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颠倒的世界”到“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劳动话语嬗变的旨趣

张婷婷 张威威

【摘要】从“颠倒的世界”进入“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劳动话语嬗变的旨趣。“异化劳动”破除了私有财产的永恒性幻象，澄清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私有财产只是在异化劳动的范围内才具有存在的权利。“雇佣劳动”揭谜了资本背后的隐蔽式剥削，指出雇佣劳动是生产资本的劳动，资本的形成和增殖依赖于对雇佣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如此，马克思借助“异化劳动”与“雇佣劳动”，从历史与现实双重维度批判了资本的非永恒、非正义，预示着“颠倒的世界”的必然退场，那么，“联合劳动”宣告了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的降临，阐明联合劳动是新的劳动组织方式，具有实现人的劳动解放的性质，彰显着人类社会新发展阶段的开启。

【关键词】资本；异化劳动；雇佣劳动；联合劳动；自由人联合体

20世纪以来，马克思对“劳动”的阐释受到了海德格尔、阿伦特、哈贝马斯等诸多学者的批判，这些批判暴露出他们正是基于对马克思劳动观念的单一理解来对马克思展开声讨。关键问题在于，马克思的劳动话语具有多重维度，在不同阶段有其不同的针对性，具有其内在的研究旨趣，即设想从“颠倒的世界”进入到“自由人联合体”。所谓“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是指资本占主导原则的现代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资本一跃成为新的上帝在兴妖作怪。正是由于“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发生敌对性的颠倒，劳动作为财产的来源和根据，反而成为资本支配的对象，引发劳动从属于资本的悖论。面对如此这般的现实境况，马克思立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立场，基于异化劳动、雇佣劳动与联合劳动的视角，对资本这一把能解开现代社会秘密的“钥匙”进行审视，试图“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

一、异化劳动：破除私有财产的永恒性幻象

在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开端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异化劳动”概念。“异化劳动”是在批判国民经济学的二律背反及市民社会经济事实的现实矛盾的基础上得出的，是马克思对“颠倒的世界”之下的劳动状况所形成的最初判断，也是马克思初步成就的对私有财产的批判意识。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阐释，指明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揭露出私有财产的非永恒性，为人类冲破资本原则的牢笼向前跨越了一大步。

马克思以“异化劳动”来指证国民经济学的出发点，以及作为其世俗基础的“市民社会”的现实。国民经济学是关于私有财产的科学，但仍局限在市民社会的范围内。马克思得出异化劳动这一概念，起初正是由于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这一批判的实际展开是从其内在的二律背反入手的：劳动所创造的产品本来属于劳动者，但劳动者得到的仅仅是维持生存的一小份；一切都可用劳动来购买，资本无非也是累积的劳动，但工人无法购买一切东西，还要出卖自身；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但不劳动者却高踞于劳动者之上；理论上劳动这一物价恒定不变，但劳动价格却最易起伏变化；工人的利益本来与社会的利益相一致，但社会却同工人的利益相对立。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国民经济学内部的矛盾和对立，这些矛盾和对立意味着必定有某种根本性的颠倒与混淆，而且问题必定源于国民经济学的唯一原则，即关于“劳动”的概念中。因此，马克思写道“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就其一般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而言，在我看来是有害的、招致灾难的，这是从国民经济学家的阐发中得出的，尽管他并不知道这一点”。可见，被国民经济学认作理论出发点的真实的、无限地肯定自身的劳动，不过是虚假的、有害的、否定自身的劳动。正是因为这种把“异化的”劳动充当“本真的”劳动的混淆和颠倒，国民经济学陷入了其难以摆脱的二律背反。如此，国民经济学家所指出的，私有财产作为主体本质上乃是劳动，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揭示出财富的主体本质，但根本上仍完全局限“在私有制的范围内”，不过是证明了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可以说，国民经济学是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对市民社会本身采取的是无批判的态度。

国民经济学的二律背反，不只是体现了其理论内部自身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的呈现。换言之，国民经济学及其二律背反在市民社会的世俗生活中有着自己的经验基础，国民经济学充满矛盾的原理之本质，不过是反映了市民社会的经验现实。所以，马克思不仅要求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研究，而且主张对现实社会的经验分析。着眼于以资本原则为主导的经济事实，可以看出，首先，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所创造的产品不属于自己，劳动产品成为同劳动相对立的异己的力量，劳动产品的不间断创造，意味着劳动所遭受的资本压迫不断变强。换言之，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越多，投入到劳动产品的生命越多，与他相异己的世界就越大，工人反而变得越廉价。其次，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过程相异化。由于劳动产品是劳动活动的结果，产品同工人的对立，必然意味着工人创造产品的劳动活动也是被迫的，“被感受为‘被外在的贫困所逼迫的强制劳动’”，这种从属于他人的劳动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感到肉体受摧残、精神受折磨。再次，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的异化。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的类特性，正因为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人能够把自由的活动贬低和转化为手段。为了谋生，劳动成为满足生存需要的手段，而非达到满足自身劳动需要这一目的，使得人的类生活成为仅仅是满足除劳动以外的需要的工具，造成人同类本质的相异化。最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既然劳动产品和劳动活动不属于工人，那就只能属于除工人之外的他人。正是异化劳动使得工人不仅生产出异己的对象和行为，还生产出不劳动者对劳动产品、劳动活动及劳动者的统治关系，生产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剥削和压迫，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

通过对作为私有财产之运动结果的异化劳动的分析，表明私有财产虽然表现为异化劳动的原因，但根本上它是异化劳动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如此，私有财产对人而言并不是天然的东西，劳动才是就人的本质而言“本源的”存在。作为市民社会的理论表现的国民经济学，把异化劳动等同于劳动本身，在承认“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的假象之下，无限地肯定私有财产，把私有财产看成是自然的和永恒的东西。马克思恰恰表明“私有财产首先不应当被理解为“‘第一性的’原因，而应当被理解为‘第二性的’结果”，只是由于作为人的本源的劳动在行使过程中发生了普遍的颠倒或异化，私有财产才得以形成和持存。“私有财产只是在‘异化劳动’的范围内才是合理的和必然的；正像在未进入这一范围时它是根本不存在的一样，在超出这一范围时它是注定要被判决为不合理的和注定要被消灭的。”因此，与国民经济学的前提即异化劳动同一的私有财产，决不具有那种被国民经济学所承认的绝对权利，它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非历史的，正像异化劳动对人的生命活动来说既不是天然的，也不是本源的一样。总之，在马克思那里，被国民经济学认作天然合理之出发点的私有财产本身，通过下述方式被撕破了面纱：私有财产并非和劳动本身、和人的本质相同一，它是异化劳动的结果，之后又演变为异化劳动的原因，并使两者处于相互作用的关系。那么，把私有财产首先理解为异化劳动的产物，“特别地具有这样一种意义，即彻底撕破私有财产之为自然和永恒事物的假象，揭示其本身所具有的颠倒的或异化的性质，从而要求对私有财产本身的否定”。

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初步展开了对作为市民社会之现实中心的私有财产的批判，从而也是对“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的国民经济学的批判，这里的私有财产自然是指已被转化为资本的私有财产。既然已经明确私有财产只是在异化劳动的范围内才具有存在的权利，澄清了私有财产的非永恒性真相，显示出私有财产的历史过渡性、阶段性特征，那么，这也就破除了“普遍永恒资本的幻象”，预示着“颠倒的世界”被取代的历史必然性，以及积极扬弃私有财产的未来新社会的终将来临。

二、雇佣劳动：揭谜资本背后的隐蔽式剥削

如果说马克思的“异化劳动”话语，廓清了私有财产的非历史性迷雾，是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早期的成果，那么，“雇佣劳动”的提出与分析，就是深入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产物。雇佣劳动是“颠倒的世界”的典型劳动形式，雇佣劳动是生产资本的劳动，为资本而存在。马克思站在劳动价值论的高度，指出资本的形成和增殖依赖于对雇佣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揭露出掩盖在工资表象之下的资本对雇佣劳动的隐蔽式剥削。

马克思通过对“颠倒的世界”之下的“雇佣劳动”这一劳动状况的科学分析，明确指出雇佣劳动的出现是历史的产物，雇佣劳动的完成具有一定的条件，雇佣劳动为资本而存在，被资本所剥削。首先，雇佣劳动的产生是以劳动的客观条件与劳动者相分离、相独立的那个历史过程为前提的。随着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解体，生产者从农奴地位和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这些新被解放的人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自由的一无所有，不得不成为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这个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其次，雇佣劳动的完成要求劳动力与货币相交换，并且再生产货币并增殖其价值。这也就意味着同货币相交换后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被货币所消耗，仅限于能够获取货币，而非个人享受或消费。如此，“货币作为收入，作为单纯流通手段同活劳动相交换，决不可能使货币变为资本，因而也决不可能使劳动变为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构成资本，从而构成雇佣劳动的，不单纯是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之间的交换，而是作为价值，作为自身保持的价值的对象化劳动同作为这种对象化劳动的使用价值的活劳动之间的交换。这时，雇佣劳动不仅追加了新价值，而且通过在旧价值上追加新价值的行为保存了旧价值，使其永久化，使得劳动的保存力看似是资本的自我保存力。再次，“雇佣劳动是设定资本即生产资本的劳动”，服务于资本的增殖与扩张，不断创造出剥削自身的力量。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已经成为支配整个生产关系的情况下，作为雇佣劳动的条件而预先存在的资本，是由雇佣劳动自身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劳动作为雇佣劳动的形式对整个资本生产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雇佣劳动的现实性转化，只是变成“为他”的存在，变成资本的存在。雇佣劳动能继续作为手段从敌对权力那里获取生活资料，“是以雇佣劳动又会变成资本的一部分，又会变成再一次把资本投入加速增长运动的杠杆为条件的”。此时，劳动本身已经被纳入资本之中，成为资本的要素，只能不停地去创造新的剩余资本，不断的被资本所剥削，巩固资本的统治结构。简言之，资本的不断增殖和无限扩张依赖于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当被机器所排挤的雇佣工人阶级全部被消亡，资本家会发现“资本没有雇佣劳动就不成其为资本了”。如此，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下，由于资本的剥削本质，雇佣劳动生产出的是不受它所掌控的、并与它自身相敌对的价值和权力，生产着支配它的他人财富，劳动本身对象化的越多，同自身相对立的客观的资本世界的权力就越大，使之成为越来越广泛和完善的存在。

那么，究竟资本对雇佣劳动的隐蔽剥削是如何进行的？资本依赖于雇佣劳动，只有当作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占有者的资本家，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能产生，也就是说，“如果资本不剥削劳动力，资本就会灭亡”，问题的关键正是在于劳动力这一独特的商品。劳动力存在于活的人体中，是人在创造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时所发挥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劳动力的价值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来决定，为保证劳动力不断地在市场上得到补充和供给，劳动力的价值归纳来说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及其子女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也就是表现为资本家购买工人的简单劳动力所支付的生产费用即工资。当劳动者和资本家在劳动力市场上相遇，二者都是政治层面上平等的公民，双方以平等的身份进行商品之间的交换，资本家通过工资购买了雇佣工人的劳动力。如此，劳动力的买卖在交换领域的范围内进行，在这一领域看到的似乎确实是自由平等的景象，但“这种假象，就是雇佣劳动和历史上其他形式的劳动的不同之处”，使得工人的无偿劳动仿佛也是有偿的劳动。当我们转入生产场所，资本剥削的秘密就会暴露出来。劳动力的价值，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在进入流通之前就已经确定，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力的消费过程，亦即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却能创造出高于劳动力价值的新价值。这种新价值被资本家所占有，使得原初投入到生产中的货币产生了增殖，转化为了资本，可见“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并且，劳动力的买卖和劳动力作为使用价值的实际发挥，在时间上是有间隔的，付给劳动力的报酬是在劳动力按照契约要求，进行完规定时间的劳动活动之后。那么，雇佣劳动者从资本家那里获取的工资，也不过是其劳动力使用价值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远远低于雇佣工人的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因此，“雇佣劳动始终由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构成”，工人不会获得自己所创造的全部价值，工人在雇佣劳动的前提下要求公平的报酬待遇，就如奴隶在奴隶社会要求自由一样，是不切实际的。可以说，以资本为主导的社会像以前的社会一样不过仍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庞大机构，资产阶级所宣扬的公平正义不过是虚伪的空话，雇佣劳动的存在就是资本剥削的证明，证实了劳动者拒绝雇佣劳动，反抗资本原则的正当性。

资本只有同劳动力交换，只有引起雇佣劳动的产生，才能实现价值增殖。马克思对资本剥削秘密的这一破解，使得雇佣劳动者的受奴役、受压迫地位得以显现。当劳动者们具有了阶级觉悟和反抗意识，他们本身所蕴藏的巨大能量，就使得“颠倒的世界”的终结具有了现实可能性。因此，马克思期待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改变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使“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走向人类未来的新时代。

三、联合劳动：宣告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的降临

马克思劳动话语嬗变的旨趣在于从“颠倒的世界”进入到“自由人联合体”。如果说马克思基于“异化劳动”和“雇佣劳动”，从历史与现实双重维度批判了资本的非永恒、非正义，揭示了“颠倒的世界”的最终退场，那么，“联合劳动”就是对未来“自由人联合体”降临的宣告。联合劳动是新的劳动组织方式，这种具有科学社会主义意义的联合劳动是吸引人的劳动，是自我实现的劳动，与“自由人联合体”社会相适应，彰显着人类社会新发展阶段的开启。

（一）联合劳动的劳动组织方式

联合劳动是代替雇佣劳动的新的劳动形式，“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不同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采取暴力手段把人民联合起来从事强制劳动，也不同于资本通过与活劳动相交换的形式达到的劳动联合，真正的联合劳动是每个真正自由平等的人按照新的方式来组织生产，通过如下方式进行的联合：

其一，社会共同占有和共同经营生产资料。生产的进行需要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但实行不同的结合方式和方法，会使社会结构呈现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在资本原则占统治地位的现代社会，劳动者因谋生的无奈被迫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此时，资本家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资料从开始就被规定为是与工人相敌对的力量，这种特性使它们变成可以支配劳动的资本，变为占有无酬劳动的手段，简言之，资本家正是利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实现对劳动的支配。因此，必须要改变劳动资料的资本主义性质以及与劳动者的结合方式，“把它们从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手段变为自由的联合劳动的形式和社会的生产资料”。也就是说，建构一个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自由劳动的联合体，使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受联合起来的劳动阶级统一管理，把它们从支配劳动的手段变为社会的生产资料，“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使得劳动者们集体经营生产资料，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自愿结合。

其二，联合起来的个人占有全部生产力。政治经济学家们所宣扬的资本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不过是维护资本原则的虚假口号，“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在资本占主导原则的现代社会，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社会生产力，劳动的力量被转换为资本的力量，仿佛所有的社会生产能力都只是资本的生产力。另外，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具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限制，一旦资本为实现更高程度的生产力发展突破这种限制，就会遭受一次比一次更大的经济崩溃和危机。因此，必须使联合起来的个人集体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单个人的力量团结起来，增加他们的生产力，并“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此时，生产力不显现为资本的属性，不再显现为仿佛是资本天然的生产力，而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从资本铁笼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本身获得极大发展。总之，当生产力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促使生产力成果不断积累与丰硕，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人的需要和发展。

其三，直接的社会生产。作为联合劳动的内在要求，直接的社会生产意味着“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方式过渡”，毕竟资本原则主导下的商品生产决不是社会生产的唯一形式，超越商品生产的直接的社会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应有方向。“直接的社会生产以及直接的分配排除一切商品交换，因而也排除产品向商品的转化，这样也就排除产品向价值的转化”，不需要迂回的途径，不需要“价值”的插手，个人的产品或活动不再转变成交换价值的形式，个人不再屈从于外在于他们的社会生产，他们的生产直接就是社会生产。此时，社会全体成员为了共同的目标，遵循共同的计划，共同来经营生产部门，并且，生产出来的总产品，无论是用于生产的生产资料，亦或是用于消费的生活资料，全部由整个社会来管理。这也就意味着，每一位社会成员都可以直接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分配和管理，合理地经营全部生产，使劳动者对他们的总生产实行控制，并利用这种社会财富来为全体成员服务，而非仅仅为垄断者阶级服务。

（二）联合劳动的劳动解放性质

联合劳动作为更高级的社会劳动形式，是自由自觉的联合劳动，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具有实现人的劳动解放的性质即：“（1）劳动具有社会性；（2）这种劳动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是一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作为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的人的紧张活动，而是作为一个主体的人的紧张活动，这个主体不是以单纯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

第一，联合劳动具有社会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的社会性需要在产品成为交换价值，并且完成交换价值之间的交换以后，才会发生，此时，社会性只是产品及其价值交换的结果。联合劳动要求“生产的社会性是前提，并且参与产品界，参与消费，并不是以互相独立的劳动或劳动产品之间的交换为中介。它是以个人在其中活动的社会生产条件为中介的”，这种生产条件是“一般的、公共的、社会的生产条件”，使得社会性本身成为劳动展开的前提。可见，当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以直接社会化的方式进行生产，并且自由的相互分享产品，不管每个人的劳动有何特殊的有用性质，它们从一开始就是社会劳动，具有社会性。

第二，联合劳动具有科学性。联合劳动的科学性要求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这包括科学力量本身的发展，也包括为生产所占有的，已经应用在生产中的科学力量的发展，此时，科学不再用来为资本服务，而是应用在直接的社会的生产上。正如自然界不能够生产机器，机器是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是人的劳动创造的结果，是对象化的头脑的产物。当“机器体系不再是资本时，它也不会失去自己的使用价值”，它仍然是社会生产的作用物，变为联合的劳动者的财产。当联合劳动充分利用机器体系，按照现代科学的要求进行生产，使生产过程从简单的劳动过程向科学过程转化，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使人的某些劳动能够让物来代替。

第三，联合劳动具有一般性。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劳动，不具有直接的一般性，劳动只有通过交换，成为货币和交换价值，才成为一般劳动。然而，“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劳动在交换以前就会被设定为一般劳动”，此时，产品的交换不再成为使个人从事一般生产的中介，作为生产的基础的共同性这一前提本身起到中介作用。换言之，不是由于交换才赋予劳动以一般性质，而是每个人的劳动直接被规定为一般劳动，是一般生产的环节，单个人的劳动直接成为一般货币，成为已经实现的交换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劳动预先具有的共同性决定着对产品的参与”，生产的共同性使产品起初就是共同的和一般的产品，交换也只是基于共同需要和目的而进行的交换，是“联合起来的个人所进行的自由交换”。应当说，联合劳动建立起的劳动组织，所呈现的是每个人可以直接实现对产品的共享。

第四，联合劳动具有主体性。雇佣劳动并没有为人的主体性的发挥创造条件，反而显现出人的主体性的丧失。资本压迫下的雇佣工人作为客体性的存在，不过是创造资本增殖的工具，他们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在发挥人的机能时，感觉自己只是个动物，毫无主体性可言，如此，国民经济学家把雇佣工人仅仅当作具有肉体需要的能够劳动的动物，也就不足为奇了。联合劳动不同于雇佣劳动，“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使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再受偶然性支配、不再作为独立的东西与人相对立，而是处于人的掌握之中，人成为生产过程的主体，劳动过程的对象化恰恰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换言之，“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才能打破物对人的奴役，使人的主体性得以充分显现。

（三）联合劳动相对应的新世界

“现代世界自始即以资本作为主导原则，在历史进程中因资本原则的内在矛盾，迄今已然面临着改弦更张的变局”，也就是说，以资本为主导的“颠倒的世界”的退场已势在必行，随之而来的是“自由人联合体”的时代。“自由人联合体”是与联合劳动相对应的未来的理想社会状态，“自由人联合体”意味着抽象统治社会的终结，是马克思为人类解放所构想的“新世界”。

由联合劳动的劳动组织方式及其性质可知，劳动的资本主义性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剥削关系以及劳动受资本支配的境况都不复存在，劳动不再沦为资本积累的一种资源，劳动的异化特性被消除，劳动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成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具有其鲜活的特质。如此这般的联合劳动背后映射的是“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自由人联合体”社会是“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在这个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组成的自觉的、有计划的联合体中，全体成员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自由人联合体”意味着社会的资本主义形式已被扬弃，生产资料私有制被消灭，靠他人劳动而生活成为往事，阶级差别和阶级特权也已经消失，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的共产主义形式。此时，生产资料全体公有，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生产形式有组织有计划，生产者的自由时间大大延长。在这个“自由人联合体”中，人不再被抽象的等同为可以生产剩余价值的活的机器，人不再丧失个性可能从其经济活动中获得的丰富性和多彩性，人摆脱了对物的依赖成为社会的、自然界的、自身的主人，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通达人的自由解放之境。总而言之，“自由人联合体”是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新图景，每个人在这种联合体中并通过这种联合体获得自由。尽管“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只能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步完成”，需要从旧社会的胞胎里发展起来，是一个艰辛且漫长的过程。换言之，“‘资本和地产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但是以资本为主导原则，把人类分解为彼此排斥的原子这一阶段，已然“是人类走向自由的自主联合以前必经的最后阶段”，终将会被历史所扬弃，这也就是说，“颠倒的世界”的退场与“自由人联合体”的降临同样不可避免。

[作者简介]：张婷婷（1993—），女，河南濮阳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张威威（1989—），男，河南周口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