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探索之路

王建国、陈莎莎

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不懈追求的伟大目标。百年来，在党的带领下中国现代化发展经历了奠基、起步、加速发展以及新时代的全面推进等几个前后相继、赓续推进的历史时期。通过不断推进现代化，中国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巩固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为世界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立足国情、放眼世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目标

现代化起源于西方，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的。西方的现代化历程是资本的扩张过程，一定意义上，现代化的发展是资本家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冲动和欲望所致，现代化是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重要手段和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这里所说的“不断地进行革命”实际上就是不断地推进现代化的过程。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论现代化被描绘成多么美好的图景，其实质还是为了资本的增殖，是资本家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需要。这种逻辑使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现代化并不是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而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也正是这种出发点和价值取向，使得西方的现代化发展无法摆脱周期性的危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根本价值取向是以人民为中心，这是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区别。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始终把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奋斗目标。在百年现代化探索历程中我们党始终坚守这一“初心”，以人民的需求为导向，通过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生产力水平，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不断满足人民的发展需要，让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中国共产党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及时调整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着力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这一历史任务完成之后，迅速转向相对贫困治理，谋划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战略，为实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发展赓续奋斗。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坚持一切依靠人民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从这一立场出发，坚持人民群众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历程中的主体地位。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一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使中国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从而激发了人民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思想，不断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活力，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驶入了快车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依靠人民而改革，充分激发了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使得新时代的现代化建设具有了更加强劲的动力。习近平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中国人民书写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培育的！”

最后，坚持让人民来评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成效。坚持现代化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必然要求坚持让人民来评判现代化建设的成效。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现代化探索中，始终坚持让人民来评判现代化的建设成效。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时，就提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前夕，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迁往北京时，毛泽东曾感慨是“进京赶考”，这既是感慨走向全面执政的任务艰巨，也是感慨如何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答卷，更是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坚持让人民群众来评判自己工作的人民立场。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全党想事情、做工作对不对、好不好的基本尺度，这一原则一直为中国共产党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强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对于一个始终坚持人民立场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必须坚持人民群众是自己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这也是确保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保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必须始终坚持这一原则，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

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者、设计者和建设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西方现代化的起源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自发发展过程，资本的增殖是推动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动力。这一过程伴随着阶级的分化，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民主的发展，不同社会阶级和阶层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往往通过建立政党组织起来，通过竞争性选举进入国家政权体系中，在体制之内通过一套讨价还价的机制，达成妥协。所以在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中，政党的首要职能并不是推动现代化发展，而是代表现代化进程中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总体而言，西方的现代化主要还是依靠资本扩张的自发力量来推动。也正因为如此，西方资本主义经典现代化模式总是难以摆脱“危机—调整—危机”的周期率，这也导致了对生产力发展的周期性破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迥异于西方现代化的新的现代化道路。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这条现代化道路是由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型政党来领导和推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成为这条现代化道路走向成功的关键。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西方现代化的冲击，处于极为被动的境遇，甚至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各种进步力量都在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寻找出路，但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各种方案和探索都未能取得成功。“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改变了这种状况，中国共产党选择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人类最先进的理论为指导思想，以社会主义这一人类最先进的社会制度为现代化的目标和方向，从而使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一开始就呈现出全新的面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使独立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成为可能；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以从腐朽的封建体制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中解放出来，这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广泛的主体，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了真正的主体力量；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建立为中国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同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澎湃动力。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的工业化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尽管因为缺乏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了曲折，但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是取得了伟大成就，为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奠定了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也为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进入了快车道。这一时期，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科学把握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通过开放主动融入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潮流之中，通过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不动摇，坚持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使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加强和改进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并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既是对我们党百年现代化探索经验的深刻总结，同时也是面向未来，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本质规定。这一本质规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具有了相较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明显优势，包括把握和坚定正确发展方向的“掌舵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率优势”、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可持续优势”以及在新的全球竞争格局中的“比较优势”。

坚持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必须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因此，在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自身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可以说，领导中国人民的百年现代化探索历程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历程。正是通过不断强化自身建设，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在百年征程中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状态，始终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既定的方向推进不动摇。也正是有党的领导这一巨大优势，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时间内完成西方现代化数百年才完成的任务，创造了人类现代化发展史上的奇迹。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四个伟大”的命题，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一起作为一个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的整体，强调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把党的建设纳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任务。不仅如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更是高扬党的革命精神旗帜，提出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这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三、坚持以新型政党制度整合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分化

现代化会带来社会的分化，因而社会分化和整合就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两个重要逻辑。西方现代化道路一般都经过了较长的发展历程，同时西方现代化模式因为“早发”的特点，可以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来支撑本国的现代化发展。世界近现代发展史表明，西方现代化几乎都经历了一个对内残酷剥削和对外扩张的过程，比如英国在其现代化发展历程中，对内经历了“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对外殖民掠夺建立了“日不落帝国”。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在时空上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时间上，这种现代化模式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历程，因而现代化过程产生的矛盾是一个缓慢释放的过程，应对现代化过程所释放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就显得比较从容。同时，这种现代化模式因为拥有全球的资源和市场支撑，他们可以通过殖民扩张，在全球掠夺资源和财富，满足本国现代化发展的需要。这一过程一方面可以转嫁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在全球范围内获取资源和财富，用于满足本国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社会矛盾。这种现代化模式得以存续离不开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因“早发”而拥有的科学技术优势，从而可以通过技术垄断获取高额利润；二是因“早发”而积累的强大国力，使得他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可以制定和垄断游戏规则，因而可以通过不公平的游戏规则，特别是不公平的贸易规则，在全球范围内获取高额利润。

这种“早发”优势使得西方现代化模式在整合社会分化方面，就比发展中国家的“后发”现代化模式容易得多，他们可以通过缓慢的社会政治变革来应对社会分化。今天西方引以为傲的所谓民主成就，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缓慢变革积累而成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代议制民主的不断扩展，逐步吸纳现代化过程中，分化出来的新的社会阶级和阶层的政治诉求，因而总体上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在这一过程中，政党是社会各阶层表达和实现自己利益的代表性组织方式，因而政党本身不是为了整合社会分化，相反，政党可能会成为社会进一步分化甚至是走向分裂的重要因素。进入21世纪，当西方这些“早发”现代化国家逐步失去其曾经拥有的时空优势时，国内矛盾便日益暴露出来，社会分化加剧，社会群体分裂加速。政党不仅无法整合社会分化，而且还成为社会分裂的重要推动力量。今天西方一些国家政党政治逐步演变为“否决政治”，传统政党开始衰落，极化的民粹主义政党迅速崛起，便是突出表现。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大多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种现代化模式不仅没有“早发”现代化模式所具有的时空优势，相反还要遭受“早发”现代化国家的压制和盘剥，只能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寻找极为脆弱的“机会”，这种现代化模式表现出时空上的高度压缩性：即在时间上必须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完成的任务，在空间上只能在有限的空间中开展现代化建设。这种时空的压缩性导致了与现代化相伴的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亨廷顿正是基于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经验观察得出了现代化意味着不稳定的判断。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现代化过程中新兴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需求得不到制度化的满足，因而会以非制度化渠道参与政治过程，甚至引发以推翻现存政治体系为目标的政治暴乱。如何解决这种危机？亨廷顿指出：“强大的政党组织是唯一能最终排除腐化型的或普力夺型的或群众型的社会动乱的选择。”但历史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很少有成功克服了这一逻辑的。可以说，中国是个例外，而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例外，关键在于建立了不同于西方的新型政党制度，正是这个政党制度提供了整合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分化的有效政治框架。

中国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竞争式政党制度的“合作型”政党制度，这个制度的核心和主要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各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与其通力合作、参政议政。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是亲密友党。中国共产党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开展民主监督。这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政治架构，同时也是一个具有极强整合力的政治架构，“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这一政治架构不仅解决了新中国成立之初阶级阶层多元化的整合问题，为社会主义建设凝聚了各方社会力量，而且为改革开放以来应对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社会分化准备了一个很好的政治架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我国社会迅速分化为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阶层结构。这种分化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社会现代化的突出表现。但这种分化同样面临着“亨廷顿命题”，即现代化和政治稳定之间的矛盾。中国却同时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社会的长久稳定两大奇迹。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两大奇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型政党制度有效整合了社会的分化。

一方面，处在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自身不断改革以此增强包容性。党的十四大确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社会经济成分日趋多元化复杂化，相应的经济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与此相伴随的是社会的快速分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开始出现，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为摆在执政党面前的紧急任务。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拓展了执政党的理论和政策空间。

根据社会阶层结构的新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的时代命题。江泽民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基于这一认识前提，江泽民进一步指出：“能否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是否符合党员条件，是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的党员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并通过党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而不断增强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由此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阶级基础的同时，适应社会阶层的新变化，努力扩大党的群众基础。随后在党的十六大修改了党章，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进一步增强了党的包容性，这是中国共产党主动应对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分化的重要创新。通过这一创新，一方面有效地将社会各阶层团结在执政党的周围，另一方面通过党的意识形态教育、党的组织纪律要求，使整合到党内的各个阶层的优秀分子服从于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求。这是执政党通过自身的改革和调整主动适应社会阶层的变化，从而有效整合社会分化。

另一方面，通过新型政党制度整合社会分化。社会阶层的多元化，必然也存在政治意识和政治选择上的差异。尽管执政党通过增强自己的包容性，有效地整合了各个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但仍然会有一些希望有其他参与渠道的社会阶层成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为这种参与需求提供了组织和框架。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进步性和广泛性相统一、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在新型政党制度架构中，还有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等。这就使得新型政党制度这个政治架构一方面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另一方面这个政治架构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唯一执政党地位是关键。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机制是协商民主，这是一种全过程民主，这就为社会各个阶层的充分参与提供了条件，从而能够有效整合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分化。

正是新型政党制度这个独具特色和优势的政治架构发挥了有效的社会整合作用，从而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尽管是后发追赶型的现代化，因而具有高度的时空压缩性，现代化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爆发具有明显的集中性，但中国并没有出现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出现的政治动荡，而是形成了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稳定，以稳定为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基础的良性循环。

四、坚持用“举国体制”推进现代化的快速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后发追赶型的现代化。新中国建立在非常落后的物质基础之上，工业化的基础和现代化的初始条件极为薄弱，新生的国家政权面临着各种敌对势力的仇视和觊觎。因而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选择了一条非常独特的现代化道路。那就是充分发挥党和国家的领导和整合力量，由党和国家主导来动员现代化资源，按照党和国家的意志以及国家的产业发展目标，将有限的现代化资源迅速集中，并快速、精准地配置到国家所需要的关键性产业之中，从而以最快的速度建立起以维护国家安全为核心的工业体系，以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复兴。这就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举国体制”。

举国体制最大的优势是能够做到“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采用举国体制既是基于国情和世情的选择，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关键因素。在举国体制的优势下，中国的现代化走出了一条从追赶到并行再到领跑的快速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举国体制，中国迅速建立起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较为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巩固了国家政权，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仍然充分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许多重大科学技术的突破，达成了现代化的一些关键领域在世界的领先地位。新时代，面临新的全球竞争格局，中国仍然要把握住全球现代化发展趋势，在关键领域跟上时代步伐，争取成为领跑者。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仍然要“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协同攻关，为攀登战略制高点、提高我国综合竞争力、保障国家安全提供支撑”。尤其是在科技创新领域，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中“卡脖子”的关键问题。

五、形成了独特的现代化发展路径

中国特殊的历史与现实条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发展路径上体现出了长期性目标与阶段性目标有机统一、学习型与创新型高度融合、重点突破与全面推进互动、非均衡性向均衡性发展的基本特征。

（一）在现代化的目标上注重长期性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的有机统一

长期性是指在社会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基本国情下，需要一个具有连续性与整体性相统一的长期性目标，其重要意义在于确保现代化建设在价值理念、目标以及政策实施上的一致性；阶段性则是指在以长期性目标为根本导向的前提下，根据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制定不同的阶段性目标，以确保长期性目标如期完成。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虽然实现了站起来的伟大成就，但仍然处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局面中，中国不能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追赶上先进的现代化国家，因而制定一个科学的、长期性的规划目标成为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需要。正因如此，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始终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奋斗目标。与此同时，在明确长期性目标的前提下，党又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制定相应的阶段性目标，其重要性在于为长期性目标提供了阶段性的发展路径。从党的十二大的“两步走”战略到十三大“三步走”战略再到十五大的新“三步走”战略以及新时代提出新“两步走”战略，无一不体现了现代化建设是长期性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的有机统一。其次，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阶段性还体现在“五年计划（规划）”的制定上。从党的“一五”计划到“十四五”规划，党进一步细化了每个发展阶段的具体内容，使现代化建设具体到不同领域和地区。“五年计划（规划）”的制定是对阶段性目标进行的周全计划，两者共同置于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之中。总之，中国现代化建设在目标上是长期性与阶段性的有机统一，这既是社会主义性质与现代化建设的有机统一，也是现代化建设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统一。

（二）在现代化发展模式上体现出学习型与创新型高度融合

学习型是指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开放的姿态，在现代化历程中，积极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积极融入人类现代化潮流之中，在学习中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创新型则是强调中国不盲目模仿，而是在依据中国客观现实的基础之上创新。中国属于后发国家，这不仅是指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还意味着中国具备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优势，即可以充分汲取发达国家积累的大量经验与教训。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中国面临着如何高速发展经济与如何建设现代化的双重任务。中国向先进的发达国家学习成功的管理经验、先进的科学技术等属于人类社会共享的文明成果，高效、健康地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然而，学习不等于照搬，世界上一些国家正是由于不顾本国实际，不加甄别简单套用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导致现代化发展尽管在殖民体系已经瓦解的背景下，仍然不断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难逃“发展的陷阱”，最终摆脱不了“依附式现代化”的命运。中国与其他一些国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既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上各种现代化模式的成功经验，也努力避免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照搬西方经验而惨败的深刻教训，在吸收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充分结合中国的国情，不断修正与创新，开拓出一条适应中国实际的全新现代化道路，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和政治社会长久的稳定这两大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

（三）在现代化发展的战略上注重重点突破与全面推进的互动

重点突破是指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主导，集中力量在重大战略关键领域率先突破。全面推进则是指随着经济的发展，现代化建设向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外交以及党的自身建设等方面全面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在发展战略上呈现重点突破与全面推进的互动性，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基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这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牢牢把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基本点，始终把提高生产力水平作为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而后发的客观实际，决定了我们的现代化模式不可能像西方发达国家内生现代化发展模式那样，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自发发展过程，更不可能像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那样在所有领域普遍展开。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国家主导，集中于关键领域的现代化，特别是集中于维护国家安全和奠定工业化基础的重工业领域，选择的是关键领域重点突破，以点带面的现代化模式。另一方面，基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本质要求，现代化最终必须是全面的现代化。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我国的现代化逐步走向全面推进。现代化的内涵不断拓展，现代化的具体内容不断增加，最终形成了“五位一体”加上执政党自身现代化的全面现代化新格局。特别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提出，更是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

（四）在现代化发展的布局上体现出由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过程

非均衡发展是指在现代化建设中呈现出工农业之间、东中西部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非均衡性；均衡发展则是强调我们的现代化最终必然是全面协调的现代化。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为巩固初生的国家政权，不得不把精力集中在重工业发展上，这就造成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等产业之间的非均衡性。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济资源的短缺，党仍然不得不选择实行效率优先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就造成了东中西部之间和城乡之间发展的非均衡性。非均衡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是由中国现代化基础薄弱的现实条件所决定的现实选择，因而也是阶段性的发展模式。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生产力总体水平的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改善，解决“非均衡”的问题就成为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先后推行了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重大现代化发展战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决定了今后相当长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在继续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重点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也就是要解决“非均衡发展”的问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将逐步走向均衡、协调的状态。

[作者简介]：王建国，男，1973年生，湖北恩施人，土家族，法学博士，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主义研究》杂志副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基层党的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理论热点面对面”示范点建设专家，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政党理论与执政党建设研究，在《人民日报》《科学社会主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在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国家级出版机构出版学术专著三部，承担省部级项目课题多项。陈莎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论文出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