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林在荷属东印度的社会主义实践及其影响( 1913—1918)

李 雯

［内容提要］1913 至 1918 年，荷兰共产主义者马林在荷属东印度( 今称印度尼西亚) 积极参与当地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大力推动当地铁路电车工会和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 后发展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的本土化。马林设计的党内合作策略有力地推动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的发展壮大。作为在殖民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马林不仅为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运动的滥觞作出卓越贡献，而且为当地的民族主义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马林在荷属东印度的实践使他在共产国际中脱颖而出，并为其日后在中国力促国共合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马林 荷属东印度 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 党内合作策略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两位参加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之一，荷兰共产主义者马林( 1883—1942) 对中共的诞生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然而不为人知的是，马林在指导中共的革命实践之前，曾在荷属东印度( 今称印度尼西亚) 率先实践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运动相结合的党内合作策略( “Block Within”Strategy) 。本文旨在探讨马林曾在荷属东印度从事的社会主义实践及其对印度尼西亚和马林本人产生的重要影响，尤其对他日后处理中共问题产生的影响。

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学术界才开始系统研究马林。荷兰学者梯歇尔曼( Fritjof Tichelman) 撰写的《马林的政治传记》和二战期间曾与马林并肩抵抗法西斯的佩尔图斯( Max Perthus) 撰写的《马林: 欧洲和亚洲的革命社会主义》是介绍马林的经典之作。然而，荷兰学者研究马林的缺陷在于: 其一，很少使用俄文和中文材料; 其二，研究成果往往以荷文撰写，因此读者范围有限。此后，威廉姆斯( Michael Williams) 率先为英文读者概述马林为亚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作出的贡献。后来哈佛大学教授赛奇( Tony Saich) 在获得荷兰科学研究基金和荷兰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基金支持后，以英文著书探究马林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国学界对马林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作过大量研究。基于中文和俄文档案，加上对马林女婿的访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玉贞教授撰写了第一部中文本的马林传。2009 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88 周年和马林诞辰 126 周年，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隆重举行《马林与中国》文献图片展。然而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往往囿于荷兰语的局限和对荷文史料的驾驭能力，较少探讨马林在荷兰和荷兰殖民地的革命实践及其影响。笔者在利用荷文研究成果和史料的基础上，试图重构马林于 1913 至 1918 年在印度尼西亚的社会主义实践，进而探讨这些实践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以求丰富对马林的解读。

二、马林所处的时代背景

马林生逢国际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之际，他的阶级出身和在荷兰的早期经历塑造了他对共产主义信念的秉持，而 20 世纪初期的印度尼西亚成为他实现理 想的舞台。

( 一) 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

欧洲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是马林开展社会主义实践的宏观历史背景。19 世纪以来，欧洲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强化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无产阶级团结起来，通过罢工等方式维护自身利益。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趋势下，工人运动带有鲜明的国际性。1848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1864 年，第一国际成立，马克思是第一国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第一国际解散后，在德国和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号召下，第二国际于 1889 年成立。第二国际比较松散，没有发表过成立宣言或者纲领性文献，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常设领导机构，没有机关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在苏俄共产主义者的推动下，第三国际于 1919 年成立，标志着国际工人运动进入新的阶段。

在荷兰，由于无产阶级人数相对较少，工人运动发展较晚。荷兰社会民主工党( Sociaal-Democratische ArbeidersPartij) 成立于 1894 年，经过若干年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斗争，最终在工人运动中崭露头角。荷兰社会民主工党比较保守，视文明化等同为西化，寄希望于工会组织和选举制度，也不关注殖民地问题。党内马克思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之间的张力导致 1909 年社会民主 党 ( Sociaal-Democratische Partij) 的成立。1918 年，社会民主党改组为荷兰共产党( Communistische Partij Nederland) ，加入第三国际。

( 二) 马林在荷兰的早期经历

马林的阶级出身和早期经历使他的命运与工人运动、社会主义实践息息相关。1883 年 5 月 13 日，马林诞生于鹿特丹一个贫穷的无产阶级家庭。依靠助学金完成中学学业后，马林成为一名铁路工人。不久，他加入社会民主工党和荷兰铁路电车工会( Nederlandsche Vereenigingvan Spoor- en Tramwegpersoneel) 。荷兰铁路电车工会是铁路工人和有轨电车工人的联盟，以维护工人权益、提高工人觉悟为宗旨。1907 年，马林成为社会民主工党兹沃勒( Zwolle) 支部主席。1911 年，他开始担任荷兰铁路电车工会主席。此外，他撰写数篇文章，研究荷兰、英国和其他国家的罢工史。由于社会民主工党没有支援 1911 年在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爆发的海员大罢工，马林脱离该党，加入更为激进的社会民主党，但也因此失去铁路电车工会主席一职。马林本想将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精神和社会民主工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然而事与愿违，困难重重，而且温考普( D． Wijnkoop) 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并不欢迎才华横溢的马林，马林深感孤掌难鸣。这种窘境促使他前往荷属东印度另辟天地。马林在荷兰的早期经历为其在殖民地开展社会主义实践打下坚实基础。

( 三) 20 世纪初期的荷属东印度

20 世纪初期，荷兰已然在印度尼西亚建立起殖民霸权，荷兰殖民者奉行所谓的“伦理政策”，以给殖民地人民带来福祉作为遮羞布。荷兰人掌控的种植园经济在当地农业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种植园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交通运输业的改善。为了便于运输产品，各地大修公路铁路，甚至兴建海港。巴达维亚( Batavia) 、泗水( Surabaja)和三宝垄( Semarang) 集港口、行政中心和商业中心于一身，逐步发展为重镇。

在殖民主义的压迫下，民族解放运动在荷属东印度悄然兴起。具有荷印混血血统的印欧人于 1898 年建立东印度联盟 ( Indische Bond) ，于 1907 年 建立印苏林德( Insulinde) ，于 1912 年建立东印度党( Indische Partij) 。由于殖民当局拒绝承认东印度党的合法地位，该党党员被迫改投印苏林德，于是印苏林德承袭东印度党的政治遗产，积极寻求建立印欧人和马来贵族之间的联盟，以求共同享有与纯种欧洲人同等的权力。这种民族主义旨在建立一种以地域而非种族为基础的认同。第一个由马来人建立的民族主义组织是 1908 年建立的至善社( BoediOetomo) 。至善社由开明的爪哇贵族和知识分子组成，是比较温和的组织，持同荷兰殖民者合作的态度。此外，由于宗教在荷属东印度的广泛影响，伊斯兰显然成为团结民众反抗侵略的重要力量。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联姻的标志是伊斯兰教联盟( Sarekat Islam) 的建立。该联盟不仅在城镇发展迅速，而且在农村也获得广泛支持。不久，这种发展态势引起殖民者的惊惧。殖民当局下令，伊斯兰教联盟不得设立中央机构，各分会必须独立行事。因此，伊斯兰教联盟始终是一个松散的组织。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国际工人运动彰显出一种革命热忱，这种热忱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荷兰共产主义者马林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带到东方殖民地，推动了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运动的滥觞。

三、马林在荷属东印度的社会主义实践

1913 年 2 月，马林抵达泗水。不久，他便积极投身于当地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发展出一套无产阶级与民族主义力量以相互加入的方式进行合作的策略，即党内合作策略。

( 一) 投身铁路电车工会 ( Vereeniging van Spoor-enTramweg Personeel，简称 VSTP)

抵达泗水后，马林担任 《泗水商报 》( HetSoerabajaasch Handelsblad) 编辑。闲暇之余，马林会见一些社会主义者和知名人士，如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党员雷瑟( L． D． J． Ｒeeser) 、《动力报》主编斯道克维斯( J． E．Stokvis) 和伊斯兰教联盟的重要领袖乌马尔·赛德·佐克罗阿米诺托( Oemar Said Tjokroaminoto) 。由于《泗水商报》为种植园主代言，以维护殖民者利益为己任，而这与马林的政治观点大相径庭，不久马林辞职，前往三宝垄，担任三宝垄商会秘书。三宝垄是中爪哇的省会，也是当时著名的商业中心。与泗水不同，三宝垄的氛围更加激进，东印度党便诞生于此。这里还是荷属东印度铁路电车工会总部所在地，无产阶级力量相对强大。凭借丰富的工会领导经验，马林很快在当地的铁路电车工会中展露风采。他积极倡导增加印尼人在工会及其领导层中所占的比重，主张印尼成员在工会中拥有和欧裔成员平等的权利，以此推动荷属东印度铁路电车工会的本土化。马林负责编辑会报《坚持》( De Volharding) ，数次撰文指出马来工人的弱势地位，号召受过教育的马来人领导广大民众进行革命。他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在各种会议上演讲，为工会作宣传。例如，1914 年 7 月 18 日，马林在日惹( Djokjakarta) 发表演讲，强调铁路工会的重要性，会后 14人加入铁路电车工会。两周后，他在泗水发表《进步与革命》的演讲，又促发 66 人加入铁路电车工会。为了扩大影响，让当地不懂荷语的民众也能听懂，他的荷语演讲有时会被翻译为马来语。后来，为方便与当地民众直接沟通，马林还试图学习马来语和爪哇语。

( 二) 参与创建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 Indische Sociaal-Democratische Vereeniging，简称 ISDV)

旅居荷属东印度期间，马林积极参与创建亚洲首批马克思主义组织之一——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在马林和雷瑟等人的筹谋下，1914 年 5 月 23 日，30 多名社会主义者在泗水建立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建立伊始，联盟内部就存在分歧。温和派认为，该联盟是为生活于殖民地的欧洲社会主义者提供机会交流思想的“俱乐部”，是向荷兰议会里的社会民主党人提供殖民地信息的组织，不应参与当地人的政治生活。归根结底，温和派认为社会主义运动只发生在无产阶级发展得比较成熟的发达国家; 在前资本主义状态的荷属东印度，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找到适合的土壤。然而，马林等人则认为该联盟的使命是在殖民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进而组织革命，推动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不久，以马林为中心的左派阵营逐渐形成，并取得该联盟的控制权。

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成立之初，人数并不多，且限于旅居殖民地的荷兰人。1915 年，该联盟只有 85 名会员，1916 年增加到 143 名。马林敏锐地意识到，在荷属东印度工人阶级力量弱小的情况下，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要想摆脱孤军奋战的局面，就要与当地的民族主义力量合作。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于成立当年率先与印苏林德合作，合作所采取的方式是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成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印苏林德。然而，这种策略很快便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一方面，以印欧人为主的印苏林德缺乏群众基础，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依然难以发展壮大; 另一方面，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印苏林德的民族主义哲学存在本质区别，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强调阶级斗争，而印苏林德只想以印欧人和马来贵族的联盟取代荷兰殖民者。1916 年 6月，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解除与印苏林德的合作关系。

马林等人进而认识到，要想扩大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的影响，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殖民地社会的传播，就必须与当地的民众运动合作。于是，成员众多的伊斯兰教联盟成为理想的合作伙伴。尽管伊斯兰教联盟的宗教属性及其模糊的政治倾向与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的意识形态存在差异，然而伊斯兰教联盟的迅猛发展也使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的成员们看到希望的曙光。对于合作方式，马林提出党内合作策略，即双方以相互加入的方式进行合作，伊斯兰教联盟的成员加入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同时保持原有的伊斯兰教联盟成员身份。这种策略的可行性在于: 其一，伊斯兰教联盟是个松散的组织，因此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的渗透变得相对容易; 其二，在荷属东印度，资本主义披着殖民主义的外衣，因此伊斯兰教联盟乐于从事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 其三，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殖民地的出口贸易受到限制，进而引发经济危机，民众对殖民当局怨声载道，这也促使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伊斯兰教联盟左倾。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就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而言，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殖民地的本土化进程，对宗教的包容便不仅仅是权宜之计。

马林最先与伊斯兰教联盟成员司马温( Semaun) 和达所诺( Darsono) 结交，将他们发展为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成员，同时保持他们的伊斯兰教联盟成员身份不变。司马温和达所诺成为联结马克思主义和当地民众的第一座桥梁。此后，多个地区的伊斯兰教联盟与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建立联系。司马温担任伊斯兰教联盟三宝垄支部领导人后，三宝垄成为一个红色根据地。1917 年，后来成为印度尼西亚总统的苏加诺也加入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在这种形势下，伊斯兰教联盟一改最初的温和立场，变得日益激进。1918 年，伊斯兰教联盟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将马克思主义纳入政纲。与此同时，这种倾向导致伊斯兰教联盟内部温和派和革命派之间的对立，为合作的终结埋下伏笔。

( 三) 遭到殖民当局驱逐

马林的社会主义实践，尤其是推动铁路电车工会和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本土化的努力，对殖民当局构成威胁，致使他遭到驱逐。1917 年 3 月，马林在《东印度人》( De Indier) 上发表题为《胜利》的文章，号召荷属东印度民众效仿俄国进行革命，争取胜利。结果，他以煽动言论罪遭到起诉。虽然他被宣告无罪，但是三宝垄商会解雇了他，他还失去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温和派的认同。不久，温和派离开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另建社会民主工党东印度支部。1918 年，由于马林策动海员与士兵起义，荷属东印度总督颁布法令驱逐马林。

1913—1918 年间，马林积极推动荷属东印度工人运动的发展，积极投身于殖民地的社会主义实践。在他的努力下，荷属东印度铁路电车工会和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逐步实现本土化。马林设计的党内合作策略增强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和伊斯兰教联盟之间的协作，有助于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的发展壮大。

四、马林在荷属东印度的社会主义实践产生的影响

马林是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东方殖民地的先驱之一，他在荷属东印度的社会主义实践是独特的，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他个人的政治前途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 一) 对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

鉴于印度尼西亚民族意识正在觉醒，伊斯兰教在殖民地民众中拥有广泛的影响，马林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印度尼西亚本土的宗教民族主义相结合，推动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的本土化进程，有助于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的发展壮大。

尽管马林的离开对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而言是个打击，但是马克思主义在当地的传播并未就此中断，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和伊斯兰教联盟一度合作甚欢。1920 年 5月，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更名为东印度共产主义组织，不久又更名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至 1922 年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拥有五万名党员，控制着大部分工会运动。相比之下，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仅以百计，越南和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尚未出现。

马林探索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方民族主义相合作的策略，即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与印苏林德、与伊斯兰教联盟合作的党内合作策略，不仅有力地推动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而且还为当地的民族主义运动注入新的活力。尽管列宁等人已经指出殖民地对宗主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是如何在工人阶级力量微弱的殖民地社会传播马克思主义尚无先例。因此，马林的党内合作策略不仅在印度尼西亚历史上，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具有独特性。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为印度尼西亚早期主要政党之一以及亚洲最古老的共产主义政党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党内合作策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能够在保持宗教信仰的同时，信仰马克思主义，大概也是这种实践的政治遗产。

然而，共产主义运动和宗教民族主义运动毕竟存在本质区别，共产主义信仰的渗透日益挑战伊斯兰教联盟所恪守的宗教至上原则。1923 年 2 月，伊斯兰教联盟开始排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也通过决议，视伊斯兰教联盟为独立的政治组织，并与之竞争。至此，两者的合作关系瓦解。马克思主义者和伊斯兰民族资产阶级的权力之争持久展开。1926 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规模庞大的反荷武装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

( 二) 对马林在共产国际地位的影响

1920 年 6 月，马林作为荷兰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伊斯兰教联盟三宝垄支部的代表，出席第三国际的第二次大会。他是唯一一个拥有亚洲革命经验的欧洲共产主义者，他所代表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当时亚洲唯一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因此，马林扮演着一个非比寻常的角色。

在这次会议上，共产国际首次关注殖民地问题，思索如何组织殖民地革命。事实上，这与苏联的地缘政治密切相关。无疑，这也是马林关心的问题。在讨论过程中，列宁和印度共产主义者罗易( M． N． Ｒoy) 存在意见分歧。列宁强调，在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共产主义运动不得不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力量达成暂时的联盟，只是共产主义运动必须保持独立性。罗易则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应该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相比之下，马林提出的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运动相结合，并引导民族主义运动向更加激进的方向发展的观点，非常契合列宁的理论，而他在荷属东印度推动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和伊斯兰教联盟合作的实践经验为他的发言提供了有力论据。马林的鲜活经验和对共产主义的一片赤诚给列宁留下深刻印象。在这次会议上，马林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跃入共产国际领导者行列，并在列宁任主席的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中担任秘书。在共产国际挑选奔赴中国协助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人选时，列宁强烈推荐拥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马林。不久，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被派往中国。

( 三) 为马林指导中国革命提供经验

在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遭到窃取，军阀横行，兵匪肆虐。在各种民族主义力量中，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最有影响。与此同时，共产主义运动不断发展，共产主义小组纷纷建立。马林抵达中国后，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1 年 6 月，马林抵达上海，参与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马林讲述了自己在荷属东印度的革命经验。考虑到中共力量尚微，马林开始在中国各种民族主义力量中寻求合作者。同年 12 月，他会见孙中山，谈及他曾在荷属东印度实施的党内合作策略，试图说服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此后不久，马林提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合作计划，西方史家称之为斯内夫利特战略( Sneevlietian Strategy) 。这一提议最初遭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拒绝。在说服共产国际接受这一提议后，马林在 1922 年 8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服大部分中共党员接受“党内合作”主张。1923 年 6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最终通过决议，指明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与此同时，共产党员要在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保持自己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这次会议在中共统战史上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式形成。同年 10 月，马林被调离中国。可见，马林是国共合作的重要推动者。1935 年，马林在与友人交谈时透露，他主张国共合作的原因之一，就是借鉴他在荷属东印度推动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与伊斯兰教联盟合作的范例。

马林在荷属东印度的社会主义实践不仅推动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还使他在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上语出惊人、脱颖而出，并为他指导第一次国共合作提供了可兹借鉴的经验。

五、结语

马林是杰出的荷兰共产主义者和共产国际的重要活动家。他对 20 世纪亚洲两个重要的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都作出了卓越贡献。当一些西方人来东方传教时，马林传播的则是马克思主义。

马林生逢国际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之际，他的无产阶级出身和早期经历使他的命运与共产主义运动紧密相联。在怀才不遇的境况下，他只身前往荷属东印度，积极参与当地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他的党内合作策略有力地推动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的本土化进程。作为在殖民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之一，马林不仅为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运动的滥觞作出卓越贡献，而且还为当地的民族主义运动注入新的活力。在荷属东印度的实践经验使得马林在共产国际中脱颖而出，此后经验丰富的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被派往带有半殖民地特点的中国。抵达中国后，他积极协助中国共产党建党，并且根据他在荷属东印度的实践经验，提出斯内夫利特战略，积极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马林所开创的国共合作事业永远载入国共两党的史册。

［作者单位］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双月刊) 2013 年第 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