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的发展困境及前景展望——基于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与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比较分析

【摘要】苏东剧变后，欧洲左翼力量整体衰退，陷入低潮。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和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是苏东剧变后仅有的两个有过执政经历的欧洲激进左翼政党。虽同为激进左翼政党，二者在意识形态、组织结构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执政历程和执政风格迥异，最终却殊途同归：一旦进入政府，两党都选择了服从或妥协于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治理逻辑。在相似的文化背景和政治环境之下，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和希腊激进左翼联盟面临的执政挑战很大程度上是整个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发展困境的缩影。面对右翼民粹政党的进攻性崛起、左翼政党的分裂内耗，欧洲激进左翼政党总体表现不佳，在欧洲政坛中尚处于边缘地位，能否把握机遇加强自身建设、提出新的引领性理念关系到其未来的发展成败。

【关键词】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政府参与

苏东剧变后，欧洲激进左翼政党适时进行理论调整和变革，越来越多的激进左翼政党选择把参与政府作为一种手段来影响政府决策，由国家政权的局外人向局内人转变。在政党政治条件下，政党通过执掌国家权力将本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通过执政行为将本阶级的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紧密联系起来，来实践党的政治理念、基本纲领和奋斗目标。

欧洲激进左翼政党何以上台执政？它们的成功是偶然还是必然？执政表现如何？未来发展前景如何？本文选取老牌的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和新兴的希腊激进左翼联盟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由于广泛的经济危机，塞浦路斯和希腊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动荡；其次，双方均属于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家族，两党在文化上是相似的，比如语言和宗教，并且在政党发展模式和政党组织结构上具有相似的特点；最后，两党无疑是目前欧洲最成功的激进左翼政党，均成为过执政党。将上述两党置于欧洲激进左翼政党政治的背景之下，对二者的执政之路进行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剖析当前欧洲激进左翼政党面临的发展困境，对于进一步探索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的执政潜力和未来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通往权力之路：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和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执政探索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随着欧债危机的蔓延，欧洲政坛的左右翼力量对比呈现出复杂的钟摆局面。总体上看，经过短暂的复苏后，左翼力量颓势明显，议会选举频频遭遇挫折，右翼势力强势崛起。老牌的共产主义政党——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和新兴的激进左翼力量——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成功上台执政，是欧洲激进左翼力量暂时回暖的标志性事件和里程碑。

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创立于1941年4月14日，前身是成立于1926年的塞浦路斯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将自己定义为不断革新的、始终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追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党。自成立以来，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一方面积极投身于塞浦路斯人民的反帝反殖民斗争运动之中，另一方面积极参与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根据该党在不同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成就，其执政之路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成立初期至苏东剧变。从20世纪60、70年代塞浦路斯独立开始，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一直积极参加选举，虽几经波折，但表现不俗，总体呈现稳步上升的状态。1959年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恢复合法地位，当即在议会选举获得5个议席；1976年，该党与国家民主联盟、民主阵线组成竞选联盟，共获得69.5%的选票；1981年和1985年，该党在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分别为32.8%、27.4%。至此，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逐渐发展成为塞浦路斯政坛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第二个阶段，从苏东剧变至2008年经济危机。苏东剧变前夕，时任领导人西基斯·帕帕约诺的去世引发了党内关于继承问题的派系斗争。但是，自1989年以来，世界秩序和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领导层的变化并没有破坏该党的稳定。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成为少数未受这场风波波及的政党之一，参加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的成绩十分亮眼，甚至呈现出逆流而上的趋势。在4月22日的全体会议上，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中央委员会选举该党正统马克思主义派别的迪米特里斯·克里斯·托菲亚斯为其总书记，保证了该党组织结构的稳定及意识形态、政策上的连贯性。虽然可能会流失大量传统的左翼选民，但新任领导人的风格和温和立场也使其获得了更多塞浦路斯人的信任。1991年的议会选举中，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获得了30.6%的选票和18个议席，成为议会第二大党，总书记克里斯·托菲亚斯当选为议会议员，并在随后的1996年议会选举中成功连任。在2001年议会选举中，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获得34.7%的选票和20个议席，一举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克里斯·托菲亚斯成功当选为议会议长。2003年，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在总统选举中收获颇丰。同其他三党组成的联盟赢得大选，获得5个部长职位，开始参政。2006年的议会选举中，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的得票率下降了3%，但因其主要对手民主党的选举表现不佳，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保持住了优势地位。2008年的总统选举中，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选择支持自己的候选人，即时任总书记克里斯·托菲亚斯在第二轮选举中以53.3%的得票率成功当选，至此，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取得历史性突破，正式成为执政党。在2011年的议会选举和2013年的总统选举中，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接连失利，得票率持续下降，再次败选沦为在野党，丧失执政地位。

与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近百年的历史相比，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则年轻得多。在其不算很长的发展史中，激进左翼联盟完成了从竞选联盟到独立政党的身份转型，实现了从在野党到执政党的身份转变。作为希腊激进左翼力量中的后起之秀，激进左翼联盟由希腊共产党分裂而来，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动荡多变的政治格局中实现选举的重要突破，改写了激进左翼的历史。二战后，受苏联局势和国内斗争影响，希共党内在政治方向和思想路线等方面发生严重分歧，导致了1968年的分裂危机。流亡海外派继承了希共的名称和政治路线，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而激进左翼联盟的前身——希共（国内派）选择了欧洲共产主义作为其意识形态。1974年希腊公投废除君主制，实行民主政体后，希腊的民主化进程开始步入正轨，正式开启了由中左翼的泛希腊社会运动党和中右翼的新民主党轮流执政的政治局面。夹缝中生存的希腊共产党和希腊共产党（国内派）为谋求一席之地，尽可能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一度放下争议，合作组建选举联盟——“左翼与进步联盟”。因选举表现不尽如意及受苏东剧变的影响，希腊共产党内就党的发展路线问题产生分歧，两党的合作因此终止且关系逐渐恶化。左翼与进步联盟审时度势的调整了理论主张，广泛吸纳“新左翼”元素，意识形态趋向多元化。以其为核心，包含生态社会主义、托派组织等新左翼力量的选举联盟——希腊激进左翼联盟于2004年应运而生。激进左翼联盟的成立，“是工人运动、全球正义运动联合各种批判左翼政治力量和思潮进行组织重构的结果”。然而随后的几年，激进左翼联盟的选举成绩并不突出，多次大选的得票率均低于5%。22008年的经济危机对希腊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也因此重塑了原本相对平和的政治生态。在此背景下，激进左翼联盟把握了有利的政治条件，顺应民意高调提出反紧缩、反建制等口号，得票率大幅上升，一跃成为2012年大选中“黑马”，从议会第五大党上升为第二大党，开始在希腊政坛中崭露头角。乘着这股“东风”，激进左翼联盟顺势而起。2015年议会大选中继续高举反紧缩大旗，获得了36%的选票，以微弱优势打败新民主党，顺利成为执政党，与右翼党派独立希腊人党组建联合政府。2019年大选中，激进左翼联盟获得31.53%的得票率，未能赢过新民主党，失去了执政党的位置。

二、幻想的破灭：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的发展困境透视

历史经验表明，危机和机遇总是相辅相成、相伴而生的。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边缘性的左翼政党都面临着类似的政治社会背景。一方面是主流政党的弱化和执政能力的下降。另一方面是“中产阶级危机”使西方民主社会深陷囹圄。对于欧洲激进左翼政党来说，经济危机本应该是它们发展的天赐良机，借此机会顺势而起。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欧洲激进左翼力量总体上不升反降，并未获得预期中的“政治红利”。仅有的两个“例外”执政的政党——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和希腊激进左翼联盟上台后也表现不佳，无法长期保持执政地位，难以有所作为。这一看似矛盾的政治图景实则是欧洲激进左翼政党长期发展困境的现实映射。

（一）外部的信任危机：社会治理能力欠缺，政党竞争发展空间受限

同大多数不具备执政经历的欧洲激进左翼政党一样，执政后的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和希腊激进左翼联盟逐渐暴露出其在国家治理方面经验不足的短板。两党的执政经历表明，尽管欧洲激进左翼政党越来越热衷于参与政府，但其在政府中的实际影响力微乎其微，在政党竞争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

1.政策趋同，无法提出合理的替代性方案

激进左翼政党的执政表现似乎与其他意识形态的政党的表现极为相似，身份标识模糊不清。用于研究主流政党家族的传统政治学工具也适用于对它们的研究。激进左翼只能在任期内进行适度改革，比如逐步增加社会福利和就业福利，稀释私有化和市场化以及增加政府补贴，几乎没有对新自由主义的“激进”重构。即使如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和希腊激进左翼联盟这样的少数激进左翼在政府中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也没有进行任何超出其短期政府参与范围的机构性改革。以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为例，克里斯·托菲亚斯当选时的口号是公正解决塞浦路斯和社会公平问题，但是，在他的任期内并没有实现这一诺言。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只有实现塞浦路斯的完全统一以及欧洲其他国家放弃资本主义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在塞浦路斯实现社会制度的彻底转变。从这个角度看，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的执政目标是失败的。同样，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提出其战略目标是在希腊和欧洲建立“21世纪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和民主基础上实现整个欧洲的激进社会转型，但这种社会主义既无具体制度设计和特定内容架构，也不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只是一个吸引眼球的口号而已。可以看出，一旦进入政府掌握了公共权力，激进左翼政党理论上虽完成了从在野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但实践上都服从或妥协于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治理逻辑，都选择“管理资本主义”，无法推行其替代方案，最终在政治上迷失了方向。

2.选民基础流失，政治影响力下降，与主流政党的博弈仍处于弱势地位

对于政党来说，选民的信任和支持关系到政党发展的成败。然而，近年来不论是已经执政过的还是仍在努力获取执政地位的欧洲激进左翼政党，普遍面临着选民基础流失的困境。社会阶级结构的分化，选民基础的流失，促使欧洲激进左翼政党不得不制定以选票为导向的竞选策略。兑现选举承诺的能力直接关系到能否获得选民的认同和选票的流向。另一方面，由于竞选策略导致的“立场偏离”，使得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的身份边界愈发模糊，逐渐消解了传统核心选民的阶级基础和阶级意识，从而陷入了支持率愈来愈低，在政坛逐渐边缘化的困境和怪圈。在过去的五年间，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任期内直接面临着全球金融危机的考验。尽管国内银行业几乎没受到它的影响，但依赖于外国资金流入的旅游业和建筑业收入都大幅下滑。政府为此投入了3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5%。其中5100万美元用作了旅游业的补贴，2.45亿美元用于政府建设项目，主要是社会住房和低收入家庭的贷款。这些措施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刺激经济的恢复，另一方面为居民提供低成本的住房。由于地理条件制约和历史遗留，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在任期内还面临着解决居民缺水和克服教育方面民族主义倾向的问题。此外，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任期内制定了到2012年消除塞浦路斯贫困的目标。同时，考虑重组卫生部门，以提高公共保健的质量，但并没有为此制定任何具体的计划。另一个问题也给克里斯·托菲亚斯的总统任期蒙上了阴影。2011年7月11日，塞浦路斯一个海军基地不当储存的约100箱弹药发生灾难性爆炸，造成13人死亡，损失估计占塞浦路斯国内生产总值的10%，该国被迫请求欧盟的援助。在准备选举的时候，对爆炸事件的调查甚至牵连到总统，克里斯·托菲亚斯被迫退出竞选，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的重要盟友民主党和社会民主运动党也相继与之决裂。一系列内忧外患导致的后果是，党和政府的信誉受到严重损害。在2013年大选之时，25%的选区投票反对党选定的候选人。2014年欧洲选举和2016年的全国选举数据均出现下滑。2014年，该党得票率为26.98%，与2009年34.9%的得票率相比下降了近8%。在2016年的全国大选中，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的得票率仅为25.67%，比2011年下降了7%，为该党参加选举以来的历史低点。此外，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的党员人数也出现了大幅下滑。执政5年间，该党失去了大约42000名选民。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崛起，是希腊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背景下民众逆反心理的产物，从当选之日起就被寄予厚望。然而，希腊激进左翼联盟任期内，在改善就业、应对经济低迷、民众焦虑等问题上表现乏力，逐渐失去民众的信任。2015年1月议会选举后，在激进左翼联盟—独立希腊人党联盟政府的第一个短期任期内，支持和反对备忘录的阵营间的分化达到顶点。在希腊民众看来，财政紧缩政策将抑制经济增长，工资、养老金的削减和增税等措施增加了生活负担。与此同时，激进左翼联盟政府未能履行削减军费开支的承诺，进一步削弱了该党的政策议程。2015年，军队的支出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高达2.4%。尽管希腊经济在大衰退期间已经崩溃，国内生产总值从2008年的3550亿美元下降到2014年的2380亿美元（损失了三分之一），希腊军方几乎没有被削减，甚至在2014年将预算增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0.1%。人们未能感受到紧缩政策的正面效应，反而感到生活水平的持续恶化，最终导致对执政精英的愤怒。

（二）内部的信仰危机：理论路线摇摆不定，党内分歧斗争不断

政党内部意识形态分歧加剧，由此引发的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摇摆不定成为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发展的又一大考验。

1.对待资本主义和欧盟的态度

从党的角色定位来看，欧洲激进左翼政党拥有反资本主义的共同身份标识和实现左翼替代的共同诉求。但是，在激进左翼政党内部，对待资本主义和欧盟的态度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政治理念的核心理论逻辑在于，该党认为塞浦路斯的国内政治和国际环境阻碍了现有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这是政党政治存在的前提。但现实情况是，塞浦路斯国土面积小，对欧盟的依赖性高，缺乏全球影响力，该党的行为不得不受到国际环境的限制，使得该党的信念和为改变其在欧盟问题上的立场背道而驰。支持塞浦路斯加入欧盟的决定是在1995年第18届党代会上做出的，但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大约三分之一的参会代表投了反对票。在此之前，苏联解体和不结盟运动已使其失去了重要的盟友。政治局成员斯塔夫罗斯·埃万戈鲁认为，欧盟是当前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唯一潜在盟友，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现实需要与欧盟合作，这种态度在今天的党内占主导地位。因此，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尖锐地抨击欧盟改革条约的同时在大多数政治领域又与之非常合作。虽然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确实努力在其可能性的范围内塑造一个不同的欧洲，但这些限制非常狭窄，因此其行动的主要重点是确保欧盟更强烈地参与解决塞浦路斯冲突，从而对土耳其施加更大的压力。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东道主意识形态”与政治极端主义有很多共同特征，内部大多数成员的“反资本主义”观点和思想被认为处于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之间的灰色地带，并不只是反对自由民主。齐普拉斯政府上台后面对的政党意识形态对立问题日益突出，由于内部分歧的加剧，许多原教旨主义者离开了左翼联盟，组建了大众团结党。政府在议会中只有一小部分席位，无法对更广泛的政治制度做出许多根本性的改变。

2.对右翼冲击的应对策略

有研究表明，经济困境会对激进右翼政党的支持率产生影响。右翼政党对危机的应对明显“得心应手”，相反，激进左翼政党则表现得“手足无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随着移民的涌入，激进右翼政党的主张与欧洲中下层选民的利益不谋而合，挖走了传统左翼阵营的大量选民和选票。一般而言，经济困难的选民会反对移民，因为他们担心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加剧。根据瑞典的选举数据发现，在低技能的本土工人中，一次裁员通知平均会使瑞典的激进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的支持率增加0.17至0.45票，自我报告的失业风险与对瑞典民主党的投票呈正相关，而高技术的受访者的情况则刚好相反，这与总体层面的调查结果相呼应。在低技术移民比例较高的地区和高技术移民比例较低的地区，裁员通知和对瑞典民主党的支持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早在2019年希腊议会选举前，齐普拉斯放弃更加自信、两极分化的竞选风格，采取更加温和、低调的策略，试图吸引进步人士和温和派。这一举动体现激进左翼联盟更温和的态度，并试图超越其核心受众。然而，自签署第三次救助协议后，齐普拉斯政府的支持率已经大幅下降。希腊民众已经对希腊激进左翼联盟作为一股激进力量失去了希望，对激进政治的可能性失去了信心，纷纷指责齐普拉斯“背叛”了希腊人民。另一方面，右翼民粹主义者通过反移民，重新定义“人民”，把自己塑造成捍卫国民文化、政治和经济利益、应对外国势力冲击的主要力量。激进左翼联盟的对手新民主党强调了变革的必要性，并呼吁选民“投票支持政治变革”，还宣布了对公司减税及其他措施以改善投资环境。民粹主义在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是一种相对较新的现象，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而希腊有着较长的民粹主义政治传统，深刻地塑造了该国的政治话语和制度。经济危机并没有给希腊政治带来太多的改变，也未创造一场全新的政党竞争模式。就目前的政治格局而言，它主要改变了两党体系中的“爱国左翼民粹主义”一极，从泛希腊民族运动党到激进左翼联盟。未来几年，两党都可能成为希腊主要的右翼和左翼政党，但将不得不依靠较小的政党组建联合政府。

三、何去何从：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的发展前景展望

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共性和个性是相互统一的。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个性又受共性的制约，共性和个性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展望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的未来，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和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例外”，虽无法完全复制，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但在执政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无疑可以成为很好的分析范例，为激进左翼政党探索未来发展之路提供借鉴。

（一）与时俱进：因地制宜，选择适合本党党情的发展道路是出发点

马克思指出，“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工人们似乎已经了解到这一点，因为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都同时活跃起来了，并且同时都在努力从政治上改组工人政党。”“欧洲激进左翼政党通过加入联盟政府以抗击新自由主义，并把政府的重心转向左翼。它们通过自己的政策议题以及扮演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左翼良心’来实现这些目标。”在社会主义实现方式的选择问题上，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呈现出摇摆不定的状态，现实情况是许多激进左翼政党仍然因为反对参与政府而失去选民。不可否认，议会斗争不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唯一途径，却是在当代政治中保持政治相关性的有效途径。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和希腊激进左翼联盟遵循的正是这样一条旨在影响政策决策的治理之路。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上台后优先考虑的是塞浦路斯问题，而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则强调终止紧缩政策。由于两党之前被排除在执政党之外，它们因不受过去经验的影响而显得独特。因此，当它们决定寻求充分参与政府时，与其他政党相比反而处于一定的有利地位，相对容易获得民众的支持。对于式微的激进左翼政党来说，参与政府的经验总体上利大于弊。以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为例，左翼的执政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霸权主义背景下历来被认为是塞浦路斯问题的各方面的去神秘化以及提出的经济危机解决方案将给特权社会阶层带来更大的负担和压力。

（二）坚定信念：促进党内民主，筑牢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防线是关键点

从左翼政党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能否处理好党内民主问题是政党生存和发展面临的重大考验。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的党内民主文化深受塞浦路斯解放斗争的影响。从一开始，其领导就建立在工人的阶级意识基础上。解放斗争时期，该党领导层遭受诸多迫害和禁令，为确保党内纪律，以致于在一定时期内出现过于严格的民主集中制甚至个人崇拜现象。苏东剧变后，该党深刻汲取苏共的惨痛教训，于1995年党的十八大上通过新的党章，明确规定了民主集中制作为其根本组织原则，同时始终强调重视党内民主，尤其是决策民主和程序民主，充分保障党员的权利和义务，认真听取党员意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确立系统而完善的组织机构体系，保障党组织的顺利运行；大力发展基层民主，充分发挥党支部的堡垒作用，加强与群众之间的交流。与一些西欧左翼政党明显的组织衰退趋势相反，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对导致西欧政党下台的外部冲击表现出明显的弹性。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1990年后，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开始在居民区和工作场所建立聚会基地单位，定期召开组织会议，解决党内组织问题。密集的党基础单位和党小组网络成为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的一大特色，约塞浦路斯每1500名居民中就有一个党小组。这种密集的本地网络允许党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有效地向其基层传递信息。更重要的是，它让党的领导层更好地了解其成员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不仅提高了党自身的治理效率，也能更好地感知民意，拉近同选民之间的距离，赢得选民的信任和支持。正如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中央委员会成员指出的，“由于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的组织结构优势，以及同人民之间的这种双向关系，我们不需要进行民意调查来知道我们的人民在想什么。”

意识形态的稳定是政党发展的“定海神针”。在议会斗争的过程中，激进左翼政党普遍面临着“共产主义困境”，即维护党的核心意识形态价值观的一致性和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适应性之间的困难抉择。参与政府会如何对政党政策产生影响？这一问题涉及到激进左翼政党的根本性质。因为参与政府是一把“双刃剑”，可能有利于实现其政治目标，也可能去激进化，动摇政党的性质。在部分欧洲共产党放弃传统的组织模式时，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始终秉持坚持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和理论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的原则，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共产主义政党的身份标识，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塞浦路斯社会矛盾的转化和社会革命条件的不成熟，在党的阶级基础上，对社会阶级结构进行重新反思，对“工人阶级”进行重新定义，这些举措为党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三）合纵连横：求同存异，凝聚共识，加强左翼联合是着力点

在现存的欧洲政治体系下，由于议会中一个政党无法获得多数席位，政治联盟势在必行。面对复杂的政治环境，激进左翼政党对待左翼联合的态度已然发生转变，各种形式的联盟和合作纷纷得以加强。“大多数激进左翼政党（除少数极端外）实际上不再将资产阶级议会和社会民主党视为欺骗工人阶级的组织。激进左翼政党越来越愿意与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组成联合政府，或者至少愿意在议会中提供临时合作并支持社会民主党少数派政府。”但受制于党派之间的不同原则立场以及合作的方式方法等问题，左翼联合的成效尚不突出。自成立以来，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在左翼联合方面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始终遵循就短期和中期目标与爱国和民主力量建立广泛联盟的政策。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认为，其更广泛的联盟政策并不与其意识形态特征和最终目标——基于其自身社会主义概念的塞浦路斯社会的社会主义转型相矛盾。在独立斗争过程中，该党与塞浦路斯其他进步力量结成联盟。在议会斗争过程中，即使该党反对希腊的右翼民族主义，由于其大多数选民是希腊人，该党也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过于强烈地偏离多数人的意见，因此调整自己关于塞浦路斯民族主义的概念以适应这种情况。出于自身战略考量，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加入执政联盟相对较晚。2004年，该党首次以政府的参与为条件，支持了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资格，并取得了成功。2007年，当总统塔索斯·帕帕佐普洛斯宣布他打算竞选连任，违反了联合协议，克里斯·托菲亚斯也宣布参选，从而成为该党的第一位总统候选人。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崛起不是偶然发生的，与其实用主义的联盟策略密不可分。该战略清楚地了解了希腊人民不断变化的感情和要求。这种策略的特征是由激进转向节制和实用主义。在党内，以“大众结盟党”的形式在党的组织构成方面尽可能包容最广泛的同盟和政治力量。这使得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建立了鲜明的政党文化，摆脱了僵硬的教条主义，能够更加开放地容纳新的政治团体、社会运动、激进主义者和选民，并适应外部的变化。在党外，积极回归社会，与新兴社会运动保持紧密联系。2008年经济危机后，在激烈的社会抗议和巨大的政治动荡中，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是唯一一个走上街头与抗议者直接对话的政党，比如参与并支持反紧张政策的运动。“为了利用社会抗议活动，吸引更多的民众支持，该党的话语体系变得不再以阶级为导向，逐渐具有民粹主义特征。”许多希腊民众因此将激进左翼联盟视为他们在公共领域和议会中的政党代表。对于欧洲激进左翼政党来说，从实现政治目标的角度看，增加政治互信，增强左翼联合不失为有效的途径，以便获得更广泛的支持，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实现选举突破。

（四）夯实基础:“打铁还需自身硬”，进行理论创新是落脚点

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其国家机器的民主改造，国家职能、议会制、选举制、民主法制、管理机制日趋完善，资本主义制度重新焕发出活力，为激进左翼政党开展合法的民主斗争提供了政治舞台，也为它们利用民主制度参与国家政权并通过和平手段改造国家机器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但事实证明，从执政准备程度看，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和希腊激进左翼联盟都没有足够的能力完成这项任务。不论是过于天真，亦或是缺乏准备，双方认为管理国家是“照常营业”，上台后的政策经常含糊不清，更甚者相互矛盾。归根结底在于它们想要在接受资本主义规范和程序的前提下进行根本性的转变。例如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打算取消部分债务以及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征收财产税的提议都被认定不符合国情，结局显而易见。总体上看，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在治国理政方面的经验尚少，执政准备不足，需要借鉴其他政党的优秀经验，因地制宜探索适合本国国情和党情的发展之路，比如说执政理念的与时俱进、执政方式的因时制宜、执政主体的变革图新。

总而言之，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在国际形势变幻、社会政治经济变化、制度变迁、政党格局变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特点。作为“冲突的力量”，欧洲激进左翼政党至今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同时也应看到，欧洲的政治生态已然发生重大变化，尽管存在个别政党成功执政的先例，但面对右翼民粹政党的进攻性崛起、左翼政党的分裂内耗、信息化时代媒体政治的冲击，欧洲激进左翼政党总体表现不佳，在欧洲政坛中尚处于边缘地位，能否把握机遇加强自身建设、提出新的引领性理念关系到其未来的发展成败。

[作者简介]：郭太英（1992—），女，湖北武汉人，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