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共产党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路径、困境与前景

张凯

南非共产党 (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 是当前非洲大陆最具影响力的共产党组织。种族隔离时期, 南非共产党通过与非洲人国民大会 (简称“非国大”) 、南非工会大会结盟的方式, 在推动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和实现民主转型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94年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 南非共产党基于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 继续依靠与非国大、南非工会大会结盟的方式在南非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路径。该战略的核心是通过左翼力量领导民族解放运动, 塑造工人阶级在南非各领域中的领导权, 从而在根本上改变南非依附型的发展道路。近年来, 非国大的领导能力和形象遭到削弱、南非工会大会陷入分裂以及民粹主义运动的高涨, 导致南非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的战略路径面临挑战。在此背景下, 要求南非共产党独立参与竞选的呼声再次显现。南非共产党是否会作出重大战略调整,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为南非民族民主革命领导力量的非国大能否扭转衰退之势, 实现自我完善, 从而为民族民主革命的第二阶段注入新的动力。
  一、南非共产党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战略
  南非共产党的前身是成立于1921年的“南非的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South Africa) , 后因南非种族隔离政权颁布的《镇压共产主义法案》而于1950年解散。1953年, 在地下开展活动的共产党员正式成立南非共产党。在反对种族隔离政权的解放斗争中, 南非共产党与非国大、南非工会大会等进步力量结成战略联盟, 并最终推动南非实现民主转型。

1994年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 南非共产党积极探索在南非实现社会主义的战略路径, 即民族民主革命。南非共产党党章明确指出, 南非共产党的主要目标就是领导工人阶级, 在推动、深化和维护民族民主革命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南非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1)民族民主革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民族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推翻种族隔离政权, 建立非种族、非性别、民主的国家政治体制;第二阶段民族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是, 转变南非处于资本主义体系半边缘地位的依附型发展道路, 实现经济结构转型, 为建立社会主义创造条件。

1994年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和民主体制的确立, 标志着第一阶段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南非虽然成功实现了政治体制的转型, 但以种族化的不平等、贫困和失业为基本特征的经济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南非经济依然被垄断资本所主导, 主要依靠金融—矿产—能源复合体, 身处资本主义体系半边缘的地位始终没有发生改变。因此, 后种族隔离时代, 南非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就是领导工人阶级, 推动经济结构实现根本转型, 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后种族隔离时代, 南非共产党延续了反种族隔离时期的结盟战略, 将与非国大和南非工会大会结成战略联盟, 作为南非共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战略。具体来讲, 南非共产党在南非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战略路径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依托三方联盟参与国家治理

三方联盟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于1990年5月由非国大、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大会共同组建。非国大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 三大政治组织同意按照民主原则, 以协调和共识作为决策的基础。每个政治组织都是独立的, 可以形成自身的立场和开展运动, 但联盟需要根据共识制定联合行动计划。(2)

在1990—1994年南非实现民主转型的关键时期, 三方联盟发挥了核心的领导作用。然而, 结盟政治并非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事实上, 早在民族解放斗争时期, 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南非共产党便与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力量非国大结成了战略联盟。很多南非共产党的党员同时是非国大的党员, 而且南非共产党在思想上和理论上都对非国大的意识形态理念产生了重要影响。经过民族解放斗争时期40年的联盟工作关系的持续深化, 南非共与非国大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互动文化。虽然在联盟历史中, 双方关系曾一度紧张, 但两大组织充分认识到了彼此之间的互补性, 并建立了一种合作和协商的文化。(3)南非共产党的主要目的便是通过双重党员身份和与非国大结盟的政治战略, 将非国大塑造成团结进步力量的核心, 以实现向多数统治转变。

民族解放斗争时期形成的联盟关系, 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现实实践中得到了延续。三方执政联盟的基本运作模式是, 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大会利用自身影响力和组织架构, 在选举进程中动员选民支持非国大, 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大会成员则以非国大党员的身份参与竞选, 并在选举后以内阁官员、国会议员等身份参与执政。例如, 在1994年南非首次非种族民主选举中, 非国大在国会400个议席中赢得了252个议席, 其中至少有51席是共产主义者。因此, 共产党人控制了国会13%的议席, 大致等于因卡塔自由党和保守的阿非利卡人自由阵线的国会议席总数。在大部分省级议会中, 南非共所占议席比例约为13%, 其中三个省的省长也是共产主义者。在18名内阁部长中, 5名内阁部长是南非共党员。(1)除了动员选民支持非国大和影响候选人提名外, 南非共产党对非国大竞选纲领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南非共产党高层看来, 共产党人应被派到政府中, 以直接影响政府决策。(2)1994年后, 南非共党员、南非工会大会成员利用在内阁、议会等机构任职的机会, 积极推动政府出台的政策和议会颁布的法案, 以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推动南非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和转型。南非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明确指出,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 南非共产党就将民族民主革命确定为南非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开展民族民主革命就是要实现群众阵营的规模和凝聚力最大化, 同时对垄断资本和帝国主义力量进行孤立。正是基于这一原因, 南非共产党将三方联盟视为执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核心力量。(3)

当然, 三方联盟不只是选举联盟, 而且是战略联盟。南非共产党在这一战略联盟中发挥的则是“治理型”政党的作用, 即南非共产党党员以内阁部长、国会议员、省级官员、市长、工人等身份参与国家治理。在南非的国家和地方选举中, 南非共产党选择以非国大选举人名单为基础参与竞选。南非共产党积极寻求塑造非国大的竞选纲领, 并谋求对这些选举施加独立的影响。通过确保非国大赢得选举胜利, 南非共产党可以利用三方联盟的制度架构引导南非走向社会主义道路。  

(二) 积极塑造工人阶级领导权

南非共产党是南非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依靠的是广大工人阶级的支持, 维护的是广大工人阶级的利益。1994年后, 南非的工人阶级虽然获得了政治上的自由, 但并未获得经济上的自由。特别是1996年南非经济发生明显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后, 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被进一步边缘化。1994年, 南非工人阶级财富占GDP的比重达51%。但到了2008年, 工人阶级财富占GDP的份额下降到了42%, 而企业家财富占GDP的份额则上升到了33%。(4)

在南非共产党看来, 工人阶级是南非民族民主革命的驱动力量。南非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要将工人阶级组织起来, 使工人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进程中发挥战略领导作用。面对工人阶级日益恶化的境况, 南非共产党强调要加大对群众的动员力度, 加速推进经济体系实现结构性转型。2007年, 南非共产党明确提出, 要在所有关键的权力领域, 特别是在经济、工厂、社区、国家、意识形态及国际关系等优先领域, 建设工人阶级领导权和影响力。(5)积极塑造工人阶级在各领域的领导地位, 成为南非共产党在南非民主转型的第二个十年中所面临的一项战略任务。

塑造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 不是要对其他阶级力量进行排斥, 而是要发挥工人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战略领导力, 即工人阶级要有能力向最为广泛的社会力量提供连贯的战略领导 (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组织上、道德上甚至文化上) 。总体上看, 南非共产党塑造工人阶级领导权的努力主要包括三种方式。

一是扩大南非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基础, 夯实南非共产党的组织基础。南非共产党党员数量已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不足5000人上升到了目前的28万余人。(6)2008年的南非共产党全国政策会议明确提出要将党员数量提高到占总人口1%的规模。根据这一目标要求, 南非共产党的党员数量将进一步提升到50万人以上。在南非共产党看来, 随着党员数量的不断提升, 其规模会不断扩大, 借此可以凭借在各领域、各层面的党组织壮大工人阶级的力量。

二是利用三方联盟, 维护工人阶级利益。2007年之后, 南非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战略举措, 如《新增长道路》、《工业政策行动计划》、《国家发展计划》等。(1)通过这些战略举措, 南非共产党依托三方联盟充分发挥国家在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和再工业化等方式创造就业, 维护工人阶级利益, 提高工人阶级地位。在南非共产党看来, 以上举措可以促进以就业为导向的经济增长, 从而使广大工人阶级从中受益。

三是积极开展工人运动, 发挥工人阶级的战略领导力。面对联盟内部的右翼力量及其所推动的议程, 如姆贝基执政时期所推动的“增长、就业和重新分配”计划, 南非共产党联合南非工会大会等工人组织发起了大量的工人运动, 反对以私有化、弱化国家调控能力等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议程。随着姆贝基被非国大召回、祖马上台执政、以共产党员为代表的左翼力量进入内阁执政, 左翼力量在这场将工人阶级边缘化的博弈中取得了相对胜利。这场胜利所依托的是工人阶级, 而左翼的胜出则巩固了工人阶级的地位。

(三) 加强意识形态建设

自建党以来, 南非共产党一直都比较重视意识形态工作, 在左翼联盟中具有非常明显的理论创新优势, 也是左翼联盟中意识形态凝聚力最强的政治组织。在2015年召开的三方联盟大会上, 南非共产党一致被认为是联盟内部最具稳定性、最具意识形态凝聚力的组织。

历史地看, 南非共产党强调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 并非照抄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 而是能够灵活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南非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反对种族隔离的解放斗争中, 南非共创立了“特殊类型的殖民主义”理论(2), 从而较好地处理了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为南非共产党与非国大之间的战略联盟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20世纪90年代初南非民主转型的关键时期, 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严峻形势以及南非向何处去的问题, 时任南非共产党总书记的乔·斯洛沃 (Joe Slovo) 发表了《社会主义失败了吗?》(3)(“Has Socialism Failed”) 一文, 认为斯大林主义是“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 毒害了东欧国家政权。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是反对不受欢迎的政权的大众革命”。也就是说, 苏联解体不代表社会主义的失败, 而社会主义之所以在苏联没有成功的原因是苏联缺乏民主和大众的政治参与。在斯洛沃看来, 南非要避免“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 非国大和南非共产党要通过“民主说服”来掌握权力。这一论点指导了当时民族解放运动与种族隔离政权之间的谈判, 而南非共产党也在1990—1994年间非国大领导的意识形态和战略讨论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4)

1994年南非成功实现民主转型后, 南非共产党作为三方联盟的一员, 依然强调理论建党的重要性。在南非共产党看来, 意识形态建设对巩固左翼的执政地位、维护三方联盟的凝聚力、推动南非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 面对南非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结构的新变化, 南非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了“1996年阶级项目” (1996 Class Project) 的理论。所谓“1996年阶级项目”是指以“增长、就业、重新分配”计划正式启动为标志的一项战略议程。这项战略议程在新自由主义和狭隘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理念指导下, 运用国家权力推动南非新兴的黑人资产阶级完成原始资本积累。(1)当然, 这一新兴的黑人资产阶级从本质上讲是寄生性的, 即依附于跨国及南非国内的垄断资本。从本质上讲, “1996年阶级项目”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

南非共产党对“1996年阶级项目”的理论总结和分析使左翼力量认识到, 南非产生了一个寄生性的资产阶级, 它在不断寻求巩固其在国家机构以及战略性国有企业中的地位。南非共产党、南非工会大会等左翼力量都认为, 这一寄生性的资产阶级对南非的民主制度、解放运动以及南非国家推动包容持续增长的能力构成了严重威胁。(2)以“1996年阶级项目”理论分析为支撑, 南非共产党加强了与南非工会大会、非国大中左翼力量的协调与合作, 最终迫使非国大召回姆贝基, 从而有效遏制了南非继续“右转”的势头。祖马上台执政及对国家角色的重视, 标志着“1996年阶级项目”的相对衰弱。
  二、南非共产党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战略路径面临的困境
  将非国大打造成反对垄断资本和帝国主义进步力量的核心, 积极塑造工人阶级在各领域中的领导地位, 这一南非共产党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路径存在两大基本前提:一是非国大有能力和意愿承担起团结进步力量的重任;二是工人阶级是一个可以占据领导地位的团结的整体。然而, 这两大前提在新自由主义的冲击下都遭遇了严峻挑战。一方面, 党内派系之争和腐败丑闻频发导致非国大执政能力遭到削弱, 其在选民中的形象被弱化, 影响力有所下降;另一方面, 因利益分化和观念分歧, 工人阶级的统一和团结遭遇挑战, 其中最为严峻的挑战是南非工会大会的分裂。除非国大和工人阶级自身存在的问题外, 近年来席卷南非的民粹主义思潮和运动也对南非共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构成了挑战。

(一) 非国大形象弱化致使其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的能力和意愿遭受质疑

在长期的反种族隔离斗争中, 非国大不仅成为南非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力量, 而且赢得了广大民众特别是占南非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黑人的支持, 这种支持在后种族隔离时代表现为非国大一直在多党竞争体制下占据主导地位。在1994年之后南非所举行的四次民主大选中, 非国大分别赢得了66.35% (1999年) 、69.69% (2004年) 、65.90% (2009年) 、62.15% (2014年) 的支持率, 一直维持在60%以上的水平。(3)然而, 近年来, 非国大的影响力却呈现了总体下降的趋势, 全国大选的支持率已由2004年最高时的69.69%下降到了2014年的62.15%, 地方选举所获支持率则由2011年的61.95%下降到了2016年的53.91%。在南非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九大都市区, 非国大丧失了约翰内斯堡、恩古莱尼、茨瓦内和纳尔逊·曼德拉湾四大都市区的直接控制权, 在其曾一度掌权的开普敦市, 此次得票率还不到1/3。(4)非国大支持率下降, 除民主联盟等在野党的外部冲击外, 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党内派系之争和党员干部贪腐致自身形象弱化。

其一, 党内派系之争是后种族隔离时代非国大组织建设所面临的最大挑战。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 非国大曾因党内派系之争发生过两次分裂。一次是2007年因对姆贝基政府所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心存诟病, 南非共产党联合南非工会大会以及非国大内部的左翼力量通过非国大将姆贝基召回, 并将祖马推上非国大主席的职位。这一行动导致支持姆贝基的众多非国大党员退党, 另立新党———人民大会党 (COPE) 。在2009年举行的总统选举中, 人民大会党赢得了7.42%的支持率(5), 分流了原本属于非国大的一部分选票, 成为非国大支持率下降的一大影响因素。另一次是2013年非国大青年联盟主席朱利叶斯·马莱马 (Julius Malema) 被开除出党, 随后他与其支持者组建了经济自由斗士 (EFF) , 并在2016年南非举行的地方选举中赢得了8.19%的支持率。经济自由斗士得到很多黑人年轻选民的支持, 日益成为南非政坛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当前, 非国大以及整个三方联盟内部依然存在严重的派系之争。2017年3月, 总统祖马改组内阁, 与其意见相左的阁僚被忠于祖马的人物取代, 包括财政部部长、旅游部部长、公共服务部部长等。此次内阁改组深受派系主义影响。(1)有学者认为, 目前的非国大六大高层领导分成了两大派系, 一派包括祖马、非国大副书记杰西·杜阿尔特 (Jessie Duarte) 、南非议会议长、非国大党鞭巴拉克·姆贝特 (Baleka Mbete) ;另一派包括非国大副主席西里尔·拉马福萨 (Cyril Ramaphosa) 、非国大总书记曼塔谢 (Gwede Manstashe) 、非国大司库泽维里·姆克西泽 (Zwel Mkhize) ,(2)后者构成针对祖马的党内反对力量。还有学者将非国大党内的派系之争分为“保守派”和“改革派”之争。(3)无论对非国大党内派系作出何种划分, 其围绕意识形态、政治权力进行斗争所导致的党内分裂, 不仅有损非国大的形象, 而且也分流了相当一批曾经支持非国大的选民。(4)

其二, 腐败问题是当前非国大面临的极为严峻的挑战, 对非国大的形象造成了严重影响。特别是总统祖马因挪用公款升级私宅以及祖马家族与南非富商古普塔家族 (Gupta family) 之间的密切联系, 经媒体报道和曝光, 不仅在南非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和广泛争议, 而且围绕祖马总统去留的问题, 左翼力量内部也产生了严重分歧。古普塔家族运用金钱操纵南非内阁人事安排的有关报道, 引起南非共产党等左翼力量的强烈不满, 认为资本势力利用金钱政治对党员干部的收买和对政治运作的干预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 对民族解放力量构成了严重威胁。祖马的支持率也因贪腐问题而出现严重下滑, 根据非洲晴雨表 (Afrobarometer) 2015年所作舆论调查显示, 南非民众对祖马总统不信任的比例由2011年的37%上升到了2015年的66%, 南非民众过去四年间对祖马总统的信任度下降了一半。(5)自2010年以来, 祖马已在议会遭到多次不信任动议。2017年3月的内阁改组行动, 导致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大会走向祖马的对立面, 直接公开要求其卸去总统职务。祖马执政后, 非国大的受欢迎度遭到严重削弱。(6)面对祖马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媒体对其掀起的各种舆论攻势, 非国大总书记曼塔谢不无担忧地表示, 非国大正在让支持者失去信心, 面临日益严峻的“信任赤字”问题。(7)南非共产党总书记布雷德·恩齐曼迪 (Blade Nzimande) 更是直言不讳, 总统祖马和古普塔家族之间的关系存在玷污非国大声誉和损害政府形象的风险。(8)而2016年8月地方选举结果则显示, 有些选民正在对非国大这一“组织品牌”失去兴趣, 品牌的情感纽带正在消逝。(9)

党内派系之争所导致的政治分裂以及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领导层深陷贪腐丑闻, 致使非国大形象及其执政地位面临自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长期以来, 南非共产党通过允许其党员加入非国大的方式来积极塑造非国大, 谋求将其打造为南非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力量, 以使民族解放运动以及非国大的发展方向符合南非共产党的战略预期和利益诉求。然而, 深陷党争和腐败的非国大, 令南非共产党对其领导能力和意愿产生了怀疑。2017年初南非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讨论文件———《南非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承担起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 认为虽然在历史上非国大有时是民族解放运动最重要的组织形式, 但不能由此简单地将民族民主革命等同于非国大, 非国大并不具有永远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天然权利。目前来看, 非国大认真进行自我纠偏的能力 (甚至意愿) , 存在不确定性。(1)正是基于此, 南非共产党提出了这样的疑问———非国大依然可以领导民族民主革命吗?(2)由于对非国大的形象以及领导能力和意愿产生了疑虑, 所以南非共产党才认为在当前形势下自身要承担起更大的领导责任。

(二) 南非工会大会分裂导致工人阶级的团结统一受到挑战

南非共产党是南非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致力于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 塑造工人阶级在南非各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有赖于南非工人阶级的团结和统一。然而, 近年来, 南非工人阶级出现了明显的利益分化, 其中最明显的标志是象征南非工人阶级团结统一的南非工会大会的分裂。2014年11月, 南非工会大会最大的附属工会南非全国金属工人工会 (Numsa) 被开除出工会联邦, 从而使南非工会大会的整体实力受到削弱。南非全国金属工人工会不仅跨行业招募工会会员, 而且在2014年的全国大选中不再支持非国大, 这一决定使非国大在豪登省的支持率由64%下降到了53%。(3)南非全国金属工人工会发起成立“统一阵线”, 并以不同的组织名称和形式参与到2016年的地方选举中,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曾经属于非国大的选票。(4)南非工会大会前主席瓦维 (Vavi) 于2017年领导成立新的工会大会———南非工会联邦 (South African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SAFTU) 。该组织拥有70万名成员, 成为继南非工会大会之后南非的第二大工会组织。(5)南非工会联邦的成立势必会对南非工会大会造成冲击。由此可见, 南非工会大会的分裂, 不仅导致了不同工会组织之间的矛盾和对立, 而且对非国大的选票也造成了一定冲击, 从而对维护民族解放运动的团结和统一造成了不利影响。

南非工会大会分裂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 最为直接的原因是工会大会内部的派系之争, 最终反对祖马和主张工会独立发展的南非工会大会主席瓦维遭解职, 而与其站在一起的南非全国金属工人工会也遭开除。(6)二者都站在了非国大及其领导的政府的对立面。在派系之争的背后, 很多人将分裂归之于“胜利的悖论”。在反种族隔离过程中, 工会运动取得的胜利虽产生了巨大的制度优势, 但也带来了官僚化的危险。在很多方面, 工会领导层与基层成员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一些工会领导利用职权谋取个人利益, 而不是维护基层成员的利益。在南非, 主要的工会组织控制了大规模的退休金, 并将这些资金用做投资。在南非共产党看来, 这些投资并未遵循由工人进行民主管理的原则, 也未确定明晰的战略目标, 从而使资产阶级有机可乘, 对工会组织领导层产生消极影响。而南非工会大会内部不同附属工会之间的矛盾多数都是因争夺这些资源的控制权而导致的。(7)

除了南非工会大会的分裂之外, 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 南非工人阶级内部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出现了分层化和碎片化的趋势。一方面, 工人阶级内部因工作性质、行业特点以及收入不平衡等多方面原因, 出现了明显的分层化趋势。除了重点行业 (如采矿业、制造业、公共服务部门等) 的熟练和半熟练的全职工人外, 还存在大量的合同工、临时工、农场工人、非正式工人以及生活在城市边缘地带的结构性失业人员。(1)这些人虽然同属于工人阶级, 但却分属于不同的层次, 因而在利益诉求、价值理念等方面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另一方面, 南非工人阶级还出现了碎片化的趋势, 工人阶级的组织化程度遭到削弱。越来越多的南非工人选择不再加入工会组织。例如, 南非私营部门中的工人加入工会的比例已由1997年的35.6%下降到2013年的24.4%。(2)工人加入工会组织数量的降低, 表明工会的组织能力出现了弱化, 这不利于工人阶级形成强大的整体与资本力量抗衡。

总体上看, 当前南非的工会运动确实走到了十字路口。(3)工人阶级内部的竞争在加剧、工会组织竞相争夺工人会员带来双输局面, 加之南非工会大会的分裂以及工会组织化程度的降低, 都严重削弱了工人阶级的整体力量。针对南非工人运动面临的困境, 南非共产党特别强调加强与南非工会大会关系的重要性, 为此专门强化了南非共产党内部的工会委员会, 要求其每年向中央委员会报告两次, 并通过规划和协调加强南非共产党与南非工会大会及各附属工会组织之间的联系。面对新形势, 南非共产党还强调, 要将自身的工作范围拓宽, 加强同未加入南非工会大会的工会组织之间的联系。(4)在南非共产党看来, 这样有助于实现“一个国家, 一个工会联邦”的目标, 从而有效维护工人阶级的团结和统一。

(三) 民粹主义运动和力量带来日趋严峻的外部冲击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 因贫富两极分化不断加剧, 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运动风起云涌, 导致反建制派力量不断壮大。从英国脱欧公投到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都能看到民粹主义在背后的助推作用。在发达国家, 民粹主义运动突出表现在反移民、反自由贸易、反地区一体化方面。然而, 民粹主义运动并不限于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也面临民粹主义运动的挑战。

因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 南非所面临的贫困、不平等、失业问题进一步加剧。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为滋生民粹主义运动提供了土壤。2008年5月, 南非爆发了大规模排外骚乱事件, 共造成62人死亡, 几乎相当于2000年至2008年3月间发生的所有暴力排外事件的死亡人数总和。受到暴力攻击的外籍劳工主要是来自马拉维、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的贫困黑人, 当时的姆贝基政府甚至动用了军队才平息了暴乱。(5)根据安全研究所对南非公共暴力的跟踪研究发现, 2013—2015年南非共发生2880件与抗议或公共暴力相关的集会事件, 其中53%是暴力性的。因此, 南非的抗议活动不仅在升级, 而且愈来愈富有对抗性。(6)近年来, 南非所发生的暴力排外事件和公共抗议事件不断增多, 突出反映了民粹主义运动呈现出严峻的上升态势。

南非共产党将南非的民粹主义运动归纳为两大势力:一是以更加“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政治力量, 其代表是经济自由斗士;二是更具保守和传统色彩的政治势力, 如与古普塔家族存在密切联系的非国大青年联盟、妇女联盟等。根据南非共产党的分析, 这两大民粹主义政治势力都具有浓厚的非洲主义倾向, 双方都不尊重法治和民主宪法, 均采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白人垄断资本的政治话语。当然, 这两大民粹主义力量也存在不同, 前者的社会基础是城市中的广大失业青年, 他们坚持极左的政治话语表述, 如无偿征收白人的土地, 对矿产、银行等实施国有化等;后者所依靠的更多是乡村居民、年长者、保守分子以及与政客存在裙带关系的势力, 他们教导人们不要参与政治。(1)

民粹主义无论作为一种政治思潮还是一种政治运动, 都对南非共产党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的战略路径造成了严重的外部挑战。民粹主义不仅对南非共产党及南非民族解放运动带来观念和意识形态上的挑战, 而且以经济自由斗士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政治力量也的确对非国大的执政地位造成了冲击。经济自由斗士所持有的诸多激进的政治主张, 恰恰获得了那些处于失业状态或者社会边缘地位的群体的支持。他们不仅投票给经济自由斗士, 而且还在其煽动和蛊惑下, 发起各种抗议活动, 严重扰乱了社会政治秩序。经济自由斗士往往不是通过合法的政治途径鼓励其支持者参与政治进程, 而是以暴力的方式来对抗非国大和其他进步政治力量, 这对南非的民主进程和政治对话也造成了严重破坏。(2)

因此, 在某种程度上, 南非民粹主义力量的崛起也使非国大面临某种程度的“代表性危机”。对南非共产党而言, 倘若非国大政府真正陷入“代表性危机”, 那么其所坚持的利用与非国大结盟的方式推动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战略逻辑便会陷入困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近年来南非共产党内部出现了愈发强烈的要求独立参与竞选的呼声。
  三、从战略联盟到独立竞选:一种可能的前景
  所有革命的核心问题都是国家权力的问题, 也包括南非的民族民主革命。(3)基于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 南非共产党选择了与非国大、南非工会大会结成三方联盟, 以推动南非的民族民主革命, 探索在南非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然而, 通过三方结盟, 特别是允许南非共产党员可以同时加入非国大, 以非国大候选人的名义参与内阁和国会, 也引发了关于共产党员独立性的争议。当南非共产党与非国大在政策制定、提名候选人、国家发展道路等问题上分歧严重时, 关于南非共产党独立性的问题就会浮出水面, 要求南非共产党独立参与竞选的呼声便会产生甚至高涨。是继续依托与非国大的战略联盟参与国家治理, 还是独立参与竞选, 竞争国家权力, 日益成为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南非共产党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思考和作出抉择的重大战略问题。

姆贝基执政时期, 因南非走上新自由主义发展道路和左翼力量被边缘化, 南非共产党基层党组织强烈地认为, 应就南非共产党是否应竞逐国家权力问题展开讨论。而南非共青团 (YCL) 自2003年重建时起, 就一直鼓励南非共产党独立参与竞选。(4)面对党内要求独立参与竞选的呼吁和争论, 2005年南非共产党成立“党和国家权力委员会”, 专门就南非共参与选举的各种方式和形式进行分析和研究。2007年, 该委员会向南非共中央委员会提交了中期报告草案———《南非共产党、国家权力和工人阶级》。这份报告对1994年后南非共产党参与选举政治的经验进行了批判性反思, 对其他国家共产党参与选举的经验进行了广泛调查, 对议会的制度能力进行了反思。总体上看, 南非共产党通过参与选举来影响非国大的竞选纲领、提名候选人进程、参与国家治理和议会讨论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和影响。(5)至于南非共产党是否应独立参与竞选的问题, 则留待日后继续讨论和解决。

2007年7月, 南非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针对“南非共产党和国家权力”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在南非共产党看来, 国家权力是任何革命的中心问题, 国家权力分布在不同领域, 包括行政、立法、司法、国家安全、国有企业、公共机构等;选举政治很重要, 但并不是争取国家权力的唯一途径。南非共产党的中期愿景是确保工人阶级获取国家权力所有关键领域的领导地位。为实现这一目标, 三方联盟必须进行重组, 既要将自身打造成战略性的政治中心, 具备落实战略和执行政策的能力, 同时也要尊重每个联盟伙伴的独立角色和战略任务。

随着2007年非国大第52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时任南非总统姆贝基被召回, 三方联盟内部左翼力量的影响力得到显著提升。在这样的背景下, 南非共产党“党和国家权力委员会”的关注焦点开始由独立参与竞选问题转向2009年大选后的国家治理问题, 并在2008年提交报告《南非共产党和国家———准备执政》 (“The SACP and the State-Ready to Govern”) 。这份报告对1994年之后南非的国家制度结构进行了深入分析, 认为由于国家缺乏战略性的计划和协调能力, 才为资本主义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因此, 改变这种现状的出路是提高国家的计划能力。(1)

2009年大选之后, 南非共产党诸多中央委员进入内阁。(2)大量南非共党员被安排在经济、基础设施开发、乡村发展、技术培训等部门担任要职, 这一人事安排在2012年内阁重组后得到进一步强化。南非共产党利用其担任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的机会, 在出台《新增长道路》和《工业政策行动计划》以及发起成立总统基础设施协调委员会等强调发挥国家作用的政策和制度方面, 发挥了关键性的领导作用。在众多共产党员加入内阁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背景下, 关于南非共产党应独立参与竞选的呼声便相对下降了。

应当指出, 关于南非共产党应独立参与竞选的呼声和争论虽有所下降但却从未消失。特别是非国大在2016年8月地方选举中表现不佳以及在非国大因派系之争、贪腐问题而陷入困境的背景下, 关于南非共产党应独立参与竞选的呼声再起。面对新形势, 南非共产党在2017年初发布的中央委员会讨论文件中指出, 不能将所有的政策选择放在“一个篮子里”, 也要考虑未来南非共产党参与选举的方式问题。(3)2017年7月10—15日, 南非共产党召开第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 再次明确提出独立参与竞选的问题, 但同时也指出参与独立竞选的方式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并与工人及进步力量积极沟通后再作决定。(4)南非共产党在其十四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独立参与竞选所应遵循的原则:一是南非共产党不是, 也永远不会成为一个选举主义政党;二是南非共产党对待选举的方式受自身推动、深化和捍卫民族民主革命的整体战略斗争所指导;三是南非共产党的战略目标是确保工人阶级而不是政党对国家的主导权。(5)

总体上看, 面对非国大走向的不确定性以及来自本党内部特别是基层党员的呼声, 南非共产党再次明确要独立参与竞选, 但是在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参与竞选, 南非共产党目前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从南非共产党提出的独立竞选原则来看, 即便将来独立参与竞选, 其目的也并非为了选举而选举, 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增强工人阶级的主导权。虽然三方执政联盟面临功能紊乱的挑战、非国大面临失去选民支持的风险, 但南非共产党依然强调维持联盟团结和加强伙伴沟通协调的重要性, 并且承诺要尽可能地帮助非国大在原则性和统一性基础上逐渐恢复活力。(1)

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 南非共产党独立参与竞选也面临着不确定性的风险。虽然南非共党员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力量实现了迅猛增长, 预计到2020年能达到50万党员,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选举中便能获得多数选票。毕竟, 自成立以来, 南非共产党从未独立地参与过竞选。根据南非工会大会对其成员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 虽然南非共产党在一些问题上的政策立场在南非工会大会内得到了广泛支持, 但对于南非共产党 (或工人党) 独立参与竞选的主张并未获得主要支持, 事实上仅有不到6%。(2)这也正是南非共产党坚持在独立参与竞选问题上要与南非工会大会等进步力量进行积极充分沟通的原因所在。

显然, 在目前阶段, 南非共产党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路径依然是强化左翼力量在三方联盟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其核心是继续巩固和维护非国大的执政地位。这也是当前南非共产党的主流声音。不过, 在2016年南非地方选举过后南非共产党曾对非国大作出评估, 认为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讲, 非国大并未“失去”选举, 但是从近年来非国大在选举中所获支持率的下降以及此次地方选举所呈现的急剧下降态势来看, 非国大除非进行深刻反思并采取坚定的纠错行动, 否则这种衰退之势还会继续, 甚至可能会加速。(3)而南非安全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报告甚至预测, 非国大会在2024年全国大选时失去多数地位, 如果非国大在2018年再次走向分裂, 那么这一预测很可能会在2019年全国大选时发生。(4)如果非国大无法扭转衰退之势并最终失去多数地位, 那么其所产生的影响将远远超过非国大本身, 不仅会使南非的政治格局发生重大调整, 也会对南非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前景造成严重冲击。除了非国大所面临的选举压力外, 三方联盟的沟通与协调也不顺畅。南非共产党总书记恩齐曼迪在十四大闭幕式讲话中直言不讳, 联盟的运作方式已经过时, 如果不改变做法, 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崩溃的严重后果。(5)无论是非国大的衰退还是三方联盟的功能紊乱, 都在推动南非共产党向独立参与竞选的方向发展。总体上看, 南非共产党当前对独立参与竞选的讨论, 一方面是向非国大施加压力, 以使非国大的战略决策和发展方向符合南非共产党的诉求和偏好;另一方面是将其作为一种潜在的替代方式加以考虑, 以应对非国大纠错能力下降、三方联盟机制协调受阻等带来的挑战。然而, 南非共产党最终是否会由战略结盟走向独立竞选, 或者将二者进行某种程度的平衡,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非国大为核心的三方执政联盟还能否满足南非共产党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和战略诉求。

注释

1 “Constitution of SACP”, see from http://www.sacp.org.za/main.php?ID=3840.

2 Siv Helen Hesjedal, Contemporary Left Politics in South Africa:The Tripartie Alliance in the Eastern Cape Province, Saarbrücken:LAP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 2010, p.67.

3 Michelle Williams, The Roots of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Democratic Communists in South Africa and Kerala, New York:Michelle Williams, 2008, pp.145-146.

4 (1) Simon Adams, “What’s Left?The 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 after Apartheid”, in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24, No.72, 1997, p.240.

5 (2) Raphael Botiveau, “Longevity of the Tripartite Alliance:the Post-Mangaung Sequence”, in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40, No.138, 2013, p.623.

6 (3) “The South African Road to Socialism:13th Congress Political Programme of the SACP 2012-2017”, see from http://www.sacp.org.za/main.php?ID=4940.

7 (4) SACP Central Committee, “Building Working Class Hegemony on the Terrain of a National Democratic Struggle”, see from http://www.sacp.org.za/docs/docs/2009/internal_cc_sept09.pdf.

8 (5) “Political Report to the 13th Congress of the 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 see from http://www.sacp.org.za/docs/conf/2012/politicalreport2012.pdf.

9 (6) 根据最近召开的南非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公布的数据, 南非共产党党员的数量已由召开十三大时的150000人增长到了现在的284554人, 在五年的时间内几乎翻了一番。参见“Declaration of the 14th Party Congress”, see from http://www.sacp.org.za/main.php?ID=6249。

10 (1) 需要指出的是, 在以上政策出台过程中, 南非共产党通过各种方式实现了一定的政策输入, 包括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实现再工业化等。但是, 在以上发展战略中, 南非共产党也与非国大等存在诸多分歧。例如, 针对《国家发展计划》, 南非共产党就认为当前的经济增长战略并不是以创造就业为核心, 从而无法更好地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但总体上讲, 祖马执政后的第一任期, 南非在经济层面所出台的诸多政策是符合南非共产党的利益偏好的。

11 (2) 所谓“特殊类型的殖民主义”是指, 在南非这一特殊的政治经济实体中存在“两个国家”, 一个是“白人的南非”, 它是处于半边缘地位的帝国主义国家;一个是“黑人的南非”, 它处于被前者殖民的地位。这种独特的双重性深深根植于南非的历史中。参见David Everatt, “Alliance Politics of a Special Type:the Roots of the ANC/SACP Alliance, 1950-1954”, in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Vol.18, No.1, March 1991, pp.32-34。

12 (3) Joe Slovo, “Has Socialism Failed?”, see from https://www.marxists.org/subject/africa/slovo/1989/socialism-failed.htm.

13 (4) Simon Adams, “What’s Left?The 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 after Apartheid”, in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24, No.72, 1997, p.237.

14 (1) “The South African Road to Socialism:13th Congress Political Programme of the SACP 2012-2017”, see from http://www.sacp.org.za/main.php?ID=4940.

15 (2) “SACP-COSATU Bilateral Statement, 20 February 2016”, see from http://www.sacp.org.za/main.php?ID=5143.

16 (3) 参见南非选举委员会《选举报告》 (1999年、2004年、2009年、2014年) , http://www.elections.org.za/content/default.aspx/。

17 (4) Allister Sparks, “At Home and Abroad:Voters Have Given ANC an Ultimatum It Can Not Ignore”, see from http://www.bdlive.co.za/opinion/columnists/2016/08/17/at-homeand-abroad-voters-have-given-anc-an-ultimatum-itcannot-ignore.

18 (5) 需要指出的是, 人民大会党虽然在2009年赢得了全国大选7 .42%的支持率和30个国会议席;但是在时隔五年后的2014年举行的全国大选中, 人民大会党仅赢得0.67%的支持率和3 个国会议席, 其在南非政坛的影响力已微不足道。参见南非选举委员会《选举报告》 (2009年、2014年) , http://www.elections.org.za/content/default.aspx/。

19 (1) Dineo Bendile, “It Wasn’t Just Gordhan:Other Zuma Critics Deposed in Shock Reshuffle Sweep”, see from https://mg.co.za/article/2017-03-31-it-wasnt-just-gordhanother-zuma-critics-deposed-in-shock-reshuffle-sweep.

20 (2) John Campbell, “South Africa’s Cabinet Reshuffle Reflects Leadership Crisis”, see from http://www.cfr.org/south-africa/south-africas-cabinet-reshuffle-reflects-leadership-crisis/p39012.

21 (3) Ciara Aucoin and Jakkie Cilliers, “Is South Africa Heading towards a Political Turning Point?”, see from 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1606300005.html.

22 (4) 张凯《2016年地方选举与南非政党格局的新变化——兼谈执政党非国大支持率下降问题》, 载于《当代世界》2016年第9期。

23 (5) “South Africa:Most South Africans Distrust Zuma–Survey”, see from 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1511240629.html.

24 (6) John Campbell, “South Africa’s Cabinet Reshuffle Reflects Leadership Crisis”, see from http://www.cfr.org/south-africa/south-africas-cabinet-reshuffle-reflects-leadership-crisis/p39012.

25 (7) Stella Mapenzauswa, “Mantashe Admits ANC is Losing Supporters’Confidence”, see from http://mg.co.za/article/2016-04-11-mantashe-admits-anc-is-losingsupporters-confidence.

26 (8) Karl Gernetzky, “Forces Want to Capture Alliance”, see from http://www.bdlive.co.za/national/2016/07/03/forces-wantto-capture-alliance-says-nzimande.

27 (9) Thabang Motsohi, “The ANC MustRrestructure and Reposition Itself to Survive”, see from http://thoughtleader.co.za/thabangmotsohi/2016/08/12/the-anc-must-restructure-and-reposition-itself-to-survive/.

28 (1) “CC Discussion Document, No More Than Ever the SACP Has a Leadership Duty in the NDR”, in African Communist, Issue 193, 3 rd Quarter, 2016, p.23.

29 (2) “CC Discussion Document, No More Than Ever the SACP Has a Leadership Duty in the NDR”, in African Communist, Issue 193, 3 rd Quarter, 2016, p.23.

30 (3) Natasha Marrian, “Lethargic Numsa May Have Missed Its Political Moment”, see from http://www.bdlive.co.za/opinion/columnists/2016/07/14/lethargic-numsa-may-have-missed-its-political-moment.

31 (4) 张凯《2016年地方选举与南非政党格局的新变化——兼谈执政党非国大支持率下降问题》, 载于《当代世界》2016年第9期。

32 (5) Edward Webster, “South Africa Has a New Trade Union Federation, Can It Break the Mould?”, see from https://mg.co.za/article/2017-04-26-south-africa-has-a-new-trade-union-federation-can-it-break-the-mould.

33 (6) Raphael Botiveau, “Longevity of the Tripartite Alliance:the Post-Mangaung Sequence”, in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40, No.138, 2013, p.625.

34 (7) Editorial Notes, “Let Us Rebuild Trade Union Unity and Working Class Revolutionary Cohesion”, in African Communist, Issue 188, 1 st Quarter 2015, p.8.

35 (1) 关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南非工人阶级分层状况的讨论, 参见王建礼《从新党章看南非共产党的新变化》, 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4期。

36 (2) Blade Nzimande, “SACP Central Committee Report to the 3rd Special National Congress”, see from http://www.sacp.org.za/main.php?ID=4810.

37 (3) Editorial Notes, “Let Us Rebuild Trade Union Unity and Working Class Revolutionary Cohesion”, in African Communist, Issue 188, 1 st Quarter, 2015, p.9.

38 (4) See Central Committee Political Report, “Our Strategic Tasks—Now and Over the Next 10 Years”, in African Communist, Issue194 , 1st Quarter, 2017.

39 (5) 王建礼《从新党章看南非共产党的新变化》, 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4期。

40 (6) Azizza Mosupi, “Suthentira Govebder and Nivashni Nair, ‘Protest-rich’:SA Becomes More Violent and Confrontational”, see from http://www.bdlive.co.za/national/2016/06/13/protestrich-sa-becomes-more-violent-and-confrontational.

41 (1) See Central Committee Political Report, “Our Strategic Tasks—Now and Over the Next 10 Years”, in African Communist, Issue194 , 1st Quarter, 2017, pp.39-43.

42 (2) Vishwas Satgar, “The EFF’s Wrecking Ball Politics is Fascist rather than Left”, see from https://mg.co.za/article/2017-04-04-the-effs-wrecking-ball-politics-is-fascist-rather-than-left.

43 (3) “The South African Road to Socialism:13th Congress Political Programme of the SACP 2012-2017”, see from http://www.sacp.org.za/main.php?ID=4940.

44 (4) Matuma Letsoalo, Mmanaledi Mataboge, Qaanitah Hunter, Thulani Gqirana, “SACP:Our Zuma Mistake”, see from http://mg.co.za/article/2015-06-25-sacp-our-zuma-mistake.

45 (5) “Report of the Work of the 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Commission on the Party and State Power”, see from http://www.sacp.org.za/main.php?ID=5168.

46 (1) “Report of the Work of the 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Commission on the Party and State Power”, Report to the Augmented Central Committee, November 2012, see from http://www.sacp.org.za/main.php?ID=5168.

47 (2) 时任南非共产党总书记恩齐曼迪 (Blade Nzimande) 担任高等教育部部长, 南非共产党副书记杰雷米·克罗宁 (Jeremy Cronin) 担任公共就业部副部长, 南非共产党全国主席佐夸纳 (Senzeni Zokwana) 担任农业部部长, 南非共产党全国副主席恩克塞西 (Thulas Nxesi) 担任公共就业部部长, 南非共产党前共青团主席马纳米拉 (Buti Manamela) 担任祖马总统办公室副主任, 贸工部部长戴维斯 (Rob Davies) 是南非共中央委员, 南非共产党司库莫洛伊-莫洛帕 (Joyce Moloi-Moropa) 担任的是国会通信委员会主席一职。参见Matuma Letsoalo, Mmanaledi Mataboge, Qaanitah Hunter and Thulani Gqirana, “SACP:Our Zuma Mistake”, http://mg.co.za/article/2015-06 -25-sacp-our-zuma-mistake。

48 (3) CC Discussion Document, “No More than Ever the SACP Has a Leadership Duty in the NDR”, in African Communist, Issue 193, 3 rd Quarter, 2016, p.24.

49 (4) Dineo Bendile, “SACP Resolves to Contest State Power Independently of the ANC”, see from https://mg.co.za/article/2017-07-15-sacp-resolves-to-contest-state-power.

50 (5) SACP, 14th National Congress Political Report, “Defend, Advance, Deepen the National Democratic Revolution:The Vanguard Role of the SACP”, see from http://www.sacp.org.za/docs/conf/2017/political-report.pdf.

51 (1) CC Discussion Document, “No More than ever the SACP Has a Leadership Duty in the NDR”, in African Communist, Issue 193, 3 rd Quarter, 2016, p.24.

52 (2) “Report of the Work of the 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Commission on the Party and State Power”, see from http://www.sacp.org.za/main.php?ID=5168.

53 (3) “SACP Political Bureau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the 2016 Local Government Elections”, see from http://www.sacp.org.za/main.php?ID=5507.

54 (4) Ciara Aucoin and Jakkie Cilliers, “Is South Africa Heading Towards a Political Turning Point?”, see from 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1606300005.html.

55 (5) Cde Blade Nzimande, “SACP 14th Congress Closing Address”, see from http://www.sacp.org.za/main.php?ID=6250.

[作者简介]：张凯，博士，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当代世界》杂志社编辑部副主任。

[原文出自]：《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5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2018年第2期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