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国外左翼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批判与反思

禚明亮

2020年席卷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深刻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以说，当前资本主义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疫情危机同期叠加、相互交织的特殊时期。一方面，2008年美国华尔街金融风暴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到今天依然尚未完全结束，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尤其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应对乏力和反应疲软展现得淋漓尽致。各国学者纷纷以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为契机，著书立说，批判与反思当代资本主义。从根源上讲，资本主义危机所呈现的次层次危机，如新自由主义危机、逆全球化危机、人道主义危机、道德危机、种族主义危机、生态环境危机等，无一不映射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根本矛盾和历史局限性。在疫情蔓延、资产阶级政府应对不力的背景下，这些次层次矛盾日渐突显，并呈现激化状态。在新冠疫情肆虐期间，美国还爆发了因黑人弗洛伊德之死而引发的群众反对警察暴力的示威游行，以及捣毁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雕像的社会抗议运动，引发美国民众的广泛参与，其规模与强度实为多年来罕见。总体上看，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加速了这一历史进程的转变，成为当前左翼人士系统反思资本主义的“导火索”。在此背景下，全球各国人士都在思考“世界怎么了”“未来怎么办”“人类向何处去”等一系列重大历史时代课题。其中，国外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最新反思与批判值得我们关注和总结。

一、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重要原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一)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掠夺自然资源的暴力性和攫取剩余价值的贪婪性是导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马克思曾辩证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人类历史所造成的重大影响，一分为二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方面，但是他也更加直白地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一句话虽然是相对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而言的，但到21世纪的今天，仍然具有当代适用性，不仅仅是共产主义者们严厉批判资本主义的现代剥削性，就连生活在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资产阶级学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比如，法国《今日马克思》杂志在2018年就曾出版论文专辑，深刻剖析当代资本主义剥削的新形式。关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原因，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女王学院教授雪梨·科恩指出，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灾难的原因就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它在过去的75年里是由煤炭、石油和核能驱动，由电脑控制的高速机器推动着，但这些机器只是让1% 的人富裕起来，实际上已经破坏了地球的生态平衡，带来了一个无休止的战争时代，使数亿人陷入贫困。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曾经是人类财富的创造者，但现在却成了地球生态的毁灭者、生产活动的破坏者、疾病的播种者、专制政府的孕育者、非理性思想的传播者。国外左翼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掠夺自然资源的暴力性和攫取超额剩余价值的贪婪性最终导致了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正如学者贾斯汀·雷诺兹所指出的那样：“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神迹，而是像气候变化一样，是人类掠夺地球资源造成的后果。”

从基本事实上看，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不负责任的形象显露无疑，他们不但不采取有力措施抗击疫情蔓延，反而采取“甩锅”战术，把责任推给他国，提出所谓“群体免疫”的谬论，这种做法不仅严重拉低了自己的国际形象，而且将本国公民推向了痛苦的深渊。截止到2021年3月23日，美国死亡病例超过55.5万人,让世人震惊。对此，美国左翼学者维克多·沃里斯直截了当地指出：“美国政府对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应对不力。”他还特别指出：“本届政府对危机的反应特别反常，在得知疫情大流行的消息之后，政府仍对这种危险嗤之以鼻。政府没有促进国内和国际团结，反而鼓励以种族为借口寻找替罪羊，特朗普称这种病毒为‘中国病毒’,加强对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制裁，并试图阻挠古巴实施国际医疗援助。”

(二)贪婪地攫取超额利润、秉承“市场至上”的新自由主义法则导致资产阶级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严重不足

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攫取超额剩余价值，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长期以来，美国资产阶级不愿意将大量资本投入到公共医疗卫生领域，反而一再削减卫生事业的财政预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信奉“市场至上”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主张减少政府监管的新自由主义政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他们纷纷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削减社会投入，导致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医疗卫生事业投入严重不足，使各国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自顾不暇。据美国《外交政策》网站报道，美国卫生系统的资金削减始于2018年，政府减少了150亿美元的国家卫生支出，取消了300万美元的“复杂危机基金”。特雷莎·古铁雷斯指出：“新型冠状病毒蔓延已经暴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前全球资本主义的基础设施不仅无法应对这一流行病，而且还使情况进一步恶化。”事实已经证明，特雷莎·古铁雷斯的判断是对的。

更有学者尖锐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本质，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政府唯一需要捍卫的只是资产者自身的利益，资产阶级政府甚至将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当作开展阶级斗争的一种手段。2020年4月，美国著名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接受专访时直中要害地指出：“今天我们在美国看到的事情其实是一种基于阶级属性的‘社会谋杀’现象，这是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曾经论及的。”在他看来，政府在面对疫情蔓延时所遵循的资产阶级利益至上的原则，不顾广大工人阶级的生命健康，最终“谋杀”了美国广大工人阶级。

(三)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所折射的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

在国外左翼学者们看来，这场公共卫生危机所折射的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不能仅仅站在抗击疫情的维度来看疫情，而是应当从资本主义整体视角上进行剖析。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荣休教授迈克·戴维斯在接受专访时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无法为大多数人创造收入、提供工作岗位和有意义的社会角色，无法终止化石燃料的排放，无法推动公共卫生事业的革命性进步带来的。这些都是聚合性危机，彼此不可分割，需要从更复杂的整体来看待，而不是从单独的问题出发。”正如葡萄牙共产党中央委员安盖洛·阿尔维斯所指出的，这种流行病在全球范围内的增长及其影响——尤其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悲剧性地证明了是资本主义政府几十年来所实行的私有化和取消公共服务(即医疗服务)的政策，不断剥夺工人的劳动成果和社会权利，逐步取消确保重要物资生产的国家机制而造成的恶劣后果。今天表现得更明显的是，以生产无政府状态和服从资本积累逻辑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保障基本权利(如享有医疗保健的权利)方面的无能，此次疫情的暴发更进一步暴露和加深了资本主义的严重矛盾、面临的问题和结构性危机。可见，国外左翼学者们已经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资本主义制度，这些认识和判断是极为深刻的。

二、“人民至上”还是“利润至上”,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在西方部分媒体恶意炒作和丑化中国抗疫努力的同时，中国政府优异的抗疫表现得到了大多数国外左翼学者和媒体的广泛好评。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在短时间内取得抗疫的巨大成功，并且通过稳定、有序的复工、复产，使中国目前成为全球唯一一个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其中的奥妙何在呢?许多国外左翼学者依据自己的观察，撰写了许多理论文章进行分析和解读。

(一) 坚持人民利益至上，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取得的抗疫成就让世人瞩目

在总结和借鉴中国抗疫经验时，国外左翼学者普遍认为，其中的奥妙在于中国政府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采取果断措施，组织实施了稳固有序的疫情防控阻击“人民战争”。他们指出，中国应对疫情的表现证明，把人民利益而不是攫取利润放在发展的第一位，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公共卫生服务方面迅速有效地调集资源的能力。2020年1月26日，美国《人民世界报》发表了一篇该报资深主编C·J·阿特金斯博士的署名文章，他认为，中国政府在抗击疫情时，把人民利益，而不是利润，放在首位，而对于美国来说，他们关注的焦点是利润，而不是人民的身体健康。阿特金斯指出，美国资本家甚至把疫情蔓延视为一次赚钱的“良机”。市场分析师伊丽莎白·巴尔博亚·本辛加为雅虎金融(Yahoo! Finance)的读者们列出了一份“13支需要关注的冠状病毒相关的股票”,他在写到为卫生工作者生产生物危害防护装备的莱克兰工业公司时提醒投资者，该公司“在埃博拉疫情中被证明是一个受青睐的供应商，其股票在埃博拉疫情期间历史性地大幅度上涨”。但是，中国严禁任何企业从此次危机中牟取暴利，中国的市场监管机构警告称，对任何被发现哄抬价格或囤积医疗用品的企业，都要“从速从严惩处”,并且已经设立了一条群众举报热线。阿特金斯指出，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官员与华尔街投资者的反应形成鲜明的对比，使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差距大为扩大。另一家美国左翼网站也撰文指出，中国大规模动员国有企业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包括十天内在武汉新建两所医院、加快生产和分销由政府控制价格的医疗用品、提供免费的全民医疗，以及国家医务人员的大规模部署，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向全世界的生动展示，为全球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力。中国应对这场大规模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力量，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需要回应的是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私人资本的利益。社会主义制度的集体性特征、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追求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不断凸显出来。中国、古巴、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地抑制住了新冠肺炎疫情的进一步蔓延，取得了抗疫斗争的阶段性胜利。

基于此，2020年9月14日，印度学者维贾·普拉沙德等人在一篇题为《中、美两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的差距是令人震惊的》文章中指出，面对美国高高在上的死亡病例数，说病毒的“中国制造”已经落伍了，而应是“华盛顿制造”。他指出，中国之所以能够在控制住疫情后很快实现经济增长，原因就在于中国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他认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中国政府成功应对疫情蔓延和恢复经济的重要基础。

(二)资本主义国家将“利润至上”原则奉为金规铁律，折射出其制度的阶级本质

相比之下，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应对疫情危机时的表现，2020年3月，奥地利工人党主席蒂博尔·曾克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中尖锐地指出，资本想要保存它的利润而不考虑工人阶级的损失。相比于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可以更加容易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资产者们指出，工人应该继续在装配线、生产链和收银台工作；富人应该把自己隔离在自己的生活区、城市别墅、乡村住宅和顶层公寓中。工人阶级暴露在被摧毁的卫生系统之下，而富人负担得起昂贵的药品、设备和特殊治疗。改良派政党有时会提到这个问题，他们打算用这一项或那一项议会决定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们是生活在阶级社会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疾病总是一个阶级问题，资本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资本服务。在任何情况下，资本的积累总是被优先考虑的，而不是工人阶级的生活。资本主义不会创造出满足人民需求的医疗体系，因为它不能也不想这样做。

总体上看，国外左翼学者的基本判断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制度差异”决定了两种国家“执政理念的差异”。在他们看来，选择“执政为民”还是“执政为利”,是由不同的制度属性所决定的，从根本上决定了两种制度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时所采取的政治立场、意志决心、利益出发点和落脚点等的不同，进而导致了抗疫的决心、表现、效果上的巨大差异。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凝聚民力，汇聚八方资源，党政军民学全民一条心，全国一盘棋，展现了“人民抗疫”的伟大力量，同时超越狭隘的国界和民族界限，高举“国际抗疫”的旗帜，积极向受疫情冲击严重的国家和地区运送物资、派遣医疗队和分享新冠疫苗，积极践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站在了人类道义的制高点上。相比之下，资产阶级政府却将获取利润作为优先选项，美国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了55万人，反而将本国抗疫不力的原因归结于他人，“甩锅”于他国，同时编造“群体性免疫”、炮制“中国病毒说”或“武汉病毒论”,美国等国家某些政客和媒体的所作所为为世人所不齿。

三、资本主义的排外主义情绪是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

(一)某些西方政客或媒体关于新冠病毒的种族主义言论引发国外左翼学者的强烈反对

移民和外国工人的到来，曾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推动作用。早在1920年2月，列宁在《同美国〈世界报〉记者林肯·埃尔的谈话》中就曾指出：“美国政府明目张胆地迫害外国人。其实，美国如果没有外侨工人又怎么办呢?外侨工人对你们的经济发展是绝对必需的。”长期以来，资本主义的排外主义历史和做法是国外左翼学者们所普遍承认的事实，2019年冬，澳大利亚杂志《马克思主义左翼评论》上发表的利安·姆沃德的《反思反华种族主义的根源》一文，在澳大利亚学术界引发热烈关注。但是话音未落，在武汉暴发疫情后不久，西方排外主义、反华主义就开始残渣泛起。“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坚持认为，中国共产党在这场危机中管理不善，掩盖信息传播，并对公民实施独裁式的限制措施”,西方某些政客或媒体将新冠病毒称为“武汉病毒”或“中国病毒”的种族主义言论引发国外左翼学者的猛烈驳斥，他们指出，这种排外主义情绪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一种“历史传统”。2020年2月3日，“今日美国(USA TODAY)”网站发表马可·德拉·卡瓦与克里斯汀·莱姆联合署名的文章，题目是《新冠病毒正在蔓延，而且反华情绪和排外主义同样如此》,该文的观点极具代表性。文章指出，排外情绪有很深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1882年的《排华法案》,它的目的是阻止廉价中国劳动力的涌入，而实际上，廉价的中国劳动力对西方国家的许多工程项目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包括1869年美国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的竣工。有相关组织研究表明，自特朗普等人炮制出“武汉病毒说”以来，美国发生华裔人士遭受暴力袭击的恶性事件数量激增，2020年5月2日，“据旧金山州立大学的统计数据，2020年2月9日至3月7日，与歧视亚裔有关的新闻报道增长了50%”。这一趋势延续至今。2021年3月16日，“据美国‘制止仇恨亚太裔美国人组织’发布报告显示，自2020年3月19日至2021年2月28日，共收到3 795起各种类型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事件报告，包括人身攻击、言语攻击等，其中华裔是被攻击最多的族裔”。

印度学者、“全印度人民科学网”副主席帕拉比尔·普尔卡亚斯塔认为，这种在武汉疫情初期对中国人的攻击、种族歧视、强制实施的旅行禁令和旅行限制远远超出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这些都表明了上述攻击的种族主义本质和政治化性质。他指出，西方媒体和政府对中国的一些抨击是种族主义的，其中大部分是特朗普和他的团队对中国发动的新冷战的延续。美国主要新闻媒体利用新冠病毒的暴发来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声称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需要在军事上受到遏制。葡萄牙共产党中央委员安盖洛·阿尔维斯指出，葡萄牙共产党谴责宣传中国应对疫情蔓延负责、质疑中国抗击新冠病毒所取得的公认的成绩的虚假信息传播。现在越来越清晰的是，美国帝国主义本身被尖锐的矛盾、激烈对抗与重大问题所缠身，其所作所为是在歇斯底里地转移民众对美国国内复杂局面的注意力，对世界几个国家采取了侵略性的立场。

(二)美国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歧视集中体现在对黑人群体的社会压迫上

当前，美国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歧视集中体现在对黑人群体的社会压迫上，除了经济收入上的贫富差距明显之外，目前造成的一个社会性结果是“非裔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比白人低得多，黑人婴儿死亡率也高得多。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8岁左右，而大多数研究发现，一般来说，黑人平均比白人少活9年。在美国，关于婴儿死亡率 (用活不到一岁的婴儿数量来衡量), 非洲裔美国人为11.4%,而白人为4.9%”。长期以来，美国黑人群体为了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一直没有放弃努力和抗争。

2020年，由非裔男子弗洛伊德之死而引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已经席卷美国许多城市。这场运动甚至还蔓延至英国、巴西、澳大利亚、日本等十几个国家，成为2020年令世人瞩目的重大国际事件之一。在美国学者阿什丽·史密斯看来，“今天夏天的这场黑人运动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抗议浪潮，有多达2 600万人参加了席卷全国的示威游行活动”。这场运动只揭露了美国黑人人权状况的“冰山一角”,正如列宁在《俄罗斯人和黑人》一文中所深刻指出的：“黑人的状况是美国的耻辱!”“谁都知道，美国黑人的总的状况是同文明国家不相称的——资本主义不可能使人们彻底解放，甚至也不可能使人们完全平等。”可以说，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资产阶级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所谓社会政策来予以调节，但总体上美国黑人所处的不平等境遇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种族歧视和排外主义依然是资本主义制度难以治愈的“顽疾”。因此，所谓美国白人警察暴力执法问题也只是问题的表征，资本主义制度内生性的“种族剥削”和“阶级压迫”属性才是其中最深层次的原因。

四、摆脱疫情危机的出路之一在于组织工人运动，走向社会主义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资本论》等著作开始重新获得人们的关注，资本主义的未来生命力已经遭到包括国外左翼学者在内的学者们的广泛质疑，“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还成为世界体系理论主义者沃勒斯坦其中一本著作的核心话题。这场国际资本主义危机至今仍在影响着世人，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可以被视为是这场资本主义危机的最新表现形式。

(一)资本主义制度已经难以为继

在国外学者们看来，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只是表象，背后反映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所面临的危机。西班牙共产党主席何塞·路易斯·森特利亚指出：“由新型冠状病毒蔓延而引发的全球性危机已经显露了以经济利润为原则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脆弱性，资本主义通过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将一切经济资源分配到获取最大利润的地方，而由少数人掌控着全部经济权力。”丹尼尔·阿尔巴雷辛指出，疫情蔓延是一场潜在危机的“导火索”,这场流行病加深了原本就存在的资本主义危机，进一步拉大了已有的收入差距，为应对这场危机而采取的措施可能会导致资本进一步集中，进而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强迫工人接受提高剥削率的工作条件来束缚工人，以及在没有保障监管的情况下延长工人的远程劳动时间。他进而指出，只有工人运动组织起来，并且与其他社会运动和大胆的变革性政治力量进行必要的合作，才能最终遏制少数特权阶层追逐利益的欲望。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的力量与工人的力量是一对动态较量矛盾体，资本力量的过于强大必然会削弱工人阶级捍卫自身利益、规避资本主义弊端的能力。正如法国著名政治学家托克维尔所指出的：“在任何社会中，必然存在着一种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力量，但我同时认为，当没有任何障碍可使这种支配力量放慢进程并迫使它减缓激烈程度的时候，自由将岌岌可危。”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对工人阶级的“自由”甚至是生命安全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冲击。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贾亚蒂·戈什认为，从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冲击来看，“这场流行病危机所造成的经济影响非常剧烈，超过了我们记忆中的一切危机。当前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的震动肯定比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要大，而且很有可能会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还要严重。即使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相比，虽然战争造成了全球供应链的中断和基础设施与人口的消耗，也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限制了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流动和经济活动”。迈克尔·罗伯茨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他指出，全世界约有27亿工人受到全面或部分封锁措施的影响，占全球33亿劳动力的81% 左右，几乎所有关于2020年全球经济生产总值的预测都认为，全球经济将出现比2008—2009年大衰退时更为严重的萎缩。乔丹·汉弗莱斯也指出：“一项研究成果预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将有5亿人的生活陷入贫困状态。”

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能延续下去吗?显然，国外左翼学者的回答是否定的。人类历史仿佛又到了必须回答那个“经典”问题的时候了：人类是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野蛮主义?国外左翼学者们指出，答案是社会主义。实事求是地讲，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诸多领域呈现的不稳定性和难以预估性，如果处理不当，当前人类社会进入野蛮主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阿什丽·史密斯指出，我们的世界正在逐渐沦为野蛮主义社会，当前我们面临着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衰退。这一双重危机带来的恶劣后果是不断撕扯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使已经极端化的社会更进一步地分裂为社会主义左翼和极右翼民粹主义两个群体。他进而提醒人们，社会主义政治和组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如果社会主义左派没有建立一个以斗争为基础的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那么极右翼势力可能会成为这场危机的最大受益者。纽约城市大学女王学院教授雪梨·科恩也在文章中指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需要社会主义——一个民主的、集体拥有和管理的社会。那么，靠谁来完成实现这一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呢?

(二)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必须通过政党的实践活动来完成

国外左翼学者们指出，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必须通过政党的实践活动来完成。关于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式，美国每月评论出版社主编、《工人阶级能够改变世界吗》一书作者迈克尔·D·耶茨认为，目前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今天大多数社会民主党试图通过议会选举赢得对国家的控制权，以此作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部分；另外一种是通过革命斗争的方式掌握国家权力，如俄国、中国、越南和古巴。然而，就第一种方式来看，现在大多数工党都是改良主义派，他们的目的只是通过获得政府资助或医疗保健等全民计划来改善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不幸的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蔓延和资产阶级的进攻，这些政党所努力取得的成果已经被消耗殆尽。他指出，这意味着工党必须重建，就像工会必须重建一样。必须建立新的政党，坚持民主原则，秉持明确的激进主义立场，领导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这些政党不仅必须向现有国家施加压力，满足工人阶级的利益需要，而且还必须增强工人和农民掌握自己生活的能力，并开始逐步建立替代性的社会生产和分配结构。

长期持激进立场的加拿大革命共产党则主要采取更为激进的方式。该党在其官网撰文指出，当前对于工人阶级至关重要的一件事实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本质上是一场资本主义的危机。该党强调，从现实的出路来看，要发挥我们党所具有的集体性力量，打碎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实现工人阶级的最终解放。该党指出，无产阶级肩负着摧毁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的历史使命，将采取人民战争和革命的手段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五、结语

总体上看，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国外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最新批判与反思形成了许多理论成果，其中许多分析和判断让人印象深刻。可以说，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左翼学者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表现及其产生的后果、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等问题的观察和分析有着更为直接的感官体验，具有重要的发言权，得出的结论也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对于他们的观点和判断，我们的态度不是要全盘接收，而是要批判性地予以借鉴和吸收。

国外左翼学者将西方疫情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危机结合在一起，进行通盘考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提醒我们在研究资本主义制度时应当坚持系统性思维和整体性分析。总之，通过对国外左翼学者的观点进行梳理和归纳，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认清资本主义目前所处的困境，更加深入地了解到资本主义公共卫生危机、生态危机、种族主义危机等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缺陷和基本矛盾之间的逻辑关联，在强烈的对比中更加坚信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广阔前景，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在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简介]：禚明亮，1986年生，男，山东临沭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外左翼思潮、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论文出自]：《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19JD71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