大对该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提出要关注工人阶级的潜在盟友，促进工人阶级与其潜在盟友的联合行动，以建立强大的社会联盟。希共认为，可以根据列宁主义的一般标准对要联合的力量进行评估，除巩固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力量外，城镇个体经营者和中小农民也是党必须领导和团结的盟友。对于那些尚未认同希共核心纲领立场的工人、雇员、个体经营者、农民、科学家、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也必须尽可能地接触和联络。

（三）重视社会运动，加强下属工会组织建设

在社会运动领域，希共自视为“解决重要民众问题的先锋和坚定力量”，不断强调其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斗争性和独立性。为此，希共选择不断加强其领导的“全体工人战斗阵线”（PAME）的建设，试图通过强化阶级身份，提高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在反紧缩运动中，希共通过“全体工人战斗阵线”先后组织、发动和参与了多次全国范围的集会和游行，揭露了代表大工业和大资本的政府将希腊债务危机后果转嫁给人民、损害广大人民利益的行为，“在组织农民和城市个体劳动者反对欧盟、政府和雇主的斗争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展示了其在工人阶级中的传统影响力。同时，希共优先考虑强化党员与工会、社会运动的联系，利用其所有政治和组织资源支持各类罢工和社会动员，以此回应代表性危机下民众直接参与政治、表达诉求的需要。但是，为了维护在社会运动领域的斗争性和独立性，希共对于其他社会政治运动表现出保守的倾向，对于“全体工人战斗阵线”以外的工会组织与运动采取批判和疏离的态度。希共认为，在阶级斗争中，国内最大的两个工会组织——全国劳工总会（GSEE）和全国公职协会（ADEDY）被雇主和政府控制，是支持和捍卫剥削者的，不能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因此，在反紧缩斗争中，希共始终对其持批判态度，不愿与之联合行动。此外，对于非共产主义的运动，希共也表现出保守的态度。最典型的例子是，希共拒绝参加影响力和参与度极高的“广场运动”，是希腊激进左翼力量中唯一未参与该运动的政党。希共谴责这场运动“超越阶级”立场的反动性，称该运动“迷惑劳动人民，使他们远离有组织的阶级斗争”，与工人运动相矛盾。

（四）驳斥激进左翼联盟，揭露其反动本质

激进左翼联盟凭借对热点话题的精准回应和民粹主义的动员方式迅速收割了大量支持者，希共并没有因此气馁，而是积极地揭露其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本质，驳斥其所谓“人民代表”的身份。激进左翼联盟上台执政后，齐普拉斯政府放弃了协商减免和重新谈判希腊债务的努力，反而在2015年通过了第三轮救助协议。希共批判这一决策实际上是支持资本和要求人民继续过“节俭的生活”，意味着由人民买单以拯救作为帝国主义联盟的欧盟。希共认为，激进左翼联盟“虽然具有社会主义的形象和口号，但实质上走了一条支持资本的经济和政治战略路线”，因此提出要努力向更广泛的工人阶级揭露激进左翼联盟政府推行的所谓的“扩大民主”的体制改革是不可能推动资本主义朝着有利于人民和工人的方向改变的。

在联盟问题上，希共认为，与其他政治力量制定共同政治纲领或选举纲领会导致自身失去政治与组织的独立性。因此，当激进左翼联盟呼吁所有左翼团结起来反对紧缩措施和救助备忘录时，希共拒绝了统一战线的呼吁，在各种场合表示宁愿舍弃联合执政的机会也要坚持政治价值追求。希共认为，如果与激进左翼联盟合作，就是背叛工人阶级和人民，就是否定社会主义路线，因此，即使会损失选票，也要“拒绝参与一个旨在管理资本主义的政府”。希共二十一大进一步分析了激进左翼联盟机会主义的一面，认为激进左翼联盟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战略的忠实支持者。激进左翼联盟取得政权的过程加速了自身向社会民主主义的“突变”，其参与政府后的失败表现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观点。

（五）借鉴民粹主义话术，营造唯一的“人民代表”形象

一般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异常的政治现象，虽能带来活力，但充满破坏性。以拉克劳和查尔斯·墨菲为代表的学者则反对长期以来污名化和忽视民粹主义存在合理性的倾向，认为民粹主义有其合理性和自身逻辑，指出它为左翼指出一条与民粹主义结合的道路。希共借鉴了民粹主义相应的政治动员话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尝试构建唯一的“人民代表”形象。希共积极揭露资产阶级政府出台的反危机政策的实质，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和希腊债务危机的实质是因生产相对过剩导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因此喊出了“富豪集团必须为经济危机买单”的口号，认为在国家濒临破产，人民生活缺乏保障时，必须用富人的财富来拯救国家和社会。同时，希共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是希腊的唯一出路，营造自己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唯一政党的形象。在第四十五届“希腊共青团节”（KNE Festival）上，希共总书记迪米特里斯·古楚巴斯发表演讲表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是希腊人民的唯一出路。”在行动上，希共呼吁雇员、农民、个体经营者、青年和妇女联合起来开展进步运动，并在各种场合强调希腊共产党是唯一代表希腊人民、真正愿意为人民提供解决危机的方案的政党。

（六）批判欧洲一体化恶果，提出激进替代方案

希共进一步强化一贯的激进话语和反全球化主张，尝试利用希腊债务危机后更为尖锐的高失业率、社会不平等、腐败等问题，增强在工人阶级中的政治影响力。希共认为，欧盟是为垄断资本主义利益服务的官僚机构，是导致希腊紧缩政策和高失业率的罪魁祸首。而代表欧盟利益的新民主党与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在40多年的统治中无节制地纵容财政赤字，才最终引发了希腊债务危机。对于激进左翼联盟虚伪的疑欧政策，希共以更彻底的反欧态度予以回击，呼吁希腊人民反对激进左翼联盟等政党散播的沮丧情绪、宿命论和妥协主义，提出反对激进左翼联盟的政策、资本主义制度、对北约的承诺和欧盟的指令才是希腊的出路。希共十九大政治决议详细分析了必须反欧、反帝国主义的原因——加入欧盟和北约造成了希腊与欧盟及美国在经济、政治、军事上不平等的依附关系，欧盟和欧元是为大资本和欧洲主要大国服务的，而希腊则是被掠夺的对象。2013年10月，在希共的倡议下成立了“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倡议”，该倡议组织成为一个游离于欧盟体制外的新型反欧多边合作平台。希共二十大进一步强调了欧元区日益严重的分裂主义倾向，正因如此，“希腊人民可以而且必须根据他们的意愿和活动选择退出欧盟”，“这是真正有利于人民利益的替代方案”。在2021年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特别电话会议上，希共表示：希腊真正的出路不是欧盟和北约的所谓“民主化”和“人性化”，而是要争取脱离这些帝国主义联盟，开展工人阶级及其盟友夺取政权的斗争。

在批判激进左翼联盟向资本主义妥协的同时，希共提出了激进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虽然期待着社会主义革命，但希共也认为革命的各项条件仍在发展过程中。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希共认为“机遇期”已经出现，其对于社会发展阶段与革命条件的认知也进一步激进，因此重提了在非革命时期进行制度变革的主张。2013年，希共出台的新党纲以分析资本主义危机为基点，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已经成熟，希腊的革命性变革将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才是希腊的未来，希共的主要任务是为革命准备主观条件。在实践上，希共则积极揭露资产阶级政府出台的反危机政策的实质，试图从两种制度对立的角度激发社会主义运动，从而实现制度变革的目标。尽管长期身处严峻的内外环境，希共始终坚信：“当下正是推翻野蛮资本主义、建设能够克服以往缺陷和错误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社会的时代”。

三、希腊共产党应对措施效果评析

为应对民粹主义浪潮的冲击，希共在策略上选择进一步激进化，诸如强化意识形态和组织建设，着力巩固传统阶级基础，在社会运动领域和联盟政策上强化斗争性与独立性，在反对欧洲一体化上持激进态度以及对社会主义革命持乐观预期等。实践表明，希共的选择未能抓住机遇实现突破，尤其在希腊债务危机初期的选举竞争中遭遇了挫折，政治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被严重压缩。对左翼选民而言，希共激进的政策与其在希腊债务危机下渴望改善生存状况、维持社会稳定、害怕变革的心理格格不入。希共相对保守的心态也被视为过度宗派主义的代表，导致在民粹主义浪潮冲击下显得孤立无援。但是，民粹主义的冲击并没有使希共一蹶不振，它凭借坚韧的革命精神在低潮中奋进，在坚守自身传统的情况下的一些策略调整和增量性变革也使得希共在民粹主义的冲击下有所收获。

（一）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稳定

对传统理论模式的坚守限制了政党发展的灵活度，希腊债务危机下希共选择完善中央集权结构和强化意识形态建设等措施被指过于僵化，在深刻的社会变革时期难以适应极速变化的形势。但也有观点认为，希共并不是一个教条主义的非理性行为者，它完全可以预测到自身糟糕的选举结果，之所以抵制变革是因为它选择更少依赖选举而更多依靠社会和意识形态。虽然希共未能实现政党的跨越式发展，在选举和推动政府改革方面成效不大，但这也使希共在面临自身发展瓶颈时依然可以保持政党意识形态独立、内部团结和维持较为稳定的支持基础，避免重蹈许多政党因理论改革而出现的指导思想混乱的覆辙。希共曾经有数次内部分裂的教训，在希腊债务危机和民粹主义冲击下，它通过重新修订党章进一步明确了各级组织和党员的责任与义务，这使得希共的权力更为集中，民主形式更加等级分明，此举强化了党内凝聚力，进而得以在组织上将党内改良派排除在党的权力机构之外。对核心意识形态的强调和强化，对于统一希共内部的思想认识，对抗民粹主义、机会主义的影响具有重要作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激进左翼联盟在齐普拉斯政府上台后出现了合法性危机和内部分裂，在改善经济、缓解失业、提升民众生活水平等问题上无法兑现承诺，丧失了民众的信任，同时内部分歧严重，部分强硬派党员与之公开决裂并组建了大众团结党。

（二）巩固了支持基础

作为一个使命型政党，希共对自己的支持基础有着非常明晰的定位。为了最大限度争取各个阶层的选民，大多数政党都选择淡化意识形态和走向中间化，但希共依然坚持将社会中下层阶级作为主要支持基础。正如卢克·马奇所言：“其僵化的政策排除了选举联盟或出现显著选票扩大的可能性，但这也保证了党成为一个巩固、团结的组织……从而在政党体系中占据一个独特的小生境。”希共采取的具有较强稳定性和持续性的政策主张使其支持者具有更高的忠诚度，虽然限制了利用选民不满情绪的能力，但也能有效降低民粹主义政党争夺核心选民的风险。在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的2012年的两次选举中，希共的“选民保留率”（voter retention rate）分别为70%和60%；而在逐步摆脱债务危机的2019年的议会选举中，希共的“选民保留率”也高达65%，无论是国家爆发危机还是摆脱危机，抑或民粹主义高涨还是退潮的情况下，大量的核心选民保证了希共相对稳定的支持基础。同时，希共的支持群体构成也呈现出健康向好的局面，其在青年群体中的影响力有所突破。2023年6月的大选中，17—24岁、25—34岁的选民的支持率分别有8.1%和8.9%，比例高于35—54岁选民（7.5%）及55岁以上选民（7.1%），而在之前的三次大选中，希共在中老年选民中的支持率均高于年轻选民。在以往的选举中，工人、农民和失业者是希共得票率最高的几个群体，但是在2023年6月的大选中，希共在学生群体中的支持率有了突破，学生成为希共得票比例最高的群体，达到9.5%。

（三）社会动员水平有一定提升

为了保证希共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斗争性和独立性、突出“全体工人战斗阵线”对工人阶级社会运动的组织领导作用，希共在社会运动领域选择了较为激进的模式。希共并非常见的选举取向型政党，而是政策取向型/使命型政党，其首要使命不在于解决眼下的问题，而是引导民众认清资本主义的本质。希共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建立起偏向人民的政府，因此短期内执政或参政并非其目标，参与选举仅仅是制度替代的手段之一，希共要以抗议党和反对派的姿态在工厂、大学、工会中进行政治动员，组织反建制和反资本主义斗争。希腊债务危机发生后，希共始终活跃在各类社会运动的第一线，组织和参与了大量抗议资本主义和政府反人民经济政策的运动，并举办了纪念或庆祝活动以宣传党的政策和理念，展示了政党影响力。希共领导下的全国性工会协调组织——“全体工人战斗阵线”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和成熟，“支持和声援以阶级为导向的运动，站在了反对资本主义反人民政策的工会运动的最前线，与政府和雇主领导的工联主义抗争”。有研究认为，希共在社会运动中的参与式联络策略是成功的，使得选民偏好相对稳定。希共坦然承认工会运动存在的短板，认为虽然“全体工人战斗阵线”已经召集了335个一级工会、25个二级组织（包括9个联合会和16个劳工中心），涌现出许多能成为中流砥柱的工会干部，但是工会运动的缺点也显而易见，即大部分工人参加工会不够积极，工会的职能和行动也存在问题，在许多联合会和劳工中心中，希共没有任何民选代表，无法开展行动。同时，对于“全体工人战斗阵线”以外的工会组织和运动采取的批判和疏离态度使希共在工会领域的发展受到局限。对于希共而言，重整工人阶级运动、组建社会联盟任重道远。

（四）选举影响力有所恢复

在民众对希腊债务危机造成的困境的不满情绪高涨、急切盼望改善生存条件的情况下，希共选择强化激进倾向，在许多方面进一步“左”转，未能提出能有效应对危机、振奋人心的方案。其许多应对措施既不能有效回应所代表阶级的利益诉求，也无法尽可能覆盖和联合可以争取的群体，导致选举和政治活动的影响力受限。随着民粹主义政党上台后因执政表现不佳而面临合法性危机与内部分裂，希共也加紧向民众和劳动人民揭露民粹主义政党的机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质。同时，希共联合策略的调整也在一定程上度团结了潜在盟友，吸引了工作和收入受到希腊债务危机影响的工人阶级和小企业主，声望和支持率有所提升。在2015年的两次大选和2019年的大选中，希共的得票率有小幅回升，分别为5.5%、5.6%和5.3%，均获得15个议会席位。在2023年5月和6月的大选中，希共的得票率进一步回升至7.23%和7.69%，分别获得26和21个席位，回升至议会第四大党的位置。希共认为，这一成就并非偶然，而是党领导标志性的斗争和示威活动的重大成果，是在工人阶级和全体民众中声望提升的标志。在2023年希腊地方选举中，希共也取得了进展，在全国范围内得票率超过10%，较2019年的686%有了较大提升。共有六名希共党员当选市长，其中伊卡里亚岛市长已经第三次由希共党员连任，有数百名党员和同阵营的积极分子在市级和地区政府担任议员。

四、结语

面对希腊债务危机和民粹主义浪潮带来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希共未能实现跨越式发展，但希共的实践又矛盾地证明其选择是成功的。在民粹主义的冲击下，希共保证了自身理论的稳定性和组织的团结性，没有变色或分裂。在大众对传统政治精英普遍不满、民粹主义影响力高涨的形势下，一些政党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和最大限度争取选票，选择淡化意识形态寻求与激进左翼联盟的联合。但是希共没有妥协，始终努力巩固在工农群众中的影响力，未曾停止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和探索。激进左翼联盟在上台后出现内部分裂、面临合法性危机，希腊民粹主义出现了退潮的趋势。希共在面临冲击时所采取的谨慎态度再次证明了其坚守传统的可取之处，也在斗争中进一步彰显了其鲜明的共产主义身份。同时，希共在坚持传统前提下的策略调整也有效巩固了其长期努力构建的“小生境”，无论是面对民粹主义冲击还是退潮，依然能收获核心选民的坚定支持，其影响力在近中期保持了相对稳定。最后，在与民粹主义的竞争中，希共的独立性得到增强，其应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以往教条化、模式化的态势，在维护党内团结和稳定、巩固支持基础、提升社会动员水平、恢复选举影响力等方面有一定成效。

尽管当前希腊逐渐走出债务危机泥潭，民粹主义政党势力进一步衰弱，但国内的政治生态却给希共带来了新一轮的挑战：新民主党一党独大并单独上台执政，右翼势力重获青睐。相对匮乏的政治资源导致希共相对弱小且发展缓慢。在21世纪如何推动发达国家朝着社会主义前进的问题，需要希共继续求索。

[作者简介]：宋晓栋，蒋锐，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