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议会左翼：发展历程、衰落原因与前景展望

张淑兰 黄靖媛

内容提要:印度左翼是指印度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党组织、社会团体和独立人士，分为温和左翼、激进左翼和极端左翼。其中激进左翼也被称为议会左翼，包括印度共产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革命社会党、前进集团、1995年后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等政治力量。印度议会左翼曾拥有辉煌历史，但当前处于低谷。其衰落的原因错综复杂，外部因素主要是印度右翼势力特别是印度人民党的崛起；内部因素主要是在理论层面没有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并形成符合印度实际的科学理论，在实践层面出现了内部不团结、重大选择失误和文化沙文主义等问题。面对印度人民党打压、其他政治力量崛起等多重挑战，印度议会左翼根据形势变化作出了一系列适应性的政策调整，特别是议会左翼执政的喀拉拉邦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凸显优势，显示出议会左翼未来发展的希望。

关键词:印度；议会左翼；印度共产党；印共（马）；印度人民党

印度左翼诞生于印度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过程中，包括印度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党组织、社会团体和独立人士。历史上，印度左翼对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非常不满，主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来解决甘地主义的问题，其意识形态更具战斗性。印度左翼分为温和左翼、激进左翼和极端左翼。温和左翼包括印度国民大会党（国大党）中的左翼、人民党（联合派）、人民党（世俗派）、社会党及其分裂出来的各种派别等；极端左翼也被称为革命左翼，不被印度政府承认，包括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毛主义共产党中心、印共（马列—解放）、印共（马列—人民战争集团）、印共（马列—新民主）、印共（马列—大众路线）等各种派别；激进左翼也被称为议会左翼，包括印度共产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革命社会党、前进集团、1995年后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等。议会左翼以印共（马）为首组成“左翼阵线”，长期在喀拉拉邦、西孟加拉邦和特里普拉邦执政。尽管议会左翼从来没有在中央政府执政，其核心力量印共（马）和印共明显弱于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但它们一直是重要的全国性政治力量，与不断分化组合的各种人民党的力量相当。在特殊情况下，议会左翼会与中左翼的人民党进行联合，以抗衡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议会左翼是印度左翼的突出代表，也是通常所谓的“主流印度左翼”。本文尝试通过分析议会左翼的兴衰沉浮，管窥印度左翼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前景。 

印度议会左翼发展历程

印度独立后，印度议会左翼一度取得相当辉煌的成绩，不但通过选举成为联邦议会的重要力量，而且在喀拉拉邦、西孟加拉邦和特里普拉邦长期执政，其声势在2004年达到顶点，但没有得到延续。2009年后，议会左翼日渐式微，不但在联邦议会的支持率每况愈下，而且失去了在西孟加拉邦和特里普拉邦的执政地位。

印度独立至今一共举行过18次大选。印度议会左翼曾多次在政府组阁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如1969—1971年的国大党英迪拉政府、1977—1980年的德赛人民党政府、1989—1990年的V.P.辛格全国阵线政府和谢卡尔人民党政府、1996—1998年的联合阵线政府等均在不同程度上依靠议会左翼的支持才得以组建，2004年国大党更是依靠议会左翼的外围支持才得以击败印度人民党，重新上台执政。特别是1996—1998年间，以印共（马）为首的左翼阵线一度与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印共（马）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巴苏曾先后两次被推举入阁担任总理，但由于印共（马）中央拒绝未能上任。在2004年之前，印共和印共 （马）虽然支持联邦政府，但并不寻求内阁职位，在2009年之前也从不追求自己组阁。尽管如此，印度议会左翼始终坚持对政府政策尤其是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政策施加影响。

印度议会左翼在地方政府层面的表现也可圈可点。印度议会左翼曾在喀拉拉邦创造出“喀拉拉模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典范向所有发展中国家推荐。议会左翼曾在西孟加拉邦连续执政34年，在特里普拉邦连续执政23年。此外，议会左翼还在奥里萨、安德拉、阿萨姆、旁遮普等邦拥有较为坚实的民众支持基础。

然而，从2009年开始，印度议会左翼开始走下坡路，并延续至今。在全国性大选中，印共（马）的席位排名从2004年的第三大党（44个席位）滑落到2009年的第八位（16个席位），2014年继续下跌到第九位(9个席位)，2019年暴跌至第十五位（3个席位）。印共从2004年的第十一位（11个席位）下降到2009年的第十七位（4个席位），2014年创历史最低纪录，倒数第一位（1个席位），2019年排名第十九位（2个席位）。

印共（马）领导的全国性左翼阵线（Left Front）也在波动中陷入疲软。2004年的全国性左翼阵线由4个左翼政党构成，包括印共、印共（马）、前进集团、革命社会党。2009年印共（马）组建了“不属于印度人民党和国大党”的第三阵线（Third Front）选举联盟，除上述4个政党以外，还增加了其他6个左翼政党和地方性政党。但是，2014年大选时，左翼阵线的“固定班底”分崩离析，革命社会党加入了团结进步联盟（UPA），获得1个席位，前进集团直接失去所有席位，左翼民主阵线（Left Democratic Front）仅有印共和印共（马）2个政党。2019年大选时的左翼阵线（Left Front）同样如此。

在地方层面，印度议会左翼在2011年失去了在西孟加拉邦的执政地位，在2019年又失去了在特里普拉邦的执政地位，目前仅在喀拉拉邦保持执政地位。然而，议会左翼在喀拉拉邦的执政地位并不稳固，一直断断续续，且与国大党形成两党轮流执政的局面。 

印度议会左翼衰落的原因

印度议会左翼衰落的原因复杂多样，大体来说可归因为在理论层面没有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并形成符合印度实际的科学理论指导，在实践层面出现了内部不团结、重大选择失误和文化沙文主义等问题。

一、议会左翼衰落的理论原因

在理论层面，印度议会左翼一直没能有效解决两个基础问题：一是既没有阐释清楚“夺取国家权力”与“控制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理顺“立场之战”和“策略之战”之间的关系，以至于在掌握三个邦的政权后，不再把革命作为工作议程；二是印共（马）一再提出要建立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之外的第三种政权模式，但是从未对第三种政权模式的内涵做出明确的理论阐释。因此，印度议会左翼一直没有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在印度的本土化。

印度议会左翼衰落的理论因素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尽管意识到印度的社会结构不同于欧洲的阶级社会，存在复杂的种姓、宗教和种族问题，是种姓—阶级的社会结构，但是从未对马克思的人本思想进行深入研究，也没有一位领导人来自“贱民”，没有将印度的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很好地结合起来。1995年，在海德拉巴召开的“印度革命特殊性”的国际研讨会上，印共（马列）公开承认，他们一直没有理解印度封建主义的特殊性，因而没有能够很好地把中国革命斗争的模式与印度历史的特殊性结合起来。二是活动范围仅限于有组织的工会和农会，对大量的非正规经济缺乏重视。而印度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拥有大量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国家，其非正规经济部门提供了全国84.7%的工作岗位。三是没有正确认识本国的中产阶级。街头抗议和示威游行等抗议活动在过去一直是议会左翼鼓舞人心、推动变革的工具，而在21世纪的印度，它已经变成了中产阶级的工具。在反对腐败、抗议对妇女的暴力等问题上，走在前面的恰恰是中产阶级。而印共（马）等左翼力量的领导人一直对中产阶级的非政府组织抱有敌视态度，认为二者之间相互竞争。因此，中产阶级从来就不是印度左翼的社会基础，他们是2014年印度人民党上台的重要支持力量。四是一直忽视印度妇女所遭受的压迫和剥削，从来没有把性别歧视问题置于其理论的重要位置。五是一直没有把生态与环境问题纳入其对资本主义批评的重要位置，不少印度左翼知识分子一直大力倡导“红绿哲学”，将象征红色的社会主义与象征绿色的生态主义结合起来，实现生态社会主义，但印度议会左翼一直没有完全接受这一理念。总之，上述五个方面表明，印度议会左翼的思想理论没有能够与时俱进。

二、议会左翼衰落的实践原因

2017年，印度马克思主义学者、印度教育研究所所长穆尔兹班·贾尔（Murzban Jal）教授对21位左翼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反思印度左翼激进派衰落的37篇论文进行汇编，以《印度左翼的挑战》（Challenges for the Indian Left）为题出版。归总起来，这些论文认为议会左翼在政治实践过程中，犯了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分裂主义、教条主义、修正主义等错误，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相较于右翼党派，议会左翼分裂严重，不够团结。议会左翼派别众多，并且由于政见不一不断地分裂再分裂。历史上，议会左翼形成了亲苏的印共与印共（马）、亲中的印共（马列）。1977年以前，印共和印共（马）在全国性选举中一直是各自为战，直到印共调整了立场和态度，双方才开始在第三方平台上进行初步合作。印共一直与国大党合作，印共（马）则一直拒绝支持国大党，直到1996年印度人民党崛起，印共（马）才开始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大党合作，两党合作在2004年达到顶峰。但随后印共（马）和国大党因对待印美核协议的立场不同而分道扬镳。此外，议会左翼与极端左翼之间斗争激烈，在部分地区甚至水火不相容。例如，在西孟加拉邦，以印共（马）为首的左翼阵线政府对印共（毛）一直采取压制政策，印共（毛）则与草根国大党合作，共同反对左翼阵线政府。

二是在涉及国家重大议程时，议会左翼各派系作出的判断选择失误。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共产党为了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采取了与日本法西斯合作的策略；20世纪70年代，在国大党英迪拉政府宣布实行破坏民主的全国紧急状态时，印度共产党不但没有反对，反而对其表示支持；在1991年国大党政府开始自由化改革时，印共（马）言行不一，表面上指责，实际上从1993年开始就在西孟加拉邦采取与国大党政府一致的自由化改革措施，压制工人罢工，将以前分配土地给农民的政策转变为向农民征收土地；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来袭时，议会左翼对国大党辛格政府的各项政策都针锋相对地提出批评，但最后结果证明辛格政府的政策成功地打响了“印度牌”。除了这四件大事外，印度议会左翼对穆斯林的态度也令部分人士不满。印共（马）在大部分时间里低调处理与穆斯林联盟的关系，但竞争性政治促使印共（马）在西孟加拉邦和喀拉拉邦等地一直维持着与穆斯林联盟的合作关系。2005年印共和印共（马）领导人访问巴基斯坦，声称寻求工人的世界团结，但结果被指责为“借口反对帝国主义，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一些学者看来，印度议会左翼变成了只追求政治实践的经验主义者，放弃了阶级斗争的目标，不再坚持超越资本主义的理念。

三是议会左翼与左翼知识分子的关系一直不够融洽。在印度著名的《经济政治周刊》和《前线》等杂志上，左翼知识分子与议会左翼的政治家们经常就各种问题展开激烈论辩，双方各执一词，较少能达成一致。尽管印共（马）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和学者，但从不鼓励他们去从事原创性工作，也不认真听取他们的建议。如在2004年议会左翼处于鼎盛时，左翼知识分子发出警告，称印度人民党是左翼的真正挑战，并认为左翼应该高举起反对印度人民党的旗帜。然而，印共（马）并未听取这些建议，反而在2009年大选时提出要建立既不同于印度人民党也不同于国大党的第三阵线。2010年印度左翼知识分子就此断言，“印共（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即使天才的领导也无力回天。”总之，由于上述一系列实践中的重大失误，再加上缺乏新一代有号召力的年轻领导人，选举策略也没有随着新技术发展而更新，印度议会左翼不但没有重回巅峰，反而不断走向衰落，陷入危机和困境之中。

印度议会左翼的前景展望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印度的政治经济亦处于转型过程中。在人民党强势、右翼打压的背景下，印度议会左翼面临诸多不利因素，发展空间受到严重挤压。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印度人民党保持强势将继续打压议会左翼的发展。印度西北部的古吉拉特等邦是印度人民党的根据地，东北部的西孟加拉等邦和南部的安德拉、喀拉拉等邦是左翼的根据地。印度人民党在获得执政地位后，采取各种手段扩大其在印度东部和南部地区的存在，压制和打压这些地区的中左翼政党和地区性政党。据统计，2011年以来，印度右翼势力采用恐吓、暴力袭击等方式，打压共产党员和其他左翼政党的干部和支持者，还有数千名左翼支持者被赶出家园。

第二，中间派国大党的颓势不利于议会左翼的复兴。印度议会左翼的衰落虽然在2009年表现明显，但实际上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国际金融机构在全球推行的“华盛顿共识”。自1980年英迪拉政府在印度推行谨小慎微的经济结构调整计划开始，国大党连续多年的自由化改革导致作为政治中间派的自身不断走向衰落。国大党在1996年大选中失去政权，直到2004年才得以重新上台，2014年又再次失去政权。在2019年大选中，国大党只赢得议会52席，尼赫鲁家族的第四代传人拉胡尔引咎辞职，引发该党塌方式溃败，许多资深元老和议员脱党，影响力江河日下。与此相反，右翼政治势力、地方政治势力和种姓政治势力等逐渐走强。1996年印度人民党一跃成为议会第一大党，1998年和1999年两次联合地方政党在联邦中央执政，在2004年大选后下台。2014年，印度人民党再度通过议会选举上台，成为21世纪前20年内唯一获得人民院半数以上席位的执政党。在2019年大选中，印度人民党继续保持上升势头，所获议席甚至高于2014年大选。因盲目追随国大党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印共和印共（马）先后遭遇滑铁卢，但印度议会左翼的命运仍与国大党息息相关。目前，国大党寄希望于拉胡尔的妹妹普丽杨卡。在国大党没有重新上台之前，印度议会左翼难以实现复兴。

第三，其他政治力量的崛起挤压议会左翼的生存空间。目前印度政坛上代表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群体的政党日益活跃，如泰卢固之乡党和全印安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等地方性政党，以及平民党、社会党（SP）、大众社会党（BSP）等落后种姓和部落的政党。这些政党也在不同的邦区执政，但很少与议会左翼合作。

面对影响力日渐衰减的政治现实，议会左翼认真反思自身政策并进行适应性调整。2012年，议会左翼发表了对未来的看法，认为左翼复兴的关键是推行替代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模式，组成团结的反对资本主义阵线，改革“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允许党内开展真正的民主大讨论；经常参加人民斗争并为人民而斗争。印共（马）对“反国大党、反印度人民党”的政策进行调整，更多地强调左翼和民主的替代方案，同时转变对国大党的僵化态度，把国大党视为议会内外可以选择的合作伙伴。2020年10月，印共（马）与包括国大党在内的所有世俗政党就2021年4月在西孟加拉邦举行邦立法议会选举达成谅解；12月，国大党宣布与左翼阵线结盟。

印共（马）开始摆脱组织惰性，重视独立进行动员和政治实践，通过召开全印农民大会等各种群众集会来扩大其社会基础。印共不仅加强了与印共（马）的合作，而且开始了与地方性政党的合作。印共全国委员会在2017年呼吁建立一个世俗民主的左翼平台，在2018年又提出建立广泛的、世俗的民主平台。印共还参加了泰米尔纳德邦泰卢固之乡党领导的进步民主联盟，双方还在2020年安德拉邦的地方选举中共享席位。此外，印共还请求泰卢固之乡党不要去竞争印共（马）正在竞选的邦。2020年11月，印共、印共（马）、印共（马列—解放）与全国人民党（Rashtriya Janata Dal）在比哈尔邦结成了“大联盟”，在该邦立法会选举中共获得110个席位，仅比印度人民党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少了14个席位，得票率仅低了0.03%。对此，印共（马列—人民战争集团）总书记迪潘卡尔·巴塔恰亚（Dipankar Bhattacharya）指出，这种联盟在15年前根本无法想象。印共总书记K·纳拉亚纳（K. Narayana）认为，比哈尔邦的选举表明左翼阵线在全国范围内的力量正在增强。而且，全国人民党仍然是比哈尔邦最大的政党。

喀拉拉邦是目前印度议会左翼唯一的执政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该邦卓有成效地开展疫情防控工作，赢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相比印度其他邦，喀拉拉邦较早发现了疫情，在依靠其较为完备的公共卫生体系、较为先进的医疗技术和较为充足的医疗资源支撑起公共卫生防疫工作的同时，积极发挥议会左翼的组织优势，动员基层组织、外围组织和各种群众组织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比如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呼吁群众保持社交距离，投身疫情追踪工作，生产医疗防护用品，实施免费午餐项目等。对比印度联邦政府，印度议会左翼的疫情防控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喀拉拉模式”的优越性，而“喀拉拉模式”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也是议会左翼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础。2020年12月8—14日，印共（马）领导的左翼民主阵线在喀拉拉农村和城市的各级地方机构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为2021年的邦立法会议选举打下了良好基础。 

结   语

在印度这样一个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大国，以印共和印共（马）为代表的议会左翼，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不懈探索已达百年之久。从20世纪上半叶的武装暴动为主到冷战时期的武装斗争与议会斗争相结合再到冷战结束后的议会斗争为主，印度议会左翼一直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追求和探索。尽管目前印度议会左翼陷入了低谷，但其前期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其地方执政实践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与创新，以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都作出了独特贡献。如何在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向的同时，灵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保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壮大，仍然是印度议会左翼面临的最大挑战。

[作者简介]：第一作者张淑兰，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所长，山东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第二作者黄靖媛，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文章来源]：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1年第2期，注释略

DOI:10.19422/j.cnki.ddsj.2021.02.010 

【本文是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当代南亚的左翼思潮与实践（项目批准号：14JJD71000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