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对“德意志道路”的考察及其启示

兰洋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思想历程的青年、中年和晚年时期先后三次对“德意志道路”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形成了三个具备范式意义的研究阶段。这三次探索构成一个不断发展、层层深入的理论总体，体现出历史性的辩证逻辑，真正超越了抽象普遍性和经验特殊性的二元对立。由理论观照现实，可以看到中国式现代化兼具了现代化、民族性、社会主义和文明形态四大定向，是一种超越了包括“德意志道路”在内的西方现代化模式窠臼的“新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实践中，民族性与世界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实存性与超越性得到了内在统一。

【关键词】：德意志道路；辩证思维；中国式现代化

马克思恩格斯对“德意志道路”的考察及其启示

十九世纪德意志的统一和现代化道路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生反复思考的重要命题。这种关注不仅源自他们对于祖国命运的高度责任感，也来自对于德国崛起必然改变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和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敏锐洞察。纵观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历程，他们在青年、中年和晚年时期先后三次对“德意志道路”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形成了三个具备范式意义的研究阶段。这三次考察既是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作出的理论探索，又构成了层层发展的逻辑整体。把握好这些研究的历史前提、理论内涵和主要特征，破解其历时性逻辑和共时性结构，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而且对于我们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积极应对时代大潮和全球风云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德意志道路”的初探：时代错位下的社会革命方式选择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登上了德国的思想舞台。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局限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力图以高扬自我意识的方式实现德国启蒙，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从德国的现实出发。那么，当时德国的现实是什么呢？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写道：“德国落后于时代……即使我否定了1843年的德国制度，但是按照法国的纪年，我也不会处在1789年，更不会是处在当代的焦点。”在马克思看来，随着法国大革命后封建制度的全面复辟，当时的德国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都处于“前现代”状态。经济上，没有统一的关税严重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社会上，封建特权横行，民族矛盾突出；政治上，德国不仅保留了专制制度，而且没有统一的中央政权。这种落后状态在与英法的对比中表现得尤为充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现在才刚刚开始。”当英国通过工业革命、法国通过政治革命建立起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架构并且已经显示出其内在矛盾之时，德国却还受着封建旧制度的束缚和压制。这样一来，德国的历史就呈现为一种时代错位，它不过是旧制度公开的完成，“就像一个笨拙的新兵，只会重复旧的操练一样，到现在为止一直认为自己的任务只是重复陈旧的历史。”简言之，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封建专制而又分崩离析的德国早已落后于时代，面临迫切的统一和现代化任务。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同样注意到，制约着德国发展的不只是旧制度，还有当时的国际格局。拿破仑战争后由英俄主导形成的维也纳体系是套在德国之上的枷锁，它将德意志分为大大小小三十多个邦国和自由市。掌握海权的英国不愿见到欧洲大陆出现一个新的强国来打破地缘均势，而掌握陆权的俄国则希望维持德意志的孱弱以方便其更好地控制中南欧。因此，他们都通过各种手段维系德国的分裂和松散。正如恩格斯后来指出的：“英国的均势原则和俄国的制度，这才是欧洲进步的宿敌，而不是法国及其运动。”也就是说，如果无法冲破维也纳体系设置下的障碍，德国便无法完成统一进而实现崛起。

面对德国的内外困境，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必须通过革命的方式推动德国的现代化进程。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目标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找到一条“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道路，即不仅要使德国达到英法的发展程度，而且要克服资本主义已经出现的固有矛盾。用哲学的话语表示，德意志的发展不仅要解决政治压迫的问题，而且要解决现代市民社会及作为其原子的现代人的问题。其目标不仅是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而且是通往未来社会“人的解放”。为了达成这一目标，青年马克思恩格斯设想了德意志道路的三个逻辑要件。第一，通过革命实现德国的统一。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希望通过议会道路建立君主立宪制，马克思恩格斯则主张以革命的方式彻底推翻各邦国君主的统治，建立中央集权的单一制的民主共和国。第二，实现统一后，马克思恩格斯希望无产阶级在德国再现法国大革命所经历过的不断上升的过程，并把无产阶级的胜利作为这一过程的最后阶段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起点。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第三，德国革命的成败取决于能否演变为欧洲革命。在马克思恩格斯眼中，德国的统一是全欧洲的问题，欧洲民主革命的中心在法国，社会革命的中心则在英国。法国革命的胜利将保障德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英国的胜利将为德国的社会革命提供条件。德国革命的意义则在于其适时的发生并成为全欧革命的引爆物。简言之，只有革命在英法德共同爆发，才可能打破维也纳体系的禁锢，尤其是战胜来自俄国这个封建制度最坚固堡垒的干预。

可以看到，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青年的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第一种德意志道路具有如下鲜明的特征，即它是一种建立在近代以来人类普遍交往基础上的革命的关联性模式。其核心意识是世界历史进程中人的解放所能达到的历史限度以及德意志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在这个模式中，德国的未来前景尤其是同社会主义的有机衔接，取决于相互促进的欧洲革命图景。这种构想出于调和唯物史观所要求的客观条件与德国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之间矛盾的逻辑需要，即德国的落后状况不具备独立实现不断革命的条件，因而必须通过欧洲革命取得外部输入和支持。

二、“德意志道路”的转换：统一民族国家与资本逻辑的张力

对德国的命运而言，1848年革命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欧洲革命一度变为现实，但却最终以失败告终。此后直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德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均发生了重要变化。经济上，德国的资本主义取得长足发展；政治上，普鲁士通过王朝战争的方式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社会上，资产阶级丧失革命意愿转而与容克地主阶级组成了统治联盟。这些变化促使中年的马克思恩格斯重新考量德国的现代化前景，尤其是日益紧迫的民族国家建构与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由此构成了他们探索德意志道路的第二个阶段。

经过1848年革命，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通过一种关联性的革命模式将德国统一为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可能性逐渐丧失了。就革命主体而言，正如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不再是革命的力量。在他们曾寄予厚望的法国，面对劳动贫民的威胁，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靠向保守主义者；在普鲁士，为了避免出现普选，资产阶级退而支持普鲁士专制统治。保守主义政权也愿意在经济上、法律上和文化上做出让步。实际上，在随后的二十年间，资产阶级的经济主张在整个德意志逐步得以实现。就革命的客观条件而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欧洲资本主义迎来了发展的一个高峰，革命的燃料在经济增长中被逐步抽离。正如后来马克思恩格斯所意识到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寄希望于英法爆发革命给予德国外部支持进而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跨越式”发展的设想显然难以实现。

鉴于革命形势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调整了策略，开始重新思考自上而下的普鲁士王朝战争对德意志国家建构的意义。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在给德国“新奥得报”和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大量时评文章中已敏锐地指出，1848年革命以及随后爆发的克里木战争（Crimean War，1853-1856）极大地动摇了维也纳体系，为普鲁士赢得了崛起的机遇。1862年俾斯麦（Bismarck）出任普鲁士首相后推行灵活的外交政策和铁血手段，使得德意志统一的趋势更为明确。面对这种形势，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以一种辩证的眼光看待普鲁士的王朝战争。首先，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必须尊重“既定的事实”，以此作为一切分析的起点。1866年，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指出：“自从俾斯麦利用普鲁士军队极其成功地实行了资产阶级的小德意志计划的时候起，德国的发展就这样坚决地采取了这个方向，以致我们和其他人一样只好承认这个既成事实。”其次，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普鲁士的王朝战争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德意志的统一本身是一项符合历史潮流的进步事业，王朝战争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王朝战争的合理性在于其中蕴含了民族属性。比如，普法战争爆发时，恩格斯在《德国战争短评》中就明确指出：“现在路易·拿破仑面对着的不是普王威廉·‘亚涅山大’，而是德意志民族。”另一方面，马克思从未对普鲁士专制制度抱有任何幻想。在德意志第一帝国即将成立之时，马克思就尖锐地指出：“普鲁士细心保存了自己旧制度固有的一切妙处，另外又采纳了第二帝国的一切奸猾伎俩：它的真专制与假民主，它的政治面具与财政骗局，它的漂亮言辞与龌龊手腕。”最后，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承认了民族运动的进步意义，但坚决反对普鲁士的对外扩张政策。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的民族利益和普鲁士统治阶级的利益之间作了明确区分，并认为普鲁士的王朝战争只是充当了历史进步不自觉的工具。从长远来看，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1870年8月《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中指出的，德意志的统一已经将欧洲大陆工人阶级的中心由法国转移到德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刚刚开始，未来的任务是推翻专制制度与资产阶级组成的统治联盟。

最后，对于德意志统一后的发展前景，马克思恩格斯预言德国将走上英国式的资本主义道路。一方面，统一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障碍，它彻底结束了小邦割据的局面，使德国整合为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国家经济体。俾斯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动经济发展，例如建立统一的币制、统一的度量衡、统一的经济法规、统一的邮政制度、统一的交通运输体系等等。马克思认为，这些制度反映了德国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受到资本主义经济机制改造的程度。普鲁士的专制制度出于缓和内部矛盾和增强自身实力的需要日益“资本化”，不得不受到资本所特有的时空伸延机制和周期性波动规律的制约。所以，德国在崛起为强国的同时，必将经受资本主义带来的一切苦难。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英国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典型模板，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无论现有情况多么特殊，未来的发展都将不可避免地向着英国趋近。这种理论认知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得到最清晰的表述：“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可以看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中年的马克思恩格斯在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复调逻辑中思考德意志道路问题。在此过程中，他们采取辩证态度看待几对矛盾：德国统一的阶段性任务与无产阶级革命的长期性任务的关系，德国国家建构的民族性因素与资本主义扩张的世界性因素之间的关系，德意志特殊的发展道路与资本主义普遍规律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的洞见在于：在德国统一的进程中发现现代民族国家——无论其体制有何特殊——都日益处于一种经济机制占支配地位的竞争环境中。当然，这与德国发展的特定情境——通过封建专制的王朝战争实现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国家建构——并不矛盾。只是这种资本与国家的复调逻辑是否会导致统一后的德国重复英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呢？马克思似乎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可见，在这一阶段，马克思有一种主张德国现代化将由特殊道路向普遍模式趋同的倾向性。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思路本身并不是依据某种关于社会形态演进的抽象逻辑推演的结果，而是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普遍交往的历史性运动得出的结论。

三、“德意志道路”的拓展：垄断资本的多样性与不平衡发展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展开，资本主义出现了整体性的、结构性的重组，其动力机制和全球格局发生了剧烈变化。到恩格斯去世的九十年代，德国的总体实力和国际地位大大提升，成为挑战英国全球霸主地位的主要力量。在此背景下，晚年的马克思恩格斯再度系统考察德国的前途命运，形成了他们探索德意志道路的第三个阶段。与前一阶段相同，马克思恩格斯仍然围绕已经确立起来的核心视角——民族性与世界性、特殊性与普遍性——展开研究。他们首先看到了资本主义列强进入垄断阶段后表现出的诸多共性。第一，资本主义的动力机制发生变革，电力取代蒸汽成为主要动能。第二，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由自由竞争转向垄断。第三，资本的主导形态由实体资本转向为金融资本。第四，资本主义的危机形式发生变化，“死气沉沉的萧条景象，各行各业的所有市场都出现经常的过饱和现象。”第五，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明显缓和，资产阶级“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纷争，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

尽管垄断资本有着上述共性，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敏锐地意识到，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迅速崛起的德国并未向着英国趋同，反而在英国道路之外拓展出一条“政治资本主义”道路。其特殊性突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德国资本主义呈现出独特的发展逻辑。恩格斯在《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中指出，德国没有像英国那样经历漫长的原始积累阶段，而是直接从垄断资本主义起步实现跨越式发展。这就造成了英德两国在产业结构和组织形式上的显著差别。英国从十八世纪就占据世界贸易体系的垄断地位（交换垄断），从国际贸易、殖民掠夺和金融体系中赚取了大量的资本剩余，其工业发展的资金非常充裕。因此，金融行业对工业的控制力较弱，对垄断和保护关税制度的依赖程度较低。德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德国工业化起步较晚，资本原始积累不足，在国际贸易中攫取的利润也不足，这些因素决定了德国面临资本短缺的困境。而且第二次工业革命造成了纺织等轻工业向电气、化工等重工业的产业转移，导致固定资本急剧膨胀、资本周转时间延长、流动性降低等后果。因而德国工业化不得不依赖于银行引导储蓄和调动资金的职能。随着银行对工业的全面控制，垄断成为德国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结成了控制国民经济的托拉斯联盟。其二，德国的国家制度也具有独特的历史逻辑。由于德意志统一走的是容克地主领导的王朝战争道路，因此形成封建残余和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国家制度，资本主义的发展高度依赖国家权力和军事扩张。从阶级结构上说，正如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一文中所分析的，德国没有像英国那样发展出比较独立的资产阶级，他们无法通过政治革命的方式获取统治权力，只能内嵌于专制体制之中。且由政府和托拉斯的雇员为主体组成的中间阶级也高度依赖德意志的专制体制，具有狂热的军国主义情绪。从对外关系上说，德国极度崇尚武力，将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将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使政治、经济、文教等各个方面均服务于扩军备战及对外战争。

正是基于对德国道路特殊性和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性的深刻洞察，马克思恩格斯作出了十九世纪德国现代化道路最终将导致巨大灾难的判断。恩格斯在《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指出，随着德国的崛起，十九世纪末的国际关系呈现出三对基本矛盾——德法矛盾、俄奥矛盾和英德矛盾。前两者主要围绕传统的欧洲霸权而展开，而后者则是围绕世界经济霸权的争夺。正是在这样错综复杂的环境下，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政治弹性逐渐消失，日益趋向一种“零和博弈”。对此，恩格斯在1890年做出明确预言：“大陆上的大的军事强国分为相互威胁的两大军事阵营：一方是俄国和法国，另一方是德国和奥地利。较小的国家不得不集结在其中一个阵营周围。”未来欧洲“一场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战争，一场将有1000万到1500万武装的士兵互相对峙的战争”，变得无可避免了。后来的历史证明了恩格斯的天才判断，正是由于垄断资本主义之间的经济竞争越发依赖于国家外交和军事对抗，资本主义列强的矛盾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汇流爆发。同时，这也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德意志军国主义道路的最终失败。

可以看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晚年马克思恩格斯的问题意识落脚到德国现代化模式的成败得失和世界意义之上。较之于第二阶段，他们更清晰地看到了资本主义在各个民族间存在着不同的类型。如果说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预设中，资本主义常常被视为一个单一的体系；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则主张在考虑资本主义的普遍规律的前提下，将研究拓展至每一个拥有独特经济结构、组织形式、文化传统的个体社会的具体道路。这一深刻洞见与两位思想家晚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性质的说明完全契合。正如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回顾他当年研究西欧资本主义起源时所说的那样，不能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这是因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德国的发展并未复制英国或法国的道路，它根植于德国的民族性之中。由此看来，两位思想家没有授权我们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之外寻找某种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固定公式”。不过，同样重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也看到了德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最终被资本主义的普遍性所宰制。德意志的崛起并未超越主导西方现代化进程的“资本逻辑”，也没有超越“西方中心论”所生长出“国强必霸”的国际政治逻辑。它所能带来的只是单纯的权力洗牌和霸权移位而已，丝毫不能触动国际关系中存在的不平等和系统性剥削。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唯有社会主义才能展开一条通向更高级国际文明的新路径，即在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和现实运动的引领下，才能真正实现国际正义与人类解放。

四、“德意志道路”的启示：比较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对德意志道路的三次探索构成一个不断发展、层层深入的理论总体，既体现了十九世纪德国现代化过程中实践逻辑的嬗变，又展现了他们自身理论逻辑的发展。必须指出的是，这三个阶段并不是割裂的和对立的，其间存在研究范式和视域的转换（历时性逻辑），同时也构成具有内在联系的逻辑整体（共时性结构）。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以一种历史性的辩证思维来捕捉德国现代化的时代命题。他们从来不拘泥于固定不变的答案，而是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分析框架，通过深入到社会现实的具体化过程之中，研究和把握每一阶段德国发展的主要任务和根本特征。如果说青年马克思恩格斯主要考查的是“革命的年代”（霍布斯鲍姆语）中人的解放所能达到的历史限度和德意志民族的独特价值；那么，中年以后，他们的研究则主要围绕德国统一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与世界”“普遍与特殊”这两对矛盾范畴不断深入。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无愧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准确地把握了历史演进的逻辑，提出了时代性的课题。另一方面，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始终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认知结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主导的现代化浪潮和人类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中定位德国的时代方位；在现代性制度构架（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展开过程中考察具体发展模式的可能空间；在批判现代性的理论归旨中寻求一种以社会主义的方式超越资本逻辑和霸权逻辑的新文明类型。

进一步而言，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研究对所有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归根到底，这些国家共同面对的本质性难题是如何处理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与社会个体发展的具体道路之间的辩证关系。两位思想家认识到，面对德国现代化进程的多重特征（后发国家、资本主义、王朝政治、军国主义等等），既不能脱离实际情况进行某种先验的理论建构和逻辑演绎，又要避免过分沉溺于特殊情境之中而丧失对历史整体趋势的把握。前一种误区无视社会个体的历史特殊性，将资本主义的典型样态当作“一般社会”而强加给社会实践。正如马克思批判米海洛夫斯基对《资本论》的歪曲时所说的：“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后一种误区则试图背离近代以来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趋势，放弃历史可能的超越性维度，退缩到一种地域的、封闭的、偶发的历史样态之中。要突破这种后发国家中普遍存在的两难处境，就必须坚持历史性的辩证逻辑：一方面，现代化任务以一种根本的方式设定了民族发展道路的可能空间。无论这一进程中的具体情况有着何种特殊性，它的意义都需要在历史总体之中才能显示出其全部丰富内容，进而获得真实的具体性。另一方面，从来没有一种所谓的一般模式可以代替具体的历史的特殊性。遵循现代化发展的本质规律并不妨碍在具体道路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色彩差异，而这些变异和差异只有通过对具体的分析才可以被理解。总而言之，现代化实践如果停留于抽象普遍性和经验特殊性的二元对立中，就永远无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与此相对，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普遍与特殊总是处于一种辩证的张力之中。特殊需要放置在普遍的总体性进程中才能显现自身，将现实的丰富性再现为总体的具体性；同样，普遍需要特殊的支撑和充实才能避免沦为空洞的教条或者滑入某种历史目的论之中。这里始终存在着两种运动，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提出的“由具体上升到抽象、又由抽象上升到更丰富的具体”的过程。真实历史的呈现便存在于这种双重运动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是真正“历史性的科学”。它超越了抽象普遍性与经验特殊性的矛盾，通过把握社会生活的实体性内容，描述社会历史的各种运动并揭示其本质。

从理论观照现实，虽然今日中国的历史情境与十九世纪的德国有着本质性的区别，但在比较视野下，经典理论能为理解现实提供分析方法和价值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应该看到，我们在全面系统地阐释中国式现代化丰富内涵时，同样需要直面历史上德国现代化曾经引发马克思恩格斯思考的诸对矛盾：现代化的普遍性和民族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历史主体的选择性、对旧历史逻辑的批判与对新文明体系的建构等等。在历史性的辩证逻辑看来，中国式现代化真正超越了抽象普遍性和经验特殊性的二元对立从而生成为一种真实的具体性，真正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所憧憬的现实运动的实存性与通向更高价值的超越性的统一。这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同时兼具了现代化、民族性、社会主义和文明形态四大定向，是一种扬弃了传统现代化模式的“新现代化”。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现代化”定向。这并非一种同语反复，而是指明了近代以来中国融入世界历史进程的普遍性维度。现代化之所以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本质规定，不仅是因为它构成这一历史进程中可以明显识别的主旋律，而且在于中国现代化的任何特定阶段的开启，都是以占有现代文明的成果为根本前提。中国发展是一种独特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实践的展开过程，但它从未背离世界历史的总体潮流和可能空间。相反，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当中国现代化向纵深拓展时，必然将上升为足以展现出普遍性意义的世界历史之新的可能性，从而真正体现出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在具体道路中生成的普遍性，开创中国理论引领世界现代化的新图景。其次，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民族性”定向。中国式现代化并非照搬某种现代化的“一般模式”，其理论范式、制度设计、框架体系都寄寓着本民族特有的优秀基因和文化智慧。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文明历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政治理想和治理智慧，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精神富矿。在中华文明土壤上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充分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曾期许的那样，这是一条在民族性与世界性碰撞交融、民族复兴与人类解放的相通共达中生成了全新道路。再次，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社会主义”定向。中国式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人民至上的现代化，它超越了近代以来由资本逻辑主宰的现代化道路，体现出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价值底色。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最终必然导致资本的无限增殖与人的发展之间出现对抗，即由各种形式的阶级剥削所导致的制度性不公和系统性压迫。与此相反，“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在实践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促使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发展趋向真正统一，推动全体人民不断走向共同富裕，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根本特征。最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文明形态”定向。中国式现代化绝不会锁闭在近代以来资本主义所主导的现代性的制度格栅之中，也绝不仅仅是国际权力关系的简单洗牌或者霸主移位。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内生出了一种以社会主义的方式超越资本主义的新文明类型。即以劳动原则置换资本原则来组织社会生活，以“文明互鉴”替代“文明冲突”来引领当今世界的普遍交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扬弃“西方中心论”来塑造当今人类的价值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体现了全球和平、繁荣、合作、善治的目标，必将引领未来世界文明的全新变革，奠定国际新秩序的制度前提。

总而言之，现代化的本质与出路是马克思恩格斯考察十九世纪德意志道路时捕捉到的核心问题。而中国式现代化则是在二十一世纪对这一普遍性问题的时代解答。中国式现代化既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包括英法德美）模式，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它是一种真正代表了人类历史的客观前进方向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旨趣的现代化类型。它超越了主导西方式现代化的“资本逻辑”，超越了西方式“主—客”二分的哲学思维，也超越了西方现代化所生长出来的强权政治。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实践中，民族性与世界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实存性与超越性得到了内在统一。这是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德意志问题的研究中所能得到的最深刻的启示。

[作者简介]:兰洋,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当代政党研究平台研究员

[文章来源]:《贵州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