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共产党的现状、理论政策及面临问题

王建礼 成亚林

摘要: 苏东剧变以来，巴西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基本原则，在党的自身建设与发展上以及在对巴西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上取得了显著成就，推动了巴西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但是，巴西复杂的政党政治格局以及社会发展进程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等问题，成为巴共未来发展所面临的现实挑战。

关键词: 巴西共产党; 社会主义; 巴西式道路; 政党政治

巴西共产党 ( PCdo B，以下简称巴共) 成立于 1922 年 3 月 25 日。1985 年 7 月9 日获得合法政治地位后，党的队伍迅速扩大，1990 年有党员 9 万人，1995 年增至 20 万人，2009 年为 32 万人，其中骨干党员约 2. 5 万人，在全国 27 个州的 1703个市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截止目前，巴共党员已达 50 万人，在联邦参议院拥有 2 个席位，在联邦众议院有 15 个席位，在联邦政府占有 1 个部长 ( 体育部长) 职位，在圣保罗等 13 个州共拥有 18 个众议院席位，在各市共拥有 608 个市议会席位，是拉美地区仅次于古巴共产党的第二大共产党，也是拉美最大的非执政共产党。

在战略和策略上，巴共坚持通过和平合法的议会斗争实现党的近期目标。取得合法地位后，它与巴西劳工党建立起牢固的盟友关系并结成竞选联盟，自 2003 年以来连续三次赢得了大选胜利。在党的建设上，巴共提出要建设成为一个现代群众性政党，坚持党的工人阶级性质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并提出要在宪法范围内按照党的章程开展活动。在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上，巴共提出了 “走向社会主义的巴西式道路”，并在此理论纲领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变革计划。

苏东剧变以后，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整体上处于低潮的时期，巴共却呈现出逆势上扬的态势，这主要得益于它顺应当代世界发展的新趋向，对党的理论和策略进行了大幅度变革与调整，从而在党的建设和发展、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方面取得显著成就，推动了巴西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不过，巴西复杂的政党政治格局以及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仍是巴共未来发展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自身建设与发展成就

(一) 在组织建设上，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努力建设成为一个现代群众性政党

苏东剧变后，在很多共产党纷纷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则的情况下，巴共却仍一如既往地坚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逐步建立起一套比较严密的组织体系和比较完善的运行机制，从而实现了全党政治行动的团结和统一，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巴共强调，“民主是党内生活的根本财富……集中制确保全党政治行动必不可少的一致”; 党员是 “党的政治财富”，要注重保障党员权利，大力发展党员积极分子，并将其作为 “党的力量的基础”。巴共坚决反对党内的自发主义、宗派主义和本位主义，反对专断和个人崇拜，党内领导职位和代表职位一律实行轮换制。巴共认为: “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并将其作为与当今时代、巴西社会现实以及巴西人民斗争形势相联系的党内组织形式和模式的指导方针。” 不仅如此，它还把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作为克服党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制度保证。

巴共提出了建设成为一个现代群众性政党的目标。2004 年巴共召开了关于党的问题的全国会议，宣布自己是一个 “群众性的共产党”。2009 年党的十二大强调，要把党建设成为一个 “现代群众性共产党”。巴共认为: “国家的进步知识分子阶层在社会改革进程中，在提高劳动者和巴西人民的觉悟水平中，在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科学和技术发展进程中，在争取国家主权的斗争中，都起着突出的作用。共产党人与其一起行动，目的在于发展马克思主义。”

( 二) 在领导体制上，建立了一个团结而有感召力的领导集体，实现了党内最高权力的平稳有序过渡，稳步推进党内领导体制制度化和党员队伍年轻化

苏东剧变后，巴共及时总结自身发展的经验教训，紧密地团结在以若昂·阿马佐纳斯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不仅顶住了剧变对巴西社会主义运动的冲击，而且使党获得了新发展。阿马佐纳斯自上世纪 30 年代参加巴西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直到2002 年 5 月逝世，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理想和品质， 显示出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执着追求，因此成为国内享有盛誉和崇高威望的政治家。在 2001 年党的十大上，阿马佐纳斯主动辞去担任 40 年之久的党主席职务，由党的副主席、著名理论家雷纳托·拉贝罗接任。十大强调，新的中央领导班子继续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为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大会决定增设 3 名副主席，取消党内最高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明确规定担任党内领导职务的任期最多不得超过 18 年。巴共十大还特别指出，实现党内最高领导人新老交替、建立制度化的领导体制，是在研究中国共产党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经过长期酝酿的战略性举措，对党的发展和保持党在理论政策上的延续性具有重大意义。这表明，巴共在政治上日益成熟，也为拉美其他左翼政党变革创新树立了榜样。

在 2009 年召开的十二大上，巴共又对中央领导班子进行了新的调整，着力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和年轻化建设。大会选举 43 岁的卢西安娜·桑托斯为党的副主席，增加了中央委员会和全国政治委员会的人数，分别由原来的 81 人、23 人增加到105 人、26 人。在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中，有 10 人年龄不到 30 岁，且妇女代表占了30% 以上。在 2013 年党的十三大上，选出了由 125 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 23 人组成的全国政治委员会，拉贝罗、桑托斯再次分别当选为主席和副主席。这一系列举措表明，巴共在实现党内最高权力交接的制度化建设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加强了党的队伍的年轻化，增强了党的生机活力和创造力，为党的稳定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 三) 在政治活动方针上，着眼于巴西新的政治生态，与以劳工党为代表的左翼政党建立起牢固的政治联盟，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2005 年巴共十一大明确提出，在现阶段，革命斗争的和平方式居于主要地位，为了与时俱进地实现党的目标，必须采取 “在国家现行法律范围内开展活动” 的方针。巴共所确立的这一新方针，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基本原则，以便在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发生根本改变的前提下，采取最切实有效的策略来实现党的目标。基于这一原则，巴共在 2002、2006 和 2010 年大选中，坚持实行政党联盟策略，同以巴西劳工党为首的其他左翼政党一道，先后建立了 “人民力量联盟”、“为了巴西持续改变联盟” 等竞选联盟，与代表新自由主义势力的巴西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垄断媒体、保守的天主教势力以及外国垄断资本进行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在左翼政党的共同努力下，以巴西劳工党为首的左翼竞选联盟连续三次赢得执政权，深刻改变了巴西的政治生态，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国家发展的方向。正如拉贝罗所说，这是左翼政治力量的 “一个历史性胜利”，“标志着走向一个新时代的变革共识”。在联邦参、众两院选举中，巴共的成绩也呈现出稳步提升的态势，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与此同时，巴共在地方议会选举中也取得了显著成绩。截止目前，它在圣保罗、巴伊亚等 13 个州共获得了 18 个众议院席位; 在阿克里、亚马逊等 25 个州的470 个市共获得 608 个市议员席位。 自 2003 年以来， 先后有三位巴共人士入阁，担任卢拉政府和罗塞夫政府的体育部长，有两人曾分别担任卢拉政府的国家石油管理局主席和政府协调部部长; 2005 年 9 月至 2007 年 2 月，巴共人士雷贝洛出任联邦众议院代议长。此外，巴共人士还在阿拉戈斯、巴伊亚等 12 个州的 42 个市担任市长。

二、积极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巴西式道路

(一) 对巴西社会性质及主要矛盾的分析

巴共认为，在国际资本主义再生产模式中，巴西是一个依附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国家，面临着深刻的结构性危机。这意味着，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巴西，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中，处于不平等的、依附性的国际分工地位。巴西著名经济学家多斯桑托斯指出，“依附性经济不是可以躲过危机的简单的前资本主义经济”，恰恰相反，像巴西这样的拉美国家，“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而且不仅如此，它们的经济主体是为世界市场进行生产的”，

“这些国家作为原料和农产品出口者参与世界经济时，它们所发展的是一种市场经济，但由于种种原因，却不能发展到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特点”。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历届政府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巴西变成了大土地所有者、资产阶级垄断集团、金融投机者以及那些控制大众传媒的人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不仅使巴西深深依附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金融体系脆弱、经济不稳定、外债负担沉重，而且使社会日益被扭曲，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贫富差异越来越大，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巴共认为，现阶段巴西社会主义运动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在国际上，就是人民谋求国家主权和经济独立的诉求同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进攻之间的矛盾; 在国内，则是巴西人民追求民主、进步和社会正义的要求同国内金融垄断资本、大土地所有者以及大众媒体垄断者之间的矛盾。

( 二) 对巴西社会主义革命性质及任务的认识

巴共认为，现阶段，巴西社会主义革命正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预备阶段”，即处于为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行物质文化条件准备的阶段。这一结论实际上是对巴西革命性质的判断，即仍属于民族民主革命的范畴。在这一时期，革命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以反对新自由主义为直接目标，通过一系列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变革，逐步为社会主义革命积累物质和精神力量，彻底改变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建立一种新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从而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架起一座现实桥梁。

巴共指出，把反对新自由主义作为现阶段党的主要任务，不仅由于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使巴西社会发展深陷于结构性危机中，而且因为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在当今时代的最高表现。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具有反对帝国主义和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向度，这是因为: 在理论上，新自由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外在表现; 在实践中，新自由主义是当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和积累标准。但巴共同时还指出，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只是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进程中的 “一种手段”和 “一个中间形式”，其最终目标必然是实现社会主义，如果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不以社会主义为目标和价值取向，那么这场斗争将变得毫无意义。

( 三) 关于巴西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及社会变革计划

2009 年巴共十二大着眼于巴西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将党的奋斗目标确定为: 通过 “走向社会主义的巴西式道路”，探索适合巴西情况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此，十二大还提出了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基本纲领，以及实现这一纲领的具体变革计划。

1． 基本纲领

在政治上，建立 “人民民主共和国”。巴共认为，通过民主共和制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是唯一可能的正确道路和方法，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迈出的第一步; 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不仅要确保实行多元化的政党体制，反对大党政治，而且要积极发展参与式民主，把代议制民主和直接民主结合起来，以保障民众享有更广泛的政治权利。这样一种政治框架，将为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提供政治条件，同时它也将是一个实现了政治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国家。

在经济上，逐步建立以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为导向的混合经济体制。拉贝罗认为，社会主义只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和先进的科技创新水平基础上才能取得胜利，而市场只有经过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之后，才能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过渡。在向新社会过渡的进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原则将会被部分保留下来，因而社会主义社会所要建立的经济体制必然是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其中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公有经济、私有经济、混合经济以及不同类型的企业组织形式，如合作制，也容许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经济成分以及处于新的政治权力监管下的市场存在。拉贝罗还特别强调列宁新经济政策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战略指导意义，以及它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生产力的启示。

在思想文化上，反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捍卫和发展多元化的巴西文化。巴共认为，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已经全面而深刻地主导着巴西社会发展，要反对资本 － 帝国主义，应当首先反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2009 年巴共十二大再次强调，新自由主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反而造成了资本主义深刻、全面的制度性危机。与此同时，走向社会主义的巴西式道路必须考虑到巴西独特的文化传统。在人民争取主权和独立的历史进程中，巴西形成了三种文化形态，即美洲印第安人文化、非洲文化和葡萄牙文化。所有这些文化元素，最终汇成了巴西人民大众文化，成为巴西民族的显著特征之一。因而，要反对新自由主义，应对外国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的压力，就要捍卫巴西文化，加强巴西人民的文化认同，增强人民的文化自主性和文化创造力，这是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任务。

2． 社会变革计划

巴共提出，要通过实施 “新的国家发展计划”，凝聚起民族的、民主的、人民大众的力量，以应对巴西社会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该计划是巴共针对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预备阶段所制订的具体社会变革计划，是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景密切相关的，其本质在于反对帝国主义、大土地所有者以及那些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金融寡头、寄生的食利者，其目标是捍卫国家主权、实现社会民主化和推动社会进步。

“新的国家发展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 在政治上，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进行广泛的民主政治改革，扩大政治自由，确保民主的、多元化的政党体制。在经济上，发展新型能源产业，制定 “战略发展计划”，促进公共投资和国家对经济的强力监管; 建立先进的、可持续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大型的、可持续利用的基础设施，促进地区经济平衡发展; 保护环境，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社会发展上，解决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确保每个公民享有发展的平等权利和平等条件;进行深刻、民主的结构改革，实现劳动关系的民主化; 保护土著居民的权利，实现种族关系的和谐; 倡导宗教自由和性取向自由，保障妇女权利，实现男女平等和同工同酬。在文化发展上，加强 “国家文化体系” 建设，增加对文化产业的投入，

制定文化发展战略，确保所有公民都能享有高质量的文化服务。此外，还要对大众传媒进行民主化改革，反对垄断性的新闻媒体; 加强 “国家教育体系” 建设，把发展免费的公立教育置于优先地位，实现高等教育民主化，确保教育成为消除社会不平等的工具; 进行土地改革，消灭非生产性的大土地所有者，以家庭所有的形式、在合作制基础上重新分配土地; 加强 “统一医疗卫生体系”、 “统一社会救助体系”和 “统一公共安全体系” 建设，使每个人都能享有普遍的、基本的社会保护这一宪法权利。

三、未来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与挑战

( 一) 要彻底变革巴西社会根深蒂固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推行具有社会主义向度的社会变革，面临诸多困难和风险

巴共将反对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作为党的主要任务，力图推行具有社会主义向度的社会变革，但这不可避免地会触及新自由主义势力的利益，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力阻挠。即使在左翼政党联盟执政的条件下，彻底变革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也面临着巨大阻力。

卢拉政府执政时期，在政治经济领域推行了一系列变革措施，如政治上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和多党制，反对阶级斗争; 经济上倡导混合经济，将自由市场和国家宏观调控结合起来，以避免市场经济两极分化和国有经济集中垄断等弊端。这些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探索一条巩固民主、保障民众参与、应对多边主义以及区别于新自由主义的出路。然而，这些温和、务实的政策措施，却被国内一些极左党派视为 “向右转”。另一方面，虽然左翼政党联盟连续三次上台执政，但在一些重大决策上，却受到议会无法控制的大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跨国公司、证券机构等的控制和操纵。垄断寡头之所以能容忍左翼政党候选人当选，其原因在于，左翼联合政府几乎没有彻底改变现行游戏规则的能力和可能，如果它试图打破这种规则，不仅会遭遇重重阻力，还可能会给政府施政带来灾难性后果。

因此，无论是卢拉政府还是罗塞夫政府，一旦上台执政，都会一改往日的激进立场，转而采取一种温和、务实的折中主义和实用主义政策。正如巴共所指出的，左翼政党联盟获得执政权是巴西历史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开启了一个新的政治发展周期，但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太过深重，政府在制定和实施过渡性国家发展计划中表现出了明显的二重性，在开辟新的发展道路的同时又充满了妥协性和局限性。例如，土地改革问题长期以来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从而导致了大规模 “无地农民运动”的兴起。由于大土地所有者与工商业、金融业寡头的政治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它们凭借雄厚的资本，控制大型企业和金融部门，甚至广泛参与到国有经济部门的运作中，已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土地改革所触及的不仅仅是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还包括与其利益密切相关的其他政治集团的利益，虽然它们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失去了对国家政权的垄断地位，但它们仍能通过在政府、政党、议会、军队中的代理人及其所控制的舆论工具和行业组织，对政府决策施加强有力的影响。这一现实表明，任何激进社会变革计划在巴西都是难以顺利推行的。

由于受制于来自左、右两方面的责难和压力，巴共以及其他左翼政党只能在党内会议和文件中提出社会主义的目标和口号，而不可能将其作为国家和政府的目标，这决定了巴西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只能以一种渐进的和平方式向前推进。巴共的基本纲领和社会变革计划，也不得不立足于巴西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在现存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上部分地实现。总起来看，巴共对社会经济改革与发展所持的基本立场和政策主张，符合致力于推动民族的、民主的、人民大众的社会运动及政治组织的利益，必将成为巴西未来发展的方向。

( 二) 复杂的政党政治格局，也是巴共未来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巴西政治发展进程中，政党和政党政治具有两个明显特征: 虚弱的政党和脆弱的政党制度。在历次大选中，主要政党往往必须同其他政党结成竞选联盟，方能赢得选举胜利。例如 2010 年大选中，在联邦参议院拥有席位的政党多达 15 个，在联邦众议院拥有席位的有 16 个。所以巴共认为，随着左翼政党力量的不断增强，劳工党作为执政联盟中起主要领导作用的党，必须在领导执政联盟反对保守主义的同时，重组左派力量，提升政治联盟的能力。

在卢拉政府的两届任期内，他一直致力于推动以议会选举制度改革为重点的政治改革议程，试图改革 “列表投票法” 和 “竞选公共融资制度”。但在 2007 年，这两项改革法案均在众议院遭到否决。2010 年，罗塞夫在竞选中和当选后均表示，将继续推动这一改革议程，以改善巴西的政党政治环境，提高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改变政党组织涣散和党员忠诚度低的状况。在现行的比例代表制下，即使作为大党，如巴西民主运动党和巴西劳工党，它们在联邦参、众两院所拥有的席位也分别仅占总议席的 25% 和 17% ，这就使得数量众多的中小政党都有可能在参、众两院拥有一席之地。联邦参、众两院选举以州为选区，各州选出的议员数为 8－60 名不等，由于选商 ( 选票数与议席数之比 ) 极低， 各政党只需获得少量选票即可当选，从而使很多中小政党获得进入议会的机会。例如在圣保罗州，一个政党或政党联盟只需获得 1. 67% 的州选票，即可赢得 1 个联邦众议院席位。

比例代表制导致巴西的政党活动空前活跃，特别是随着左翼政党力量的不断上升，巴西的政党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造成传统政党同新兴左翼政党在选举中更激烈的政治竞争和对抗，导致政治竞争的成本急剧上升。正是由于这种分散化的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使各政党为应对选举及日常政治运作付出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消耗。因此，力量相对来说比较强大的政党，都极力推动以 “列表投票法”和 “竞选融资制度” 为主要内容的选举制度改革。尽管这种改革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政治民主化，减少选举中的腐败和舞弊事件，但仍在联邦参、众两院都遭遇到强大阻力。

巴共认为，一个多元化的民主体制，应该扩大和提高不同政治党派在民主政治机构中的地位，如果试图以牺牲中小政党的利益来确保大党对选举进程的控制，这实际上是在搞 “大党政治”，是对中小政党的反民主进攻; 议会选举中 5% 的 “保障条款”，对未达到这一比例的政党通过广播、电视等媒体进行竞选活动的限制，以及众议院选举实行按选区投票的原则等等，目的就是要将联邦议会中的政党数量减少到 4－5 个，由大党来控制议会选举及其运作，将其他中小政党排除在议会活动之外。“列表投票法” 不仅强化了大党的政治地位，而且使政治精英人物的地位和权势更加突出，再加上按照各政党在议会中的席位数来确定竞选经费，那么这势必会对中小政党造成沉重打击，使选举制度既丧失了 “民意” 基础，又失去了“民主”的涵义。

在 2010 年大选中，中小政党在众议院所占席位从 2006 年的 197 席上升到 275席，所占比例从 38.4% 上升到 53.6% ，占据了众议院的半壁江山。随着中小政党力量的日益壮大，改革议会选举制度的难度和阻力也势必进一步加大。因此，对于像巴共这样的中小政党来说，建立政党联盟对于提高自身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具有决定意义，是其捍卫自身政治利益的必然选择。

 

作者简介: 王建礼，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研究; 成亚林，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4 年第 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