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的对话

●特邀专家 欧阳志远 ▲本刊记者 吕 楠

［编者按］人类的生存发展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哲学的进步。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将“生态文明”写进党的行动纲领，2012 年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五位一体的高度来论述。如何理解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思想具有怎样的当代价值? 当前中国面临的生态问题有哪些特点? 如何正确看待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 应确立怎样的生态绩效观? 为了加深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本刊特约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欧阳志远教授就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人类发展史是一部不断以先进替代落后的螺旋式上升发展的社会变革史。从原始社会到当代社会，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每一次文明转型都是历史性的跃进，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又一次飞跃。相对以往的文明，请您谈谈生态文明的特点?

●文明是文化的进步状态，一部人类史就是文化进步史。“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人学会制造工具就脱离了动物界，就有了文化，文化是人类活动及其结果，与“天然”相对。过去认为，文化研究是西方的专利，其实这完全是误解。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章就叫“史前各文化阶段”，根据摩尔根的研究，他把早期文化分为“蒙昧阶段—野蛮阶段—文明阶段”，认为文明是伴随着社会分工、阶级分化的出现而出现的( 按照恩格斯的考证，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从事养殖业和种植业的人群从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 ，这是恩格斯的一大贡献。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我从横向上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四个层面，相应地把文明在横向上也分为四个层面: “物质文明—行为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按照历史线索纵向综合划分，可以得到文明的四 个 阶段: “奴隶社会 文明—封 建社 会文明—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社会主义社会文明”，这种文明形态可称为“社会文明”。

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历史阶段，得到我们熟悉的社会发展“五阶段”，它们称为“经济社会形态”。“经济社会形态”是“社会文明”的划分依据，因为文明是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出现的，所以社会文明只有四种形态。以生产力为标准划分历史阶段，生产技术是基本尺度，其结果称为“技术社会形态”，它是物质文明的划分依据。1992 年我在提出“生态产业革命”理论时指出，在任何生产技术体系中都有一类生产技术处于中心位置，中心生产技术集中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方式。以中心生产技术为基准，人类的物质生产进程可以分为“采猎业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生态产业社会”四种技术社会形态。

西方学者曾经提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这样一个三阶段论，而我经认为“信息社会”是一个误区。基本原因在于: 从理论上看，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划分标准都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方式”，其中包括“质料”、“能量”、“信息”，三个要素，孤立的“信息”不可能构成中心生产技术，在逻辑上不周延。从实际来看，信息技术虽然功能强大，但它的推进没有带来资源危机的缓解，反而使矛盾更为尖锐。所以用“生态产业社会”代之。

 

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生态产业社会”就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通过对人的活动意义进行深刻反思之后提出的物质生产变革目标。一般说来，对生态文明的理解是: 用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观点去思考问题，并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可能性，最优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前两种文明的建构主要是由人的基本需要和享受需要直接推动的，而生态文明的建构，则主要由发展需要推动，推动需要提升的是透视自身的哲学思维。

▲关于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关系，理论界有不同的解读，您对此如何理解?

●正确理解它们的关系首先要对生态文明进行正确定位。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提出以后，学界有了很多不同的解读，也因此出现了一些需要我们加以澄清的观点，其中，关于生态文明的定位是一个核心问题。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生态文明是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一体的综合文明。这个观点表面上看有一定道理，但是从理论角度看它缺乏逻辑建构性，从实践角度看也缺乏操作性。要对生态文明进行正确定位，必须正确理解“生态”的含义。

“生态”一 词，与生态学相关。“生态学( ecology) ”一词的希腊文原意为“住所的研究”。1866 年，德国动物学家 E． 海克尔首次为生态学下了一个定义: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交互关系，以及生物彼此间交互关系的学科。可见，“生态”一词的原意就是“环境”，这里的环境指自然环境。生态学经过 19 世纪下半叶的萌芽阶段后，20 世纪上半叶进入经典生态学发展阶段，它是以生物学的一个分支的面目出现的学科。这个时期，虽然一些学者例如 В． И． 维尔纳茨基和 A．利奥波德等，已经看到生态破坏的社会根源，但总的来说，学术活动的基本走向是排除人为因素，研究原生自然中生物与环境( 包括生物性环境) 之间的相互关系。到了 20 世纪下半叶，人们越来越多地看到，当今的自然已经是一个人为因素高度渗透的自然，要在排除人为因素的条件下研究生态问题，意义已经越来越小。社会需要使生态学向人类生态学的第三阶段提升。人类生态学的内容是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作为统一的复杂巨系统来看待，从人化自然的角度来研究自然界的演化。

尽管如此，就生态问题解决的实际目标来看，中心问题是要彻底变更自然资源利用方式。从文化角度观察，这种活动应当属于物质文化范畴。如前所述，文明是文化的进步状态，所以生态文明属于物质文明范畴。换一个方式推演，按照历史线索梳理，生态文明以前的文明形态只能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而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显然都是物质文明。如果无法否认这个序列，也就应该承认生态文明属于物质文明范畴，它是物质文明的新形态。

建构生态文明，首先需要调整生产技术，在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方式上实现飞跃，争取在自然界中实现自由。但是，要在自然界中实现自由，又必须以社会中的自由为手段，以意识中的自由为前提，所以它的建构必然要求在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得到响应。这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建构有相似之处，但这是一场触及根基的革命。在行为文明上要求重新布局，政治文明上要求密切跟进，精神文明上要求高度协同。

▲关于生态问题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由它产生的经贸活动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源头，对此您如何评价?

●“生态社会主义”是当代西方世界中带有浓厚社会主义色彩的绿色运动思潮，它与“生态马克思主义”密不可分。只是后者的活动重点在理论方面，而前者的活动重点则在实践方面。其基本观点如下: 资本主义制度追求的经济合理性同生态合理性要求完全不相容，这种过分追求生产带来的危机同样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最适合人类生存的制度是生态社会主义。基于发达国家对外掠夺的本性，它们也许能在本国或局部地区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但不可能解决全球生态危机问题。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重点往往局限于生产领域之内，几乎完全忽视了消费领域出现的变化，因此需要修正和超越。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让人们到生产活动中而不是到消费活动中去寻求满足。在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手段和方式上，提倡非暴力和基层民主的原则，主张依靠生态运动、女权运动、民权运动等社会运动的力量，同时也主张与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相结合。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许多生态问题的研究者只是把问题的根源漂移躲闪地归咎于“人类中心主义”，而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则撩开面纱，直指本质，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且危机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化解。这说明面对资本主义的痼疾，真正的有识之士都会选择社会主义。20 世纪70 年代初，英国历史学家 A． J． 汤因比在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说过: “在经济方面，既需要平等，也需要限制贪婪。因此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全面统制。况且，为了保卫人类尊严，我们大概不得不默认，人类的经济活动要按社会主义方式进行。”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呼声达到空前的高潮。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了深入发掘，指出了现实社会主义运动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曾经的忽视，这对于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有借鉴意义的，但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异化消费问题早在经典著作中多处论述，同时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相互制约，所以把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视为一体。异化消费不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和和生态社会主义者的创造。其次，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社会主义者从解决生态危机角度出发，提出了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其中包含着推进民主参与和改变消费目标的主张。这些看法对于现实社会主义的完善具有参考价值，但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阶段理论没有提及，所设计的社会主义具有明显的空想性，而且往往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变体。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其著作中已揭示了人类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内在联系。如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 “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强调: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您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态思想的当代价值?

●对社会的发展和自然作整体性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精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实践活动就是人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外化到客体中，使自己高于动物的类特征得到确证。劳动产品本来是劳动者本质力量的表现，但结果却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异化使得生命过程表现为生命的牺牲，对象的生产表现为对象的丧失。

共产主义是对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论述中之所以使用了“扬弃”和“复归”，是因为他认为劳动的异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有不可避免性。

劳动的异化造成人与人的对立，也必然造成人与自然的对立。对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不仅提出了自然界报复人类的警示，而且追溯了社会成因，他说: “今天的社会生产，还被未能控制的力量的意外的作用所左右，而人们所期望的目的只是作为例外才能实现，而且往往适得其反。”所以他提出，人类在物种关系方面实现了从动物界提升之后，还要在社会关系方面实现第二次提升。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 1857—1858) 》中，提出了人的个体发展的三阶段论。他认为，第一阶段的特点是人对人的依赖，第二阶段的特点是人对物的依赖，第三阶段的特点是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发展的特点是，在自然、社会、意识三个方面都实现自由。他强调只有通过第二阶段，“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

按照经典作家的设想，扬弃人的异化，需要彻底变革生产关系，建立一个“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这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之后才能过渡的更高社会形态，而由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环境决定，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具备这个条件。社会制度可以跨越，但人的发展阶段不能跨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有不可避免的异化，由此产生的生态问题是一种代价。把自然和社会视为一体，并从异化角度来分析生态问题，是迄今最为深刻的思维方式，具有严密的逻辑性。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问题是系统问题，人的需要无穷尽，生态问题也无穷尽。如果缺乏人的自律，仅依靠法律和行政手段便治不胜治。人的自律需要哲学思维，唯有对人的本质力量、对高于动物的类特征作动态考察，才能透彻认识自我和准确把握规律，从而自觉地践行生态文明。

▲自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西方工业化国家开始大规模治理工业污染，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生态质量明显改善。这是否表明资本主义是可持续的、生态资本主义是可以实现的?●西方国家污染治理的典范是英国泰晤士河的治理。泰晤士河水体的污染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进入 20 世纪后，泰晤士河水质严重恶化，50年代末，水中含氧量几乎为零，完全成为一条死河。到 20 世纪 60 年代，英国开始对泰晤士河进行大规模治理，经过 20 多年的艰苦努力，耗资 20亿英镑，终于使泰晤士河恢复了生机，但仍然是一条由高投入支撑的河流。2007 年我在巴黎参加“第二届中欧论坛”时，德国环境管理部门官员就坦陈，德国水体质量的背后都是巨资耗费，而且水质量并不容乐观，这是为一般人所不了解的。

于“生态资本主义”问题，有三点需要说明:

第一，现今发达国家的生态质量确实达到优良，同时民众的生态意识也堪称楷模，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成就，但它是有特殊条件的。著名的“库兹列茨环境曲线”显示，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 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 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该曲线大致可以描述发达国家的历史轨迹。这种高投入高享受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支配世界来换取。该模式能够支撑多久，不完全取决于发达国家的主观意愿，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一爆发，就在发达国家民众中引起了一片恐慌。“鱼”和“熊掌”是否永远兼得，很多人都在怀疑。

第二，发达国家在对待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上，态度迥异。工业化起步时，它们凭借早发优势从国外轻松获得了廉价资源和劳力，同时世界有相对充裕的环境容量，可以随意进行污染排放。当工业化达到一定阶段本国出现人口过剩和环境超荷时，又可以凭借早发优势从容地向国外转移人口和污染。到了现代，大批实体生产更是借助全球化送到国外，跨国公司在国外的生态记录劣迹斑斑，滥采、滥伐、滥捕活动一直都没有消停。随着全球经济的日益紧密交联，生态系统的整体影响正在迅速扩大，但发达国家始终不愿向落后国家进行生态补偿。如果全球环境恶化，那么几个孤立“绿洲”也在劫难逃。

第三，资本主义国家不直接等于发达国家，落后国家绝大多数是资本主义国家。19 世纪以后，随着西欧、北美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落后国家要想重走发达国家的历史道路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二战以后，一些尾随西方集团的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能够实现发展，那是受益于围堵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当然它们也抓住了历史机遇。落后国家受到的限制不仅在于人的发展阶段，还在于国际经济和政治环境的恶劣。这些外部限制，往往出自发达国家支配世界的战略。要它们改变，无异与虎谋皮。英国承认，在英国和欧盟越来越多的垃圾被运往国外倾倒，全球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由此可以想象，如何谈及“生态资本主义”?

▲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期的西方工业化国家相比，当前中国所面临的生态问题有哪些特点？

●西方工业化国家当时的生态问题主要表现为规模性工业污染。尽管 19 世纪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多处对这种问题进行了深刻论述，但由于意识形态的隔阂，一直未能受到重视。二战以后西方国家借助科技革命的成果，经济出现了一个“小阳春”，直到 1962 年 R． 卡逊在《寂静的春天( Silent Spring) 》中揭露了杀虫剂的危害，才引起公众的惊醒。她当然对环保有历史贡献，但称其为“环保运动之母”，本人不敢苟同。一开始大公司对环保运动是坚决抵制的，以后随着重大公害的陆续爆发，各国纷纷成立绿色团体，把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才迫使政府建立环保机构，通过立法来治理环境，社会也逐步开展环境教育。当时的治理方式就是对污染物进行无害化处理，这种方式的特点是高额投入资金，几乎没有回报。开始大规模治理时，美国人均 GDP 为 11000 美元，日本也超过了 4000 美元。为了保护本国环境，西方企业界把大量废物以补偿处理的方式运到国外，接着又把污染项目向国外转移。推行清洁化生产以减少废物排放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就是这样，实体生产还是不愿放在国内。

中国处在一个资源禀赋并不优越的环境当中，地质结构不稳，降水严重不均，自然灾害频繁，加上农业社会开发强度过大，荒漠扩展和水土流失一直是环境疾患。承载基数庞大而受教育程度低下的人口，环境早已不堪重负。新中国成立以后，从改造社会的角度对环境进行过整治，但后来又由于工作失误而导致环境破坏。20 世纪 70 年代初，西方国家的公害一爆发，就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关注，并按照资源综合利用的思路，采取了尽可能的防范措施。中国主导了 1972 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斯德哥尔摩会议) ”宣言的起草，把环境问题视为社会问题。

改革开放伊始，中国政府就对环境态势的严峻性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经济、环境、人口是三位一体的问题，贫困是环境破坏和人口膨胀的基本原因。要防止它们进入恶性循环，首先要推动经济增长，同时又要使这种增长不以毁灭环境为代价，这就对人的素质提出了要求。所以，经济建设—环境保护—优生优育，就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体性工作。经过 30 多年的努力，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人口状况得到大幅度改善，天然自然得到大面积修复，水体质量得到局域性提高，大气污染得到阶段性控制，但是水源短缺、土地污染问题十分突出。

西方国家当时的生态问题特点是简单性和集中性。简单，指类别主要为工业污染; 集中，指责任主要在规模性生产单位。而中国的特点则是复合性和分散性。复合，指类别多样且密切交联; 分散，是指责任主要在非规模性生产单位和个体。治理难度远超过当时的西方国家。中国虽然人均GDP 已达 5000 美元以上，但国际排序仍然落后，这不能简单按绝对数量与当时西方国家的治理门槛相比。

▲从过去几十年西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可以汲取哪些有益的经验，又应当如何规避其中存在的问题?

●值得汲取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是科学技术。发达国家在现代生态科学上起步已有一个多世纪，生态科学有深厚的积淀，发明了许多优秀的生态技术，工程设计和实施中每个细节都要考虑环境影响。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生态思想和生态知识，应该通过实事求是的评估和吸收，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建设方式。

第二是环境行为。发达国家民众把环境行为视为荣辱标准，生态保护蔚然成风。中国民众普遍把生活行为视为小节，环境影响甚至延伸到国外，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短板。无论从生态文明建设本身来看，还是从改善民族形象以增强国家软实力来看，中国民众都大有认真向发达国家学习的必要。

第三是管理制度。发达国家虽然在对外的国家行为上令人不齿，但在国内的生态管理上却细致入微，社会监督对生态管理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不能照搬西方民主，但必须认识到我们在民主和法制建设上还有很大差距。生态问题是社会问题的综合映射，它的解决可以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标尺。

第四是意识培养。发达国家从幼儿开始就进行包括家庭教育在内的生态教育，把它看做健全人格的基础。反观我们对子女的人生期盼，仅仅停留在技能培养，即使送到发达国家接受教育，也很少言及生态意识。不计代价的培养，只能使其暴殄天物。缺乏自然情感，至少不会有真正的创造能力。

需要规避的教训也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是技术冒用。技术与科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功利性。和其他技术一样，在市场经济下生态技术的发明和推广都受到强烈的利益驱动。不成熟的技术可能在某些方面有生态效益，但又可能在其他方面造成生态危害。当技术后果不明朗时轻率推向社会，就是技术冒用，在高科技时代这种风险越来越大。

第二是消费扭曲。生态保护与人体保健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但商家为了追逐利润，可以把保健标准过分提升，在绿色消费的旗号下鼓动浪费，其中以食品为甚。美国环保组织“自然资源保卫委员会”( NRDC) 2012 年 8 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每年供应链中高达四成的食物被抛弃，价值 1650 亿美元。

第三是管理越位。生态管理标准的制定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有不同要求，不能把适合本国国情的标准强加给其他国家。发达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单方制定惩罚性措施，或者对落后国家提出超越阶段的限制性要求。这类行径违背了一个规律: 生物多样性只能与文化多样性并存，属于生态帝国主义。

第四是保护偏激。野生动物保护的意义是维护生态平衡，如果把保护标准也用于畜养动物，就会走入误区。善待动物是社会文明的表现，但不能无视人们的正当需求，否则会损害环保事业的形象。排斥理性的“动物权利”论会导致宠物泛滥，甚至把大批野生动物化为宠物，这不仅破坏资源环境，还将造成疫病蔓延。

▲据资料显示，在过去 20 多年里，中国 GDP 年均增长 9． 5%，其中有 18% 是靠资源和环境的“透支”来实现的。您怎样看待其中的“得”与“失”?

●对目前的环境问题，我有三点看法: 第一，必须正视环境态势严峻; 第二，不能因此否定改革开放; 第三，对于解决问题谨慎乐观。

如前所述，落后国家的问题可以归结为经济—环境—人口的恶性循环，贫困是环境破坏的基本动因。中国的环境问题早在改革开放前就已严重存在，大片国土上童山濯濯、沙丘茫茫，许多地方农村已经不适合生存，工业城市普遍陷入废气、废水、废渣污染困境。当然，还有部分国土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保持着相对洁净，但这是一种非常脆弱的平衡，实际上当时已经在缓慢失稳。

根据自组织理论，所谓发展，就是系统进化，即从旧的稳定状态跃迁到新的稳定状态。实际上，只有突破旧的稳定，才能实现真正的稳定。在当时背景下，如果中国社会不抓住机遇加速发展，人民的生活状况得不到改善，那么社会矛盾就会激化。当社会的安定、甚至国家的主权都不能得到保障的时候，自然环境绝不可能得到有效保护。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环境学者就一再呼吁不能重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这个观点至少在中央政府是认同的。现在看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只是通过努力，才能够把破坏尽可能减小。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里约热内卢大会) ”之所以首次把国际环保最高奖授予中国，按当时的说法是，经济持续增长，但避免了环 境相 应恶化，且局 部有所改善。

20 年过去，即使当初的态势不变，问题积累至今也会发生飞跃，何况开发和消费的量和质以及管理人员的状况都在变化，增长的代价已经到了严重抵销甚至可能超过实际收益的时候。我在《最后的消费》( 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一书中说过: “没有理由认为技术进步会有极限，但任何无限总是通过无数有限来体现的，一旦对世界的破坏超过彼时修复所能达到的力度，很难完全保证不会出现历史的断层。”现在看来这个结论并非妄言。

今天来盘点这段历史时不妨问: 我们得到了什么? 按照马克思关于个体发展的“三阶段”论来回答: 能力。他说: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人的个体发展必过“卡夫丁峡谷”，我们可以谴责这里物欲膨胀、道德沦落、环境破坏，但无法否认人的独立性和应对力前所未有。资金链属于外在能力，应对力属于内在能力，所谓能力主要指后者。

马克思说过，留恋原始的丰富和相信完全的空虚，都是可笑的。走出峡谷，需要看到尽头，这就是理想; 走好峡谷，需要看清道路，这就是理念。面对严峻的生态危机必须倾力应对，否则会迷失在峡谷的雾霾当中。

▲2003 年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2007 年十七大报告首次将“生态文明”写进党的行动纲领，2012 年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五位一体的高度来论述。应如何理解生态文明与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联系?

●科学发展观的要点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全面，就是要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加快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形成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彼此促进的格局; 协调，就是兼顾城乡之间的发展、区域之间的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使其达到良性互动; 持续，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人口生育、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社会走上生产强劲、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可持续发展概念得到了科学的提升和全面的充实，成为方向明确、步骤明晰的行动纲领。从生态文明建设角度来把握科学发展观有三点进展:

首先，生态文明建设使科学发展的内涵得到更加明晰的表达。科学发展观是针对于违反客观规律的“发展”而提出的发展观，违反客观规律最基本的表现是违反自然规律的表现。自然规律有多个层次，最高层次是生态学规律。违反具体科学规律会在现期和浅层受到惩罚，受害一般在局部，这种影响容易引起关注; 而违反生态学规律会在长期和深层受到惩罚，受害往往在全局，但这种影响容易遭致掩盖。以生态文明角度来观察发展是否科学，能够把代表社会最根本利益的生态保护问题放到显著位置，防止科学发展观受到有意无意的曲解。

其次，生态文明建设是对科学发展的必要完善。二战以后关于发展的许多理论，都把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作为发展的核心。20 世纪 70年代以后西方学者又推出了一个“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三阶段论，尽管它无论从逻辑上看还是从实际上看都不能成立，但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难以估量。90 年代以后，建设生态文明的呼声在国际学界渐强，但人们并不清楚它到底是一时的策略还是根本的方向。在国家层面上把生态文明建设列为社会发展目标，这就在客观上确立了一个科学的发展序列: 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再次，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把科学发展落实到基层。有人就有文化，但未必就有文明。文明总是与科学的开化和道德的进步息息相关，与蒙昧和野蛮相对。在当代社会，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就必须体现文明程度。走向生态文明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没有生态文明就得不到尊重，也就无从谈及地位。从生态文明高度来谈论发展有素质区分性和内在约束力，特别是对个人行为有内在约束力，因为人格品位和个人发展的关系越来越明显。把生态文明与发展性质结合，可以促使人们的思考尽量远离蒙昧和野蛮，这就有利于让发展真正达到科学。

▲十八大报告首次将“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显然，伟大的“中国梦”离不开“美丽中国”。应如何把握“美丽中国”的内涵?

●“美丽中国”不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也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为了把握它，需要先从哲学上说明美的意义。一个健康的心理，应当包括对真、善、美三个方面的追求。

真表现的是主客体在观念形态上的统一。从性质上看，它属于认识问题，是主体对客体的本质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其根本点在于主观符合客观。真是主体实现自由的基础。

善表现的是主客体在实在形态上的统一。从性质上看，它属于价值问题，是主体通过改造客体使主体的理想通过物质手段向现实性的转化，其根本点在于客体符合主体的目的。普遍的善须以真为前提，善是主体自由度的提升。

美表现的是主客体在观念形态和实在形态统一中实现的主体，与表现在对象化的客体中的自身本质的统一。从性质上看，它属于体验问题，其根本点在于客体与主体协调。美是真和善的综合与升华，是主体最接近自由的境界。

美属于关系范畴，它是由主客体之间的具体关系来确定的。作为美的主客体关系必须符合客观规律，同时必须符合主体目的，才能使主体和客体协调。所以，美丽中国的内涵是: 主体与客体协调的中国。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 第一阶段，“实践检验”追求的是真; 第二阶段，“和谐社会”追求的是善; 第三阶段，“美丽中国”追求的是美。今天提出追求美，并不意味着真和善的完全解决，而是意味着从更高层次来观察和处理真和善的问题。

美表现的是主客体在观念形态和实在形态统一中实现的主体，与表现在对象化的客体中的自身本质的统一。从性质上看，它属于体验问题，其根本点在于客体与主体协调。美是真和善的综合与升华，是主体最接近自由的境界。

美属于关系范畴，它是由主客体之间的具体关系来确定的。作为美的主客体关系必须符合客观规律，同时必须符合主体目的，才能使主体和客体协调。所以，美丽中国的内涵是: 主体与客体协调的中国。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 第一阶段，“实践检验”追求的是真; 第二阶段，“和谐社会”追求的是善; 第三阶段，“美丽中国”追求的是美。今天提出追求美，并不意味着真和善的完全解决，而是意味着从更高层次来观察和处理真和善的问题。

科学以真为鹄的，但缺乏美感就很难得到发现。A． 爱因斯坦一生追求宇宙统一的和谐美，老一辈中国科学家大都具备美学修养。中国目前原创成果太少，学者的美感不足是一个重大原因。伦理以善为鹄的，但缺乏美感就很难维持规范。

毕达哥拉斯主张用数学和音乐塑造人格，中国自古就把“礼”和“乐”视为一体。目前中国民众举止过微，社会的美感不足是一个重大原因。

建设美丽中国，中心是培养美感。美要以真与善为基础，但不是它们的简单叠加。产生美感，先要满足基本需要，然而美感并不是随物质消费水平自然提升的。许多投入巨大的“生态建设”成为败笔的原因在于，或者违背了自然规律，或者违背了社会规律，违背两者之一都不美; 有的两者都不违背，但由于不协调，只能称俗而不能称美。美感缺乏的社会，资金再多也是发展不足的社会。

美感培育，自然美是突破口。在美的载体中，自然风光最容易引起审美主体的认同，这是因为自然环境首先在生理层次上能直接引起人的愉悦，也就最容易激发人的美感。自然美的熏陶，关键在首先培育主事者的美感，使其能够发现自然美、尊重自然美、护佑自然美，宣扬自然美。建设生态美丽中国，不仅是为社会提供生态屏障的需要，也是提升民族素质以实现中国梦的需要。

▲建设生态文明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理念、模式及道路调整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我注意到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一个新概念———“绿色发展”。“发展”本身就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概念，经济增长并不等于发展，发展是社会的内质性进步，把发展理解为获得“更多”，这只能说是欲望放纵。尽管实现无穷积累的梦想只是虚幻的海市蜃楼，但它毕竟是一个诱人的目标，所以才对真正的“发展”加了一系列定语，从而产生了“人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这样的概念。“人的全面发展”指人在自然、社会和思维中实现真正的自由，所谓“自由”是指为所当为而不是为所欲为。“可持续发展”从时间上看是代际平等的发展，从空间上看是代内平等的发展，两者互为补充，本质是现代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 世纪 70 年代初。周恩来在中国现代生态文明建设上，可谓放眼世界第一人。从 1972 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到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属于觉悟起步阶段; 从 1992 年到 2012 年，属于发动提升阶段; 从现在开始，行将进入渗透拓展阶段。用“绿色发展”标志生态文明建设第三阶段，对“绿色”概念要有准确的解读。

绿色光谱位于可见光的中间部分，尽管它在某种宗教和政治环境中被赋予过特定含义，但对世界绝大多数人来说，其宁静与蓬勃则是共同感受。我们曾经用“和平崛起”表达国家的复兴，结果被人恶意歪曲。后来又用“和平发展”进行表达，但似乎并未尽意。“绿色发展”指的是自然与社会的协同发展，无论从实际目标还是从外部形象看，这种表达都更为准确，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表达。

古代中国从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各个方面来看，都是典型的“绿色发展”，这种发展到近代之所以被中断，既有外在因素，也有内在因素。今天中国的“绿色发展”会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以“可持续发展”为号召，并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把当今世界追求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和谐发展的共同愿望，鲜明地写上自己的旗帜。当然生态文明建设的前两个阶段也属于绿色发展，但无疑在深度渗透和从广度拓展方面，都还有相当大的努力空间。只有让生态文明建设真正融入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才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绿色发展。

民主革命以来，我们一直都把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但是到底什么才叫“繁荣富强”，为此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探索，到今天可以说已经明朗。“繁荣”本来就是从生态领域移植到社会领域的，现在把它作整体理解是实至名归。所谓“繁荣”是指整个生态—社会系统的兴旺，没有繁荣就没有富强。只有通过绿色发展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富强，实现“中国梦”。

▲中国的城镇化规模之大为人类历史所未有。过去的十年，中国城镇化率突破 50% ，曾经“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乡土中国，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记忆。请问城镇化对生态建设有什么影响?

●首先，城镇化肯定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有利于资源节约。系统科学证明，单个事物通过相互协同的相干作用，在整体功能上会产生新质。城镇化可以促进农业生产的组织性提高，资源利用方式得到优化，结果是资源的总浪费减少而总收益增加，也使个体收益比孤立状态收益较大。生态问题的产生主要来自资源利用的低效和无效，规模性生产有利于防止生产性废物对农村环境的侵害，也有利于减缓生产资料的消耗。

第二，有利于景观建设。中国农村有依附于传统农业的优美景观，但是在工业化大潮的冲击下，这种景观正在被无意识的个体行为破碎。废物的扩散造成土地普遍污染，民居的扩建带来村落普遍混乱。分散农户的自发行为是很难进行管理的，只有进行城镇化的集约建设才能实现复归。成功的城镇化设计和建设，既能满足享受工业文明成果的物质需要，也能满足追求农业文明景观的精神需要。

第三，有利于文化提升。国际社会早就提出，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相互依存。十年前我在《“上帝”的陶杯》( 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一书中，对这个命题进行了详细论证。由于城乡经济生活的反差，农村青年纷纷离乡务工，乡土文化由于后继无人正面临消失。中国民间有浓郁的乡土情结，城镇化建设的推进有利于吸引离乡人员复归。规模聚落能够促进信息交流，使文化得以传承和创新。

其次，城镇化必须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这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重心下移。“城镇化”这个名称是经过反复讨论确定的，之所以没有采用“城市化”，是

因为充分考虑到小城镇建设的意义。随着环境和人口的变化，生物性产品的地位不断上升，同时人回归自然的愿望也日益强烈，所以我认为“城镇化”的含义应该是聚落的相对集约化，主要依托生物性产业自然推进。如果进入城镇的人员无业可就，将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重点应当放在小城镇。

第二，因地制宜。中国幅员辽阔、产业复杂、文化多样，城镇化要充分尊重传统。中国许多城市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丧失原有风貌，没有特色的城市是缺乏生机的。如果今后城镇化再用标准模式进行同构，对经济和生态都会产生更大不利。要充分考虑城镇建设特别是小城镇建设与自然景观的协调，过度建设称为破坏性建设。要全面听取专家和住民意见，没有反对意见的方案，不宜立即采纳。

第三，循序渐进。西方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三大差别”的消灭视为共产主义目标，认为要经过漫长的历史阶段。虽然经典著作的结论不能机械套用，但从历史经验看，有一个长期准备并非完全无益，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过程必须充分考虑。首先，产业体系需要建构; 其次，建设资金需要筹措; 再次，农民转变需要工作。宜集中优势，逐点完善。欲速反而不达。

▲十八大报告中提到，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而且要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您怎样理解这个理念和方针?

●人具有自然和社会两种属性，其中自然属性是基本属性。人在自然面前既有能动的一面，又有被动的一面，这才是真实状况。基于此，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态度应该是“顺应”。过去很长时间内，一直把“顺应”一词按“适应”意义来理解，认为这种主张是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忽视，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在农业社会以前人还只能被动顺应。到了农业社会，这种被动状况开始改观。历史上第一个完整论述人与自然关系的是中国学者荀况，他说: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制天命而用之”。其意义是只有掌握规律、因势利导，才能真正实现主动。但在农业社会总体说还属于摸索顺应; 而到工业社会，又从摸索顺应过渡到盲目改造。后来当人类在相当领域实现自由时，发现又在相当领域越来越不自由。今天人类的强大，应该在于掌握了强大的自然力而又自觉顺应自然。这需要充分吸收农业社会顺应自然的智慧，但又比农业社会的顺应层次更高。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复归。

我在 2004 年从哲学角度提出“节约型经济”理论，这个理论后来在《天富论》( 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 一书中得到进一步完善。我认为，国外提出的“知识经济”、“循环 经济”、“低碳经济”，都不准确。“知识经济”是由“信息社会”派生的“概念”，本质上是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当然有作用，但不能作为转型目标，金融危机发生后对此毋庸赘述。“循环经济”的“循环”只能涵盖部分物质材料，还有相当部分很难循环或无法循环。任何物质材料的循环都要消耗能源，地球上的各种能量使用后都以热的形式向太空散发。按照热力学第一定律，这些能量在宇宙中可以循环，但循环在地球系统内无法实现，后者服从热力学第二定律。所以“循环”可以作为一种技术手段，但不能作为转型目标。“低碳经济”以碳排放的控制来作为转型目标，在一定范围内有积极意义，但把属于复杂巨系统的生态问题归结为单因素问题，显然走入了以偏概全的误区。同时，碳元素是大量存在于自然和社会中的基本元素，以“低碳”来要求经济，在学理上是否会产生歧义? 有人甚至提出将来要建立“无碳经济”，这更是无稽之谈。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以“节约型经济”作为经济转型目标比较适宜。

资源节约问题早有大量议论，但这是与以上模式撇清的系统理论。它含有生产的集约化即资源充分利用、再生利用的意义，同时还有适度、明智地消费的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资源循环，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循环。它不反对享受，但是反对滥用。这是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理念的最佳模式，它使开发与保护实现内在交融，自然恢复是最低代价的恢复即节约型恢复。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提到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时也提出要“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生态产品”概念的首次提出体现了党对人民群众对生态需求的积极回应。如何理解和满足这种需求?

●“生态产品”的本意指不影响生态平衡的产品，但目前很多人的理解是指在天然环境下的产品，这种理解有很大的局限性。地球系统内有三种自然: 天然自然、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天然自然指原生自然，由于人类活动的深度和广度空前增大，纯粹天然已经无存，自然保护区的环境也只能是近原生自然，大量环境属于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环境。人化自然是自然再生产能力尚存的人类活动场所，包括农、林、牧、渔业生产场所及绿地; 人工自然指丧失自然形态的物品和丧失自然再生产能力的人类活动场所，包括工业产品及其组合。

从生态学的发展史看，“生态”本义是“生物的住所”，当生态学发展到人类生态学后，“生态”的含义就变为相对于人类的客体，即人类周边的环境。“生态产品”的实际意义是贴近天然以有益健康的产品，有益包括满足基本需要和享受需要。按贴近天然的程度，可分为卫生型、土生型、原生型，以卫生为前提。

卫生型产品是保障性产品，包括人居环境和食品、药品及用品，本质是受控性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生产目的是满足民众的基本需要，提供方式分为社会公用型和大众商品型。发展经济不可能不影响人居环境质量，但应当控制在健康允许的范围内。而食品、药品和用品的无害性，则必须严格按照标准控制。所谓“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重点要放在这里。

土生型产品是返璞性产品，包括传统工艺品、传统农产品、传统乡村游等，本质是原生气息浓郁的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生产目的是满足恬淡性享受自然的需要，提供方式为特殊商品型。土生型产品的生产一般不需要工业要素的投入，可以充分发挥本地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作用，有效避免污染项目对乡村环境的破坏，还有利于文化传统保存，应当在后发地区力推。

 

原生型产品是归真性产品，包括纯粹天然产品、驯化野化产品、生态旅游项目等，本质是近原生自然。生产目的是满足奢侈性享受自然的需要，提供方式为高阶商品型。原生型产品的生产对天然生态系统有直接影响，稍有不慎就会产生严重破坏，所以其管理要求极高、管理难度极大。在自然保护区外围区域，为了改善当地住民的经济状况，可以有限制地开展。

 

随着工业社会负面作用的加剧和民众需要层次的提升，生态产品消费日益高涨，这种消费俗称“绿色消费”。绿色消费的兴起推动了生态文明建设，但是也出现了误区，把“绿色消费”扭曲为“消费绿色”，带来更大破坏。回归自然的要义在于从精神境界上回归自然，而不只是在物质消费上回归自然。如果把它简单理解为单纯的物质消费，这就不是人的类行为，其后果可能超过动物。

▲党的十七大作出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战略部署后，生态文明建设迎来了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机遇。如何抓住机遇推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对于作为制度和政策的制定者及执行者的各级领导干部来说，责任更为重大。那么如何将生态建设纳入地方政府的绩效管理，应当确立怎样的生态绩效观?

●第一，刚健有为。《周易》说: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生态哲学主张物尽其利。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取得绩效的关键在于能否把现有资源用到极致。甘肃是典型的干旱省份，政府尽可能理顺了生态保护者和受益者的利益关系，以明显不足的资金，对极其有限的水量降落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涵养和收集，对极其严重的水量耗散进行了最大限度的管理和控制。结果成功建构了一个生态型产业系统，其中微型水库工程和绿洲恢复工程为全国瞩目。2007 年四川省政府从产猪大省和产麦小省的实际出发，果断地将小麦政策性保险资金转投生猪保险，建立了生猪死亡理赔和无害化处理监管联结机制。尽管当时受资金限制未能实现养殖业全方位覆盖，但在可能范围内防止了环境和食品污染。2013 年华东“万猪投江”事件发生，这个机制得到凸显并被国家进一步完善。

第二，厚德载物。《周易》说: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生态建设是一个慢效益工程，为政者需要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持之以恒地工作才会取得绩效。如果说，“刚健有为”推崇的是“进”而“立业”，那么“厚德载物”推崇的则是“退”而“立人”，两者相互补充。职务高低当然关乎社会地位，但随着民主意识的提升，人们越来越看重的是精神境界。在青藏高原不少地方，适度采用工业化因子进行了高层次的生态化建设。这个绩效不能完全归结于宗教情结，因为宗教情结最多只能维系低层次的平衡，关键力量是忠诚事业的大批基层干部。包括援藏干部的许多人已经把生态建设视为整个生命，在他们面前作任何名利揣度都只会令自己蒙羞。反观许多地方，环境保护不是失于条件而是失于欲望。如果“政绩”之下是一片污秽，那么不管怎样跻身高位也无光辉可言。

第三，和实生物。《国语》记载西周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里道出了生态学的一个基本原理: 各个物种通过正负两种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有机系统，缺乏合作和缺乏竞争都会导致系统失衡而衰败。在社会中也存在类似机制。生态建设取得绩效的关键是要让各种成员广泛参与，在保护长远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要尽量允许它们获取不同利益和表达不同意见。弱势物种和弱势群体分别是自然和社会的短板，它们的安全并存是自然和社会稳定的底线。政府消费得到有效控制，是经济系统达到节约的必要条件; 生产资料得到高效利用、公众消费得到理性引导，是经济系统达到节约的充分条件。我把精神性消费称为“软消费”，只有在硬消费达到一定程度时，软消费才能自然萌发和自然引导。软消费成为公众的主导性消费，是资源消耗最小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平衡点。

 

 

［作者简介］欧阳志远，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双月刊) 2013 年第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