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资本论》在英美的传播历程研究

张秀琴 王志岸

【提要】《资本论》在英美的传播与接受，不仅折射出马克思主义在英美传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反映了19世纪后期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现实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之间最为激烈的碰撞和交锋。自1887年首个英译本出版发行以来，《资本论》在英美的传播经历了从被“冷落”到逐渐走到“台前”的过程，并在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诸学派的理论纷争中得到蓬勃发展。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以及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现代社会陷入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动荡与危机，《资本论》再次成为大众热捧的读物和学界热议的焦点，并在哲学、经济学和社会革命的维度上重新激活了其现实性和批判力。

【关键词】《资本论》 传播史 英美马克思主义

1849年，经历了在布鲁塞尔和巴黎的流亡生活之后，马克思来到伦敦，开始致力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工作，并因此构思和创作了《资本论》及其手稿。在研究和创作过程中，马克思所依据的有关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和无产阶级状况的数据资料与案例大多来自英国，同时，他还大量阅读、摘录和借鉴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大卫·李嘉图等人的理论观点。因此，可以说，《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创作就是对以英国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矛盾的揭示与反思，并在这一基础上呈现出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解放旨趣。这一点在日后《资本论》及其手稿在英美两国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也得到了进一步延续。围绕《资本论》的理论争鸣和现实指向，英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呈现出两个明晰的向度，即建构与反思。前者指的是，在阅读和研究《资本论》及其手稿时依据资本主义社会在当代发展的新变化、新样态和新特征，进一步阐明和发展《资本论》中的相关观点，这是理论的创新发展向度；后者指的是在前者的基础上为全方位地反思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提供一个开放性的未来，这是现实的革命实践向度。实际上，《资本论》在英美的传播与它们的工人运动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这部巨著所包含的科学内涵为英美工人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开辟了工人运动的新境界，其影响力在当代英美的各类新社会运动（包括占领华尔街运动等）中仍在持续发酵。

一、《资本论》在英美的早期传播与接受（1860—1930年代）

（一）《资本论》在英美的早期译介

《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是由塞缪尔·穆尔（Samuel Moore）和爱德华·艾威林（Edward Aveling）合作翻译、并由恩格斯亲自审定的，于1887年出版。这个时间是在第一卷德文版出版之后20年，也大大晚于俄文版和法文版的出版时间。事实上，早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尚未出版的1863年，马克思就曾计划在出版法文版的同时，也要出版英文版。1865 年7月31日，马克思告诉恩格斯，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彼得·福克斯（Peter Fox）说能找到出版商出版《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马克思请恩格斯承担翻译工作，并让汉堡的出版商近期之内把《资本论》德文第一卷的校样一同寄来，以便同时进行德文的校对和英文的翻译。后因找不到合适的出版商，这项计划未能实施。1867 年《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首次出版后，同年9月，侨居美国的德国人威廉·冯·德尔·纳默尔（Wilhelm von der Nahmer）写信给马克思，表示愿意把《资本论》第一卷译成英文。马克思收到信后，曾先后向几位熟人打听纳默尔的情况，但因大家对此人都不了解，严谨的马克思于是回绝了纳默尔的请求。1869年，马克思的朋友、英国宪章运动领导人乔治·哈尼（George Harney）也曾写信给马克思索要《资本论》，以便他能在纽约寻找译者和出版者，不过同样未果。

1867年9—10月期间，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分别发表在《未来报》、《观察家报》和《先驱》等几家德文报纸上，并被译成法文和英文分别刊发在《法兰西信使报》和第一国际机关报《蜂房》上。序言的法译文是由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和劳拉·拉法格（Laura Lafargue）共同完成的，英译文则是由《蜂房》撰稿人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Johann Georg Eccarius）完成的。马克思原本打算让恩格斯承担将序言译成英文的工作，但埃卡留斯从一开始就热情地表示愿意承担翻译工作，马克思只好同意。序言刊出后，恩格斯对埃卡留斯的译文质量很不满意，并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表达了他的担忧：“但《蜂房》上发表的可耻的、文理不通的译文是谁译的？你为什么不把这东西寄给我和不告诉我你需要什么？我担心这会损害你在比斯利等人的心目中的威信，他们会以为，这篇译文是你自己译的。”不过，虽然埃卡留斯的英译文存在诸多不足，但还是对《资本论》在英国工人阶级中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868年10月24日至1869年6月17日，纽约出版的德文杂志《工人联盟》连载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的节选内容。1871年5月13日和27日，纽约的《新时代》杂志也刊载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的节选内容。1876年，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周刊用13期连载了《资本论》第一卷的英文译本（节选），这是美国媒体上首次出现《资本论》的译本。

1877年，马克思流亡美国的朋友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Friedrich Adolph Sorge）致信马克思，称他找到了一位合适的英文译者，即卡尔·丹尼尔·阿道夫·杜埃（Karl Daniel Adolph Douai），他是侨居美国的德国记者，计划把《资本论》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马克思最初同意了这个计划，并在9月27日写给左尔格的信中提到：“他(杜埃)在翻译时除了德文第二版以外还必须参照法文版，因为我在法文版中增加了一些新东西，而且有许多问题的阐述要好得多。”接着，马克思还专门编写了一份编辑说明（即《为〈资本论〉第一卷美国版写的〈编辑说明〉》），用于指导杜埃的翻译工作。10月19日，马克思将编辑说明寄给左尔格，除了指出德文版中所做的某些改动外，还讲明了哪些地方要用法文版的内容替代德文版的内容。同时，在寄给左尔格并让他转交杜埃的《资本论》法文版中，马克思也标注了他在《编辑说明》中专门指出的地方。1878年，左尔格把杜埃难以完成《资本论》翻译工作的情况告诉了马克思，马克思采纳了左尔格的意见，最终决定不再把翻译工作交给杜埃。

马克思还曾劝说二女儿劳拉把《资本论》译成英文。但劳拉觉得，只有广泛阅读大量文献，才能够胜任这项责任重大的工作，因此她一开始并没有答应。1882年劳拉去伦敦看望马克思时，马克思又建议她住在文特诺尔，以便能在自己的指导下进行翻译工作。劳拉这一次同意了父亲的安排，但不久后姐姐燕妮病逝等意外状况的出现使得劳拉无暇再顾及这项工作。

而恩格斯则把完成英译本的希望寄托在勤勉可靠的穆尔身上。穆尔是第一国际的成员，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挚友，曾竭尽全力协助他们在第一国际中开展工作。恩格斯非常器重他，曾极力向马克思推荐他作为《资本论》的英译者。早在1867年，恩格斯就对马克思说：“我解决了由谁把你的书译成英文的问题：这就是穆尔。他现在的德文水平能够毫不费劲地阅读海涅的作品，并且会很快地熟悉你的风格（价值形式和术语除外，这我必须大力给以帮助）。自然，全部工作将在我的直接监督下进行。……这个人勤勉可靠，而且具有人们对一个英国人所能期待的理论修养。”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直到马克思逝世之前，穆尔也未能完成英译本的翻译工作。1883 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更加感到完成《资本论》英译本的迫切性。在看过穆尔的试译稿后，恩格斯表示总体满意，认为“大部分都译得很好、很活”。然而，虽然穆尔的翻译工作很扎实，态度也很认真，非常注重质量，但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即花费的时间太多，再加上他作为律师所从事的法律工作牵扯了他本人太多的精力，所以英译本的翻译进度非常缓慢。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加快翻译进度，恩格斯与穆尔商量后决定，邀请一直热心于《资本论》英译工作的马克思的三女婿艾威林参与到翻译工作中来。与此同时，马克思的小女儿即艾威林的妻子爱琳娜·艾威林（Eleanor Aveling）也参与了部分校订工作，她负责对马克思的引文进行复核。

1887年1月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出版20年后，由穆尔和艾威林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在英国分两卷正式出版，翻译所依据的底本是《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第一版印刷了500册，很快就销售一空，因而在同年4月又出了第二版。1889年，该英译本的照相复制本在纽约出版，这也是美国出版的最早的《资本论》第一卷全译本。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出版的这个《资本论》复制本曾被恩格斯称作“海盗版”（即未经授权，违反版权法）。1891年5月11日，原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后来侨居美国的海尔曼·施留特尔（Hermann Schluter）曾向恩格斯提及该“海盗版”，即某位出版商不仅未经恩格斯许可就出版了此书，而且做广告称《资本论》是一本“关于怎样能迅速积累资本的书”。在美国出版的这个复制本发行了5000册，同样很快就售卖一空，并于1890年再版。当时，一家法国小报形容《资本论》美国版的售卖情况是“犹如刚出锅的小面包，飞也似地就卖光了”，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1906年，经过正式授权的美国查尔斯·H.科尔出版公司（Charles H.Kerr）重印了穆尔和艾威林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此后，该出版公司又委托《国际社会主义评论》编辑委员会成员、德裔社会主义作家和翻译家欧内斯特·乌恩特曼（Ernest Untermann）翻译《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这个翻译所依据的两个底本分别是经过恩格斯亲自校订的《资本论》第二卷德文第二版和第三卷德文第一版）。1909年，《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英译本首次出版。1928年，英国的伊登·保罗（Eden Paul）和塞达·保罗（Cedar Paul）夫妇为艾伦与昂温出版公司（Allen & Unwin）翻译了《资本论》第一卷的英译本，这是对《资本论》第一卷进行完整的英文翻译的第二次尝试。与第一个英译本不同的是，他们的翻译工作所依据的底本主要是《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

（二）《资本论》在英美的早期研究和接受

1875年3月，约翰·麦克唐纳（John Mcdonnell）在英国《双周评论》上发表了《卡尔·马克思与德国社会主义》一文。据考证，这是迄今所见在英语世界出现的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展开实质性分析的第一篇论文。1881年，苏格兰裔加拿大经济学家约翰·雷（John Rae）在英国《当代评论》上发表了《卡尔·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青年黑格尔派》一文，对马克思的生平及其哲学和经济学理论进行了介绍。雷在文中特别指出，马克思的理论在英国遭受的冷遇与其在现实世界的重要性严重不符。他写道：“卡尔·马克思最不为人所知的国家，就是他在过去的30年里曾生活和工作过的这个国家。他的话语现在已经传遍了全世界……但在这里，在其发源地，他的声音几乎没有被听到”。

1880—1890年代，欧洲大陆出现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马克思的学说重新受到关注。当时，许多美国学者比英国学者更早地将目光聚焦于马克思，特别是他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些学者的著述不仅在美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成为英国读者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来源。在这些著述中，有三本著作最具代表性：一是1880年耶鲁大学的西奥多·伍尔西（Theodore Woolsey）教授出版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历史及理论》，书中专门讨论了《资本论》的内容及其出版所带来的深远影响；二是1883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理查德·伊利（Richard Ely）教授出版的《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书中梳理了法国和德国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并在“卡尔·马克思”一章中扼要地介绍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危机理论；三是1884年美国社会主义者劳伦斯·格罗伦德（Laurence Gronlund）出版的《合作联邦概述:现代社会主义介绍》，该书从社会主义者的立场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进行了详细阐述和有力辩护。

除了学术界的讨论和关注外，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就是《资本论》的出版与当时英美工人运动之间的密切联系。作为“工人运动的圣经”，《资本论》亦为当时的工人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1860—1870年代，美国兴起了“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运动，身处斗争热潮之中的美国工人阶级迫切需要科学的革命理论指导。《资本论》的出版正好顺应了这一历史形势的需要。1867年10月18日，恩格斯在写给海尔曼·迈耶尔（Hermann Meyer）的信中指出：“由于在美国现在展开了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因此这本书及其关于工作日的章节非常合乎时宜，而且总的来说，在许多方面将使人头脑清醒。”1871年9月13日，纽约爆发了“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示威游行。组织者向参加游行的工人们分发了一个小册子，对工人们关切的许多现实问题做了明确回答，论证了斗争的必要性，激发了工人们的斗争热情。这本小册子的主要内容就来自《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工作日”的第一节。在这一节中，马克思对“工作日的界限”进行了深刻剖析，指出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依靠工人阶级的斗争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在左尔格的提议下，第一国际纽约支部将这本小册子印发了1.3万余册，之后又多次重印，在纽约、伦敦、莱比锡、贝尔格莱德、维也纳等地广为传播。

1870年代至1930年代，《资本论》逐渐成为英美工人运动的重要行动纲领，并在1886年美国芝加哥工人大罢工、1889年英国煤气工人大罢工、1926年英国工人总罢工等工人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二战后《资本论》在英美的译介与多样化研究（1940—1980年代）

（一）二战后《资本论》在英美的译介

二战后，《资本论》英译本的出版是从苏联开始的。1950年代，苏联组织出版了一系列英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目的在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力。1954—1959年，莫斯科的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资本论》全三卷英译本。1956—1978年，莫斯科的进步出版社进行了重印。上述的这些《资本论》英译本，第一卷采用了艾威林和穆尔的英译本，第二卷和第三卷则采用了乌恩特曼的英译本。

1970年代，英国和美国出现了翻译和出版《资本论》的又一次高潮，许多新出版商加入进来，其中一个重要代表就是企鹅经典出版集团(Penguin Classics)。该出版集团与《新左翼评论》杂志合作，共同出版了《资本论》英文版的新译本。第一卷由本·福克斯（Ben Fowkes）翻译，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撰写了导读，1976年出版。第二卷和第三卷由大卫·费恩巴哈（David Fernbach）翻译，分别于1978年和1981年出版。此外，在1971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一个节译本也由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译出。1973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完整英译本面世，译者马丁·尼古劳斯（Martin Nicolaus）在前言中写道：“《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除了具有巨大的传记和历史价值外，还包含许多新材料，并且是对马克思全部政治经济学计划的仅有概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仍在构想中的关于马克思的一切严肃解释提出了挑战和考验。”

《资本论》在英美学界最全面、最具影响力的一次译介工作，当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MECW)的编译和出版。MECW的编译工作由进步出版社、劳伦斯与魏斯哈特出版社(Lawrence & Wishart)以及纽约国际出版社（International Press）共同承担。这一项目也是目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英译本的最全合集，它于1975年启动，一直持续到2005年，共出版了50卷，其中包含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各个时期的主要著作，以及两人在1844—1895年间的通信。MECW一开始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为底本翻译，后来逐渐转为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²）为底本，其中《资本论》第一卷(MECW第35卷)于1996年出版，第二卷(MECW第36卷)于1997年出版，第三卷(MECW第37卷)于1998年出版。第35卷主要基于1887年的《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第一版，并包含了法文版序言和跋以及德文第三、四版序言，并对英译本与德文版本之间的显著文本差异以及恩格斯在德文第四版中进行的增补做了单独的脚注标识，在处理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引文时则借鉴了福克斯1976年的译本。第36卷主要以1893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德文第二版为底本翻译，并参考了乌恩特曼1907年的英译本。第37卷主要基于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英文版，并参考了乌恩特曼1909年的英译本。此外，MECW第28—34卷还收入了马克思的部分经济学手稿，不过收文范围仅限于1857—1864年之间，并且只完整收入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而《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只收入了第一册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尽管收入的手稿在范围上不够全面，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因在部分文本上具有原文版的性质，加之英语在全球的普及性，因此其编译和出版工作依然意义重大。

（二）二战后《资本论》在英美的研究和接受

二战后，《资本论》对英美知识分子的思想潮流的影响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中就包括著名的“转形问题”(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所引发的诸多讨论和研究。西方学者所谓的“转形问题”指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中论及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理论问题。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理论是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发展的综合成果。一方面，生产价格作为价值的转化形式，其形成机制和形成过程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另一方面，生产价格中的平均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因此，有关“转形问题”的论争实质上就是关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地位及意义的论争。1942年，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在《资本主义发展论》一书中详细介绍了奥地利经济学家拉迪斯劳斯·冯·博尔特基耶（Ladislaus von Bortkiewicz）在“价值转形”问题的研究上做出的杰出理论贡献，并以新的联立方程组对博特凯维茨的论述做了补充，引起英美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重新关注。1948年，英国经济学家杰米多·温特尼茨（Jmiddot Winternitz）在《价值和价格：所谓“转形问题”的一种解法》中对博特凯维茨的解法进行了改进，克服了博氏模型中简单再生产假设的局限性。此后，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的《关于价值问题的探讨》（1955）、罗纳德·米克（Ronald Meek）的《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1956）和《关于“转形”的若干问题的探讨》（1956）以及弗朗西斯·塞顿（Francis Seton）的《关于“转形问题”》（1957）都尝试对转形问题做出新的阐释。1960年，英籍意大利经济学家皮埃罗·斯拉法（Piero Sraffa）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将“转形问题”“从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构建的技术性批判，转向试图证明对经济分析而言劳动价值论是不必要的，而且应当被抛弃”，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分析与生产价格分析是前后矛盾的,实际上是将对“转形问题”的审视又回归到李嘉图主义的传统中去了。1970年代初，有关“转形问题”的论争开始围绕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可行性和重要性”展开，参与学者众多且考察范围甚广，最终演变为20世纪经济理论史上最为著名的论争之一。

这一时期，部分英美学者开始将研究的重点从政治经济学转向政治哲学，试图围绕《资本论》等文本重构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其中尤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约翰·罗默(John Roemer)、G.A.柯亨(G.A.Cohen)、埃里克·欧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等人最具代表性。罗默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1981）和《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1982）两部著作中引入经济均衡模型和博弈理论，对剥削概念进行了一般性定义，将剥削分为奴隶制剥削、封建剥削、资本主义剥削和社会主义剥削等四种类型，并讨论了剥削产生的根源。罗默指出，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剥削产生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分配上的不平等，但这一理论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会出现不平等现象。因此，他主张对马克思的剥削理论进行“道德性”重构，以增强其在当代的解释力。赖特在《阶级》（1985）一书中修正并补充了罗默关于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提出了阶级分析的三个抽象层次（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具体事态），进一步建立了被学界称为“罗默—赖特方法”的阶级划分框架。

在英美学界，这一时期还涌现出许多直接以《资本论》为研究对象的重要著作。例如，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本·法因（Ben Fine）在《马克思的〈资本论〉》(1975)中全面分析了《资本论》对世界经济、政治和人类历史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并运用《资本论》的理论和方法对诸如全球化、金融资本垄断、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等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表现和新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评述。美国学者罗伯特·沃尔夫（Robert Wolff）在《理解马克思：对〈资本论〉的重构和批判》（1984）中梳理了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脉络，重点辨析了李嘉图与马克思的理论差异，澄清了学界对马克思价值理论和剥削理论的讨论所存在的一些误区。美国经济学家邓肯·弗利（Duncan Foley）的《理解〈资本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1986)一书尝试通过解读《资本论》全三卷的内容而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全面总结，并重点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货币理论进行了新的建构。

三、1990年代以来《资本论》在英美的全面激活

（一）哲学维度的激活：英美辩证法学派

1990年代以来，英美的马克思思想研究领域经历了从偏重经验和实证分析的范式向倚重哲学、特别是辩证法的研究路径的转变，强调辩证法在《资本论》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并重视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手稿内容来重新解读《资本论》的哲学和经济学内涵。正如美国知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同时也是美国人本主义辩证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伯特尔·奥尔曼（Bertell Ollman）所指出的那样：“离开辩证法，马克思就不可能达到其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离开对辩证法的牢固把握，我们就不能进一步发展这种认识。”英美辩证法学派主要从以下几个视角出发对《资本论》及其手稿进行解读。

一是莫伊舍·普殊同（Moishe Postone）在《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1993年）中以“历史的具体性”来呈现辩证法的关系性和过程性等“动态”(dynamic) 特征，强调劳动的“二重性”，即劳动作为直接的生产性活动（具体劳动）和社会中介活动（抽象劳动）对于理解劳动与社会统治（social domination）之间的内在联系的重要性。普殊同从“中介”范畴入手来考察“时间”、“劳动”、“价值”、“资本”和“生产”等概念的辩证关系，并沿着批判理论的解读路径，主张克服由价值形式构筑的抽象的社会调解（social mediation）形式，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的自我再生产机制的“虚假面孔”。

二是奥尔曼在《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2003）中通过“整体—个体性”来考察马克思（特别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到《资本论》）对辩证法的阐发与运用，认为马克思对辩证法的研究是从整体开始，继而进入对部分的研究，以便了解其合适的位置及发挥作用的方式，并最终达到对作为出发点的整体的更充分理解。与将《资本论》主要视为经济学著作的传统理解不同，奥尔曼更注重《资本论》作为一部有关社会实践的著作的解读范式，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强调的抽象方法（活的辩证法）正是使马克思方法的其他部分运转起来的发动机。“因此，当其他方法有可能帮助我们理解辩证法是什么，并在看到它时认识它的时候，只有一种将抽象方法放在中心的说明才能使我们得以充分地思考变化和相互作用，也就是说辩证地思考它们，并以一种完全辩证的方式从事研究和参加政治斗争。”

三是克里斯多夫·阿瑟（Christopher J.Arthur）在《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2004）中主张以“体系辩证法”（Systematic Dialectic）的视角重新审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论遗产（与“历史辩证法”相对立），特别是要在本体论层面比较黑格尔与马克思的思想。阿瑟认为，黑格尔的《逻辑学》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在结构上具有明显的相同性 (homology)，马克思的辩证法正是“用概念建立起来的链条”。他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历史材料的使用是内在于概念的确定倾向在现实中的展现，其价值形式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与黑格尔的逻辑学相互确证，“就它奠基于远离准逻辑原始物的全面抽象而言，资本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是同等绝对的”。当然，阿瑟对价值形式的这种“非历史性”叙述显然忽视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批判性逻辑展开与黑格尔逻辑学的本质差异，同时也遮蔽了劳动的历史特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具体现实。

四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辩证法的化合效应》（2009）和《重读〈资本论〉》（2011）中借助“文化—矛盾论”，尝试将晚期资本主义纳入多元文化研究的逻辑中，提出了要“为辩证法提供文化说明”的辩证法研究任务。詹姆逊明确反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经验主义研究路径，认为这种研究路径“把否定和‘批评性’从知识实践和经济实践中逐渐清除出去”，从而导致了社会实证化。他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最大区别在于，马克思的辩证法不再只是一种传统哲学意义上的方法（不是辩证哲学，而是辩证理论），《资本论》是辩证法的“具体化”，是一次内在辩证法的实践，而《资本论》自身也可以被视为“一个独特的历史事件，这构成了《资本论》的辩证法”。詹姆逊进而以一个新的视角提出了“重建《资本论》”的任务。

（二）政治经济学维度的激活：“经济马克思主义”思潮

“经济马克思主义”思潮兴起于20世纪中后期，并在1990年代以后迎来了理论体系的成熟。这一思潮主要基于对《资本论》及其手稿（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重新解读，力图在当代重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方法和实践旨归。“经济马克思主义”思潮一方面将前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社会纳入研究视域，另一方面将研究范围扩及包含非传统欧美国家(或欧美国家非典型地区)在内的全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了极大的拓展。这一思潮以美国的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Wolff）等学者为主要代表，试图通过经济学的叙事框架和跨学科的研究路径，重建马克思主义在当下语境中的合法性和功效性。

布伦纳在《全球动荡的经济学》(1998，2005)、《繁荣与泡沫》(2002)等著作中系统地分析了当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197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长期停滞现象，认为这是由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制造业（生产性部门)领域产能过剩引发的过度竞争所导致的。布伦纳提出了“社会财产关系”理论，从而凸显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在解释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发挥的关键驱动力。他更多地侧重于对生产关系的强调，并且拒绝仅从阶级斗争的视角展开探讨，而是主张对同一阶级内部各阶层之间的竞争关系进行比较分析。布伦纳不仅强调制造业在资本主义危机中的水平竞争关系，而且分析了金融等非制造业领域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危机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强调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竞争关系的同时，也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劳资矛盾问题，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的相关范畴，借助实证研究来解释社会发展的历史复杂性。

沃尔夫在《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在美国的新解读》（2007）中延续了英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曾热烈探讨的阶级议题，同时聚焦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研究的社会阶级结构是一个特殊的阶级演变体系，认为马克思创造性地依据剩余价值的社会配置形式（剩余价值的生产、占有和分配）来划分阶级，而马克思之前的社会批判家们只将争论的焦点集中于财富和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沃尔夫亦坚持多元决定论的分析立场，认为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多元考察，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得以确立的基础，同时建立了一种强调私人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之间同频共振的新型资本主义历史理论。沃尔夫认为，马克思将阶级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切入点，正是因为他将阶级视为剩余价值的社会组织，并且重视以剩余价值的生产、占有和分配为核心的阶级演进过程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沃尔夫总结指出，在美国出现的这种重新解读《资本论》并发展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新趋势，不仅推进了对当代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复杂性的新认识，也体现了消灭剥削并从根本上改变剩余价值配置形式的价值诉求。

（三）社会批判维度的激活：新社会运动和“危机理论”研究

1990年代以后，随着苏联解体所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一度陷入低潮。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资本主义发展格局下全球经济失衡的加剧，贫富差距、种族冲突、生态危机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凸显，一轮又一轮的新社会运动方兴未艾，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继续承载着传统社会主义运动的时代使命。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马克思的《资本论》再度在英美成为热销读物，人们开始深刻反思新自由主义的弊端，重新审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剖析，并特别关注马克思对金融资本和虚拟资本的界定，以及二者在资本主义危机中的作用。在分析危机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影响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时，英美左翼学者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诸多启发，对当代资本主义剥削和再分配的新形式以及走出危机的可能路径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而在实践领域中，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英国的“占领伦敦证交所”等由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所引发的新一轮社会运动，不仅团结了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以外的部分中产阶级和左翼知识分子，而且在指导思想上也再度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将学习、分享马克思的著作与思想，特别是《资本论》中的重要观点，作为运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许多面向大众的普及性读物也通过英美的一些左翼出版社陆续推出。

基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大震荡”，许多英美学者将研究的关注点重新聚焦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所论述的“危机理论”。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和布雷特·克拉克（Brett Clark）侧重于从生态视角解读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物质变换思想和危机理论。他们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社会—物质”变换再生产的生态方面置于理论分析的前端，借以理解资本主义掠夺体系的各个方面及其对自然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要理解马克思的生态批判，需要首先理解居于其整个理论体系核心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物质变换与商品的价值形式之间的矛盾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资本的增殖过程永远无法摆脱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条件的限制。任何企图摆脱这些束缚的努力都会产生一个物质变换裂缝，引发“社会—物质”变换再生产的危机。美国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则沿着其“时空修复”的分析路径，从“时间—空间”的双重视域解读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将金融危机视为“时空修复”的表现形式之一，认为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资本主义非理性的合理化，进而通过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形成新的发展模式、新的投资领域和新的阶级权力形式。同时，金融危机自身也体现了“时空修复”的局限性。债务经济进一步滋生了虚拟金融资本，货币沦为投机活动的工具，而没有真正的物质力量作为其基础。当庞大的资本被用于这一目的后，开放的资本市场就会转变为投机活动的场所，在经济泡沫破灭之后危机再次现形，成为新一轮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诱因，金融化和全球化的趋势也使得金融危机始终呈现出周期性的特点。

面对当前这样一个全球“大动荡”、“大变局”的时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Alfredo Saad-Filho）和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对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的重要性及马克思主义在英美的复兴做了比较全面的总结。萨德-费洛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内部运行机制，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不同要素的相互关系，提供了独特、深刻的阐释……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的限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充满活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时代关系密切……作为分析的、批判的‘武器’，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依然有效且价值重大”，而群众的实践活动则能够对专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积极影响，因此一定要重视两者的结合，重视“大学之外的社会运动的成功”。霍布斯鲍姆则强调，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都没能为21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而马克思的思想遗产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重新得到了严肃的审视，“这位思想家的精神实质既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又是对那些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全球化走向——就像1848年他所预言的那样——的经济学家的批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进入新的危机时期，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仍将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面对那些“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危机的因素”，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解读也将是一项永远处在发展之中的开放性工作。

[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1年第4期

[作者简介]：张秀琴，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志岸，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