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共产党百年探索与发展新动态

朱旭旭；谭晓军

【摘要】2022年是日本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日本共产党长期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信仰，历经曲折，不懈探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近年来，日本共产党以加强党的建设和在野党共斗“两个中心任务”为引领，与国内右翼势力展开坚决斗争；同时，关注国际热点问题，加强与欧洲左翼进步政党交流合作。然而，受日本政治右倾化、在野党分裂重组且不断弱化及自身发展困境等因素的影响，日本共产党综合实力衰退趋势短期内难以有效扭转。

【关键词】日本共产党 日本资本主义 议会道路 社会主义

1922年7月15日成立的日本共产党（以下简称“日共”），至2022年已经走过整整100年发展历程。长期以来，日共坚持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积极探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迎来建党100周年之际，日共强调要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力量、继续坚持和平议会斗争路线、加强在野党统一战线，为实现在野党民主联合政府和共产主义目标而奋斗。日共是日本特色鲜明的左翼政党，也是日本现政坛中历史最悠久的政党，其百年曲折发展历程诠释了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兴与衰。

一、日本共产党百年曲折发展历程

日共百年发展史既是一部批判和反抗日本资本主义的历史，也是对革命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进行探索与实践的历史。

（一）战前日共在天皇专制政权镇压下的艰难发展

1922年7月15日，日共在共产国际帮助下秘密成立；同年12月，加入共产国际并成为共产国际日本支部。1923年6月、9月，天皇政府对日共实施两次大规模镇压，大量逮捕、杀害党员干部。在此背景下，以日共领导人山川均（Yamakawa Hitoshi）为代表的一小部分党员干部产生悲观情绪与失败主义倾向，主张取消革命、取消党，并于1924年3月作出解散党的决定。此后，日共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决定重新建党。1926年2月党的三大召开，日共批判了“山川主义”（Yamakawa doctrine）的错误，选出新的党中央委员会。然而，在与“山川主义”错误作斗争过程中，党内又出现了以福本和夫（Fukumoto Kazuo）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主张把党建设成为由“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这实际上脱离了现实、脱离了群众，直接导致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1927年7月，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日共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批判“山川主义”和“福本主义”（Fukumoto doctrine）的错误，制定了《1927年纲领》，使党的路线重回正轨。在此期间，福本主义者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批评；山川主义者则拒绝接受批评并创办《劳农》杂志批判日共，被称为“劳农派”，最终在1928年2月被开除出党，这部分力量也构成二战后成立的日本社会党的主要领导力量。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天皇政府为了巩固侵华战争大后方，对日共接连多次发动大规模血腥镇压，包括1928年“三一五”大镇压、1929年“四一六”大镇压和1932年10月大镇压等。1935年3月，随着最后一名中央委员袴田里见（Satomi Hakamada）被捕，日共全国性统一活动被迫中止。直到二战结束后，日共才得以恢复重建。这一时期，与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迎来发展高潮相比，日共失去10年发展机遇期，这对二战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二）二战后日共争取独立自主的斗争

二战后，美国对日本实行单独占领，政治上迫使日本进行民主改革，日共得以重建并恢复合法地位。为争取民族独立、实现政治民主目标，日共团结国民与美帝国主义、日本垄断资产阶级“两个敌人”作坚决斗争，积极探索被占领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

二战后初期，德田球一（Tokuda Kyūichi）、志贺义雄（Shiga Yoshio）等战前长期被关押在监狱的日共领导人先后得以释放，并着手党的重建工作。两个多月后，日共四大召开，实现了党的重建。1946年2月五大召开，日共提出“被占领下的和平革命”路线。这一主张与二战后日本国民渴望和平的诉求相适应，推动日共迎来短暂的飞跃发展。比如，1946年4月，在日本二战后第一次选举中，日共首次进入议会并获得5个议席，三年之后跃升为35个议席；党员人数也从二战后重建时1000余人猛增到10万多人。然而，随着美苏冷战的开始，美国对日本由削弱转变为扶持，并开始大肆镇压日共和日本社会主义运动。1950年1月，苏联也从外部对日共的革命路线进行指责和批评，这直接导致日共陷入分裂长达五年，史称“五零年问题”。这给二战后刚刚恢复元气的日共带来严重损失。到1952年时，日共党员人数骤减到3万人，在议会中也失去了全部议席。

直到1955年，日共分裂双方共同主持召开“第六次全国协议会”，批判分裂时的错误、选出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结束分裂状态，开始强调独立自主制定党纲。经过约五年的酝酿，1961年在八大上日共独立自主制定了党纲，在正确分析二战后日本国情基础上，明确提出坚持走“和平民主的议会斗争道路”。在20世纪60～80年代，随着美苏冷战加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问题暴露及日本反共、反社会主义运动不断高涨，日共加强了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政权问题的阐释，以凝聚党内思想共识，团结广大国民力量。1971年日共确立“多党议会制革命”思想路线，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主张；1976年修改党章党纲，重点修改政治术语，比如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修改为“科学社会主义”；1977年提出“社会主义成长期理论”；1985年在十七大上，日共删除党纲中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论”，并将“社会主义成长期理论”纳入党纲。同时，这一时期，日共在议会内外积极开展反对右翼政府损害国民根本利益的斗争，比如，反对日美安保条约、反对天皇制、反对越南战争、反对核武器、反对大国干涉主义等。截至20世纪80年代末，日共党员人数增加到近50万人、两院议席高达50余席、地方议席近4000席。

（三）苏东剧变后日共实现逆势跃进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随着国际及日本国内不断掀起反共高潮，日共党内思想出现混乱，党员退党现象时有发生。截至1994年，日共党员仅剩36万人，1993年众议院选举中议席减少到15席。面对这一挑战，日共重点从理论层面推进革新，强调苏联解体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要建设与苏联模式不同的社会主义；加强与国外政党的交流，塑造革新开放政党形象。日共由此推动了自身实现逆势跃进，与这一时期世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持续衰退形成鲜明对比。

结合冷战结束后国内外环境的新变化，日共在1994年部分修改党纲，2000年修改党章，2004年从根本上修改党纲。比如，在2000年修改党章时，日共强调党“不仅是工人阶级政党，也是日本国民的政党”；在2004年修改党纲时，日共强调党的奋斗目标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共同社会’”，首次在党纲中明确提出保护私有财产。此外，在1997年二十一大上，日共确立起“以亚洲为中心”的党际交往原则，不断加强与中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亚洲各国政府、政党的交流合作，并提出构建“和平的亚洲与世界”的党际交往目标。经过努力，日共扭转苏东剧变后不利局面，实现了党的综合实力逆势跃进。这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中是很少见的。21世纪初，日共党员人数上升到40.4万人，两院议席达到40席，地方议席高达4400多席，并一举成为地方议会第一大党。

（四）2006年以来日共立足在野党职能定位开展反对右翼势力的斗争

2006年在二十四大上，日共形成以志位和夫（Shii Kazuo）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标志着日共开启新进程。

日本宪政体制的特点是，获得参、众两院议席多数的政党组成内阁，党首担任首相、掌握国家权力。二战后，资产阶级政党自民党成为日本第一大党，并在绝大部分时间控制着参、众两院的多数议席，形成连续单独执政长达38年的“五五年体制”。“五五年体制”瓦解后，自民党和公明党执政联盟长期稳定，影响着日本政治发展方向。日共为得到更多国民认可、赢得议会斗争，开始推行更加开放的革命路线方针。2003年，日本兴起“选择自民党还是民主党”的争论（“两大政党的政权选择论”）之后，国内反共逆流再次高涨。面对这些挑战，日共提出，为迎接2007年地方选举、参议院选举和总选举而尽到“真正在野党的责任”。这意味着，日共不再强调成为执政党或者参政党，而是强调立足于在野党身份发挥自身应有作用。2009年民主党执政以后，日共首次明确提出“建设性参与的反对党”的政党职能定位，强调自身并非反对整个体制，对于民主党政府实施的有利于国民的政策采取支持态度。

从2014年开始，日共强调日本进入“自共对决的时代”，在议会选举中加速推进在野党统一战线，强调通过赢得议会多数实现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目标。2014年在二十六大上，日共提出，“基于近年来在核电、TPP、消费税、和平宪法、在日美军基地等涉及国政根本问题方面的共同点，开展‘一点共斗’的政策，不断扩大与无党派人士，以及文化界人士、知识分子、宗教界人士等的共识”。为表明建立在野党统一战线的决心，日共在2017年召开二十七大时首次邀请3个在野党党首和“冲绳之风”代表参加开幕式并致辞。在2019年第二十五届众议院选举中，日共与立宪民主党等在野党共同推举候选人，最终在32个改选的“一人区”中赢得10个议席。为了赢得更多选民支持，时隔40年日共再次提出，“允许党所属议员、候补议员建立个人后援会”的政策主张。从2020年开始，日共对于在野党统一战线不再强调“是阁内合作，还是阁外合作”，而是“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最佳途径”。在2021年众议院选举、2022年参议院选举中，日共与立宪民主党实施阁外合作方式参与选举，结果两党的议席都呈现明显减少趋势。2022年迎来建党100周年，日共在总结党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再次强调进一步团结在野党的重要性，依靠统一战线推动建立在野党民主联合政府。2023年5月，最大的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党首泉健太明确表示，“下届众议院选举不会与日本共产党合作”。这势必会增加在野党统一战线未来发展的阻力。

值得注意的是，21世纪以来日共尽管实施了更加积极的在野党统一战线斗争路线，发挥自身制衡和牵制右翼政权的作用，为维护广大国民根本利益而奋斗，但依然难以有效遏制自身持续衰退趋势。自2006年1月到2023年5月，日共党员人数由40万人减少到26万人，党支部也由2.4万个减少到1.7万个，《赤旗报》读者由164万人减少到90万人，财务收入由282亿日元减少到195.9亿日元，两院议席长期维持在10～20席，难以有新突破，地方议席由3550席减少到2383席，未来还有持续衰退的趋势。党的发展陷入严重困境，未来发展挑战大于机遇。

二、近年来日本共产党发展新动态

近年来，为迎接建党100周年，日共强调以加强党的建设和在野党共斗“两个中心任务”为引领，与右翼势力展开坚决斗争，为推翻右翼政权、实现建立在野党联合政权这一目标凝心聚力。同时，日共也高度关注国际热点问题，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加强与西方左翼进步政党交流与合作，积极塑造国际政党形象。

（一）修改党纲、明确“两个中心任务”，追求建立在野党联合政权

2020年1月，日共召开二十八大，时隔十六年再次修改党纲，首次将“党的建设”作为大会决议单独提出，为迎接建党100周年提供思想指南。其中，在修改党纲方面，日共强调，20世纪殖民地体制崩溃后诞生的一百多个主权国家如今在促进世界和平、社会进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日共根据中国现状和国际形势变化删除党纲中“中国、越南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新探索国家”的内容，提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变革是过渡到未来社会的康庄大道。这是日共对21世纪以来世界形势发展变化作出的最新判断并使之上升为全党的行动纲领。日共强调，此次党纲修改“不仅丰富了党的世界形势论，还增强了党纲的生命力”。在第一决议（政治任务）方面，批评安倍内阁是“战后最糟糕的政府”，强调在野党共斗和党的建设是改变日本政治的着力点，要求终结安倍内阁、建立在野党联合政权，并提出赢得议会选举的方针政策。在第二决议（党的建设）方面，阐明当前党的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要求贯彻“支部是主角、党的建设和党势扩大是‘车之两轮’的活动、增加党员人数、党员生活三原则、开展以《赤旗报》为中心的活动、加强思想学习”等原则。在此基础上，日共提出了到建党100周年时党的近期奋斗目标，即党员人数增加30%，在2021年众议院选举、2022年参议院选举中争取赢得850万张选票，议席占有率达15%以上。

从二十八大召开到2023年5月，日共已经召开11次全国都道府县委员长会议、7次中央委员会、2次中央委员会干部会议，多措并举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八大决议和新党纲精神，为加强党的建设、在野党共斗凝心聚力。实际上，全党对“新党纲的阅读率仅达到48.1%”（2022年2月），大会决议阅读率更低。2021年众议院选举中仅获得416万张选票、9个议席（2017年选举时获得440万张、11席），2022年参议院选举所获选票数仅有361.8万张、11个议席（2019年选举时获得448万张、13席），选票数和议席数都出现下滑，选票占有率仅为6.8%左右，与二十八大设定的议会选举目标相去甚远。

（二）总结百年党史经验，加强党史学习教育

2017年在二十七大决议中，日共强调以95年党史为基础，以党纲为引领，推动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变革，到建党100周年时实现建立在野党联合政权。从2019年到2022年，日共机关刊物《学习月刊》连续刊载建党100周年的相关文章，全面阐释党百年奋斗历史的重大意义。2021年，日共经过16年酝酿重新修订、编辑的《资本论》（12册）全部出版。2022年，日共机关报《赤旗报》围绕建党100周年刊载一系列文章，日共委员长志位和夫所著的《论日本共产党百年历史和纲领》、副委员长市田忠义所著的《日本共产党的规约和党的建设教室》出版，为全党学习百年党史提供理论参考。

2022年9月17日，日共举行庆祝建党100周年活动，志位和夫委员长发表《论日本共产党百年历史和纲领》讲话，总结百年来党的经验教训，强调以党纲为思想指南建设强大共产党的重要性。其中，志位和夫强调，百年来日共始终保持三大特质：“（1）面对任何困难绝不背叛国民，不屈不挠贯彻社会进步大义；（2）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努力推进党的自我革命；（3）通过统一战线团结国民改变日本政治”，号召全党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中自觉坚持贯彻三大特质。当天，有16万人通过线上参加党的庆祝活动。会后，相关视频在YouTube平台上两个月观看量达21万次。

2022年8月，在六中全会上，日共要求全党以建党100周年纪念活动为契机加强和推进2023年统一地方选举工作，明确统一地方选举目标。同时，由于2023年4月举行地方选举，日共决定将党的二十九大推迟到2024年1月召开。11月，日共在都道府县委员长会议上强调，要以六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和纪念建党百年报告的精神为思想引领，全面推进建设强大共产党的工作。12月，日共在中央委员会常任干部会上强调，所有党支部“要将实现建党100周年作为‘特别时期’的目标而努力奋斗，深入学习六中全会精神和建党100周年精神，推动实现党员人数增加和《赤旗报》读者扩大的双重目标，促进增强党的综合实力和选举工作协调发展”。2023年1月，在七中全会上，日共委员长志位和夫强调，在党的“第二个百年”开启之年，全党要“进一步贯彻百年党史中的三大特质——不屈性、自我革命、与国民在一起”，共同开创党的辉煌历史。

（三）着力批判右翼政权内外政策，提出构建有希望的日本

无论是安倍内阁，还是菅内阁，抑或现在的岸田内阁，首相都来自自民党，都是资产阶级利益代言人，一定程度上菅内阁和岸田内阁都延续着安倍内阁的国内外政策，甚至加速推进日本政治右倾化，严重损害国民根本利益。日共对它们的批判和斗争具有一致性。日共在批判右翼政权、强调与其展开正面对决的同时，立足于维护国民根本利益提出相应提案，同时强化在野党统一战线，要求推翻右翼政权，构建和平、舒适、民主的日本。

针对安倍内阁，日共批判安倍内阁在任7年间，在宪法与和平、生活与经济、民主和人权等方面从根本上破坏了日本社会，是战后日本最糟糕的政府。比如说，推动修改宪法9条、大幅增加军费支出、建设战争国家，大幅度提高消费税、削弱社会保障、破坏雇佣制度、降低工资等做法，破坏了国民生活和日本经济。日共批评其追随美国、实施对霸权主义屈从的外交政策，以及美化侵略战争和殖民地统治历史等。针对菅内阁，日共批判菅内阁强势介入日本学术会议人事问题属于强权政治行为；新冠疫情下践行自救、共救、公救理念暴露出新自由主义特点，用谣言等攻击批评者，菅内阁表现出比安倍内阁“更具危险性、更缺乏执政能力的姿态”。在此基础上，日共以赢得议会选举为目标，基于在野党共同政治主张提出建设新日本的“五个提案”，以赢得选民的支持。

针对岸田内阁，日共批判其在新冠疫情中忽视政府责任，放任大扩军、建设战争国家、推动修改宪法9条，物价暴涨、气候危机、核电危机、性别歧视等矛盾，要求“与岸田内阁展开正面对决，通过实现和平、舒适、民主来构建充满希望的日本”。其中，针对“新资本主义”等经济政策，日共批判其为“实质上继承导致国民贫困和贫富差距扩大的安倍经济学”。针对扩军和修宪等行为，日共指出军事扩张失控是加速地区军事冲突的最危险途径，要求日本政府基于宪法9条开展和平外交，并提出助力东亚和平发展的“外交愿景”。针对岸田文雄政府为2022年7月遇刺身亡的前首相安倍晋三举行“国葬”问题，日共发起和领导游行等反对斗争，并将其批判为“违反宪法的行为”，要求保护民主主义。

（四）关注和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加强与欧洲左翼进步政党交流合作

近年来，日共高度关注国际问题，积极参与国际活动，呼吁和平解决国际问题，加强塑造自身开放国际政党形象。同时，加强和本国国情相似的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左翼进步政党交流合作，学习它们的社会主义运动经验。

一方面，高度关注国际形势，明确表明自己的原则立场。针对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日共指出，“这是新自由主义破产的结果，是以贫富差距和全球变暖为显著特征的资本主义制度性矛盾激化的恶果”，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联合起来应对新冠疫情危机。针对俄乌冲突问题，日共多次表明俄乌冲突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所导致的恶果，“要求俄罗斯立刻停止侵略行为，批判北约各国与俄罗斯军事对抗的外交政策，强调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际问题的重要性”。针对核武器问题，日共一直站在反对核武器斗争的最前列，谴责日本政府拒绝签署联合国成员国通过且在2021年1月已经生效的《禁止核武器条约》，并督促日本政府尽快签署。

另一方面，加强与欧洲左翼进步政党交流合作。2014年以来，日共确立“以欧洲为中心”的党际交往原则，强调加强与欧洲左翼进步政党的交流与合作对日本社会变革运动和世界进步运动都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日共积极与法国、葡萄牙、西班牙、德国、捷克等国家共产党及其他左翼进步政党展开交流与合作。比如说，2022年10月，日共与越南共产党以“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为题在东京举行第10次理论交流会，就“东亚和平与合作框架问题、废除核武器”等课题达成合作共识。11月，日共派代表团先后到法国、瑞典、德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等国家，与其左翼进步政党进行会谈。12月，日共参加第七届欧洲左翼政党大会。

三、日本共产党的发展前景展望

近年来，在国际上，由于资本主义大肆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全球变暖、贫富差距扩大、全球性传染病频发、局部军事冲突加剧等矛盾不断凸显；在国内，日本政府加快推进政治右倾化、推动修改宪法9条，坚持以大企业和财界为中心的经济政策，大幅提高消费税等，严重损害国民根本利益，导致国内矛盾加剧。这为日共探索国内社会主义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结合的道路提供有利机遇。并且，在探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日共坚持原则性与政策灵活性相统一，积极维护国民根本利益，通过和平议会道路开展反体制斗争并取得一定成果，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然而，当前日共发展也面临着严峻挑战。比如，日本政治右倾化、中左翼政党强势兴起等，党内发展存在僵化问题等，这导致日共出现持续衰退的发展态势。

（一）日本政治右倾化不断加强，日共生存空间遭进一步挤压

日共是日本特色最鲜明的左翼政党，一直高举科学社会主义旗帜，以推翻右翼政权、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为目标，必然会遭到右翼政权的反对和镇压。

长期以来，日本政府除了将日本新左翼视为“极左暴力集团”而加以监视和镇压之外，还将日共视为“暴力革命政党”，常常开展反共、反社会主义宣传，使广大国民不敢靠近日共，更不敢支持和加入日共。如今，在政治右倾化不断加强背景下，日共依然高举科学社会主义旗帜，继续走在反对修改和平宪法、反对核武器、反对建设战争国家的前列，必然遭到右翼政权镇压。例如，日本右翼势力加强反共、反社会主义宣传，攻击志位和夫领导下的日共为“独裁者的共产党”，将日共新党纲宣传为“脱离现实的纲领”。2022年12月6日，岸田内阁就“日本共产党的答辩书”指出，“共产党不会改变暴力革命方针”。这意味着日本政府从国家层面认定日共依然是暴力革命政党，并将以此为借口对日共实施镇压政策。日本右翼势力还加强对在野党统一战线的诋毁和瓦解，大肆宣传“在野党共斗失败论”、鼓吹“与共产党合作是在野党共斗失败的原因”等。2022年参议院选举之后，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在东京都的一次演讲中将自民党在全国32个“一人区”选举中获得胜利的原因归结为：“在野党混乱、分裂，在野党联合斗争是有限的联合。”同时，长期以来，日本政党政治中形成在两院议席中具有压倒性的“一强”优势的自民党和多个弱小在野党并存的“一强多弱”政党格局，自公政权稳定，这也导致日本最大的选民群体——无党派阶层（大约占选民的50%）倾向于支持自公政权，倡导建立在野党联合政权的日共及其他在野党的支持率普遍偏低。上述局面短期内难以出现较大改变，日共政治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的可能性很大。

（二）在野党分裂重组频繁、中左翼政党崛起，加剧日共衰退趋势

近年来，日本政党政治中自公联合执政稳定，在野党分裂重组频发且越来越弱，一些新兴中左翼政党表现出较强社会影响力，直接导致在野党之间争夺选民与支持力量的矛盾加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日共的群众基础，影响了日共的发展、壮大。

一方面，2012年民主党政权崩溃之后，一批新兴政党相继成立，之后又经过多次分裂重组，必然会加剧在野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些新兴政党包括日本维新会（2012年）、日本未来党（2012年）、立宪民主党（2020年与原国民民主党等在野党组成新立宪民主党）、希望党（2017年）、令和新选组（2019年）等。日本维新会、希望党等是非自民（党）非民主（党）的第三极势力，它们是以无党派阶层的支持为背景而成立的政党，一经成立便获得一定数量的无党派的支持并在众参两院选举中获得议席。第三极势力中实力最强的日本维新会一直批判、诋毁在野党联合斗争。在2021年的众议院选举中，日本维新会赢得15席（大阪府共19席），新立宪民主党赢得96席，令和新选组赢得3席。新兴政党的崛起及部分在野党对日共的诋毁等，势必会给日共这个传统左翼政党吸纳国民入党、争取选民支持带来巨大挑战。

另一方面，日共、日本社会民主党、日本民主党（1996年成立，2016年并入立宪民主党）、立宪民主党、令和新选组等都代表着广大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从广义上讲都属于左翼政党，它们的支持力量以工人、知识分子、青年、妇女等为主，在一些政策主张比如缩小贫富差距、争取男女平等方面与日共存在一定相似性或者基本相同。这就决定日共等传统左翼政党和立宪民主党等中左翼政党之间在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方面存在同质性的问题，必然导致争夺选民及内耗等问题。尽管自2014年来日共提倡在野党统一战线并积极付诸实践，但由于自民党、右翼媒体等对在野党联合斗争的诋毁和破坏，在野党之间历史积怨较深、在野党内部对统一战线存在异议、在野党之间互相掣肘等问题，日共倡导的在野党统一战线难以取得明显成效。比如，在2022年参议院选举中，在32个改选的“一人区”中在野党仅赢得4个席位，比上次减少6席。自实施在野党统一战线以来，虽然日共团结在野党在联合斗争中取得局部胜利，但近年来在野党联合斗争成绩惨淡，日共最为期待的在野党统一战线对国民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弱。未来，日共主导的在野党联合斗争仍面临巨大挑战。

（三）日共内部存在诸多问题，短期内难以做出改变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充分表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代化，是保证马克思主义政党鲜活生命力的前提和基础。在百年发展史中，日共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推动迎来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阶段性高潮。比如，20世纪60～80年代、90年代后半期党史上两次跃进都与理论创新密切相关。21世纪以来，日共为实现战后第三次跃进目标，制订了各项计划与具体举措，但从实践效果来看，非但未能实现跃进目标，反而呈现持续衰退趋势。这与日共党内存在诸多问题密不可分。比如，21世纪以来日共理论创新动力不足，未能形成在国内外、党内外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思想理论；党的最新决议和党纲颁布三年来，全党的阅读率偏低，党的理论魅力对广大党员及人民群众的影响力减弱；党支部的数量大幅度减少，日本政党中党支部组织最严密的优势正在丧失，在组织党员、联系群众等方面的效能大幅下降；党员老龄化加剧，吸纳青年党员困难，党的青年干部与后备力量不足，世代更替矛盾更加尖锐；党的财务收入连年下降，且多次出现财政赤字矛盾，直接制约着日共的组织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日共内部诸多问题导致党的建设效率低下、自我革命动力不足等。这也是日共近年来持续衰退的根本原因。

结语

百年来，日共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共产党组织，凭借自身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通过调整思想路线、方针政策以适应日本社会的变化、巩固自身力量，通过积极回应国内外重大事件发挥自身作用，长期致力于探索本国社会主义运动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结合的道路，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正是日共独立自主探索日本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立足于国民利益开展反对资本主义体制斗争，真正作为弱势群体利益的代言人而存在，其才能够有效抵御国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打压，历经百年“红旗不倒”。与当前世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相比，日共的综合实力、国内外影响力较大，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大的共产党组织。然而，从日共自身发展来看，近年来，尽管日共在党的建设、思想理论、内外政策、议会斗争、在野党统一战线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其依然未能扭转衰退趋势，要实现建立在野党联合政权目标更是任重道远。这也体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开展社会主义运动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作者简介]：朱旭旭，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日本左翼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谭晓军，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日本马克思主义。

[文章来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2022-202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264-2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