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历程：日本共产党的发展困境及启示

谭晓军

【摘要】：日本共产党成立于1922年，是日本现有政党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个，也是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党员人数最多、组织化程度最高和影响较大的共产党。在日本共产党即将迎来建党100周年之际，回顾其百年历程，特别是了解其在政治环境、理论创新、群众基础、国际共运等方面遭遇的困难与原因，不仅可以理解日共身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希望通过走议会道路实现执政的目标难以实现的原因，及其作为日本政坛不可或缺的左翼力量的重要性；而且对于我们做好在全球范围内两种意识形态与两种制度长期共存的思想和行动准备，更好巩固人民群众这一执政基础，加强与各国共产党的交流，进一步凝聚共识，积极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向前发展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同时，面对日共近年来对我们党、我们国家态度的转变，可以把握其深层次的原因，从而做到既积极应对，又谨慎处理，以防止出现两党关系再度破裂的困难局面。

【关键词】：日本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议会道路；中国共产党

日本共产党（以下简称“日共”）成立于1922年7月15日，是日本现有政党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个。据2020年统计，日共现拥有约27万余名党员，众议院议员12名，参议院议员13名，是日本众议院第二大在野党，参议院第四大在野党。[1]日共不仅是当今日本政坛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左翼政党，也是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党员人数最多、组织化程度最高和影响较大的共产党。回顾日共的百年历程，了解和把握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有助于我们了解和认识日共过去及现在做出的诸多政策调整和转变，同时对于我们与国外共产党交流具有启示意义，也对我们积极应对日共近年来对我党态度的转变有一定的帮助。

一、日共百年历程中遭遇的困境及其原因

日共自诞生之日起就因其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主张，遭受着掌握国家政权的资产阶级政府的警惕和打压，这是日共生存困难、难以发展的主要外部原因；而日共自身在不同时期出现的问题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波折，也对其成长、壮大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一）国内政治环境难以改善：持续不断遭受政治打压和排挤

日共在建党之初即因遭受严酷镇压而两次被迫解散，历经三次建党。1922年7月15日，日本社会主义者堺利彦、山川均、近藤荣藏等8人秘密建党，即第一次建党。由于日共建党初期就在《纲领草案》中提出废除君主制、没收大地主的土地给农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进行战争干涉等主张[2]，仅一年后的1923年6月即遭到政府的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很多日共干部遭到逮捕。同年9月1日“关东大地震”后，警察和军队更是趁乱大肆捕杀日共党员和干部，制造白色恐怖，借以动摇新生共产党的根基。在这样的双重打击之下，一部分党的领导干部顶不住压力，“认为应该先解散党，然后在更加牢固的基础上重新建党”。于是，日共在建党不到两年的1924年2月末3月初第一次被迫解散。[3]在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国内工人阶级运动的推动下，1926年12月，日共在山形县重新组建，即第二次建党。由于日共仍处于非法状态，为了向民众宣传自己的主张，1928年2月日共机关报《赤旗》创刊，并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制定了“二七年纲领”。但政府对重建的日共早已做好了有计划的大规模镇压的准备，依据1925年制定的“治安维持法”及通过专门设置的执行机构“特别高等警察课”，对日共的打压进一步升级，大量日共党员和支持者遭受迫害。在1928年的“三·一五事件”和1929年的“四·一六事件”两次全国性大规模镇压中，日共几乎所有的核心干部都遭到拘捕，加之日共内部出现分裂以及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等多重原因，日共中央委员会在1935年遭到严重破坏后，一直未能重建，党的全国性统一活动实际中断达十年之久。[4]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以美国为主的占领军推行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政策下，“治安维持法”被废除，全部政治犯被释放，220名日共党员得以出狱。同年12月，德田球一、宫本显治等日共领导人以合法政党的形式再次组建日本共产党，有人称其为“战后共产党”，即第三次建党。日共在获得合法地位后，积极壮大组织、开展活动，党的影响力和实力迅速扩大。然而，随着冷战的开始及朝鲜战争的爆发，1950年5月麦克阿瑟发表声明，要求重新宣布日共为非法；6月，麦克阿瑟公然下令开除24名日共国会议员的公职，禁止他们的一切政治活动；7月，日本政府对德田球一、野坂参三等9名日共干部发出逮捕令，日共再次遭受重创。1952年，日本政府重新制定专门针对日共等左翼组织和团体的“破坏活动防止法”（破防法），设立执行该法的专门机构——公安调查厅，这一机构从设立之初就将日共视为主要的调查、监视对象。

日本公安警察和公安调查厅一直以日共没有放弃武装斗争理论和暴力革命主张为借口，对日共干部实施跟踪、窃听等行为，直至今日不曾改变。比如在2020年2月13日的众议院会上，时任首相的安倍晋三依然说：“日本共产党在昭和26年至28年期间，曾涉嫌进行集团暴力破坏活动，现在还有所谓的‘因敌制敌论’，说明其暴力革命的方针没有改变，因此还是破坏活动防治法的调查对象。”对此，日共委员长志位和夫反驳说：“日本共产党的一贯立场是通过议会获得多数，实行和平变革”，“因敌制敌论”不等于“暴力革命”，进而抗议道，“这是对日本共产党的毫无根据的恶意诽谤和中伤”。[5]

总之，在国内，日共虽然从遭受残酷镇压的非法组织成为合法政党，但至今仍是唯一遭受监视、窃听的拥有国会议员的政党，这已不仅仅是日本政府给予日共的屈辱和迫害，而且是公然的违反日本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在国外，当今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相较20世纪初同期诞生的共产党，日本也是唯一从日共成立就将其视为非法组织并持续进行打压的国家。[6]可见日本的反共历史之久、势力之强大，日共的政治环境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难以解决。

（二）理论创新困难重重：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由盛转衰

二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过程。一方面，战前及战后初期，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取得的优秀成果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们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因为从战前开始展开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的日本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之间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权威性，所以战后初期形成了大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赖、知识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心以及日本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较大影响力等局面，那时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黄金时代。[7]然而，1949年以后，随着冷战、朝鲜战争的相继爆发，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经历了来自美国占领当局和日本政府的“红色整肃”[8]行动的双重排挤和打压，不仅日本共产党再次被宣布为非法、主要领导人遭到迫害，也使得超过一万人的马克思主义者及其同情者失去工作，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影响力都遭受重创。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日本共产党提出的方针日显刻板，教条化、公式化的倾向明显，党在实践中的失败、错误，使得不少人对党的路线斗争感到失望，一些有良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开始产生担忧、质疑，这种理想与现实的背离随着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苏共二十大等事件的发生日益加深。

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又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工人阶级贫困化的信念。市场上充斥的耐用消费品改变着人们对资本主义的看法，而知识界则对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产生了质疑。到了20世纪70年代，阶级斗争在日本几乎无人论及，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关注的劳动问题相比，人们更多地关注环境、生活等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注意力投向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各式各样的新思想，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日本学界也开始认为批判现实已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专利。到了20世纪80年代，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新思想从国外蜂拥而至，马克思主义在日本越发无人问津。此外，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日本学术界功利化、专业化倾向日益明显，学者们逐步走进各种专业学会，并致力于在学会之中创造研究业绩，以巩固自己的研究地位。马克思主义在日本逐渐成为单纯的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只限于一些大学。而随着高校中一批信仰坚定、理论功底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退休、辞世，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设置不断减少，青年人中能够接触、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越来越少，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面临人数不断减少甚至后继无人的严重局面。

与此相应，日共在经历了国内不同时期的挫折以及国际上与苏共、中共发生矛盾、分歧并导致对抗等事件后，党的方针、政策都做出了较大的调整和改变。如将党纲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修改为“科学社会主义”，从党章中删除“无产阶级专政”的表述，将党纲里的“社会主义革命”改为“社会主义变革”，将通过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未来社会目标，修改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等等。日共的这些理论上的调整，虽然与党的实践需要分不开，但显然理论创新不足，没有回应民众最为关切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没有能够得到广大民众包括党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们的理解和认可，而党内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整体走向衰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与政党理论的分离等状况，使得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为政党的实践服务能力越来越弱，这既导致需要在实践检验中推进理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难以重振，也导致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的共产党缺乏支撑，陷入困难局面。

（三）民意基础日渐薄弱：日本社会状况的改变及民众对选举政治的失望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目标就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最终实现每个人都能自由全面发展。因此，能否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对于共产党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二战结束后的1945—1950年间，日共在重建党组织的同时，积极帮助重建全国各领域的群众组织，并与这些群众组织一起，在各行业、各地区开展了以工人、农民为先导的轰轰烈烈的人民斗争，一度得到底层民众及年轻人的广泛支持，党组织的力量得到很大增强。此后因冷战开始，美国占领军、日本右翼政府的残酷镇压和反共运动，使得人民斗争遭受失败，但20世纪70年代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导致日本出现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日共积极致力于保卫处于严重危机中的普通民众生活，严厉揭露并追究大企业趁“石油危机”囤积物品、哄抬物价等恶行，再次站到了群众运动的前列，得到民众的大力支持，党在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和议席数都因此增长，并且成为20世纪70年代唯一双增长的政党。可见，得到群众的支持，是日共发展的关键。

然而，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民众生活得到改善，阶级矛盾出现缓和，日本社会出现结构性变化，工人阶级队伍分化，“阶级消亡论”甚嚣尘上，以“阶层论”代替“阶级论”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特别是以都市“白领”为中心的“新中间阶层”，形成满足现状且希望维持现状、肯定日本经济成就、否定阶级差别、维护既得利益的“新中产阶层意识”，即所谓的“中流意识”。[9]20世纪90年代后，受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影响，日共等左翼势力遭受严重冲击，日本社会右倾化越发明显，越来越多的民众对政治失去兴趣，对政党表示失望，主要表现在：（1）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选择做无党派，1995年无党派阶层占比高达54.6%；（2）选举投票率屡创新低，1995年参议院选举投票率只有44.52%，创历史最低。[10]虽然无党派阶层的扩大对任何现有的政党都非常不利，但在日本政治生态中，这一状况对于日共这样的左翼政党却影响更大，因为执政的保守党有大量的政治献金可以进行各种造势宣传活动，可以通过利益诱导等方式吸引选民，而日共却是日本所有议会政党中唯一拒绝政治献金的政党，这也是近年来日共财政状况日益恶化的原因之一。除了这些外在因素外，日共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应对国内外社会变革时党在理论认识、实践举措上出现的失误甚至错误等内在原因，也导致了日共的群众基础日益萎缩。日共陷入党员人数大幅度减少又难以重振的困境。

（四）国际共运跌宕曲折：与苏共、中共对立并受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冲击

日共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由于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导致中苏论战，进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分裂。在此期间，日共为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先后与苏联、中国的共产党发生较长时间的矛盾、斗争。虽然这中间有特殊历史时期的无奈，日共也因此走上了独立自主发展道路，但日共遭受的打击也不小。一方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党内的“亲苏派”和“亲中派”大量存在，导致党内矛盾和斗争激烈，使党走向严重分裂。比如1950年，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批评日共提出的“占领下的和平革命论”，导致日共中央委员会形成以德田球一总书记、野坂参三为主的“所感派”和志贺义雄、宫本显治为主的“国际派”的矛盾和对立，进而导致日共中央委员会解体、党组织在全国范围的分裂等严峻局面，使日共出现较大的混乱。[11]斗争的结果是日共于1964年清除了包括党内主要领导人志贺义雄、铃木市藏等在内的“亲苏派”。[12]1966年，中共日共两党关系破裂后，日共中央委员西泽隆二、安斋库治以及山口县的福田正义、原田长司等人因支持中国共产党而导致党内矛盾激化，1966—1967年，日共开除了西泽隆二等30多名“亲中派”中坚干部。[13]日共再次出现分裂，同时中共日共两党也陷入长达32年的党际交流中断的困难时期。另一方面，当时正处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立明显、斗争激烈的国际大环境中，日共在国内还遭受来自美国占领军和日本政府的镇压，内外环境的恶化，使日共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全面陷入低潮，日本保守势力借机将反共攻势推向新的高潮，先后推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崩溃（破产）论”“共产党没有存在价值论”“资本主义万岁论”等反共反社会主义宣传[14]，与国际社会的“共产主义失败论”“历史终结论”等宣传一起，对日共造成很大冲击。虽然日共在1990年7月的第十九次党代会上提出要从“学说”“运动”“体制”三个方面认识社会主义的主张，认为这次剧变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苏联体制自列宁去世后已变质为“对外是大国主义、霸权主义，对内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为特征的政治、经济体制”，已不是社会主义，以此来解释和反击“社会主义崩溃论”[15]，但日共也不得不承认，这次剧变使自身遭受了“严峻的不利局面”[16]。

二、近年来日共对我国态度的转变及其原因

2017年以来，日共对我国、我们党的批评走向公开化，不仅批评越来越多，而且有不断升级的趋势；不仅有东海（钓鱼岛）、南海等涉及领土主权问题上的批评，而且有涉藏、涉港、涉疆等所谓的人权问题上的批评。这是自1998年两党恢复正常关系以来出现的极为异常的情况，令很多人费解，但这样的转变与日共近年来面临的国内外压力密切相关。

（一）日共对于我国态度发生重大转变

回顾21世纪以来日共召开的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研究其对党纲进行的两次重大修改不难发现，其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2004年1月，日共第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历史性地通过了全面修订后的新党纲，首次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当今重要的事件是，一些已经摆脱资本主义的国家，尽管在政治上、经济上仍存在尚待解决的问题，但采取‘通过市场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开始了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新探索，这一在超过13亿人口的广大区域中的发展，将成为21世纪世界史上重要的一部分。”并将中国、越南和古巴三国确认为“开始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新探索”的国家。[17]日共虽然对这三个国家没有给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认可和判断，但承认这些国家是向社会主义发展和过渡的国家，是21世纪反对资本主义的世界史中的重要部分，表现出其对中国、越南、古巴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和贡献的善意和期待。

然而，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国际环境的激荡变换，2017年1月，日共第二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后决议中将中国描述为“已经表现出新大国主义、霸权主义国家”，并认为今后如果持续、扩大下去的话，必将出现“彻底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危险”。[18]这样的表述显示日共已经对我国的认识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走向公开的指责和批评。

2020年1月，日共第二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修改党纲，其中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在新党纲中彻底删去了2004年党纲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肯定表述。志位和夫在对党纲修改作出说明时提出，当今中国的现实状况已经与2004年党纲对中国的认识“不相符”了，而“开始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新探索”已经无法成为“21世纪世界史上重要的一部分”，因此需要将2004年的表述删除。[19]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世界上还存在向实现社会主义目标努力的国家，更加否定了当今世界有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这样的认识转变和新判断必然导致日共对我国一些政策、主张的态度发生根本性变化。

（二）日共对我国态度发生转变的原因分析

日共出现上述态度转变的原因，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1.受到日本国内对华负面态度的影响

一方面，二战后日本因其经济实力及亚洲唯一发达国家的地位，成功跻身西方国家集团；特别是在日美安保协定的制约下，日本长期以来紧随美国的对华政策；另一方面，日本与中国地理位置临近、文化亲缘、经贸往来密切的同时，存在历史问题难消、领土问题争端等现状，这些因素都使得中日关系存在着既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的复杂性。随着2012年6月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9月日本即挑起“购买”钓鱼岛闹剧，导致中日关系急剧紧张。再加之以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标志，日本政府、主流舆论与西方国家一起压制中国、围堵中国，制造“中国威胁论”等原因，导致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不断下降。据世界多家民调机构的调查报告显示，2012年以来，日本民众对中国持负面印象的比例一直非常高。近年来，随着两国政府间的关系改善，这一比例有所下降。[20]2020年，因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一比例再度提升。日共作为希望通过议会选举扩大力量的政党，显然无法忽视日本的基本民意状况。

2.日共提振党势、选举政治的需要

在国内，日共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员人数持续减少，30年间减少21万之多，同时面临老龄化严重、财务状况日益恶化的困难局面。为提振党势，志位和夫2015年提出与其他四大在野党（民主党、维新党、社民党、生活党）进行“五党合作”，推翻自民党、公明党政权，实现国民联合政府的构想。然而，由于当时第一大在野党民主党反对日共加入而搁浅。2016年参议院选举时，为避免各选区共产党与民主党候选人竞争而分散选票，日共又主动做出让步，事实上同意搁置国民联合政府的构想，甚至决定在所有单人选区，在野党共同拥立一位候选人，如遇冲突，日共候选人放弃参选。[21]志位和夫甚至提出，只要有利于日本政治，日共是否在内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野党联合选举，实现政权更迭，现在还不是考虑夺取政权的时候。日共以放弃建立联合政权为代价，换取了只为选举而合作的“野党共斗”的实现，因此被称为在野党中“最具柔软性的政党”。[22]但就结果来看，执政的自民党、公明党却在2016年的大选中获得超过改选前的议席数，取得大胜，在野党联合策略以失败告终。而日共在2017年的众议院大选、2019年的参议院选举中也接连在议席数、选票数、得票率方面出现大幅度倒退。可以说“野党共斗”并未给日共自身带来切实益处。尽管如此，日共依然为迎接建党100周年（2022年）以及2021年的众议院选举和2022年的参议院选举，提出倾注党的全部力量，推进“党做强做大”、彻底扭转党的发展倒退局面；与各在野党全力合作，力争在两次选举中取得明显成效[23]，而临近大选之际却又不得不承认，正面临着“保住现有议席还有相当大距离”的困境。[24]

可见，日共目前的主要目标是国内选举、扩大党势。然而，为了迎合“民意”及“野党共斗”的需要，过度妥协以及修改党纲、公开批评中国等做法，最终很可能更加失去民心、民意，甚至沦为其他在野党谋求执政时利用的对象。

3.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存在分歧且沟通不畅

近年来，中共日共两党的误解、矛盾加深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在对一些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认识上出现越来越大的分歧。比如在理论层面，两党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很大的不同。日共认为，社会主义应建立在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因此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还不是社会主义[25]；而我们则认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我国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的分歧虽然与两党对于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存在差异有关，也与两党所处的政治地位、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不同有很大的联系，但分歧巨大却是不争的事实。在现实层面，两党在涉及本国根本利益问题上矛盾难以调和。

三、启 示

通过上述对日共百年历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及其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生存和发展方面都面临着诸多困难，这为我们带来如下启示。

（一）要做好全球范围内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共存与斗争的思想和行动准备。从日共的百年历程可以看出，当资本主义仍然在世界上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只要坚持“共产党”的名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或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就会遭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以及国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打压和遏制。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打压愈演愈烈，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或不承认这是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认为只是经济层面出现的摩擦，只要我们让利、释放出善意就能够解决，然而美国却已经很明确地以实际行动给我们做出了回答。据“美国之音”网站2020年10月4日报道，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发布政策指南，宣称不受理任何共产党员或与之相关的成员的移民申请。该政策指南还称，这项“不可受理”依据是美国国会通过的“应对美国安全威胁”更广泛法律的一部分。[26]这里不仅包括现在是，而且包括“曾经”是共产党员；不仅涉及美国国外，而且包括美国国内的共产党员甚至与之相关成员，可见这一政策限制面之广、打击对象之明确。

习近平早在2013年就指出，我们要“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27]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世界，在中国已经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的现实面前，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实力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两种社会制度的合作与斗争正在日趋激烈，我们必须充分做好思想和行动上的准备，运用智慧，采取积极措施加以应对。

（二）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坚持和发展。综上可以看出，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由盛转衰虽然有外部环境的客观因素，但也有内在的主观因素，特别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日益专业化、细微化，不少研究者远离日共，使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脱节，既没能及时回应民众所需所求，也没能使日共的实践得到更广泛的支持。

比较而言，我国的情况与日本有很大的不同。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研究方面拥有着令日本学者称羡的环境。我国不仅拥有一大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始终坚持并推进创新性马克思主义研究，而且拥有国家层面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营造了更加良好的环境。尽管如此，我们也需要从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困境中汲取教训，特别需要关注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如何向普通民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增强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这将成为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重要课题。

（三）要切实做到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办实事，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从日共的百年历程来看，虽然有国内国际环境的严酷、复杂等原因，但日共无法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没有得到日本民众的广泛理解和支持，而中国共产党却正好相反。据2020年7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发布的一份题为《理解中国共产党韧性：中国民意长期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民众2016年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高达93.1%。这是肯尼迪学院的三名专家于2003至2016年间在中国进行八次调查，同三万余名中国城乡民众进行面对面的谈话后，撰写的报告。报告得出的结论是，2003年以来，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几乎全面提升。其中，内陆及贫困地区民众的满意度提升较大。[28]这与我们党始终为实现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将人民群众视为我们党力量的源泉、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从而得到人民群众的坚定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因此为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奠定了最坚实的群众基础。习近平说：“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是因为我们党和政府在制定国家大政方针时，始终重视民心、尊重民意、顺应民愿，努力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福祉，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真正认同，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带领人民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今后，我们仍须时刻谨记党的初心使命，为人民办实事、谋幸福。

（四）要加强与各国共产党的沟通交流，认真研究各国共产党的情况，积极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前发展。从日共的百年发展历程中不难发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否顺利对各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有着重大影响。中国当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共产党更是拥有9500多万党员的世界最大政党，理应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的有力引领者、重大贡献者。我们应进一步加强与各国共产党和左翼政党的沟通、交流，增进了解，广泛获取共识和认同，为新形势下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的斗争，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探索提供经验和借鉴，从而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迈上新台阶。同时，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发展状况对我们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为资本主义力量是不会放松对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共产党的打压的，只有各国左翼政党特别是共产党联合起来，我们的事业才可能在世界更广大的区域发展起来。因此，我们需要加强与各国共产党的交流、合作，深入研究彼此的历史和现实，从而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和信任，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断向前发展，为人类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不懈努力。

（五）谨慎应对日共当前变化，防止两党关系再度破裂。回顾两党的百年交往历史，在二战最艰难的时刻，两党携手反战使双方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并赢得了抗战的胜利；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长达32年的矛盾、对立也使双方遭受了重大打击。为此，面对日共近年来的转变，我们需谨慎对待。要深入研究和了解其变化的原因，为推动两党今后的关系改善做好准备。目前我国对日共的研究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以日本共产党研究为稳定研究方向的学者却屈指可数”，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整体水平有限”[29]，而日共方面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也越来越缺乏深入的研究和理解，因此双方在遇到问题时很容易出现矛盾和障碍。日共现在仍是日本国内政坛最具影响力的左翼力量，不仅反对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以及在世界上的霸权主义，而且坚决反对日本右翼政府利用中国“威胁论”图谋强化军事力量的动向，以及煽动“反中”的排外主义和美化过去侵略历史的历史修正主义，祈愿中日两国、两国人民的真正友好。[30]可见，在当前反华形势日益严峻的国际大环境下，日共是可以团结的力量。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大的共产党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大的共产党的团结，对于未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也至关重要。

注释

1.https://ja.m.wikipedia.org/wiki/．

2.参见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编:《日本共产党六十年（1922—1982）》，段元培等译、李永生校，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页。

3..参见上书，第21—22页。

4.参见上书，第76页。

5.「議会で多数を得ての平和的変革こそ日本共産党の一貫した立場安倍首相の衆院本会議でのデマ攻撃に断固抗議する 志位委員長が会見」、《赤旗》2020年2月14日。

6.日本共産党中央委員会、『日本共産党の八十年』（1922—1992）、日本共産党中央委員会出版局2003年版第19頁。

7.参见谭晓军:《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8.http://ja.wikipedia.org/wiki.

9.参见朱艳圣:《冷战后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10.参见上书，第40—41页。

11.参见日本共産党中央委員会、『日本共産党の八十年』（1922—1992）、第104—108頁。

12.参见共産主義問題研究会、『日本共産党五十年史』、心情公論社1973年版第88頁。

13.参见共産主義問題研究会、『日本共産党五十年史』、第93頁。

14.参见朱艳圣:《冷战后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第10页。

15.参见日本共産党中央委員会、『日本共産党の八十年』（1922—1992）、第268—269頁。

16.https://www.jcp.or.jp/web_jcp/html/28th-kaigi.

17.《日本共産党綱領》，《しんぶん赤旗》2004年1月18日。

18.《日本共産党第27回大会決議》，https://www.jcp.or.jp.

19.参见志位和夫:《綱領一部改定案についての提案報告》，https://www.jcp.or.jp.

20.https://search.yahoo.co.jp.

21.参见「5野党合意が開いた新局面参院選全党が心一つに 野党の勝利日本共産党躍進必ず/都道府県委員長·候補者会議開く 志位委員長が報告」、『しんぶん赤旗』2016年2月23日。

22.参见「志位和夫×田原総一朗 ギロン堂 そこが聞きたい!スペシャル対談」、『週刊朝日』2020年10月9日。

23.https://www.jcp.or.jp/web_jcp/html，2017年1月18日。

24.「都議選共産党支持崩しの攻撃自民公明都ファ 政策抜き「大丈夫」論の本質」、『しんぶん赤旗』、2021年6月19日。

25.参见《日本共産党第26回大会決議》，http://www.jcp.or.jp，2014年1月18日。

26.参见《美媒:美国移民局不再受理共产党员移民签证》，载《环球时报》2020年10月4日。

27.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载《求是》2019年第7期。

28.参见《“韧性源于民众广泛支持!”哈佛大学这份调查报告今天仍值得细品:中国人民对政府满意度高达93%》，载环球网2021年4月25日。

29.谢忠强:《198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日本共产党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载《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5期。

30.参见「もっと日本共産党中国をどう見る?」、『しんぶん赤旗』2021年3月29日。

[作者介绍：谭晓军，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部研究员。]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