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组织转型视角下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共产党组织适应性变革

陈凤

【摘要】从政党组织转型视角来看，欧洲国家政党组织形态由群众型政党向全方位政党、卡特尔政党方向发展已成为主流趋势。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共产党虽然仍坚持将建设群众型政党作为组织革新的重要目标，但实际上迫于诸多内外因素，也正朝着上述趋势靠拢。目前，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共产党在组织建设过程中面临着基层组织衰减、与其他社会团体缺乏合作、党员人数流失等挑战和威胁。针对这些难题，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共产党从积极招募党的新成员、扩大党的选民基础、强化党的宣传手段等方面多管齐下。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共产党的未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织形态革新能否适应环境变化，为其进行选举动员提供稳定的组织保障。

【关键词】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共产党；组织变革；马克思主义政党

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共产党（the Communist Party of Bohemia and Moravia）（以下简称“捷摩共”）是捷克政党政治中左翼阵营的重要代表。它的前身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the Communist Party of Czechoslovakia）（以下简称“捷共”）成立于1921年5月21日。回顾捷摩共百年历程，拥有健全有效、组织严密、动员有力的组织是其发展壮大的重要保障，而近些年来整体出现颓势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其组织变革的方向偏差和能力下降。本文把1989年政局剧变以来捷摩共组织形态嬗变历程、现实困境及相应的应对策略置于欧洲政党政治发展背景中进行考察。深入梳理和剖析捷摩共在组织革新方面所进行的新探索，有助于加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建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进一步了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状况。

一、欧洲国家政党组织形态的变迁

政党组织是政党发挥作用，谋求政治权力的载体。在不同时期政党有不同的组织形态。美国学者理查德·卡兹（RichardS Katz）和奥地利学者彼得·梅尔（Peter Mair）认为欧洲政党发展过程中其组织内部出现了三个面孔：公职机构的政党、党的全国性组织或中央组织、基层党组织。这三个面孔随着政党政治的发展所发挥功能各不相同。

政党最初的形态是产生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英美等国会中的精英型政党。从内部结构来看，精英型政党最初只有党的公职部分而没有党的中央和基层组织，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才逐渐形成了由党的中央、基层组织和公职部分的结构。然而，这种精英型政党的组织规模相对较小，有的甚至没有常设的基层组织。党的中央一开始也是依附于党的公职部分，并不能真正发挥领导作用。

19世纪末，伴随着选举权的扩大，欧洲开始出现群众型政党。群众型政党本质上是通过组织制度化的形式把选民作为自身最重要的政治资源。党员人数的多少决定政党动员能力的强弱。庞大且严密的组织既是政党通过选举上台执政的重要凭借，也是用来向执政者施压的有效工具。在群众型政党的组织中，党的中央机构组成人员基本上是全职的，且逐渐掌握主导权；基层组织则不再是由少数人组成的临时性机构，而是发展成有数量可观正式党员的团体。党的公职部分成为了党组织的工具，受中央机构的监督和指导。群众型政党还有一个特征，即党的附属组织可以不断向其基层组织提供组织资源。

从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社会结构的演变，社会福利制度的推行和中产阶级的崛起，西欧国家的政党组织形态由群众型政党向全方位政党、卡特尔政党的方向转型。具体来说，西欧国家政党在组织革新方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政党目标不再是有针对性地维护社会某些群体的利益，而是寻求更为广泛的支持者；政党党员数量大幅度下降；政党经费越来越依赖于国家补贴或政治筹款；政党组织结构简化；利用现代化传媒手段进行组织运作和参与选举等。全方位政党可以视为群众型政党向卡特尔型政党发展的一种过渡形态。在组织构成部分，到卡特尔型政党，党的公职部分已经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而党的中央和基层组织功能弱化。特别是党的基层组织，数量的减少成为一种明显的趋势。

冷战时期，与西欧国家政党组织演变轨迹不同，东欧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仍是传统的群众型政党，且是以苏联共产党为参照建立和发展起来一种组织层级明晰的、垂直的、刚性的集权制结构。其突出特点是意识形态鲜明，党员入党手续严格、党内纪律严明、组织结构严密。另外，作为群众型政党，东欧国家共产党除了各级党组织外，还拥有大量与党组织相关联的附属机构，如妇女组织、青年组织以及一些非盈利机构等。这些党的附属组织可以不断向党的基层组织提供组织资源。

1989年政局剧变后，中东欧国家在加快“回归欧洲”的步伐中，政党政治发展也无可避免地受到了“欧洲化”的影响。各国共产主义后继党必须尽快适应新的竞争性政治生态，争夺选票以赢得政权。鉴于当时西欧国家的政党组织形态演变趋势，很多学者和观察者认为这些共产主义后继党将会变成较为集中的小型政党，精英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基层组织功能缩减，政党的自身发展越来越多地取决于政治精英的需要而不是民众的利益。实际亦是如此，大多数政党精英们除了果断地与过去决裂——改变党的名称、纲领、标志等，还立刻着手精简党的组织架构，合并或解散一些机构、减少党员数量，重新进行党员注册等。当然，在不同国家，共产主义后继党的转型因为组织优势不同而有所差异。例如，1990年年底，斯洛伐克共产党决定重新注册其成员，保留精英力量。在注册前该党的成员人数从400,000已减到190,000，注册后只剩45,000人；到1994年议会选举的时候，下降到25,000人。随后，斯洛伐克共产党又将中央层级的两个领导机构，即中央委员会和地区代表委员会合并成了共和国委员会。

同时，大部分共产主义后继党还加强了党内权力集中，但区别于与剧变前的集中。这些政党解决了党内权力重叠问题，减少了决策层级，进行垂直整合，建立起集中化选举型政党。这是因为它们不再扮演国家和党的双重管理角色，而是成为了政治舞台角逐的一方力量，目标是获得选票和上台执政。从欧洲主流政党发展历程来看，集中化选举型政党具有相当高的战略灵活性。政党内部集中化提高了争取选票和联盟的效率，降低了党的决策成本。反之，决定政党政策的组织层级越多，政党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所需的时间就越长，反应的滞后性就越大，容易被竞争者利用该党反应滞后性抢占竞选空间。西欧社会民主党对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的适应模式进一步表明，政治竞争性的增强需要迅速的灵活性，在国家层面上竞争的政党越多，权力下放的政党选举成功的机会越小。不仅如此，在社会转型的混乱背景下，中东欧各国政党既没有动力也没有资源来渐进地建立忠诚的、特定的选区。因此，对于很多中东欧共产主义后继党而言，精简机构和垂直整合能够增强党的灵活性，更有效地吸引选民。比如，波兰社会民主党（the Social Democracy of Poland）、匈牙利社会党（the Hungarian Socialist Party）以及前面提到的斯洛伐克共产党在组织层级上进行了类似的精简和集中。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继承了捷共的政治资源和组织资源的捷摩共也对党的组织架构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但与以斯洛伐克共产党为代表的部分共产主义后继党不同的是，捷摩共的调整并不是主动为了顺应上述趋势，更多地是迫于现实被动地改变，且变动的程度相对较小。

二、捷摩共组织形态的革新

1989年政局剧变后，捷摩共成为了中东欧地区唯一一个不改名换姓和坚持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共产主义后继党。该党虽然继续保留党的政治定位和纲领政策方面，但为了生存和最大限度地争取选票，还是在组织形态方面进行了变革。

（一）组织结构的调整

组织资源是无产阶级政党获取执政权力的重要保障。列宁曾指出：“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捷共的发展壮大便是一个实例。二战结束后，捷共很快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在1946年的捷克斯洛伐克议会选举和捷克议会选举中，该党分别获得了38%和40%的选票。1948年“二月事件”后，捷共依靠其两万多个基层组织和250万党员（约占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成年人的25%）赢得了选举。因此一些学者认为捷共在当时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获得单独执政的地位，苏联只是起到了一种辅助作用。捷共在上述议会选举中取得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功于其严密的组织体系。正如一名捷共中央委员会成员所说：“我们党的力量来源于组织，而其他政党的力量则依赖于传统。”据统计，1945年，捷共在捷克地区有14,000个地方组织，并且数量不断增加，到1965年已经猛增到38,881个；1968年改革失败后，捷克地区的地方组织数量才有所下降，到1985年还有35,000个；到1989年，每286名捷克人当中就有一个党组织，每400名斯洛伐克人当中就有一个党组织。

在捷克政治转型初期，捷摩共虽然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受到其他政党的排挤，但依赖于稳定的党员队伍和严密的组织结构在选举中取得相对成功。在1992年的议会选举中，捷摩共与民主左翼党联盟获得了14.05%的选票，仅次于公民民主党（the Civic Democratic Party）和基督教民主党（the 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组建的竞选联盟，是议会中第二大党。1996年捷克举行议会选举，捷摩共再次赢得了10.33%的选票，为议会中第三大党。相比捷摩共，捷克新建或重建的政党几乎都存在着组织薄弱，缺乏连续性等问题。

尽管捷摩共在政治竞选活动中得益于自己的良好组织结构，但同时也不得不削减自己各层组织以及附属机构。首先，依据捷克宪法确立的多党议会制，新政府取缔了各种工作场所的党组织。其次，失去了国家财政的支持，捷摩共无法保留和支持所有组织机构的正常运行。捷摩共解散了一些附属组织，如各地民兵组织。第三，捷摩共内部存在着严重的派别斗争，从而也引起了组织上的裂变。一部分改革派成员退出党组织，成立了捷克民主左翼党（the Cezch Party of the Democratic Left），还有一部分改革派成员组建了左翼集团党（the Left Bloc Party）。前布拉格市委第一书记米罗斯拉夫·斯捷潘（Miroslav Stepan）领导的“争取社会主义”论坛（“For Socialism”Platform）的成员在被开除党籍之后，又创立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党（the Party of the Communists of Czechoslovakia）。这样到1992年年末，捷摩共地方组织的数量下降到6900个。

除了各层组织数量上的变动，捷摩共在组织层级和领导层构成方面也作出了一定的变动。当下，捷摩共的组织机构共分为中央、地区级、市镇级和基层四级。在中央层面，捷摩共设立了中央委员会及下属的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是先由捷摩共地区级组织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再由捷摩共代表大会通过任命。中央委员会包括主席、第一副主席和副主席、议会议员等成员。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则先由每个地区提名14名成员，然后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组成。目前，捷摩共的领导层包括中央委员会主席、地区委员会主席、一名第一副主席、2名副主席。2021年捷克议会选举结束后，前欧洲议员凯特日娜·科内奇纳（Kateřina Konečná）出任捷摩共党主席一职。

（二）组织运作的变革

在组织运作上，相比于其他共产主义后继党，捷摩共采取了相对保守的变革策略。1989年政局剧变前，捷共以民主集中制作为组织运作的基本原则，但因照搬苏联模式，只侧重了权力集中，忽视了党内民主这一重要原则。党内权力自上而下集中在党中央手中，其他层级的组织机构权力很少甚至没有权力，缺乏自主能力，更没有党内民主可言。这种组织结构既有浓厚的官僚等级制色彩，又效率低下、缺乏活力。

剧变后，捷摩共依然将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组织原则，但充分强调党内民主的重要性。通过总结社会主义时期的经验教训，捷摩共认为党内民主是保持党的纯洁性、摆脱官僚化的一种有效途径。捷摩共在新党章等一系列文件和声明中，反复提到党员是该党的基础，是党内决策的最终仲裁者。捷摩共允许基层党员参与代表大会文发布的文件以及其他重要决策的讨论，还设立了党员审查政策意见平台。该党称：“党的政策必须自下而上形成，党的所有成员必须以创造性的方式参与其制定。”

在推行党内民主过程中，捷摩共非常重视普通党员与领导层之间的交流，并将其所属的周刊和日报作为一种主要的交流工具，来增强党内凝聚力和向心力。从1992年开始，捷摩共为提高支持率，尝试组织以地方为基础的社会运动，发起一些对选民具有实际利益的非政治活动和服务。为此，捷摩共基本上会尽可能满足党内活跃分子的需求，在此基础上期望党员积极参与地方层面的活动，为党赢得其他支持者，并促进党的纲领和政策的革新。

在多党竞争的政治机制中，捷摩共在推动各级组织成员参与竞选活动、与潜在的选民保持持续性接触的同时，也进行过一些改革。例如，该党领导层试图通过一些现代化的宣传手段进行选举动员，从而减少对基层组织的依赖性。在2006年议会选举中，捷摩共就选择了使用广告牌和海报来宣传该党的候选人，这是捷摩共历史上的第一次。但在这次选举中，捷摩共只获得了12.81%的选票，相比于2002年议会选举减少了近5个百分点。捷摩共领导层认为这是一次不明智的做法，又重新强调各级组织在进行社会动员方面的不可替代性。该党在基层继续扩大党内民主，推动党的民主化，用来提高基层党员的积极性。

（三）党员管理的微调

党员是组成政党的第一个基本要素。任何政党，都必须首先要有自己的党员。党员是议会选举中政党忠诚的支持者，有助于政党吸引其潜在的支持者，是政党开展各类政治活动的主要人力资源。剧变前，捷共拥有规模可观的党员，是一个典型的群众型政党。到1988年，捷共在捷克地区共有1,250,000名成员，35,000个地方组织；中央干部有10,500人，跟捷共有关的职位约有550,000个，119名党员中就有一名干部，比例高于波兰（1:175）和匈牙利（1:150）等国，甚至高于斯洛伐克地区（1:150）。

20世纪90年代初，捷摩共领导层虽然在关于是否改革的问题上存在重大的分歧，但在党员问题上却是一致的，即保留党员基础，不进行重新注册。捷摩共领导层坚持要在新的政治体制中继续依赖于稳定的党员基础，并将其作为政治生存的主要机会。在他们看来，党必须是一个群众型的政党才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当然，捷摩共领导层的考量也与现实状况有关。在没有其他政治资源和赞助经费的情况下，捷摩共只能依靠其成员来维持正常的运作。对于捷摩共而言，要想生存下去首要便是巩固现有党员的忠诚度，而不是扩大其他选民对政党的支持。保留了原来大部分的党员也可以是捷摩共坚持不改名的原因之一。

因此，经过组织机构调整后，捷摩共党员人数虽下降较多，却依然是该国最大的政党。捷摩共党员人数在1993年大约有354,549名。同一时期，捷克社会民主党（the Czech Social Democratic Party）成员人数约有13,000名，捷克民主联盟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党组成的联盟（the 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 and Czechoslovak People's Party）约有100,000名，公民民主党约有22,000名党员。捷摩共利用党员多的优势从事挨家挨户的竞选活动，举行示威游行等。

另外，为扩大党员的数量，吸引更多年轻人入党，捷摩共放弃了剧变前在党员吸纳方面采取的严格审查手续，简化了入党的条件和流程，实行一种较为宽松的党员资格。现在，加入捷摩共的条件相当简单，只要年满18周岁并且与某个地区党的委员会保持必要的联系即可。

三、捷摩共组织建设面临的困境及原因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任何组织的延续性取决于其在多大程度能够适应迅速变化的外部环境。作为竞争体制中的政党，捷摩共积极探寻组织变革的有效路径。但目前捷摩共的组织建设过程中面临着基层组织衰减、与其他社会组织缺乏合作、党员人数流失等挑战和威胁。

（一）基层组织发展瓶颈

在组织调整过程中，捷摩共十分重视基层组织的建设，将其视为进行社会动员，选举市级议会议员的基础。与期望相反的是，该党的基层组织一直处于衰退的困境中，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基层组织数量锐减。近十年来，因合并或解散的因素，捷摩共基层组织的数量不断下降（见表1）。其中，2012年至2015年，捷摩共共失去了422个基层组织。基层组织数量的减少意味着捷摩共在该地区失去了一定的影响力。

捷摩共自身认为导致其基层组织数量减少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基层组织领导层的后备力量不足；另一方面，基层组织成员的年龄构成不合理。这样一旦某一基层组织负责人病重或去世，该基层组织活动或被终止，或被合并。但针对上述原因，捷摩共除了提出要求上级干部关注和保障基层组织运行外，尚未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

第二，基层组织活跃度低。相当多的捷摩共基层组织因为资金问题处于一种非活跃状态。在农村设立的大量基层组织因缺少必要活动费用，难以开展日常活动，导致该地方组织无法运行甚至被取消。捷摩共一位干部在采访中说：“我们现在有些村子，那里人们仍然支持我们，但是我们的基层党组织已经不存在10年了。”同样，一些在大城市的党组织也存在资金困难问题。例如，布拉格一位工作人员讲到：“我们原本能够更好地动员布拉格的党员，但是经济状况却使我们的表现不佳。”

第三，基层党员积极性不高。捷摩共依赖于各级组织成员进行竞选活动，然而基层党员却很难有机会成为候选人。根据捷摩共的党章，议会议员候选人在基层党员中通过初选产生。但是党章同样也指出，这些人只是被提名，中央委员会对名单顺序有最终决定权。这种候选人选择方式导致地区级、市镇级的普通党员对议会选举缺乏兴趣。此外，捷摩共虽然非常欢迎和重视新加入的成员，如会把新成员放在在地方议会选举名单前面，但是当这些新成员试图有所作为时会被僵化的党内文化所束。党员的积极性受到打压，参与度下降。

（二）与社会组织之间未形成良好的合作机制

进入21世纪后，捷摩共的政治影响力一度攀升，在地方选举中也屡创佳绩。在2000年举行的捷克独立以来首次地方选举中，捷摩共在675个席位赢得了161个席位，在乌斯季州名列第一，在其他州名列第二或第三，成绩不俗。2004年捷克举行的地方议会选举中，捷摩共支持率为19.68%。到2012年，捷摩共的支持率高达20.43%，在捷克排名第二。地方选举的胜利打破了捷摩共被孤立的状态。捷摩共开始与公民民主党、捷克社会民主党以及“不满意公民行动2011”（ANO2011）等政党在地方政府层面进行合作。

然而，捷摩共地方组织在运行过程与非政党组织之间却未能形成良好的合作机制，限制了其地方政治中的参与度。捷摩共与群众组织、甚至是工会之间的互动不多。捷克大部分工会与捷摩共的主要竞争对手捷克社会民主党保持相当紧密的联系，尤其是在摩拉维亚地区。只有少数地区的工会与捷摩共的合作较为融洽，如在有大型煤矿工业的俄斯特拉发市。从在全国范围内来看，工会与捷摩共之间交点则相对较少。

捷克各地还存在着一些新成立但影响力较小的激进左翼社会组织。这些政治组织当中有很多持反共主义立场，不愿意与捷摩共有过多的接触。双方之间进行合作的可能性不大。目前与捷摩共有密切合作的组织仍然是一个叫捷克边境地区俱乐部（the Club of Czech Border Areas）的组织。该组织一向是捷摩共的积极支持者。捷摩共依赖于前者在捷克偏远地区进行选举动员。

近几年来，捷摩共在地方层次与非政治组织的有限合作的弊端日显，突出体现在其地方支持率下跌上。2016年的地方选举中，捷摩共只赢得了10.54%的选票。2020年的地方选举中，捷摩共的支持率仅为4.75%，排名下降到第9位，为历史最低点。

（三）党员人数流失严重

当下，党员人数的下降是欧洲政党的一个共同趋势。“党员数量水平现在已经下降到了如此低的一个水平，以致于党员数量本身不再是政党组织能力的一个有意义的相关指标。”不过，捷摩共的党员人数流失相对更为严重，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捷摩共会伴随着其成员的自然消亡而消亡。进入21世纪以来，捷摩共的党员继续大幅度减少。2000年，捷摩共有128,346名党员，到2008年只剩下77,115名党员。近十年来，这一趋势并没有好转（见表2）。

导致捷摩共党员人数不断减少的因素是诸多层次的。第一，党员严重老龄化。捷摩共是一个特殊类型的群众党，其党员以退休的老年人为主，其中部分人的党龄超过40年。1997年，捷摩共党员的平均年龄是62.5岁，1999年平均年龄为63.6岁。200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捷摩共的成员约70%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超过三分之二的成员已经有40多年的党龄了。

第二，对青年人缺乏吸引力。尽管捷摩共有附属的青年人团体，但青年党员人数所占比例仍较低。捷摩共长期作为一个反对党，其政治影响力有限。况且，该党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一些偏远地区，而这些地区的青年人大多涌向了城市。更关键的是，捷摩共对很多青年人来说是保守和过时的代名词，且其理念主张也与他们现代化价值观不相符。捷摩共的一名党员曾直言：“我们正缺的是如何吸引年轻的成员。”

第三，党员来源范围较窄。剧变前，捷共党员以蓝领工人为主，白领和知识分子最多的时候所占比例也没有超过三分之一。捷共一直强调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知识分子和白领在加入该党时但都会面临着严格的意识形态考核要求。20世纪80年代末，当波兰和匈牙利两国党的组织机构和国家行政机构当中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官员已占主导地位时，捷共仍自豪地强调自己的党政机构中的干部约90%来自于工人家庭。受此影响，剧变后捷摩共的党员和支持者很大部分来源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且以低收入群体为主。

第四，宣传力度不足。捷摩共的鼓动和宣传工作领域的信息传播渠道不完善，主要局限于党员之间。该党在提供具有令人信服的事实和论据的宣传材料方面有所欠缺，而且与捷克国内主流媒体之间的合作性不强。结果便是民众对参与捷摩共组织的公共活动缺乏兴趣，关注度不高。

四、捷摩共的应对策略

新世纪里，捷摩共高度重视组织的建设与发展工作，把招募党的新成员、扩大党的选民基础、强化党的宣传手段等，看作是建设群众型政党的首要任务。在具体行动上，捷摩共主要采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举措。

首先，提高党内青年人所占的比重。1999年第五次代表大会中，捷摩共领导层提出要推动与青年的互动工作。2004年举行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捷摩共再次强调要重视青年群体的需要。为实现这一目标，捷摩共采从组织、宣传和日常工作等方面着手。在组织上，捷摩共在2008年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提出要加强中央委员会下属的青年委员会与各地区附属的青年组织和俱乐部合作，增大对青年人的吸引力。在捷摩共的支持下，其附属组织青年共产党人（the Young Communists）较为活跃，曾发起一场禁止将Null.S.导弹安装在捷克境内的签名活动，短短六个月内收集到五千多个签名。在宣传上，捷摩共多次在官方公开的文件中表达了致力于成为青年人思想和行动的引领者的意愿。“我们知道，当前最年轻的一代不愿接受传统的结社形式，更不愿接受某些形式的政党活动。我们愿为这些年轻人提供援助之手，一个替代方案，一个总体立足点，一个他们可以求助的地方……我们还将与他们协商关于如何解决21世纪全球化带来的诸多棘手问题……”在日常工作方面，捷摩共在2016年召开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发布的文件中提到“要加强附属组织与年轻人的互动；充分发挥在较年轻的工作群体中任职的党员的影响力，为此有必要与这些党员建立密切联系并帮助他们开展工作；支持年轻人的利益，如他们关注的游乐场、环境、工作机会等问题”。

其次，增强党组织的开放性，扩大党的选民基础。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捷摩共副主席、新共产主义者米洛斯拉夫·兰斯多夫（Miloslav Ransdorf）提出捷摩共必须超越一种狭窄的基于阶级支持的想法，转变成代表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政党。兰斯多夫称要将捷摩共塑造为一个“信息党”（information party），而不是某种亚文化的认同体。这次大会上还选举了几位具有专业背景的成员进入领导层，如瓦茨拉夫·埃克斯纳（Vaclav Exner）、卡雷尔·克里姆萨（Karel Klimsa）、弗兰蒂塞克·托曼（Frantisek Toman）等人。其中，有两人是工程师，一人是律师，三人有博士背景。这样的领导层构成反映出该党试图打破仅为工人阶级代表的形象。

在争取新的支持者当中，捷摩共积极吸引个体商户、中小型企业管理者的支持。捷摩共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着重强调要重视个体商户和中小型企业的利益。“捷摩共秉持各种所有权形式的完全平等原则，以及个人有权通过诚实的方式获得价值的原则，特别是有利于社会的贡献。捷摩共，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一个历史悠久的左翼政党，与个体所有者、中小企业如同农民和产业工人一样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努力保障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创造进行谋生的人们的共同利益。”捷摩共还多次公开宣布要为中小企业提供发展机会，并呼吁政府加强对技术开发和创新的投资，消除无意义的行政障碍。另外，捷摩共还宣称反对以牺牲中小企业为代价的税收和其他优惠外国资本的举措。

最后，重视舆论宣传，提升党的形象和影响力。近些年来，捷摩共在舆论宣传方面做的工作主要有：要求各层组织应该充分利用党员家庭资源，鼓励其家庭成员参与党的活动；积极准备和组织各种公开集会、社交、文化和体育活动等，以便使民众通过更多渠道了解本党，抛弃过去封闭的形象；整理完善关于党的日常工作材料，用来向新成员和对党感兴趣的人进行培训和宣传；对新成员举行公开庄严的欢迎仪式，既强化党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又能吸引更多的新成员；定期发布党关于外交内政方面的评论和主张；通过各种渠道尽可能地加强与媒体的沟通和合作；建立专门的意识形态部门，以负责与媒体的联系；等等。

五、结语

政党是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产物，其组织形态的变化也深刻受社会发展的影响。纵观捷摩共组织变革历程，无论是主动调整还是被动反应，仍基本遵循着欧洲主流政党的组织变革轨迹。换句话说，捷摩共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不管是否情愿，也在一定程度上经历着“欧洲化”。21世纪以来，捷摩共所处的外部环境已发生巨大的变化。捷摩共想继续保持和增加该党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就必须在组织体系方面进行深化改革。在2016年举行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捷摩共提出了组织变革的三个具体目标：第一，及时有效地将基层党员的诉求传递到党中央并迅速做出反馈；第二，强化党的认知功能，即对社会新问题的反应能力；第三，在政治决策方面实现所有层次的自我管理。未来捷摩共能否实现这些目标，其实际效果有待观察。不过就捷摩共的长远发展来看，只有凭借稳定完善的组织体系，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积极参与到工人及其他社会团体的日常斗争中，该党才能保持活力，增加政治资本。相反，如果走不出组织转型中遇到的困境，仅聚焦于议会斗争，该党就会处于危境中。因此，捷摩共亟需探索到一条适合自身组织发展的道路，在壮大自身实力的同时，积极推动本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作者简介]：陈凤（1989—），女，山东日照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东欧地区左翼政党和思潮研究。

[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