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

帕拉玛基特·辛格(Paramjit Singh)

【提要】：文章通过考察旧帝国主义的核心要素和特征，拓展了对当代帝国主义的理解。首先，文章分析了资本积累的金融化，并据此对金融资本的概念进行扬弃。其次，文章指出了资本全球化的普遍性，这种全球化将整个世界都纳入了资本主义的积累网络。然后，文章阐述了第三世界无产阶级的生成是世界范围内积累的结果，而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对此只是略有涉及。最后，文章比较了列宁所分析的资本主义危机和衰败与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认为世界无产阶级要利用当前危机所带来的机遇去改造国家，去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形态。

【关键词】：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 金融化 资本全球化

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形成于1910—1920年代，有的观点已经不再完全适用于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积累的帝国主义本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对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帝国主义本质毫无帮助。正如阿蒂略·博龙（Atilio Boron）所指出的，尽管帝国主义的表象已经改变，但其核心并未脱离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对帝国主义的基本论述。

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说，当前的挑战是需要理解和吸收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深刻内涵，以此来阐释帝国主义在现阶段榨取剩余价值的方式的变化。这种理解和吸收应该是对列宁的理论核心的积极探索。此外，旧帝国主义的本质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但在战后，其含义已经改变。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试图用“超帝国主义”（ultra-imperialism）对新帝国主义作重新定义。考茨基指出，凭借武力进行的暴力剥削已经被帝国主义的“神圣联盟”所取代，帝国主义势力联合起来剥削其他国家，其剥削的特征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金融业的快速国际化以及工业巨头对国内政治把控的日益加剧，最终将削弱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这种发展变化要求我们，不应该仅仅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战争的可能性和革命机会的背景下看待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意义。197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利润率的下降和生产过剩催生了新帝国主义。正如罗伯·史蒂文（Rob Steven）所阐述的，新帝国主义通过一系列多层次的体系而发挥作用，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该体系向世界各地渗透，并且包罗了宗主国与外围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新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当代阶段，想要理解它，必须弄清楚四个相互关联的重要概念，即金融化、资本全球化、第三世界的无产阶级化以及可能的替代性选择。

一、金融资本与资本主义金融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金融资本成为了一种新的资本形态，并聚集了“闲置”资金。在这一阶段，大工业组织、大银行和国家政策的相互勾结加快了资本积累的速度。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等一系列危机动摇了帝国主义的根基。1917年，俄国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结果是，工人阶级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中的一个“自变量”，开始威胁到资本主义组织的每一个层面。因此，要研究资本积累就必须承认这种新的力量关系。

大萧条使得人们进一步怀疑由不受监管的私人工业和金融资本所推动的资本主义的可持续性。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是当时对资本主义重构最具洞察力的理论家。然而，他在早期的著作中尚未对阶级关系的新动态以及工人阶级在其中的作用形成一个清晰且科学的认识。在大萧条之后，凯恩斯指出，资本主义的周期性衰退是由于缺乏有效的需求。1929年危机爆发的原因在于，在之前十年供给扩大的同时，需求并没有相应增加。罗伯特·阿尔布里坦（Robert Albritton）将这一资本积累时期描述为“消费主义”。消费主义时代伴随着大企业的崛起和大规模的资本集中，以及工业资本相对于金融资本的霸权，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战后，去殖民化改变了发达宗主国与外围国家之间的关系。表面上，那些获得解放的殖民地可以与“自由世界”中的发达国家建交。发达经济体的主要积累模式是一种经济民族主义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贸易是为了辅助建立或重建围绕汽车、钢铁和电子产品的全面一体化的工业经济。战后资本的国际化不是金融资本和证券投资的国际化，而是生产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国际化。

两极格局的形成一方面使宗主国的工人获得了社会保障和更高的薪水，另一方面又提振了需求，从而稳定了资本积累过程并维持了企业利润。1950年代风靡于宗主国的消费主义所谓的“黄金时代”在1970年代走向终结。根据理查德·韦斯特拉（Richard Westra）的说法，导致其消亡的不是生产率的下降，而是宗主国利润率的下降。

这场危机为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提供了推广以往被长期忽视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机会。他们复兴了自由主义信条，将国家干预（特别是对金融和私人资本的监管）视为资本积累的障碍。这为制定开启新一轮资本积累的政策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背景下，国家对工业和金融资本的控制大大减少，这种放松管制的做法导致了金融资本的飞速增长，改变了资本积累的性质，使其更有利于金融活动。

正如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Costas Lapavitsas)指出的那样，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新自由主义的盛行加剧了汇率和利率的不稳定性，从而刺激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扩张。国际资本流动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汇率和利率不稳定性的反应，它也导致了金融化或新的金融资本的崛起。金融化是指金融活动的空前扩张、金融利润的快速增长、金融关系对经济和社会的渗透以及金融部门对经济政策发挥的主导作用。

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在20世纪初所说的金融资本不同于当今的资本主义金融化，也不足以从多个方面理解资本积累机制。首先，关于金融资本的定义，希法亭将金融资本定义为银行与工业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且与股份制公司相比，银行处于支配地位。然而，当今的资本金融化是资本主义经济从生产向流通领域的长期转变。这是各种形式的资本交换（包括金融和其他资产市场）在范围和多样性上的扩张，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紧密。具体而言，生息资本（interest-bearing capital）已经代替了以往其他形式的生产和商业资本的活动。这导致总体经济活动被生息资本的逻辑和规则所把控，最终蜕变为投机资本。

其次，金融资本依赖于金融与工业的融合。在此期间，资本增殖不是通过金融活动，而主要是通过工业生产的渠道来完成的。然而，新的金融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并不一定基于工业或限于一个国家的工业生产，而是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以寻求迅速取得盈余。这两种资本增殖过程可以通过下图进行区分，其中，货币（M）指的是对两种商品（C），即劳动力（LP）和其他生产资料（MP）的初始投资。P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互作用的过程或时间段，其结果是产生价值高于C的新商品C′。M′是指这种新商品在市场上大于最初的M的盈余，它以利息（i）、利润（p）和租金（r）的形式进行分配。其表达式如下：

在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中，银行资本在工业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是为扩大再生产提供资金。待生产过程完成后，新产生的M′是银行资本、工业资本和食利者阶层/股东的收益。M′的主要部分将用于再投资，即通过购买原材料和雇用新工人来扩大生产规模。

在当代工业生产中，M的大部分资金来自工业资本的独立金融活动；M′的分配显然也将会发生质的变化。这样，用于再投资以维持生产过程和劳动力就业的资本比例要么保持不变，要么继续以相对较慢的速度增长，这从制造业实际投资增长率的长期下降中可见一斑。投资的这种变化体现出工业资本积累向金融资本的转变。换言之，“大多数被归类为‘非金融’的大公司实际上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或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从事着买卖证券以及其他金融业务的活动”。

另一方面，现代资本主义的银行资本交易和金融市场交易不断增加，这是一种从工业生产需求中脱身以实现盈余的增长。根据马克思的观点，M到M’的完全转变背后的基本目标是追求盈余，因此，“货币是每个价值增殖过程的起点和终点”。商品生产过程中M向M’的转化过程涉及时滞、风险和不确定性。没有商品生产作为中介的资本增殖的产生说明了当今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性质。韦斯特拉将银行资本背景下的金融化定义为将过量的闲置资金投入“赌场游戏”而非参与实体经济活动。通过证券化和影子银行业务，银行建立了独立于工业资本的平行货币创造模式。政府干预的缺位放任了资本的流动，这让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独立于工业的价值增殖过程而获取利润。金融机构以消费信贷的形式向家庭放贷，并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以获利。拉帕维查斯指出，发达经济体的银行将注意力转向家庭贷款主要是为了抵押贷款，同时将家庭储蓄引入金融市场，以便金融部门独立于工业资本进行自身的资本积累。这导致金融部门的盈利能力相对于其他部门显著上升。1967年，美国金融企业的利润总额占国内利润总额的比例为13.76%；但到了2017年，这一比例上升至28.81%。与此同时，同期制造业利润占国内利润总额的比例从52.15%下降至22.5%。

在过去，金融资本的作用是充当实体经济的必要帮手；而如今，它已经摆脱了这种角色，并不可避免地成为其自身实现极速扩张的投机性力量。现代金融机构提高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容纳流入本国的巨额货币资本的能力，因为这些国家拥有“一套利润丰厚的金融工具，如衍生品、期权、证券化等。当然，随着资本在全球的流动性相对增强，现代金融业也需要一定的增长。这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促进了世界范围内金融业的快速发展”。

再次，在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家所处的时代，金融资本具有国家性质，与国内工业的表现密切相关。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坚信，殖民是扩大工业产品的市场规模的必要条件。即使是在明显限制投机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体制下，金融扩张也或多或少地与国内生产同步进行。但在新自由主义时期，金融资本已变得越来越国际化。当今的国际资本，无论其来源于何处，都是全球性的，可以自由地跨越国界，以实现最大盈余。作为当代帝国主义驱动力的金融国际化破坏了资本积累的商品生产基础。当代金融资本的范围已经超出了国界和国家利益，甚至超出了任何民族国家的控制范围。

最后，根据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分析，在经济领域起主导作用的是两个独立的阶层，即企业家阶层和食利者阶层，其中，后者占主导地位。然而，21世纪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以新金融体系的崛起为标志。大公司被纳入了一个新的体系中，这一体系被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和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称为“金融—工业综合体”（financial-industrial complex）。主要工业公司由此从股权融资转向债务融资，并发展了自己的金融子公司。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金融业的集中速度加快。1990年代，美国前十大金融机构只持有总金融资产的10%，而到了2009年，这一比例高达50%。1990年，排名前20位的金融机构仅持有金融资产总额的12%，而到了2009年，该比例已升至70%。

自1990年代开始席卷全球的巨额资金并非资本，而是自由流动的闲置资金，它们喜欢玩金钱游戏，对生产投资活动并不感兴趣。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机构的角色转变和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催生了资本积累的新阶段，这一阶段不仅范围更广，而且在性质上也不同于希法亭所讨论的积累金融化。当代金融利润的主要形式是以持有股权和交易金融资产的回报的形式归于闲置资金的所有者。然而，正如拉帕维查斯指出的那样，金融利润也有次生形态，即金融机构通过金融资产的独立交易活动所获得的利润。这说明，相对于经济基础，即实体经济，金融上层结构的规模和重要性正在增加。作为经典帝国主义理论核心的实体经济或商品生产领域中的实际资本积累，已从属于金融或者至少一个金融活动领域；银行资本已经在最大程度上脱离了实体经济。

二、资本输出与资本全球化

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大型垄断组织阶段。国内市场的开发已经完成，其有限的规模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障碍，而出路就是将资本从宗主国输出到新的国家和地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宗主国没有生产和资本使用的可能性。但是，为了获取更高的利润，资本输出是必要的。正如马克思所阐释的那样：“如果资本输往国外，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已经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够按更髙的利润率来使用。”在18世纪和19世纪，资本输出的情况即是如此。列宁写道：“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必要，是因为在少数国家中资本主义‘已经过度成熟’，‘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了。”资本输出成为了鼓励商品出口的手段。因此，当时的领土扩张有三个目标：（1）扩大工业产品的市场；（2）输出资本以创造更多的报酬丰厚的就业岗位；（3）将宗主国的失业劳动力输出到殖民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贸易、资本和劳动力要么在发达国家与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流动，要么在发达国家与殖民地之间流动。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指出，欧洲与亚洲欠发达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大洋洲之间的贸易关系明显失衡，体现出高度的剥削性。与此同时，欧洲与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阿根廷，当然还有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是平等的，且以发展为导向。正如史蒂文所指出的，近代以来从一些发达国家流向其他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与从发达国家流向欠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有着质的区别。

帝国主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以发展为导向的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向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当代帝国主义将资本从新的帝国主义国家转向第三世界国家，以加强对这些国家的控制。为了研究帝国主义国家向外围国家输出资本在经济上的必要性及其对外围国家的影响，我们尝试建立了一个实现积累和盈余的三部门模型。

● 第一部门：初级（农业及相关活动和采矿业）或工资商品部门，其劳动密集程度高，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

● 第二部门：第二产业（制造业和其他增殖活动）或资本商品部门，由具有相对较高劳动生产率的资本密集型技术驱动。

● 第三部门：第三产业或服务部门，可进一步分为两个子部门。

第一子部门：直接促进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的生产和积累过程，包括向市场运输原材料、生产资料和成品等活动，以及管理为这两个部门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的费用。

第二子部门：传统上不属于资本主义积累部分的服务或应该属于非商品化部分的服务，包括政府行政活动、公共开支和转移支付。在政府服务中，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养老金和养老福利不应受到资本积累逻辑的驱动。

工业革命之后，宗主国资本主义在其国内经济的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都极尽榨取剩余的可能性，并将第三部门的第二子部门置于国家控制之下，这主要是为了应对工人阶级在1950年代不断发起的挑战。1950年代之后，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的盈余变现主要是由垄断资本从农业部门和工业劳动的剥削中榨取的垄断租金所驱动。由于资本的过度积累，宗主国资本家需要再度为剩余资本的利用开辟新的领地。保罗·巴兰（Paul Baran）和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在《垄断资本》（Monopoly Capital）一书中，通过四个章节着重阐述了剩余吸收的问题。然而，1970年代，资本主义再次面临剩余吸收的危机。此时，剩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加以利用。一是在宗主国开放第三部门的非商品化部分或对第三部门的第二子部门进行商品化；二是控制前资本主义国家或外围国家开发程度较低的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为了实现这一点，宗主国采取了双重战略。首先，它放松了对本国金融领域的管制，以便将垄断资本（包括银行和工业资本）产生的剩余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流通领域。其次，它将过剩资本出口到前资本主义的第三世界国家，以利用这些国家的生产体系。

这里的重点在于资本流动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向第三世界输出资本的主要动力是为宗主国工业资本的产品提供廉价的原材料和市场。1970年代后，资本输出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盈利危机和各宗主国积累速度的放缓，因而这些国家的资本开始在发展中国家寻求投资出路，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的资本规模比过去大得多。正如帕拉玛基特·辛格（Paramjit Singh）强调的那样，新自由主义现阶段的资本快速流动在两个方面导致了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主权的逐步丧失。首先，第三世界国家被国际资本哄骗和胁迫，降低了工业产品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结果产生了大量的工业剩余。同时，国内工业产品的市场以及小生产活动遭到破坏，因为它们没有能力在价格上与巨型跨国公司竞争。其次，宗主国政府利用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向第三世界国家施压，要求它们开放早先为国内小生产者保留的生产领域。这种开放使国内的小规模生产与资本主义积累网络相结合，而这些小规模生产一直是第二部门大多数人的谋生手段。这些转变扩大了国际资本对工业生产（第三世界国家的第二部门）以及国家政策的控制。

这一积累过程以第三世界经济体第一部门的被迫开放作为补充。第一部门由前资本主义关系主导，包括家庭农业和相关活动，这些经济体中大多数农村人口以此为生计。国际资本通过国际机构迫使第三世界国家通过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来开放其农业部门，让宗主国的农业剩余自由流动。其目的是将参与前资本主义活动的人口与世界市场网络联系起来。普拉巴特·帕特奈克(Prabhat Patnaik)把这种通过剥削外围国家第一部门进行帝国主义积累的新阶段称为“通过侵占进行积累”（accumulation through encroachment）。宗主国将不发达地区自然经济的瓦解以及被资本主义的同化吹嘘为国际体系结构的重大成就。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作用下，这种通过控制第一部门的活动进行积累的过程迅速扩大。

然而，自1980年代前后开始，一些引人注目的事情发生了。资本积累的结构与战后的形式发生了另一种转变：全面一体化的工业经济体解体，这一过程也可以被委婉地称为工业资本的全球化。全球资本向第三世界的流动使生产和价值创造的链条跨越了国界，从而深刻地改变了工业资本的面貌。这个过程导致第二部门的生产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即全球价值链、分包或保持距离型生产（arm’s length production）。

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涉及大型跨国公司的承包和按任务分割生产，如设计、营销、制造和品牌推广。主导企业（lead firm）与位于第三世界的一个或多个生产商签订生产中间产品或最终产品的合同。承包商进一步雇用分包商为其制造各种中间部件。由于有大量的生产商进行价格竞争，较低水平的生产竞争非常激烈。在这种垄断性的贸易关系中，主导企业支配着每个领域的生产，这些合同可以让跨国公司在不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的情况下获取极高的利润率。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强调：“外包公司不仅将商业风险和低附加值的生产过程外部化，还将污染、少得可怜的工资和镇压工会的直接责任外部化。”此外，“保持距离型关系使跨国公司能够避免许多与需求的周期性波动和世界市场中的更大冲击有关的成本和风险”。最终，劳动群体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工资低，工作时间长，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缺乏，劳动标准得不到执行”。

在帝国主义积累的当今阶段，实际资本的输出被全球价值链的保持距离型关系所超越。正如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指出的那样，现代资本主义不仅受到对特定的生产活动的垄断控制，而且这些垄断集团还紧紧控制着所有生产系统。外围国家的中小型企业（第二部门的主要活动）都被束缚于“国际垄断集团建立的控制和合同网络中。它们的自主程度已经萎缩至仅仅是垄断集团的分包商。”20世纪的最后20年，宗主国中心化的实现使垄断集团对全球生产系统的控制更加普遍化。当今世界见证了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寻租者、金融资本和垄断集团的帝国主义。宗主国寻租阶层的经济来源就是各地对劳工的超级剥削。这种帝国主义的剥削体系是由两种力量推动的，即垄断企业对第三世界生产系统的直接和间接控制以及世界范围内不受控制的金融投机。这种帝国主义网络已经把外围国家的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置于国际垄断资本的控制之下。

最近，第三部门那些不直接促进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的积累过程的活动已经成为外围经济体扩大资本主义积累网络的另一个关键领域。随着公共资产的公司化和私有化以及自然资源和其他公用事业的商品化，积累的主导模式已经从扩大再生产转向“剥夺性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因此，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浪潮绝不仅仅局限于贸易领域，它已经席卷了生产系统、技术、金融市场和社会生活的许多其他方面。全球化的这种主导性潮流大大降低了民族国家的经济管理效率。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空间同民族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管理空间重合在一起。全球化经济管理的利益已占主导地位，且以损害民族国家的职能为代价。

三、第三世界无产阶级的生成

尽管资本输出给欠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是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对此并未给予太多直接的关注。资本全球化使得外围国家数以亿计的工人和小生产者被迫离开了当地，离开了在国内小规模产业中的工作，这些产业在全球化到来之前都是国有的或者（通过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受到国家保护的。在国际资本促成的高度竞争的环境下，这些工人和小生产者被迫作为无产阶级的一员加入了剩余劳动力的行列。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已经将资本积累的网络扩展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最偏远地区。

全球生产基地向外围国家的转移对这些地区的工人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资本积累是将这些经济体中的“剩余人口”吸收到生产活动中的积极手段，而这些生产活动标志着这些经济体从欠发达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的过渡。例如，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为这种在“传统”部门有“无限劳动力供给”的经济体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发展战略。他将“农民、临时工、小商贩、（家庭和商业）零售商、家庭主妇以及人口增长”列为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的主要劳动力来源。他提出，随着资本主义部门中的工人从低生产率的工作转向从事高生产率的工作，该部门中更高的资本积累率将减少劳动力储备，同时也会降低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的发生率。但是，在现代帝国主义时代，鉴于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都有劳动后备军，刘易斯的理论并没有得到第三世界国家既有事实的证实。为了强调后备劳动力的存在，帕特奈克使用了两个劳动后备军模型：一个是前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后备军，另一个是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后备军。前者构成了农业的剩余人口，后者构成了资本主义城市制造业的剩余人口。农业和相关活动（第一部门）的全球化对第三世界的小规模家庭农业造成了巨大打击。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出的宗主国资本主义的观点，前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农民生产注定要向宗主国模式的资本主义农业转变。正如阿明指出的那样，在理想的资本主义场景中，30多亿农村劳动力将被2000多万新生的现代农民所取代，余下的29.8亿人将成为剩余劳动力。

这就引发了一个基本问题：当代资本主义的工业/资本主义部门（第二部门）能够吸收这些剩余劳动力吗？在当前的情况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除了资本，宗主国同时输出的资本驱动型技术无法吸收因国际资本介入第三世界经济体的前资本部门（第一部门）而产生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些经济体中的第二部门正忙于释放已雇佣的劳动力的生产潜力，而无暇吸收第一部门的剩余人口。因此，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后备军正在不断增加，具体原因在于：首先，国际需求的构成从劳动密集型生产向资本密集型生产转变；其次，资本密集型技术从发达国家向第三世界的转移导致了小生产者失业。因此，第三世界国家正面临大规模的结构性失业、苦难和严重贫困，那些打算找工作的人们还承受着工资下行的巨大压力。此外，与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通的商品的激烈竞争削弱了第三世界的劳动密集型小规模生产。在当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化阶段，外国资本已经设法渗透到第三世界的零售产业链中，这可能会取代城市中心的小零售商，进而增加劳动后备军。

现代帝国主义是由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形式的全球垄断资本统治的。去中心化和保持距离型生产致使劳动力分散，使得大型寡头能够削弱工人在世界范围内的集体谈判能力。生产的外包和分解催生了一种新的国际分工。当代资本主义阶段的全球垄断已造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普遍化，并通过劳动力储备向宗主国工人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不要为提高工资而抗争，从而缩小了宗主国与新兴经济体的中间阶层工人之间的实际工资差距。

四、资本主义危机与替代性

选择：过去与现在

在经典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不仅在长期受资本主义宗主国压迫的殖民地，而且在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由于工人阶级所处的条件让人难以忍受——都引发了革命的可能性。列宁向第三世界国家提出了一种双重的行动方案，旨在将它们从帝国主义剥削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首先，他提出：“遭受民族压迫的无产阶级和农民，同遭受民族压迫的资产阶级一起采取反对压迫民族的‘行动’这指的是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的剥削加强了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联合起来的可能性。其次，列宁指出：“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或其中有觉悟的一部分采取反对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和跟着它走的一切分子的‘行动’。”

帝国主义列强对殖民地的争夺造成了帝国主义国家在生产活动中对资源的浪费，导致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的非生产性支出。列宁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定性为帝国主义战争，并视其为浪费生产资源的典型例子，其所造成的负担被转嫁到劳动群众身上。战争致使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实际工资增幅急剧下降、食品价格上涨。在20世纪头几十年中，工资与物价之间的差距把劳动群众逼到了无法忍受的境地。对此，列宁援引了美·伊·布劳恩（M.I.Braun）对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

美国物价平均上涨120%，工资却只增加100%；英国物价上涨170%，工资只增加130%；法国物价上涨300%，工资只增加200%；日本物价上涨130%，工资只增加60%……

列宁进一步指出：

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愤怒必然日益强烈，革命思想和革命情绪必然日益加强，自发的大规模罢工浪潮必然日益高涨，因为工人的处境已经不堪忍受了。工人根据经验确信，资本家靠战争大发横财，而把一切军费和债务转嫁给工人负担。

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列宁在描述世界资本主义解体时还引用了凯恩斯的著作《〈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列宁写道：“如果一方面，群众的经济状况已经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另一方面，像凯恩斯所证实的那样，在极少数势力极大的战胜国中间，瓦解已经开始而且正在加深，那么，十分明显，世界革命的两个条件都正在成熟。”

然而，二战后，资本主义狡猾地推迟了殖民地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方案的可能性以及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工人革命爆发的可能性。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渗透并没有被上述经济体内的民族主义政党领导人视为真正解放工人阶级的机会。在殖民时期，尤其是在英国殖民地，各阶层人民与经济和政治精英联合起来反抗的是帝国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当时，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与政治精英结成了联盟，以便在国家层面谋求霸权。他们想要推翻的是封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以及独裁统治，这事实上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有利环境。于是，被剥削者们并没有为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国际解放而进行联合斗争，反而因垄断资本的国际化而相互斗争。直到现在，垄断资本仍在努力改变后殖民经济体的整个社会结构，使其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而言，自1970年代以来，失控的增长引发了如下三重危机：

第一，正如拉帕维查斯和保罗·L.多斯·桑托斯（Paulo L.Dos Santos）认为的那样，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大型工业和商业公司的金融化所导致的后果，因为它们不再将银行作为信贷的来源，而是选择从公开市场筹集资金或通过留存收益进行自我融资。这与经典理论家所研究的帝国主义早期阶段是不同的，因为那时的投机活动是以生产性经济为基础的，而1970年代后，金融投机开始在停滞不前的经济中蓬勃发展。也就是说，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遏制危机趋势的重要手段是靠信贷融资支出。然而，为提高总需求而进行的信贷融资支出是以资产价值的增加为条件的，于是资产市场泡沫得以形成。这场由金融资本主义在2008年所制造的泡沫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的衰退。

第二，辛格认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经历过“就业无保障”（employment precariousness）或缺乏体面工作的困扰。在发达国家，这种无保障性表现为固定期限的就业合同、临时工作或兼职工作；在外围经济体中，则表现为工作的非正式化，包括工作时间不固定、收入低、未来生计不确定。劳动力市场的放松管制在新兴经济体和宗主国中都造成了每单位劳动报酬的增长放缓。工会的衰落削弱了世界各地工人的议价能力。这进一步导致了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化的发展。劳动报酬和就业机会的缓慢增长，连同金融体系的崩溃，进一步加深了总需求不足的危机，加剧了生产部门的衰退趋势。

第三，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在宗主国以及新兴经济体中都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不平等已经严重威胁到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可持续性。投机性金融的国际流动和在寡头垄断环境下以资本密集型技术生产的工业品的自由流动摧毁了小规模生产活动，引发了经济停滞和前所未有的失业现象。金融化/公司化的无制约增长导致财富日益集中在金融精英手中，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空前的不平等、贫困和匮乏。

当前的危机在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中显得极为严重。国家所采取的将金融系统损失社会化的临时措施并不能使资本主义走向长期的稳定。资本主义无法创造足够多的体面工作，这加剧了劳动年龄人口的不安。劳动报酬增长放缓、普遍的失业和工作岗位的非正式化，共同导致了生产需求的下降，这将可能会引发另一场比目前更为严重的危机。

问题是，世界无产阶级能否利用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使其成为制定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契机？正如格奥尔格·卢卡奇（Ceorg Lukács）所认为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对具体形势的具体分析。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实质是垄断资本主义，以及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与此不同，当代帝国主义不是由国内金融资本与国家权力的联盟推动的，而是由超越了国家利益的国际金融资本推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之间相互竞争的结果，列宁和其他社会主义者曾利用这一机会建立了社会主义和国际工农联盟。今天，第三世界国家及其国内资产阶级的利益已经与国际金融资本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导致左翼陷入了困境，无法退出由金融资本驱动的国际主义，因为这样做就会偏离其自身的意识形态光谱。左翼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来自新自由主义，后者通过将临时就业普遍化以及削弱全球工会运动来实现工人阶级的去组织化。

然而，这些挑战同时也为左翼带来了机遇。由于新自由主义无法维持资本主义积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陷入了停滞。为了应对经济停滞，资本主义利用了一个古老的政治实验：在全世界范围内为法西斯势力推波助澜。历史上，高失业率和经济停滞使得民族资产阶级获得了法西斯势力的支持。

但是，与之前民族法西斯和民族资本家的联盟不同，今天是全球金融资本的霸权时代。过去，法西斯国家曾经利用资本主义的财政，通过军费开支和政府借贷来建设与战争相关的基础设施，以解决普遍的失业和就业不足。如今，二者的联盟无法再用同样的办法来应对国内失业和国家危机的问题。当前的形势为马克思主义者反抗国际金融资本推动下的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开辟了新的革命前景。这增加了左翼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国际联盟的可能性。此时此刻，正如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所说，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社会主义与野蛮之间别无选择（因为后者正以极右翼势力的形式蔓延开来）。因此，世界无产阶级要利用当前危机所带来的机遇去改造国家，去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形态。

[作者简介]：帕拉玛基特·辛格(Paramjit Singh)，印度旁遮普大学经济学系；编译：王文彬，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安静兰，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

[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