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左翼学者眼中的“日本式抗疫”

谭晓军

［摘要］自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日本因报告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较少而受到西方舆论的普遍“称赞”。日本左翼学者认为，“低感染数据”背后是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不充分和政府的不作为，所谓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经济救助对策”背后是救助举措重点服务于大企业和富裕阶层；20世纪80年代以来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是导致日本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政府应对疫情问题频发的根本原因。面对第二波疫情的到来，日本政府依然推行暧昧的防疫举措，为尽快恢复经济，倡导“与新冠病毒共存的新生活模式”，民众也出现了“新冠疲累”，对防疫产生了松懈和抵触情绪，在这些因素影响叠加之下，“日本式抗疫”前景愈发堪忧。

［关键词］日本左翼学者 新冠肺炎疫情  日本式抗疫  新自由主义

自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以来，日本一直是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中报告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较少的国家，特别是在几乎没有实施特别严厉的防疫措施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一度被西方主流媒体赞为“抗疫成功的典范”。日本政府也以此为傲，前首相安倍晋三在5月25日全国解除“紧急事态宣言”时就自豪地宣称，这显示了“日本模式”的力量。然而，自安倍政府宣布全面解除“紧急事态宣言”、着力推进放宽对经济活动限制的举措后，日本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了明显反弹。特别是进入7月以来，感染人数大幅增加，8月初最高单日确诊病例甚至超过1600例。进入9月份，这一数据虽然有所下降，但单日新增病例仍在数百例以上，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万例。现实情况表明，日本新冠肺炎疫情进入了比4、5月间第一波疫情更为严重的“第二波暴发期”。为此，9月16日，新当选的日本首相菅义伟在首相任命仪式记者会上表示，目前最优先课题就是如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要做到防止疫情扩散和振兴经济两个方面兼顾。日本疫情之所以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出现了明显反弹，与日本政府一直以来推行的政策和应对疫情的举措存在诸多问题密切相关。对此，日本左翼学者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据统计，自2020年1月16日日本国内报告首例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以来，确诊病例超过1万人时用了3个月（4月16日）时间，超过2万人时用了两个半月（7月4日），超过3万人时用了21天（7月25日），超过4万人时仅用了9天（8月3日），超过5万人时更只用了7天（8月10日）。面对疫情的迅速蔓延，日本左翼学者小笠原福司尖锐地指出：“7月到8月全国新冠疫情的扩散完全是人祸。”[3]

二、所谓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经济救助对策”背后

是救助举措重点服务于大企业和富裕阶层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扩大的影响，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主的日本，2020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大幅度萎缩，制造业受到沉重打击。而避免外出以及暂停营业、外国人入境限制等措施又使以零售业、住宿餐饮业为主的服务业陷入经营困境。国内就业情况恶化，贫困问题加剧，日本政府采取的所谓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救助对策”却迟迟未见明显效果。究其原因不难发现，一方面是政府为阻止疫情蔓延而直接投入的救助金极为有限，另一方面则是救助措施并不是以最有需要的底层民众和中小企业为重点对象。比如，安倍宣称的“占GDP的20%规模”“欧美各国都没有的”经济救助措施，即为疫情投入108兆日元（100日元≈6.48元人民币），实际直接投入救助的财政支出却只有16.8兆日元，另有约1/4的26兆日元以法人税、消费税延迟缴纳等形式替代，还有约1.7兆日元被用于旅游振兴、提前给停课的中小学生每人购买一台电脑、稀有金属储备以及其他与应对疫情无关、并不急需的项目。因此，实际能够发挥作用的救助金少之又少。不仅如此，日本政府提出的救助措施的实施也经历一波三折。最初政府提出，因受疫情影响，“对情况严重的家庭一律发给30万日元”的生活救助金，但因申请手续烦琐，实际只有20%左右的家庭申领了这笔救助金（约4兆日元），这一措施也因此受到广泛批评。2020年4月20日，日本政府在多方压力下被迫通过了“新冠病毒感染症紧急对策”，将这一救助举措改为“全体国民一律每人发给10万日元”。此外，日本政府提出的给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最多每户200万日元、每月2兆日元的企业救助计划也未能完全实施。日本中小企业厅的调查显示，全国约有358万家中小企业，但最终能够得到救助的只有130万家，64%的企业被排除在救助之外，可见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救助名实难符[4]。不过，对于支持安倍政权的大企业、金融资本、富裕阶层等最为关心的提升股价问题，安倍政府却迅速行动，积极制定对策，并取得了显著效果。2020年1月，日经平均股价为23205日元，因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3月19日一度跌至16553日元，暴跌28.7%。为了挽救股市，日本银行3月16日决定，将上市投资信托买入目标额上限从之前的每年约6兆日元提升至12兆日元，股价因此迅速止跌回升。不到3个月的时间，6月8日的股市收盘价即升至23178日元，恢复到疫情暴发前的水平。相比之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的股市也曾出现暴跌，股市却低迷了超过4年之久。可见这次政府救市力度之大、见效之快，令人震惊。对此，日本左翼学者立松洁一语道破其中的原因。他指出：“安倍政权从成立之初就一直巧妙地推动着有利于大企业和金融投资家的政策，而政策的好处却没有惠及社会底层一方。这一事实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越发明显地显现出来。”[5]

志位和夫还从“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视角对这一状况做出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情况下，“贫富差距扩大”和“环境破坏”这两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突出矛盾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贫富差距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而急速扩大，富人变得更富，穷人变得更穷。贫困阶层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更多——“收入的差距”直接与“生命的差距”相连，已经成为世界的重大问题。日本情况也是如此，弱势群体遭受了更大打击，跌至穷困境地。疫情危机使大量“网吧难民”[6] 被迫流落街头，也夺走了非正式雇佣劳动者、自由职业者以及单亲家庭的工作和收入。富裕阶层只在疫情暴发之初因股价骤降而受到一时的打击，随着各国政府、央行的强力注资，股价很快止跌回升，甚至上涨，富裕阶层的资产也因而迅速激增。据美国《福布斯》杂志的估算，从2020年3月18日到7月10日，不到4个月的时间，世界资产在10亿美元以上的富豪资产合计从8兆美元增至10.2兆美元。在世界民众因新型冠状病毒而困苦不堪之际，富裕阶层却在使其资产迅速增加，已从打击中恢复过来[7]。

三、新自由主义是导致日本陷入疫情危机及政府应对疫情问题频发的根本原因

日本共产党及很多左翼学者认为，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危机归根到底是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起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左翼学者宫本宪一指出，“新冠疫情可以说是战后最大的一次流行性传染病。而这与将一切交给市场、缩减公共支出的新自由主义直接相关。因为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公共卫生、医疗支出的缩小削弱了国家防灾减灾的能力，而依赖旅游业发展的经济、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以及南北问题等导致的困难也不断增加。同时，传染病的暴发是因为人类破坏环境而起，与地球变暖同样，是‘地球环境的危机’。这一危机的受害者集中于生物性、社会性方面的弱者，他们本应得到社会救助，但这方面却被缩减了。”[8]

志位和夫也认为，新自由主义“将一切交给市场原理，取消所有限制，一直谋求的是资本眼前的利润最大化。它削减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公共服务，将一切推给个人承担。事实上，从美国开始，这40年来，世界一直蔓延着一种叫作新自由主义的‘疫病’。这种‘疫病’弱化了整个社会的基础，而这场新冠疫情的大流行使所有人看清楚了这个事实”[9]。

左翼学者萩原伸次郎也强调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就是国家制定政策使富裕阶层通过金融资产的积累扩大财富，同时抑制劳动者的工资。如果金融机关陷入危机，政府的功能就会全力运转，用从国民那里剥削来的公共资金救助它们，使它们反而更加富裕起来。同样，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政府、中央银行把国民的医疗危机置于一边不顾，却将资金用于促使股市迅速恢复上，使富裕阶层的金融资产呈现政策性的激增，就说明了这一点。”[10]

在2020年9月上任后，日本新首相菅义伟宣称将延续安倍政权的抗疫对策，提出要“自助·共助·公助”，即首先自己可以做的自己做，做不到时，家庭、地方政府支援，还不行时，国家才来帮助。对此，有学者尖锐地批评道，这是一种强调自助的“个人负责论”。在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失去工作、陷入贫困无助的人不断增加的时候，首相却对于经济方面的弱者进行公共支援持消极态度，这只会使事态更加恶化。一些左翼学者更是直言，将这一对策作为国家的基本理念提出，就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的冷酷论调。以“高龄化”“财政困难”为借口，将公助的社会保障政策碎片化，对社会中的弱者也要求其自己负责，这是彻头彻尾的新自由主义政治行径。

实际上，虽然西方主流媒体称赞日本的“抗疫成功”，但在分析原因时，也普遍将之归功于日本民众在春季有为预防流感和花粉症而戴口罩、与人见面时不握手不拥抱、讲究个人卫生、在家中脱鞋等良好习惯，抑或将这一“成功”归结为难以理解的“谜”，却鲜有外国媒体将其归功于日本政府疫情应对措施的有效[11]，这也很能说明问题。

如果说第一波疫情一度得到控制得益于日本民众的良好生活习惯、政府出台的紧急应对措施以及民众的自律等，那么当更为严重的第二波疫情到来时，日本政府却仍旧只是呼吁民众自律，不仅不愿再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而且为了重振经济，还不断倡导“与新冠病毒共存的新生活模式”，甚至冒险推动刺激国内旅游的“Go To Travel(去旅行)”“Go To Eat（去就餐）” 等计划，这都给疫情的进一步扩散埋下了更大隐患。

与此同时，经过大半年的按照政府要求“自律”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已经不愿意继续遵循政府要求采取自主防疫措施。很多年轻人虽然也担心被感染，但还是选择参加人员密集的集会，原因是“新冠疲累”（コロナ疲れ），即已经因疫情忍受得太多了，受够了。这一情况必然使疫情防控更加艰难。经济社会生活重启、疫情再次暴发、政府防疫举措暧昧、民众的生活和精神压力已不堪忍受、为延迟至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不得不逐步放松入境限制，当这一系列不利因素不断叠加时，日本疫情防控将陷入更为艰难的境地，“日本式抗疫”前景不容乐观。

注释：

[1]参见《日本放宽新冠检查条件，无需等到“连续4天高烧37.5度”》，https://new.qq.com/omn/20200507/20200507A0S3Z500。

[2]参见志位和夫：「新型コロナ対策にかんする緊急申し入れ」，『赤旗』2020年7月29日。

[3]参见小笠原福司：「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と緊急事態宣言」，『社会主義』2020年6月号。

[4]参见小笠原福司：「今こそ命と暮らしを守る政治実現へ」，『社会主義』2020年9月号。

[5]立松潔：「急増する経済的弱者と新型コロナ不況」，『社会主義』2020年7月号。

[6]参见「日本共産党創立９８周年記念講演会コロナ危機をのりこえ、新しい日本と世界を――改定綱領を指針に 志位和夫委員長の講演」，『赤旗』2020年7月17日。

[7]“网吧难民”是指由于各种原因（欠租、家庭理由等），而不能够再居住于自己的家中或公寓，而转到24小时营业的网吧住宿生活的人。2007年起，日本的媒体开始使用这个名词。

[8]宮本憲一氏：「地球環境の危機と地方自治新自由主義で感染拡大」，『赤旗』2020年8月12日。

[9]「日本共産党創立９８周年記念講演会，コロナ危機をのりこえ、新しい日本と世界を――改定綱領を指針に志位和夫委員長の講演」，『赤旗』2020年7月17日。

[10]萩原伸次郎：「新自由主義の本質とは」，『赤旗』2020年8月10日。

[11]参见《猪瀬聖：「日本は成功」海外メディア、新型コロナで手のひら返し》，https://news.yahoo.co.jp/byline/inosehijiri/20200524-00180130/。

[作者简介]：谭晓军，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文章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10期